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際可:終生學習吳文達老師

        發(fā)布時間:2020-06-16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吳文達老師是我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專業(yè)上的啟蒙老師。在至今五十多年的相處中,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很多。

          我是1954年來到北京大學數(shù)學力學系學習的。那一屆一共招了200多學生,分為九個班。由于當時高中畢業(yè)生不足,還從在職干部和工農(nóng)速成中學中選送了一批學生,.這部分學生叫做“調(diào)干生”。入學的程度參差不齊,為了便于教學,便大體按照入學程度來分班。其中第3、6、9班是入學成績比較好的。而第1、4、7班是入學成績比較差的。我在入學前曾經(jīng)工作了兩年,被分在第4班。我們班一共有5為調(diào)干生。起先系里并沒有告訴我們這個分班的“秘密”,這是后來經(jīng)過一兩年學習后同學們慢慢“破密”的。

          按照當時的教學計劃,我們要學的各門功課中,以數(shù)學分析份量最重,每周8學時的課,一共要學4個學期。主講老師是程民德教授,率領(lǐng)四員干將:吳文達、董懷允、徐翠薇、陳永和老師。(現(xiàn)在,這5位老師都已故去,董懷允、陳永和老師是在“文革”時期被整死的,吳文達老師是最后一位離開我們的。)8個小時的課是四小時聽程民德先生講大課,其余四小時是分小班上習題課。那時這四位年輕老師都還只有二十多歲,也都沒有成家,還都是助教,正是風華正茂、干勁十足。大約過了一年才聽說,董懷允老師和吳文達老師被提為講師,于是我們便嚷嚷要先生們請客。

          吳文達老師是輔導我們第4班數(shù)學分析習題課的老師。教我們這個“困難班”所要付出的勞動量是可想而知的。除了上大課、上習題課,照顧全體同學跟上教學進度外,還要給學習比較困難的同學“吃小灶”,即個別輔導。吳文達老師就問過我,需要不需要參加個別輔導。

        我是正規(guī)高中畢業(yè)的,只是由于工作了幾年,高中學到的那點文化知識,有點淡忘。我自信過一段能夠經(jīng)過努力趕上,所以回答說:“吳老師,你重點照顧那幾個不是正規(guī)高中畢業(yè)的同學吧,我自信能夠趕上!

          在我們印象中,吳老師上課的確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出好題,往黑板上一寫,然后就在教室里來回巡視,東看看這個同學的草稿紙,注意他的解題思路,西望望有哪一位同學是否已經(jīng)做出來了,以便叫他把標準解法寫到黑板上去。這還不算,對于作對題的同學,當即在練習本上用紅筆畫一個對勾,同時還不忘檢查前兩天所留的課外作業(yè)完成情況,對的打勾,錯的打叉或畫個大問號。巡視一過,還要把同學普遍容易犯的錯誤在黑板上講解,并且聯(lián)系大課老師講的知識以加深同學的記憶。所以同學們都說,吳老師上習題課,猶如三國時龐統(tǒng)當縣長的效率。也正是吳老師上課的高效率,他才有在課外給“困難戶”開小灶的時間。

          說起“開小灶”,我們班五個“調(diào)干生”中,就我的年齡最小。最大的一位叫董緒清,年齡比吳老師還大一歲,蘇先基則和吳老師同歲。董緒清是一位老鉗工,文化還不到初中程度,學習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有的同學聽了大課連自己懂沒懂也弄不清楚,更談不上做題和獨立思考。老師真是一點點把著手教。先教會大家對這門課的興趣,又教會如何對自己提問自己回答。就這樣,我們這些人大多跟上了進度,有的還學得很好。

          由于是學時最多的課,與吳文達老師接觸的機會也最多,加以他又平易近人,所以在教我們年級的全體老師中,我們與吳老師混得也最熟、感情也最深。過年過節(jié),我們經(jīng)常到他那里拜年、侃大山。吳老師每逢知道我們要去,就事先準備好瓜子、榛子、柚子等等招待學生。這好像形成了一個傳統(tǒng),就在近幾年,每回我們幾個在京的同學去看望他和姚曼華師母,他們都還是準備了瓜子、花生之屬招待我們。不僅如此,每當我們老四班有同學從京外來,都自然要去看看吳文達老師,我們在京的同學也趁機與吳老師聚會,久而久之,吳文達老師的家,就變成了我們老四班同學的“駐京辦事處”了。

          又由于數(shù)學分析這門課學時最多,學得好壞,對后面的學習以致畢業(yè)以后的工作影響深遠。甚至會影響他專業(yè)生活的一生。所以我每每想起自己在高等學校能夠混下去,而且還居然做出了一點成績,和數(shù)學分析這個團隊,特別是和吳文達老師對教學的這種熱忱和投入是分不開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被安排去教力學系的數(shù)學分析,并且主持力學系的數(shù)學課教學,不免每每回憶起吳文達老師教我們的情景。想想他對教學的全身心地投入和熱忱,對推動自己的教學工作無疑是一種鞭策。

          在老師們耐心教導下,加上自己努力,我很快便從一個學習困難戶“脫貧”了。到大二還被推成了“三好生”。在大一下學期,黨組織發(fā)展我入黨。當時吳文達老師是系黨總支副書記兼組織員,在發(fā)展新黨員時,按照當時的手續(xù),組織員要給新黨員談話。系總支通知我說吳文達老師要和我談話。我雖然和吳老師已經(jīng)很熟,但因為要談到的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心里不免有點如臨大敵。談了些什么,早已忘了,但留下一點印象是談得很是輕松愉快,和平時和他相處時的談話沒有什么兩樣。

