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香平：新中國特赦的決策過程及其經(jīng)驗啟示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從1959年至1975年對經(jīng)過教育改造改惡從善的犯罪分子共實施了七次特赦。這是在新中國政權已經(jīng)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同時對寬大處理戰(zhàn)犯在人民群眾中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的根本前提下，中央立足當時的國際國內大局和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大業(yè)作出的重大決策。這一決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利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參與新中國的建設，在黨內外、海內外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仡欀醒脶j釀、推動和實施新中國特赦的決策過程，體會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人行事決策的思想方法和經(jīng)驗智慧，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立足當時的國際國內大局和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大業(y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參與新中國的建設，醞釀、推動并成功實施了新中國的特赦政策，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

　　一、赦免決策的醞釀和提出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權剛剛建立，主要任務是鞏固政權，再加上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爆發(fā)，處理罪犯尤其是戰(zhàn)犯問題被暫時擱置起來。正如周恩來所說：“哪里有一個國家在戰(zhàn)爭還未結束時就處理戰(zhàn)俘的？所以慢一點是合乎形勢和政策的。”周恩來在政協(xié)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fā)言，1956年3月15日。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國家政治經(jīng)濟秩序基本建立，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處理罪犯和戰(zhàn)犯問題提上議程。

　�。ㄒ唬�黨中央首次醞釀大赦，成為實施特赦政策的先聲。1954年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大赦”和“特赦”作出規(guī)定，赦免政策的提出由此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jù)。同年12月18日，根據(jù)毛澤東關于釋放一批在押國民黨戰(zhàn)俘的指示，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匯報會議。會議決定對“在押戰(zhàn)俘情況進行調查，做些釋放的準備工作�？梢钥紤]先釋放一批小的（如尉官）戰(zhàn)俘，對其他較大一些的戰(zhàn)俘擬采用大赦的辦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32頁。。這是黨中央最早醞釀大赦的情況。

　　大赦是否可行？時機如何考慮？毛澤東和黨中央非常慎重，向黨內外人士反復征詢意見。

　　1955年5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議題之一就是討論實行大赦問題。參加者除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領導人外，還有李濟深、郭沫若、黃炎培、沈鈞儒、陳叔通、張治中、傅作義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這是黨中央第一次關于大赦問題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筆者沒有查到有關會議記錄。5月25日，黃炎培致信毛澤東，表示已經(jīng)把毛澤東關于大赦問題的講話精神在中國民主建國會一定范圍內進行了傳達，并說：“對于大赦，大都主張可在適當時期進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則的赦免。對毛主席博采眾議、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薄督▏�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頁�？梢�，是否實施大赦，在會上未作定論，還要進一步收集和聽取各界人士的意見。

　　5月26日，黨中央發(fā)出了《關于征求黨內外對繼續(xù)鎮(zhèn)壓反革命和舉行大赦問題的意見的通知》。通知指出：“應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問題，是一個關連到廣大群眾的政治行動，必須在黨內黨外更多地交換意見之后，才能作出決定�！币�求各省市委以政協(xié)為主體舉行座談會專門討論，然后將意見上報中央。毛澤東在修改通知稿時加了這樣一段話：“或者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不舉行大赦，以避免可能產(chǎn)生的不利影響（反革命氣焰高漲，人民不高興），過幾年再談這件事，這種意見，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為宜，請你們征詢電告�！薄督▏�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133、134頁。

　　經(jīng)過進一步征求意見，中央最后決定不向一屆人大二次會議提出關于大赦的議案，但赦免政策基本確定，何時實施主要是時機問題。

　�。ǘ�）向黨內外人士征求意見，確立了寬大處理國內外戰(zhàn)犯的基本方針。赦免政策提出以后，處理戰(zhàn)犯的基本方針和具體辦法，成為首先要討論的問題。針對日本戰(zhàn)犯，1955年12月2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處理意見：寬大處理，不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極少數(shù)判有期徒刑。至于國內戰(zhàn)犯，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xié)二屆全委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新方針，這就需要對待國內戰(zhàn)犯的政策與這個新方針相適應。第二天，周恩來在陸定一《為配合周恩來同志在政協(xié)所作的政治報告》上批示：“政協(xié)會后，可放十幾個戰(zhàn)犯看看�！边@是中央準備赦免戰(zhàn)犯的重要信號。

