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飄逝的是永恒的

　　“節(jié)日”將時間的奧秘向我們敞開。北大百年的日子到了，總想說點什么，然而以有限的的幾十年的生命體驗去言說一百年“大史”，顯得有些乏力。最好的辦法，還是敘說我自己與北大的一種學術與生命的聯系的“小史”，或者就談談怎樣走進北大，怎樣面對北大人自身的問題，尤其是學術滑坡的問題，進而面對北大知識分子“學術和生命”等一系列沉重的話題。

　　一 生命與學術的選擇

　　“學術與生命”的選擇，不是自我們這一代起，在北大，這早已是一代代學人被其撕扯和糾纏的問題：或處于學術與政治之間，或徘徊于學術與仕途之中，或以生命去換學術，或以學術張揚生命。正是不同的選擇使學者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學術道路，并抵達各自不同的生命境界。

　　世人都厭惡死亡而想無限地延伸自己的生命長度。在與存在大限的“先行設定”之時，思想就不僅僅是書本上的死文字，而變成了一種生存的智慧。我以為，不管是東方大哲還是西方大哲，“向死而生”都是其真正參透生命意義的絕對尺度。因為，就小的方面說，與死亡的覿面和對生死的徹悟——向死而生，是每一個人必得進行的“哲學操練”；
而就大的方面說，北大百年總是處在風云變幻的關口，又何曾不是向死而生的呢？起碼，在詩人自殺（海子、戈麥）之后，死亡成為北大人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因此，從我是怎樣與死亡面對面說起，似乎也具有某些“合法性”。

　　不難理解，生命往往在一個最不起眼的尋常日子就會悄悄地從你面前消失，它從不先發(fā)預告而來去匆匆，總是讓你吃驚于你對生命的漠視。因此，一切癡心地想活過百年的人都應該明白，生命是不可能預知的，它就在過程之中。我認為愛惜生命的方式就是加倍地使用它，更努力地去“壓榨”它，使它產生超越生命本身的能量和思想。因為生命本是一種松散的狀態(tài)，但生命必須被意志塑形，必須給生命一種噴槍般的噴口──平靜散漫的水經過噴口才會變得有力量，才會在堅硬的花崗巖上切出刀痕。相反，生命永遠處于散漫的狀態(tài)，就不可能回答生命最本真的一些問題，同時也不可能切割生命價值當中那些堅如磐石的問題怪圈。

　　目睹死亡對我的啟示超越了書本的教誨，這是從生命本源內生發(fā)出來的一種超邁，或者用學術語言來說即獲得一種本體論的意義，這告誡我，生命在于它的強度而不在于它的長度，生命的意義在于不斷地攀登和追問而不在于坐享其成，生命的價值在于不斷地超越而塑形明日的新我�？上�人們僅僅看到某人功成名就時的榮耀，看到某人在閃光燈下光彩奪目的一瞬，看到某部書、某種成果問世時的披紅掛綠，卻忘了他在艱難跋涉的過程中面對苦難與死神搏斗的辛苦，忘掉了他在時間隧道里積壓了數十年而終于噴薄而出的一切前因后果。

　　就此而言，生命確實是由“不惑”而走向“知天命”的，而且他不是每個人外在的灌輸，而是每個人內心靈魂里的生長點，只有如此，我們每個人才會在“死亡的邊緣處”相逢。在那個時候，消除了一切差別，僅僅作為一個大寫的人進行對話。因此，一切東方大哲，老子、孔子、莊子、孟子，一切西方大哲，康德、黑格爾、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等，都是我的同時代人，我們都面臨最后一個根源性問題──生死及其意義問題。

　　面對死亡，語言變得已不那么重要，不管是語言游戲說，還是語言焦慮說，不管是語言書寫說，還是語言失語說，都僅僅是生命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它的全部維度，僅僅是生命所顯示的冰山的一角，而不是它全部的風采。生命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腳下，在我們通過閱讀和他者進行對話的領悟中。學術與生命由個體的問題必然會成為一群學者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在此，我看到一批更年輕的真正的學者，仍然在“向死而生”，在學術與生命的選擇這一問題面前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二 為學術而飄逝的生命

　　在我的記憶中，我還從來沒有看到身邊某位青年學者將生命和學術聯系得如此之緊密。他不是在時間中寫作，也不是在寫作中去界定時間。他的生命就是寫作本身，而他的寫作就是他生命的延續(xù)，也是他生命意義的闡釋。

