胡佳恒：中國貪官“標準像”

　　文/特約撰稿員 胡佳恒（發(fā)自北京）

　　王榮利是畫著一個一個“正”字，做完大陸民間第一份反腐報告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的。從2002年至今，王榮利搜集了424例各地各種類型的腐敗案例，完成資料匯編近2000萬字，其中既有2002年以來影響較大的腐敗犯罪案件，也包括如“陳希同案”等直至1990年代發(fā)生的腐敗要案。

　　這位深圳律師在對典型腐敗犯罪案例進行歸納后，按照犯罪構成四大要件的思路，分別從腐敗犯罪的地域分布、時間階段、職務結構、年齡結構、犯罪罪名、犯罪程度、犯罪表現(xiàn)、犯罪結局8項指標進行考察，編撰出長達7萬多字的《中國反腐敗報告》。

　　“報告的價值在于通過量化分析，可以使我們對于有關腐敗犯罪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從而有針對性地找出具體防治措施和解決辦法�！蓖鯓s利對《鳳凰周刊》說。

　　諸如“59歲現(xiàn)象”皆為偽命題

　　在王榮利收集的424例腐敗犯罪案例中，有260名腐敗犯罪分子初次受賄或主要犯罪發(fā)生時的年齡能被推算出來。經(jīng)過統(tǒng)計之后，發(fā)現(xiàn)43%的涉案人員年齡跨度在40歲至49歲之間，這與傳統(tǒng)的“59歲現(xiàn)象”說法不盡相同——1997年云南紅塔董事長褚時健涉嫌貪污落馬時年屆59歲，于是有人將這種臨退休前的東窗事發(fā)，稱之為“59歲現(xiàn)象”。

　　一條關于年齡的規(guī)律曲線若隱若現(xiàn)。此后，因一批賣官鬻爵案件被曝光，那些急于副職轉(zhuǎn)正職、科級升副處，惟恐一過40歲再無機會的官員，又被貼上官場“39歲現(xiàn)象”的標簽。

　　王榮利的報告看似顛覆了這一流傳甚廣的官場傳言。不過在他眼中，貪官的年齡依然是模糊的。“收集的案例都是大案要案，這些涉案人員大多是縣處級以上，有較高職務，年齡也相對集中在40歲到60歲之間。根據(jù)中紀委歷屆黨代會期間向大會所作報告披露的數(shù)字，平均每年查處違法違紀的黨員在10萬到15萬人之間，這其中大多數(shù)都并非大案要案，所以40歲以下年齡構成腐敗犯罪的人員應該也不在少數(shù)。從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工作報告所提供的數(shù)字來看，也可佐證�！彼�說。

　　同樣模糊的是貪官的學歷背景。如“三湘第一女貪”蔣艷萍，僅有初中學歷。相形之下，原四川省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高勇，原江西贛州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張佩昌均為博士。從出身來看，既有從司機身份走上法院副院長崗位的“三盲院長”姚曉紅，也有“海歸博士”出任副省長高位的博導、教授呂德彬，但他們也都以不同方式觸犯刑法。

　　統(tǒng)計亦顯示出，貪官犯罪時長短則一兩年，長則十幾年，作案次數(shù)少則三五次，多則上百次，初犯時年齡最小的才二十來歲，“無論‘59歲現(xiàn)象’，還是‘39歲現(xiàn)象’，都是偽命題。腐敗犯罪與年齡關系不大，官員走上腐敗的風險年齡階段，與其掌握權力的年齡階段時刻相伴”。王榮利說。

　　有關腐敗與權力的經(jīng)典例證，在報告中得到了數(shù)據(jù)支持。涉案官員中，擔任過各級人大主任、副主任，各級政協(xié)主席、副主席職務的共計33人，只占總數(shù)的7.78%。王榮利認為，這從另一角度說明，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人大機構負責人，其實并不擁有足夠的“實權”。沒有足夠的權力，自然也就沒有腐敗的基礎。也因為沒有足夠的“實權”，人大的監(jiān)督力度大為削弱。