　　如何執(zhí)行赦免政策，關系到黨的政策、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感情，甚至新中國的國際聲譽。1956年3月14日至15日，政協(xié)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召開。周恩來在會上強調，對日本戰(zhàn)犯“分批釋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極少數(shù)”，“對國內戰(zhàn)犯處理的原則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57、558頁。，并提出寬大處理的方針。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分別作了關于戰(zhàn)犯問題的專門報告。到會的程潛、蔡廷鍇、傅作義、衛(wèi)立煌、鄭洞國、劉斐、王蕓生、侯鏡如、邵力子等“紛紛發(fā)言，盛贊黨的政策的英明、偉大”轉引自《中共中央關于征求對蔣、日、偽戰(zhàn)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并提出許多好的建議和意見。

　　程潛代表民革中央發(fā)言，認為黨的寬大政策很好，聽后很振奮。蔡廷鍇同意對原國民黨中將范漢杰的處理意見，說：“雖說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在調查他的歷史罪惡時我曾把他出賣十九路軍的經(jīng)過寫了書面材料，現(xiàn)在我撤銷這個材料，對他的仇恨不算賬，同意釋放他�！备底髁x兩次發(fā)言，認為政府對戰(zhàn)犯的處理政策自始至終是正確的，是對人民有利的事。他曾就此問題與毛澤東單獨談過，還寫過書面建議。與會者普遍認為黨的政策“不是寬大無邊，而是偉大無邊”�！豆埠蛧�特赦戰(zhàn)犯始末》，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頁。經(jīng)過兩天討論，對中央寬大處理的方針，與會者基本上都表示贊同，但在具體方法和步驟上，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為了在更大范圍內征求意見，1956年4月11日，中央給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并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人民群眾團體各黨組下發(fā)《中共中央關于征求對蔣、日、偽戰(zhàn)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通知強調：從寬處理有助于“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對國家對人民都比較有利。但是，這樣處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太便宜了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動分子感到無所畏懼，因而助長他們的反動氣焰。為此，提請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在四、五兩月內召開當?shù)卣�協(xié)常委擴大會，或其他適當范圍的座談會，征求意見，會后將結果向中央作報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后決定”。為了盡可能擴大征求意見的范圍，毛澤東在通知上專門加了一段話：“除此以外，請你們將此件印發(fā)給所屬地委、省轄市委和縣委，也請他們召集黨內外的適當會議加以討論，征求意見，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們匯集報告中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頁。

　　各地各部門向黨內外傳達中央精神后，引起了強烈反響。多數(shù)人都同意中央寬大處理的方針，認為體現(xiàn)了革命的人道主義。有人說：“寬赦他們一個人，他們周圍有許多人感激；
殺他們一個人，他們周圍有許多人憤怒。我們雖不怕他們憤怒，似不如使之感激為愈�！币虼�，這是“以德服人”的“仁政”。也有人對寬大處理方針表示異議，甚至有抵觸情緒，認為這是“一種軟弱的表現(xiàn)”，從感情上“很難接受”，不符合“首惡必辦”的既定政策。參見《共和國特赦戰(zhàn)犯始末》，第35、36頁。