          1959年秋,隨著廬山會議整彭德懷開始,全國上下都在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北大也不例外。全校組織了二百五十多人的黨員學習隊伍?傊瘑T和黨員系主任以上的干部全必須參加,每周抽幾段時間集中學習。說是學習,其實那陣勢又是要整人。我那時是數(shù)力系的總支委員,照例是要參加“學習”的。剛開始動員,就聽說黨委副書記鄒魯風自殺身亡。當時也許很是天真,認為數(shù)力系和人民公社沒有多大瓜葛,大躍進時我們又是煉鋼、又是打麻雀、又是十三陵水庫勞動,大家既出人又出力,汗沒有少流。雖不能說有多先進,但至少也不能說是促退吧。心想“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離自己很遠,參加學習不過是看看熱鬧,受受教育而已。

          后來的發(fā)展卻大出意料之外。按照當時灌輸?shù)睦斫,凡是不聽上邊的話的言論和行動,都可以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全校揪出了法律系馬振民、哲學系汪子嵩、技物系孫亦樑來批判。緊接著,數(shù)力系也把原來的黨總支書記林建祥,系秘書丁石孫揪了出來。一個說是漏網(wǎng)右派,一個說是階級異己分子。其實批判的內(nèi)容還是批判他們在辦學上沒有聽上面的瞎指揮的話。也就是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按照“苦干三年把北大建成共產(chǎn)主義的新北大而奮斗”、“把北大建成三聯(lián)合基地”、“把實驗室車間化”等等的號召組織群眾去干。這就是全國有名的“黨內(nèi)專家”一案。

          我當時只是小助教一個,還夠不上專家。但由于我一直是把他們當作學習的努力方向和榜樣,用時下是話說,我是他們的“粉絲”。所以在批判他們時也不免被連帶。吳文達老師是幸運的,他前兩年去莫斯科大學進修,沒有涉及大躍進的什么事;
        又由于他外出,不再擔任系里的領(lǐng)導工作,所以系里政治掛不掛帥,與他也沒有多大關(guān)系。所以他沒有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來抓,不過還是要挨批判的,因為他畢竟和林建祥等共事多年,是非觀念是相通的。

          1959年那次黨內(nèi)整風,對于我可以說是一次人生的轉(zhuǎn)折。被整的林建祥、丁石孫老師,以及外系被整的所有人,在“文革”后雖然平反了,但那次整人留給我的印象之深,是終身難忘的。自那以后,才真正體味出,自我上學以來聽到天天喊的“政治掛帥”的真正含義,我便淡出了那些“政治”。我觀察吳文達老師的作為,猜想他和我有相同的心境。因為自那以后,他對那些“政治”也慢慢淡出了。

          “文化大革命”中,系里除了折騰對全國什么“大是大非”的問題的辯論外,把數(shù)力系的老問題搬出來辯論,又把林建祥、丁石孫這些批判過多次的老師拉出來批斗。還要爭誰是系里正確路線的代表云云。我們這些過來人,都覺得吳文達老師從院系調(diào)整以來就一直在系里,對系里的歷史比較清楚,而且這些年來一直超脫于折騰之外,對系里的是非看法可能會是公正的。蘇先基、沈立和我三人便約好就系里的是非問題去和吳文達老師做一次長談。他不僅給我們仔細介紹了系的歷史情況,而且分析了辦學過程所走的一些彎路,認為都是前進中難免的,沒有哪個人能夠說是一貫正確,更沒有什么路線斗爭問題。經(jīng)過那次談話,我們對系里的歷史有了一個比較平和的了解,對于個別號稱一貫正確、受迫害、受打擊的人心中也有了底。對“文革”的折騰,我們雖然口無異言,但以后要怎么做,彼此是心照不宣的。從那次談話后我們對“文化大革命”,就抱著一種冷眼相看的態(tài)度。就再也沒有卷入那場大折騰中,在整個“運動”中當了名副其實的“逍遙派”。

          1969年,按照最高指示,我們力學專業(yè)被拉到了漢中去“建設(shè)三線”。而吳老師和數(shù)學專業(yè)的大部分教員則被發(fā)放到江西血吸蟲很嚴重的地區(qū)去勞動改造。有一次,漢中分校派了部分教師到江西去“取經(jīng)”,回來時,吳文達老師還特地托他們捎給蘇先基、沈立和我每人一個紀念章。這三枚紀念章拿到我們手里使我們回憶起那次長談,我們意會到,我們對“文革”的看法仍然是相通的。

          回想?yún)俏倪_老師畢生對事業(yè)那樣兢兢業(yè)業(yè),對教學的熱忱與全身心地投入。他在對我國計算數(shù)學的發(fā)展上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他是北大計算數(shù)學教研室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他又是北京市計算中心的創(chuàng)始人,他還是北京計算機學院(后并入北京工業(yè)大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對他淡薄名利,一輩子甘當“瓦罐”(他對自己的戲稱)不求聞達,對是非問題能夠始終保持冷靜,在全民腦子發(fā)熱時能夠保持常人的見識,對挨批挨整又能泰然處之。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說明他是一個認真的、有獨立人格的人。我們作為一個普通人,一輩子能夠像他那樣認真不茍地和樂觀地工作,能夠有一個冷靜的常人的是非觀,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就非常滿足了。正是這樣,吳文達老師的為人做事,是我們終生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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