　　王榮利在報告中寫道：“如果一名市長的一句話或者一個批示，就可以決定一個老板的收入增減幾百萬乃至千萬上億元，我們期待這位市長仍能保持良好的心態(tài)而無動于衷，那是非常不現(xiàn)實的。這種狀況，也是一種嚴重的價值扭曲。價值扭曲的結果，就可能導致腐敗�！彼�說：“認真分析涉及人大、政協(xié)系統(tǒng)負責人腐敗犯罪的個案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人大、政協(xié)主要領導的腐敗犯罪，大都在其擔任黨政領導職務的時候發(fā)生，許多犯罪事實與其擔任人大、政協(xié)領導職務并無直接關系�！�

　　黨內(nèi)腐敗多發(fā)區(qū)在哪里

　　此前由湖南大學、湖南省委組織部和湖南省紀委共同承擔的國家級課題《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對于外逃大陸貪官的輪廓作過描畫。

　　課題組認為，貪官群體首先是一個臨近退休的廳級官員形象，可能是交通、建設等部門掌權者，利用權錢交易取得不法之財，如58歲時出逃的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
或是一個40歲左右的國企老總身份，這個“一把手”往往兼任包括黨組書記、董事長等多個職位。企業(yè)的性質(zhì)使他方便撈錢，但審計制度同樣讓他更容易被發(fā)現(xiàn)，代表者是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以及云南旅游集團原董事長羅慶昌。

　　王榮利本人并不知曉這一課題的進展，不過他所臨摹的貪官畫像與課題組的推論基本相同。綜合報告中8項參考指標的數(shù)據(jù)多寡，浮現(xiàn)出的貪官面相是一位來自廣東、湖南、安徽、湖北、海南等地的廳級、副廳級官員（報告顯示，424例腐案中，涉及擔任過各級黨委、紀委等要職的官員122人，其中市委書記、副書記58人；
涉及擔任過市長、副市長的官員59人），此人的涉案金額在千萬元級別，最終因受賄罪、貪污罪、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罪鋃鐺入獄，52%的可能是被判處無期以上徒刑，有17.6%的可能以死刑結束生命。

　　全部424個案例所涉及的腐敗犯罪人員（包括少數(shù)自殺者或者嚴重違紀未構成犯罪者在內(nèi)），涉及黨內(nèi)部門有紀委、組織部、宣傳部、政法委。其中涉案較多的是政法委和宣傳部。

　　政府部門落馬官員最多的則是交通口。報告統(tǒng)計全國共有13個省、直轄市交通部門副廳長以上職務人員17人落馬，另有2名交通廳管理下的高速公路建設公司董事長因腐敗獲刑。

　　另外，還有多達81人曾分別屬于各級公安、檢察、審判、司法行政、監(jiān)獄、海關、國家安全等執(zhí)法機構的工作人員，占全部案例的19.10%，其中至少70人曾分別擔任有關執(zhí)法機構副職以上領導職務。

　　王榮利直言，執(zhí)法機關的腐敗狀況，往往比數(shù)字實際所反映出來的更嚴重。因為執(zhí)法人員知法懂法，反偵查能力更強，受到刑事追究的概率相對會降低；
又不處于經(jīng)濟工作第一線，涉案金額相對較��；
同時執(zhí)法人員若發(fā)生腐敗，出賣的是國家利益，“受害人”相對模糊，加之執(zhí)法人員腐敗，仍由執(zhí)法機關追究責任，受人情關系、裙帶關系等因素影響，可能會得到不當保護。

　　從腐敗犯罪人員的職務級別來看，擔任省政府各部門正副秘書長、廳長、主任的人員共45人，占全部案例的10.61%，省一級黨政機關各部門廳級、副廳級發(fā)生重大腐敗犯罪的案例也比較突出。

　　王榮利建議，反腐過程中，應特別對副廳、廳級職級的領導干部加強監(jiān)督和制約。另外，還應將涉及重大工程項目的部門如交通部門，以及領導人的秘書等職位，納入特別關注視野。

　　三十年貪官浮世繪

　　424例腐敗案例中，1990年代查處的案例計68例，占全部案例的約16%。而在2000年至今不到9年間查處的案例計356例，占全部案例的約84%。2000年后，腐敗大案要案的發(fā)生所占比重和涉案金額所占比重大幅增加，這一點從河南省交通廳前后三任廳長前“腐”后繼的案例事實中，可以得到明顯印證：原河南省交通廳廳長曾錦城于1997年被查處，涉案金額30萬元；
繼任的張昆桐于2000年被查處，涉案金額達100萬元；
張的接班人石發(fā)亮于2002年被查處，涉案金額飆升至1900萬元。