　　總體上看，對日本戰(zhàn)犯，中央認為應從寬，地方和人民群眾認為應從嚴；
對國內戰(zhàn)犯，由于成員比較復雜，具體什么時間放，怎么放，意見也不一致。正如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所說：國內戰(zhàn)犯“這些人不好判，當時判，就會要判一部分死刑，現(xiàn)在過了7年，如果判，也還有人要求處死。但是，不很有利，所以寧可緩判，多押一個時期，情況慢慢變了，將來逐步的放一些，特赦一批”。“處理這批人還需要時間、需要分析、需要分別處理，因為這里有個群眾的覺悟問題�！敝芏鱽碓谌珖�省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lián)席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7月15日。有鑒于此，中央在1956年沒有作出有關特赦問題的決定。關于這一點，毛澤東解釋說：“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同時要向老百姓作說明……不講清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同時也沒有必要�！泵珴蓶|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5月2日。但中央最終確立了處理戰(zhàn)犯的基本方針：對日本戰(zhàn)犯，一個不殺，寬大處理；
對國內戰(zhàn)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

　　二、新中國實施特赦的幾個關節(jié)點

　　（一）1956年對日本戰(zhàn)犯無特赦之名而具特赦之實的赦免，為正式特赦積累了有益經(jīng)驗。按照寬大處理的方針，1956年4月25日，一屆全國人大第34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zhàn)爭中戰(zhàn)爭犯罪分子的決定》，并由毛澤東當天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向全世界公布。該《決定》是審判和處理日本戰(zhàn)犯的第一個法律文件，也是我國國內法審判戰(zhàn)犯的第一個法律依據(jù)。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jù)《決定》于當年分三批釋放了免予起訴的1017名日本戰(zhàn)犯。另外45名從寬判處有期徒刑的，后來或服滿刑期、或獲得減刑、或因病釋放，至1964年3月6日最后3名戰(zhàn)犯獲釋回國，日本戰(zhàn)犯全部釋放完畢。中國政府寬大處理日本戰(zhàn)犯，被認為是無特赦之名而具特赦之實的赦免。這一舉措，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也為處理國內戰(zhàn)犯積累了有益經(jīng)驗。

　�。ǘ�）1959年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的產(chǎn)生經(jīng)過。1957年1月29日，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關于對國民黨少將劉煥東等12名病患戰(zhàn)犯處理意見的報告。2月2日，毛澤東作出批示：“不但這些人應當處理，其他戰(zhàn)犯凡犯罪較輕、表現(xiàn)較好的，都應考慮判決釋放�！彼�請公安部“將戰(zhàn)犯全體審查一下，定出一個處理方案送中央審閱”�！督▏�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299頁。

由于不久后即發(fā)生了“反右派”斗爭和“大躍進”運動，赦免工作受到影響。1959年國慶十周年來臨，為正式實施赦免政策迎來一個良好契機。

　　1959年8月24日，毛澤東在杭州致信劉少奇：“我想到，今年國慶十年紀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時所謂‘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zhàn)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辦此事，離國慶只有三十幾天時間，是否來得及審查清楚？或者不趕國慶，在秋天辦理即可，但仍用國慶十年的名義。此事是否可行，亦請召集有關同志商議一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476頁。

毛澤東的信表明三點：第一，借國慶十周年實施赦免是個重要時機，國內外影響較大；
第二，這種赦免不是“大赦”是“曲赦”，即特赦。所謂大赦，一般指在特定情況下對在押罪犯無條件一律赦免，而特赦是針對特殊群體的有條件的赦免，即“改惡從善”的予以赦免；
第三，赦免對象包括普通刑事罪犯和戰(zhàn)犯。據(jù)統(tǒng)計，當時戰(zhàn)犯在在押罪犯中的比例是非常小的（約占0.04%）。把普通刑事罪犯作為特赦對象，不僅大大增加了特赦對象的數(shù)量，也讓新中國的首次特赦具有了更廣泛而典型的刑事政策意義。

