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駐京辦是舊體制遺留下來的病灶

　　濰坊市撤銷駐京辦的事，雖然按他們自己的說法，辦得很低調，但還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輿論的一片議論聲。自打王曉方的小說《駐京辦主任》問世以來，駐京辦以其官場一個帶有強烈曖昧色彩的所在，聞名于世。地方與中央，上級與下級，官與商，甚至外國商人、騙子與中國地方政府，都在各種名目的駐京辦以及駐外辦里糾纏在一起，里面的名堂，據知情人講，那個小說僅僅講了個皮毛，水很深，深不可測。

　　再多的名堂，再深的水，因此而付出的成本，也是相當驚人，據央視報道，僅各地駐京辦就達1萬余個，如果一個駐京辦每年的經費保守地按100萬元計算，所有駐京辦每年需要的全部經費就在一百億以上。如果再加上全國各地的駐外辦，其開支將是一個天文數字。如果按行政學專家李成言的說法，駐京辦實際上是6萬余個，那么，僅駐京辦，經費就是六百億，實際上，各地駐京辦的花費，每年肯定不止100萬，一個地級市，扔下去一千萬，像打水漂一樣。

　　說起來，駐京辦這樣的機構，絕對屬于中國特色，從本質上，它是計劃經濟年代的產物，各地為了跑物質，跑錢，沒有人常駐北京，根本沒戲，于是各個地方比著來，駐京辦越設越多。在那個時代，辦事就是這種思路，有一事，必按一人，有一機構。按道理說，計劃經濟時代結束，駐京辦理應完成使命，也宣告結束才是，恰恰相反，駐京辦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日益增多，幾乎每個縣和大一點的國有企業(yè)，都在北京設置駐京辦，并且在幾個大都市，比如深圳、上海也設辦事處。道理很簡單，雖然計劃沒有了，但我們中央集權式的行政體制仍然在，自從分稅制改革之后，各種資源高密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不僅資金集中在中央，而且審批權力也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即便像珠三角和長三角這樣的發(fā)達地區(qū)，要想有點大作為，必須跑部前進，跑下錢，或者跑下權來或者有事出來擺平。更為嚴重的是，這些年行政體制的改革，走了一條權力上收，責任下放的路線，越往上權力越大，責任越小，下面責任大，要辦的事多，但事事得請示授權。但凡中央政府有事涉及地方，比如需要維穩(wěn)，需要截訪，需要遣送，上面一律把事情交給地方，地方沒有個機構常駐北京，還真就麻煩。

　　想辦事，想取得資源，中央的大衙門正門口只有一個，大門進不了，就得走后門，于是，各種關系，各種能人都被利用起來，高官親朋好友，老鄉(xiāng)同學，高干子弟，或者假冒的高官親朋和高干子弟，都出入于駐京辦，拼縫，勾兌，說和，擺平，種種交易，說不清道不白。地方上正經事，做，不正經的事，也做，連為某些地方官跑官，駐京辦往往也摻和，往往一個地方主要官員倒了，他任命的駐京辦主任，也會隨之倒下。至于各地駐京辦開展經營活動，經商辦企業(yè)，駐京辦主任，亦官亦商，所辦的企業(yè)，不明不白，掙了歸自己，賠了地方政府掏。

　　說白了，駐京辦這樣的機構，多數是不合法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藏污納垢，弊病重重，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病灶，但是，這種病灶，卻是體制的病灶，目前這種權力和資源過分集中的體制不改變，駐京辦就沒辦法真正消失。濰坊開了好頭，那里的官員考慮到了成本問題，但是，撤銷駐京辦之后，在現有體制下，一定會出現其它的問題，這些問題，也許比駐京辦更加困擾地方政府。其實，這么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和有識之士，不是不知道駐京辦是個病灶，是個亂花錢的地方，是個藏污納垢的所在，但是，之所以到今天也裁撤不了，背后存在體制的深層因素，只有把這些體制因素改變了，駐京辦才能從人們的視線里逐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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