　　腐敗犯罪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新世紀前8年間，中紀委依法查處的違紀黨員總數(shù)并沒有顯著增加，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的工作報告提供的查處案件數(shù)量和人數(shù)，增幅也不明顯。目前無論是構成違反黨紀，還是違法犯罪的立案金額標準，都在不斷提高，因此許多低于立案標準的情況都未統(tǒng)計在內(nèi)。

　　由于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大案要案越來越多，所以這30年呈現(xiàn)出明顯的三個階段：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代，各種腐敗現(xiàn)象雖然較多存在，但多僅為不正之風的形式，發(fā)展到違法犯罪仍極為少見。

　　當時比較典型的一例是原黑龍江省燃料公司黨支部書記王守信貪污案，其被認定貪污50萬余元，被稱為“建國以來最大的貪污犯”，于1980年2月被槍決；
中間10年不僅存在腐敗現(xiàn)象，而且構成犯罪的已經(jīng)比較普遍；
最近10年，特別是2002年11月之后，高級領導干部因腐敗構成犯罪，并受到刑事處罰的案件大量發(fā)生，貪官進入“開始受審的高峰期”。

　　據(jù)王榮利的不完全統(tǒng)計結果，自2000年以來，累計共514名處級以上貪官因貪污腐敗等犯罪行為被查處，共涉及金額高達人民幣934320.4萬元。

　　“過去我們對于我國的城鄉(xiāng)二元化現(xiàn)象比較關注，其實我國還有一種二元化的傾向，這就是官民二元化。這種官民二元化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近期發(fā)生的較多的群體事件，以及官民沖突案件或者事件，如深圳林嘉祥酒后失德失言事件等，都是官民二元化對立尖銳化的表現(xiàn)。”王榮利說。

　　推開反腐三重門

　　1949年之后，毛澤東在反腐工作上，采取的是改造思想的方式，他的目標是要人們自覺抵制腐敗�！斑@實際上也就是要在人們的內(nèi)心世界里樹立起新型的道德價值體系，這種道德價值體系是排斥一切腐敗現(xiàn)象和腐敗行為的�？梢哉f，毛的這種方式，在當時的確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遺憾的是，這種思想的改造由于既缺乏豐富的物質(zhì)基礎，又缺乏法律的制約和規(guī)范，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群眾運動的擴大化和不規(guī)范化，最終導致政治動蕩。”王榮利說。

　　王榮利認為，鄧小平總結了毛的經(jīng)驗，采取整頓黨的紀律結合依法懲治的方式。這種方式避免了改造思想造成的群眾運動擴大化，也避免了單純的因為思想斗爭而引起的不必要爭執(zhí)。但由于中國大陸缺乏法治傳統(tǒng)，傳統(tǒng)道德價值體系歷經(jīng)多次群眾運動屢遭否定與破壞，隨著經(jīng)濟高速增長，一些領導干部既不認可傳統(tǒng)道德價值，也不習慣法律的約束，一套完整的政治和經(jīng)濟管理制度也尚未確立，所以改革開放以來腐敗犯罪不斷蔓延。

　　如何通往化解對立矛盾的解決之道，報告所言及的民間智慧，正是提供另一維度的路徑選擇。在《中國反腐敗報告》的構想中，建立起包括道德、職務、法律三重評判的反腐體制將是選擇之一。

　　王榮利認為，對于人類行為的價值評判存在三種形式，第一種是道德評判，即由社會大眾依據(jù)普遍認可的道德準則，對某一行為所作出的沒有強制約束力，僅有一定輿論壓力的社會評價；
第二種是職務評判，由一定組織或者機構內(nèi)，職務高者代表集體對于在職人員的行為所作出的褒揚或批評；
第三種是法律評判，即由國家法定機構以國家的名義，依據(jù)國家法律規(guī)定所作出的、具有最高效力和國家強制約束力的評判方式。

　　原載《鳳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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