　　按照毛澤東的建議，1959年9月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特赦一批確實已經(jīng)改惡從善的戰(zhàn)爭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議》。9月14日，毛澤東代表中央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考慮該建議。9月15日，毛澤東邀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文化教育界和無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通報并征求對特赦問題的意見。關于特赦條件，毛澤東說：“凡是改好了的，我們赦免。按照憲法，叫特赦，不是大赦�！标P于為什么要實施特赦政策，毛澤東說：主要是又經(jīng)過幾年的發(fā)展，“人民自己站起來了，人民有神氣了，問題是個人民問題”。實施特赦的條件業(yè)已成熟。

　　9月17日，朱德主持召開二屆全國人大九次會議并通過了《關于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當天，劉少奇發(fā)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宣布“對于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zhàn)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78頁。。這是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同推動出臺的新中國第一個特赦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了更具體地指導各地執(zhí)行特赦政策，當天還下發(fā)了《中共中央關于特赦罪犯的指示》，對特赦的具體步驟、方法、宣傳以及特赦后的安置等作出詳細規(guī)定。首次特赦，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zhàn)犯33名，另有389名獲減刑。自此，中央決定以后每年特赦一批戰(zhàn)犯，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相繼實施專門針對戰(zhàn)犯的六次特赦，共釋放戰(zhàn)犯556名，另有90名獲減刑。

　　（三）1975年無條件赦免全部在押戰(zhàn)犯，這是新中國實施的最后一次特赦。在“文革”的非常環(huán)境中，中央沒有放松對改造罪犯的關注。1971年5月，公安部報送了《關于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戰(zhàn)犯死亡情況的報告》。周恩來立刻作出批示，批評公安部疏于檢查和指導，導致“戰(zhàn)犯病亡每年增長，證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
對病患罪犯要加強治療，應“體現(xiàn)黨的政策，給他們以‘特赦’的出路”。轉引自任海生：《特赦最后一批國民黨戰(zhàn)犯》，《人民公安》2001年第4期。公安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多次召開專題座談會落實指示，于6月28日向周恩來提交了《關于加強改造戰(zhàn)犯工作的請示報告》，并建議在四屆人大時特赦一批戰(zhàn)犯。由于四屆人大一再推延，特赦也隨之推遲。

　　1974年12月12日，周恩來在公安部一則反映在押人員思想動態(tài)的簡報上批示，要求公安部開列全部戰(zhàn)犯名單，以便在四屆人大后特赦。23日，周恩來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澤東說：“還有一批戰(zhàn)犯，關了這么多年，建議把這批人釋放�！鞭D引自日星：《特赦國內戰(zhàn)犯決策內幕》，《湖北檔案》2004年第4期。29日，周恩來分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四屆人大之后，要實行特赦，釋放戰(zhàn)犯�！�

　　1975年1月中旬，四屆人大召開。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關于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2月27日，毛澤東作了長篇批示：“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體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別交待：“放戰(zhàn)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fā)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薄坝行┤擞心芰�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干部一樣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頁。3月17、18日，四屆人大二次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關于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zhàn)爭罪犯的決定》。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全部在押戰(zhàn)犯名單。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新中國先后實施七次特赦，直至徹底釋放全部在押戰(zhàn)犯，充分體現(xiàn)了中央“寬大政策一貫到底”的精神。

