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方向不是指出來的，而是活出來的

　　首先我代表我向江平、張思之、王工先生表達敬意，因為今天討論的話題主題是“中國律師何處去”，我認為向何處去，它不是一個方向，或者方向不是指出來的，而是活出來的。說實話，江平等三位老先生他們有他們的活法，有他們的生活方式，已經說明了向何處去。所以我相信方向是活出來的，不是指出來的。這是我的一點體會。

　　我本人并不是個律師，我是站在講臺上混飯吃的，但是通過《律師文摘》我結識了很多朋友，因為“朋友”的概念已經超出了中國人古典意義上的朋友概念，我們總是說孔子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所以當律師跟法官成為朋友，開發(fā)商跟國土局局長成為朋友，老師跟學生成為朋友的時候，我就知道朋友這個詞的含義已經擴大了，但我還是固守著孔子意義上的朋友概念。“朋友”這肯定不是一個詞，不是一個概念，按照孔子的解釋，師門里面有朋，師生關系、同學關系，那就是朋的關系。那么友，我就想到中國人來表達友的三種植物，叫松、竹、梅，統(tǒng)稱為“歲寒三友”。我認為朋友應該是志同道合的人，知己。說實話我經常用朋友這個詞，我認識了律師界的朋友，稱之為知己也可以，就是大家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審美情趣，特別是我的老同學陳惠忠先生，是我的老大哥，也是我的同班同學，我認為他是律師界的一種火把。

　　我不是律師，是在講臺上混飯吃的人。但我認為律師也好，教師也罷，大家同生于一個江湖，我把它稱之為中國江湖。我就以一個站講臺的教師的身份簡單說兩句，我認為教師也好，律師也好，就是在二元結構里面生活的，我把它稱之為順從和抵抗。人活在這個世上，特別是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你不得不順從，用李長之評價魯迅先生的話來講，就說人得生存，人得活著。為了活著，你必須不得不順從。這就是為什么法官跟律師能成為朋友的原因之一。同時律師也好，教師也好，內心還有一種聲音叫抵抗。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太多的惡，太多的邪，太多的冤，太多的屈，我們不得不抵抗，抵抗也是一種生存。

　　我認為人的生存有兩種，兩個境界，一個是俗，一是雅。我特別喜歡我教過的學生說過的一句話，他說王老師我這人俗，我是專家，但雅是我的本行。也就是說，老師也罷，律師也罷，可能我們要同生于兩個世界，一個是俗的世界，要生存。為了養(yǎng)家糊口，我們不得不賺點錢。同時我們還要雅，那就是抗爭，那叫抵抗。我這個人一直認為是一個非常妥協(xié)的人，我想要生存的兩個世界，一個是雅的，一個是俗的。我想律師也是這樣，律師面對的邪惡、冤屈可能比我們教師看得多。剛才講的那個案子，牢頭獄霸，警察打死人，法官判案不是按照法律，是按照其他的一些江湖規(guī)則來判，那么這些律師可能見得更多。

　　今天來了很多的學者，教師也一樣，我們站在講臺上，三尺講臺也不只是一個象牙之塔，它也是一個江湖。所以我們這個時代挺骯臟的，挺無奈的，但是大家都要活著，首先要活著，要生存，所以律師要跟法官成為朋友我能理解。但是當律師和法官成為朋友的時候，當然律師還是有底線，你不會永遠把他當做朋友，因為律師跟法官本身不是朋友關系，可能我們內心還有一個堅守著中國古典的那個朋友的概念，但是我知道這是一種活法，一種生存的方式。我要告訴我自己的，或者說也是與律師朋友共勉的就是我們還是在另一個世界活一活，就是雅的世界，來自內心深處的一種抵抗。

　　抵抗這個概念我是從魯迅先生那里得來的，因為最近我沒事干，一直在讀魯迅的文，也讀魯迅本人，我本人對魯迅先生是敬重的，很崇敬的，魯迅是能夠代表中國的“戰(zhàn)士”這樣一個概念的人。我認為律師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既是一個順從的法律專家，同時某種意義上也是個“戰(zhàn)士”。你要跟惡、跟邪、跟冤和屈來作斗爭、作抵抗、作抗爭。抵抗的人具有審美價值，是可敬的人，但未必可愛。一個俗人為了生存而順從，那是一個大儒主義者。所以我認為中國人活得挺難的，不管是學者也好，還是律師也好，活的都挺難。但是也恰恰中國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使我們的人生更豐富多彩。我們要感謝這個時代，感謝中國這個江湖。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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