　　面對這樣一位青年學者，我充滿了敬意。

　　在北大燕園認識史成芳，那是多年以前他剛剛考上比較文學所研究生時候。這是一位個性鮮明的青年。他曾經被上海一所著名大學錄取為研究生，然而當他去復試的時候，看到這所大學與他想象中的大學府有一定差距，于是，他未入學便毅然退學。第二年，他報考北京大學──他心中的學術圣地，而且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了。

　　他來到了未名湖畔。他之所以選擇北京大學，之所以要真實地進入自己心里所希望和構想的學術圣殿，答案只有一個：他是為學術而生，為學術而活著，也是為學術而來到北京大學的。正是這樣，我們得以在燕園謀面。

　　他的靦腆、寡言和清瘦，都普通得不會給人留下太深的印象。然而，當你注視他的眼睛，那眼睛里邊的深沉思考和因思考而閃爍的火花會使你為之震撼。我正是通過這雙眼睛讀到了史成芳的歷史和他心靈的世界。

　　我們曾經在校園里面散步，除了談學術，也談人生。我為他的坦率，為他對事物本質的洞悉而深深感動。他的碩士論文的答辯及他博士論文的開題報告和答辯，我都是委員之一。他總是清晰而又謙虛地敘說自己的觀點，有力而又內在地申說自己的詩學體系。他對德法哲學詩學下過一番苦功，苦讀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哈貝馬斯、利科爾、德里達、利奧塔德。每當心有所得，便滔滔不絕，眼睛閃著驚人的光彩。然而每當遇到疑問，受到挑戰(zhàn)，他又深深地低下頭，繼續(xù)沉默和攻讀原著。在與大師們的思想對話中，他不僅進行著知識結構的更新，而且進行著心靈的重新塑形。多年通宵達旦、沒日沒夜地苦讀和苦寫，使他的健康狀況一天不如一天，終于傳來了令人沉痛的消息，他得了絕癥。

　　這是怎樣的一種命運！

　　當人們面對死亡的時候，首先遭遇的是生的渴望。然而，這位年輕的學者卻將生死置之于度外，仍然深情地眷戀著學問，不管是在化療期間、住院期間，還是在回家養(yǎng)病期間，都書不離手，讀書成了他生命活著的唯一理由，學術成為他生命存在的最好證明。

　　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學問大面積滑坡的九十年代，在人們精神普遍被物質所擊敗的時候，他的精神證明了執(zhí)著于學術的合法性，也證明了精神存在的不可顛覆性，進而使一切雕蟲小技的寫作和所謂語言游戲式的戲仿寫作變得蒼白無力。史成芳是我們身邊的一個平凡的人，是一個病痛纏身的普通學者。但是，他的精神擊敗了病魔，他在與病魔的斗爭中感受到，生命的意義在于不斷揚棄和更新自己的靈肉，在于將靈肉存在之思轉化為精警的思想文字�？梢哉f，正是學術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續(xù)，正是未完成的學術使他的精神不斷地向前延展并遏制了肉體的病魔。

　　在漫長的兩年多的時間中，他終于以頑強的毅力和鍥而不舍的學術態(tài)度完成了一部三十多萬字的博士論文。當沉甸甸的論文送到每一位評委手中的時候，我們感到它不僅僅是知識所煅打成的思想鏈條，而更是一份學者的心靈史的展露。于斯，我明白了“向死而生”的全部含義，并通過它本質直觀到我們很多人存在的蒼白。

　　這篇以生命煅鑄而成的論文，顯示了作者對“宇宙時間”和人的生命“存在時間”以及“詩學時間”總體解決的雄心。他在發(fā)現了宇宙時間的由過去向未來的矢量發(fā)展和人的時間過去、現在、未來的三維結構以及詩學的再現、在場和解構的三者的“隱喻體系”關系后，揭示了人類時間體驗和藝術體驗的神秘關聯域，進而對經驗—回憶、在場—敘事、空無—拼接模式作了精彩的描述，對詩學符碼和隱喻體系的揭示為文學本體論的建構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正如作者所說，過去時間與再現詩學、當下時間與在場詩學、時序消解與解構詩學成為詩學與時間關系的三種基本模式。各種既有的詩歌存在，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隸屬于這三種模式之一種，而每一種時間觀念背后，都有一套獨特的隱喻體系。通過這種對時間問題的解析，將對解決文學本體論問題作一種深入性的探索。論文對“過去時間與再現詩學”的論述中，從詩學與主體存在狀態(tài)以及自我關系出發(fā)，強調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詩學與時間的關系都表現為“過去時間”模式，即回憶、經驗對人的思維和想象的駕馭。因此，回憶、記憶以及時間的經驗模式成為再現詩學的根本精神，由此可回溯到宇宙精神，回溯到一切生命的源頭，回溯到時空起源的混沌狀態(tài)或世界本源的理念，從而為時間的秩序作出了一種理性的規(guī)定。這一詩學觀影響了西方文學兩千年。