　　三、新中國實施特赦政策的基本條件和根本目的

　�。ㄒ唬┬轮袊鴮嵤┨厣庹�策的基本條件

　　首先，新中國政權的鞏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及新中國取得的發(fā)展成就，為實行特赦政策創(chuàng)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黨中央提出：從寬處理，“從情況和原則方面來講，也是可以這樣辦的。從國內形勢來看，現(xiàn)在我們不但已經(jīng)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大張旗鼓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等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改革，大大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
并且已經(jīng)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中共中央關于征求對蔣、日、偽戰(zhàn)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其次，新中國的特赦，除第七次無條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確實已改惡從善”作為赦免罪犯的主要標準和具體前提條件。1959年9月17日中央下發(fā)的《中共中央關于特赦罪犯的指示》中說：“我們這次對罪犯的特赦，不同于我國歷代反動統(tǒng)治者的大赦，也不同于近代各國的大赦。我們的特赦，是以罪犯是否確實改惡從善為主要標準，也就是以罪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實際行動上是否確實改造好了為主要標準�！毙轮袊�的特赦，與不問罪犯悔罪與否的赦免制度是有本質區(qū)別的。有條件的赦免，既說明了中央制定政策的嚴肅謹慎、尊重和維護法律秩序與司法權威的公正性和嚴肅性，也充分體現(xiàn)了以挽救人、教育人為宗旨的黨的改造政策。為什么實行“特赦”而不是“大赦”，毛澤東是有深層考慮的：“大赦是危險的，老是赦，一定有問題，一定是統(tǒng)治不鞏固，要靠赦來爭取群眾。我們是對真正改好了的才赦，沒有改好的也才有希望�！泵珴蓶|在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著名無黨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的講話，1959年9月15日。

　　實施有條件的特赦，對在押罪犯是一種激勵和鞭策，有利于增強罪犯改造的自覺性和主動性。號稱“死頑固”的原國民黨中將黃維回憶說：“第一批特赦時，周總理點名要特赦我，可是被管理所給頂住了，他們說我沒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別的戰(zhàn)犯不服呀！后來繼續(xù)接受改造。1968年以后思想有了較大轉變，慢慢向好的方面發(fā)展變化�！痹瓏�民黨軍隊某師參謀長魏煜焜說：“特赦，對長期關押改造的戰(zhàn)犯來說，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每個人都覺得改造的最后目的，就是特赦、新生、重新做人。這在繼續(xù)接受改造的人的心目中，就產(chǎn)生了特赦是非常光榮，非常幸福的，也就暗暗下定決心要認真加強改造，爭取特赦�！痹�1961年的特赦座談會上，馬上就刑滿釋放的原國民黨某軍政工處長田文奎提出：“不爭取到特赦，雖刑滿也不走。我改造了十多年，還爭取不到特赦，說明我沒有改惡從善，我有何面目見家鄉(xiāng)親友和妻子兒女呢！”《從戰(zhàn)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239、114頁。他言詞懇切、態(tài)度堅決，終于得到所方的同意繼續(xù)改造，并于1966年獲赦。以長達4年的監(jiān)管生活換取“特赦”殊榮，這確實是中外歷史上罕見之事，也充分說明黨的特赦政策的巨大感召力。正如毛澤東所說：有條件的特赦，“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建議，1959年9月14日。。

　　（二）新中國實施特赦政策的根本目的

　　第一，為了創(chuàng)造安定、和平的國內外政治環(huán)境。中央明確指出，從寬處理國內戰(zhàn)犯，“會有助于我們孤立、動搖、瓦解國內外敵人，首先會有助于孤立瓦解蔣介石集團和解放臺灣的斗爭；
會有助于安定社會上同統(tǒng)一戰(zhàn)線內部對我們還抱有疑懼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過政治劣跡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獲得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中共中央關于征求對蔣、日、偽戰(zhàn)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1956年4月27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對反革命的政策問題時也說：“對反革命不殺的政策有國際意義，可以減少仇恨，爭取更多的人相信社會主義�！薄吨斓履曜V（1886—1976）》新編本（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7頁。可見，寬大處理國內戰(zhàn)犯，是從為新中國創(chuàng)造和平發(fā)展的國內外環(huán)境和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大業(yè)考慮的，這是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

　　第二，為社會主義建設增加積極因素。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一個不殺”方針時說：“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殺了他們，一不能增加生產(chǎn)，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幫助除四害，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敝芏鱽硪舱f過：“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只能起消極作用�！敝芏鱽碓谡�協(xié)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fā)言，1956年3月14日。換句話說，嚴懲戰(zhàn)犯，對于社會主義的生產(chǎn)和建設絲毫無益。相反，如果實行特赦政策，他們還有可能為國家建設添磚加瓦。正如毛澤東所說：“由于我們采取了正確的政策，現(xiàn)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薄督▏�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96頁。事實證明，很多獲赦罪犯改惡從善，成為自食其力且對社會有用的人。實行寬大處理，可以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

　　第三，為了體現(xiàn)和貫徹黨關于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黨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毛澤東曾說：“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確才行�！薄督▏�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頁。周恩來也說：“剝削階級的出身不能改，思想?yún)s是可以改造的�！薄吨芏鱽磉x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7頁。對已改造好的罪犯實行從寬處理符合黨的基本方針。已經(jīng)被關了六七年甚至十多年的罪犯，“多數(shù)已經(jīng)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現(xiàn)，有些并且要求立功贖罪，重新做人。因此，現(xiàn)在對這些罪犯并沒有一定殺一批或者從重處刑的必要”《中共中央關于征求對蔣、日、偽戰(zhàn)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即便現(xiàn)在沒有悔改，但“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shù)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96頁。。

　　總之，毛澤東和黨中央推動實施特赦政策，根本目的“是要使我們的一切設想都有利于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有利于祖國的完全統(tǒng)一，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周恩來在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fā)言，1956年7月21日。。

　　四、新中國特赦產(chǎn)生的社會影響

　�。ㄒ唬┍簧鈱ο蟮捏w驗和認識。作為新中國特赦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被赦對象得到的體驗和認識更為深刻。特赦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對黨的改造政策的認同。1959年獲赦的原國民黨中將杜聿明說：“特赦令使黨的寬大政策恩惠到我們一切罪犯，特別是涉及我這個罪無可赦的罪犯，真是天高地厚恩同再造，感恩圖報之情罄筆難書。這是黨改造人類改造世界的偉大勝利給我?guī)�來的光明前途，是無產(chǎn)階級偉大人道主義的體現(xiàn)。”《共和國特赦戰(zhàn)犯始末》，第134頁。1975年獲赦的原國民黨吉林省民政廳廳長兼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在特赦大會上說：“我的新生命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人民賜給的，我誓獻余生報人民。新生開始，不是改造的結束，而是在新的條件下繼續(xù)改造的開始，我一定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薄稄膽�(zhàn)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第190頁。

　　特赦使他們在古今中外的歷史對比中體會到黨的政策所顯示的現(xiàn)代執(zhí)政理念。1959年獲赦的原國民黨中將宋希濂說：唐太宗李世民于貞觀六年將300多名準備赴死的囚犯放回家，讓他們料理后事，結果全部按期歸還，遂赦免了他們。唐太宗確實了不起�？商铺�宗的做法和共產(chǎn)黨、人民政府對待戰(zhàn)犯的做法簡直不能相提并論。唐太宗縱囚不過是沽名釣譽，收買人心。而中國共產(chǎn)黨和人民政府對待我們這些罪犯采取的方法卻是既人道又實際的改造方法，目的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使犯人能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這要比唐太宗的做法更具有積極性，進步得多。參見《從戰(zhàn)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第20頁。溥儀在給侄子的信中說：“蒙到特赦，完全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這真是任何古今中外歷史上空前的事情。這只有以改造社會、改造人類為歷史使命的中國共產(chǎn)黨，才能這樣�！薄秱螡M皇帝群臣改造紀實》，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300頁。

　�。ǘ�）黨外人士和人民群眾的看法和態(tài)度。新中國特赦政策的實施，使社會各界人士進一步堅信，只有跟隨中國共產(chǎn)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們團結的各方面代表都聯(lián)系或影響著一定的階級、階層和群眾，他們背后站著一批人。我們黨的政策對頭了，爭取的就不僅僅是幾十、幾百人，而是成千上萬的人。