　　而在作者看來，“現代時間”觀與人的存在的在場、境遇和藝術的時間的編碼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在中編“當下時間與在場詩學”中，認為從現象學的“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生命時間的當下狀態(tài)去把握永恒，因此，這種詩學可稱為“在場詩學”，即強調主體的時間體驗的詩學。這種時間體驗不僅表現在個人的境遇、闡釋的循環(huán)和話語的時間性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理解的時間性、情態(tài)的時間性、沉淪的時間性、死亡的時間性以及體驗的永恒和瞬間性上。正是這種時間編碼使得體驗永恒和永恒碎片的瞬間，成為現代詩人心目中一種撕扯靈肉的內在張力。

　　而對于時間的第三維──面向未來的時間，作者以為，是“時序坍塌的解構詩學”。它一方面表現在“時間的終結”和對“差異性”的強調，另一方面表現為時間即“無人的時間”轉換成空間。在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時間觀之間出現了裂痕和鴻溝，出現了時間鏈條的拆解，因此，后現代的時間是一種非時間化的拼接，是時間的終結即空間化和同態(tài)化。這一結果使得“所指”的內在時間深度消失，而無窮并置的空間碎片即“能指”在話語鏈中漂浮，這就是后現代的寫作、存在和時空的狀態(tài)。究極而言，時間是衡量人的生命存在價值的尺度，也是一種永恒“面向未來的時間”展開過程。

　　作者非常有效地將宇宙時間、生命時間和詩學時間加以并置，從而對文學本體論作了相當有深度的闡釋。盡管作者三段式思維方式仍有些機械論的敘事殘余，盡管他的理論中的中心觀念與例證肌質之間仍有縫隙甚至仍有些獨斷論色彩，盡管在后現代時期，作者仍想整體地解決宇宙時間、生存時間和詩學時間的總體編碼問題，顯得有一些決定論意味，但是，作者這種總體性思維無疑為解決時間詩學問題邁出了極為堅實的一步，有力地推動了這一學術前沿課題的發(fā)展。

　　正如作者所說，過去時間與再現詩學、當下時間與在場詩學、時序消解與解構詩學成為詩學與時間關系的三種基本模式。各種既有的詩歌存在，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隸屬于這三種模式之一種，而每一種時間觀念背后，都有一套獨特的隱喻體系。通過這種對時間問題的解析，將對解決文學本體論問題作一種深入性的探究。

　　然而，我除了關注作者的理性思維層面的顯在話語以外，同時，我更關注他通過生命來進行思考和寫作的內在的隱在的話語。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是在面對顯在的時間，即過去、現在、未來去指涉的它的兩端的無窮延伸，即“過去的過去”和“未來的未來”，即“兩端的虛無”。也就是說，他在把握生命（即時間的矢量）的同時，已經預示了生命兩端的無窮的虛無，他是面對這種虛無或面對死亡而震醒了自己，從此不再渴望以不死去達到永恒，而是以對此在在世的無限的追求和追求的無限，去超越虛無而達到對永恒的驚鴻一瞥。

　　我曾在《藝術本體論》中說：彼岸的無限最終被此岸人靈的內在的無限所消解，生存的時間性和空間性被克服，生命的意義不在于生命的長度，而在于生活、生命意義的充盈，在于生命力的高漲迸發(fā)狀態(tài)。個人生命的機械延長也難達到永恒，與永恒生命力溝通的時刻恰恰是人生詩意化中那些忘我陶醉的瞬間。正是史成芳的對這種詩意的瞬間奧秘的感悟，使他終于獲得了與歷史上的哲人詩人們靈犀相通的總體體驗性（或者說是謝林的“同一心境”）。他超越了當下，超越了自己肉身的病態(tài)，而獲得了一種靈肉的空靈。事實上，當他帶著這部厚重的論文，同時也帶著身上的切口、繃帶和藥瓶莊嚴地坐在博士論文答辯席上，當他從腫瘤醫(yī)院悄悄地出來，渾身虛汗趕到北大接受校長授予的博士學位時，在他那1.8米高卻不到110斤羸弱身軀和其學術虔敬感面前，多少人流下了真誠而感動的淚水。