　　著名民主革命家、愛國進步人士張難先看望獲赦人員時說：“我張難先活到近80歲了，在中國共產(chǎn)黨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之后，才有了我晚年的真正出路。共產(chǎn)黨人待你們親如家人的照顧，采取的思想改造方法與生活設施，都是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你們同我一樣，算是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我祝福你們從此踏上大道，這是一條新中國人民共同要走的光明大道。”《從戰(zhàn)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第160頁。1959年特赦令公布后，一位戰(zhàn)犯的妻子寫信說：“我們都很好的，孩子也工作了，就是希望你接受改造，爭取早日獲釋，當初我還怨你沒帶我們去臺灣，現(xiàn)在我們?yōu)闆]去臺灣慶幸，我們等你出來。”《特赦令：中國無在押戰(zhàn)犯》，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湖北一個刑事罪犯獲赦后，回家第二天就下地勞動，后來還試制成一種小麥條播器，提高了勞動效率。周圍群眾感慨說：“同樣是兩只手，沒有改造前，給人民造下多大災難；
經(jīng)過了改造，為人民做下了有益的事�！薄度嗣袢請蟆�1960年4月10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三）海外的輿論和評價。新中國實行的特赦政策，受到海外媒體和西方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美聯(lián)社、合眾國際社、共同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等都進行過報道和評論。在香港，大陸特赦首批戰(zhàn)犯的消息公布后，刊登內容最詳?shù)摹洞蠊珗蟆�、《文匯報》一時呈現(xiàn)搶購的局面。

　　第一次特赦時，很多西方觀察家對一次特赦1.2萬余名罪犯“感到驚奇”，認為這表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寬宏大量”，同時也“可能是配合對臺灣進行的新的和平攻勢”�！秴⒖枷�息》1959年12月11日。

共同社評論說，中共領導人實施特赦“是中國慶祝建國十周年的一個做法”，但“它是一個一箭多雕的手法”，其用意在于“對外界展示中國十年間建設發(fā)展的實際成就”。《參考消息》1959年12月8日。

1975年3月26日，曼谷《新中原報》就第七次特赦發(fā)表題為《北京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zhàn)犯》的社論說：“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提早解決臺灣問題，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轉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北京此次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zhàn)犯，便是具備著此一重大意義和作用。此舉不只對臺灣同胞有所影響，對海外華僑亦是一種有力啟示�！�

　　新中國特赦在海內外引起了很大震動。一位印度商人給我國有關部門來信說：“此舉告訴我們：共產(chǎn)主義的最終目的是消滅階級，而不是消滅具體的剝削者，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策叫我們心服口服，引起我無限向往。”《日偽蔣戰(zhàn)犯改造紀實》，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頁。美國耶魯大學華人教授趙浩生說：“特赦證明中共的政策是一貫的，我們再也不相信反華大合唱的信口雌黃�！薄度諅问Y戰(zhàn)犯改造紀實》，第385頁。1975年，一位在香港的前國民黨將領接受《文匯報》采訪時說：“黃維等國民黨戰(zhàn)俘被特赦釋放，生活工作又有照顧，而且他們愿意回臺灣的還可回臺灣，這說明了共產(chǎn)黨對待戰(zhàn)俘的政策是正確的，這樣廣闊的政策胸懷，只有共產(chǎn)黨才有�！薄短厣饬睿褐袊鵁o在押戰(zhàn)犯》，第103頁。