　　無疑，我們透過這部著作那凝練冷靜的學術話語，可以看到他沉思的生命所蘊含的巨大理性和感性張力。難道這不正是在藐視死亡之中伴隨著病痛的吞噬而錘煉出的對“生命時間”的頌揚么？不正是超越認知層面對大哲──老子、莊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海德格爾的心智對話而心領神會的一笑么？也許，史成芳的肉體被困于斗室和病榻之中，然而他的心靈卻走向了“遠方”。他的妻子周閱（也是他的同學）和他共同分擔了生活和精神的壓力，共同支撐著生命和學術的信念。正是苦難才真實地顯現出本真的人性光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真正的人生是“向死而生”的人生。在詩人自殺的時代，這位思想者卻以罕見的慧眼看到了生命存在的時間唯一性，并戰(zhàn)勝虛無而獲取自己生命思想的意義根基。他在生命肉體的巨大痛苦中注入了鋼鐵般的意志，在感悟了生命瞬間的飄逝中凝定了永恒的生命信念。他不僅以生命為代價闡釋詩學中的時間觀，而且，以頑強的生命力闡釋人與藝術存在的合法性理由以及生命的時間意識，從而使我們面對他時感到平凡中所孕育的不平凡。

　　我要說的是，面對時間的飛逝，史成芳博士已將生命楔入了歷史，并以生命的寫作顯示了精神的魅力，使飄逝的成為永恒的。（補記：史成芳博士在完成他的這部處女作以后，被癌癥奪去了生命。他最終沒有等到他心血凝成的書出版的這一天。盡管他的生命已然飄逝，但我堅信，他的思想定會在當代學術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跡）。

　　三 未完成的結語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之前，驚悉北大一位二十幾歲的博士生突發(fā)腦溢血死亡，在這之前，他已通宵達旦地工作了好幾個星期，拼命攻讀、拼命寫作，已耗盡了他的心力。不是學術剝奪了他的生命，而是貧困剝奪了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僅維持在最低水準，導致他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

　　當今社會，可以有人一擲萬金，有人貪污受賄達幾個億，但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卻僅有一點少得可憐的處于貧困線上的經費維系自己的基本生存，同時，還要省吃儉用去購買價格飛揚的學術書籍。所以在我看來，這位年輕的學者仍然屬于我所命題的“學術與生命”之中“以生命告別學術”的類型。也許史成芳博士屬于“生命與學術互換”或“生命作為學術的證明”的一個類型，那么這位更年輕的博士生卻是“以生命告別了學術”。如果他的生活稍好一點，如果他生存的基本條件再高一些，如果他的病痛能夠早一點得到人們的關注和關心，如果他不是如此通宵達旦地耗盡了自己生命的燈油，那么，我們可以想象，他的聰明、他的智慧、他對事物的洞悉，以及他的寬廣的學術思辯能力，將使北大再增添一位優(yōu)秀學者。然而，他死于生命的清晨和學術黎明之前。何其痛哉！

　　我焦慮嘆息的是，這一群所謂的“青年學者”，有40多歲、30多歲、20多歲的，卻是最年輕的在學術最艱難的時候最先離我們而去。也許，學者最大的錯就在于沒有預知卻在“透支”著生命。

　　因而，學者們更應該好好愛惜生命，因為生命是學術最基本的支撐，是保障我們學術之車能夠飛馳起來的車輪。同時，我們仍然需要關注學術，因為作為學者，生命的意義就凝聚在不懈學術的思考中，也只有學術思考可以給無數的生命以更高層面的意義。生命與學術是一個永不可分的整體。

　　北大將步入它的百年誕辰。作為北大的同路人，作為北大中的一員，深深感到她的嘆息和她智慧地預示的明天。但愿“向死而生”的學者們一切都會好起來，但愿“學術與生命”永遠處于一種良性的互動之中，但愿“精神的魅力”永遠存在于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1997年冬雪日于燕園

相關熱詞搜索：的是 飄逝 王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