　　五、幾點經(jīng)驗和啟示

　　回顧新中國特赦的決策與實施過程，可得出以下幾點經(jīng)驗和啟示：

　　（一）新中國的特赦政策反映了中國共產(chǎn)黨從革命和鞏固政權到執(zhí)政和從事建設的巨大轉變。如何對待罪犯，不僅是黨的政策問題，還關涉到黨的基本執(zhí)政理念。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針對八大政治報告稿中“我們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貫地實行懲辦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說：“以前都是講‘鎮(zhèn)壓和寬大’，是我改成‘懲辦’的。‘鎮(zhèn)壓’那個事情嚇人，人家一想，鎮(zhèn)壓就是殺人”，“我們國家根本上不殺人了，再殺人由中央批準”。一詞之改，反映出中國共產(chǎn)黨從革命到執(zhí)政角色轉變的自覺意識。毛澤東還說：“中國歷史上，要么就你滅掉我，要么就我滅掉你，沒有第三種辦法，沒有一個妥協(xié)的方法。我們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種方法，就是不把從前當權的、犯過錯誤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滅掉�！薄安徽摲锤锩�，敵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給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這就是第三種辦法�！币詷O富創(chuàng)造性的“第三種辦法”對待“被自己推翻的人”，這是一種亙古未有的對待罪犯的辦法，既反映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理念，也深刻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不僅要改變舊的社會制度，而且要改造全部社會關系，包括改造人與人的關系，從而真正解放全社會的生產(chǎn)力的本質特征。

　　（二）新中國特赦決策的醞釀出臺，充分體現(xiàn)了我黨以人民利益和意愿為執(zhí)政決策的基本立足點。從黨中央醞釀、提出和實施特赦決策的過程可以看出，毛澤東和黨中央在決策過程中，始終把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和意愿置于第一位。1955年醞釀“大赦”未果，因為毛澤東擔心“人民不高興”。1956年制定處理辦法，中央提出方針，周恩來說“還要在人民中去解釋”；
因群眾意見分歧大，毛澤東說，放早了“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遂暫時放棄寬赦。之所以要對一小部分日本戰(zhàn)犯判刑，周恩來說為了“對中國人民要有一個交待”。1959年決定實施特赦，毛澤東認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的政治覺悟提高”了�？梢姡�人民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意見一致不一致，是毛澤東、黨中央決策的著眼點。從這個角度看，新中國特赦的決策和實施過程充分體現(xiàn)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和嶄新風貌。

　�。ㄈ�）新中國特赦的決策過程體現(xiàn)了民主人士參政進言、黨內黨外共同協(xié)商的民主氛圍。從1955年5月12日毛澤東主持最高國務會議開始，赦免政策的每一次醞釀與討論，都是黨內黨外民主協(xié)商、共謀國事的過程，也是新中國政治協(xié)商制度的典型體現(xiàn)。而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也從大局出發(fā)，發(fā)表中肯的建設性意見，發(fā)揮議政參政的積極作用。這種黨內黨外民主協(xié)商的氣氛，使黨的決定、政策、決策的制定實施更符合客觀實際。

　�。ㄋ模�對戰(zhàn)犯在特赦前后的教育改造和生活安置，彰顯了革命人道主義和中國共產(chǎn)黨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對于危害國家、民族利益及危害人民的人，不采取簡單懲辦和消滅的辦法，而是把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對社會有益的人，這是革命人道主義的生動體現(xiàn)。毛澤東說：我們對罪犯的改造“要搞人道主義。搞人道主義干什么呢？還不是要把他們改造為有用之人！”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9月13日。1975年獲赦的原國民黨上校劉衍智說：“為了保證革命人道主義的貫徹執(zhí)行，政府宣布‘三保障’政策：即保障人格，保障生活，保障健康。從1957年到1975年的18年間，管理所確實是完整而準確地貫徹執(zhí)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這一改造政策的，并取得了偉大勝利，創(chuàng)造了古今中外的人間奇跡�！薄稄膽�(zhàn)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第194頁。為此，前蘇聯(lián)一名曾管理過偽滿戰(zhàn)犯的軍官說：“中國管理戰(zhàn)犯，是世界上改造人的工程的奇跡，他們在人道、人權上是無可挑剔的�！薄短厣饬睿褐袊鵁o在押戰(zhàn)犯》，第90頁。

　　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接見和慰問獲赦罪犯，使很多人得到鼓勵、重振信心。凡是特赦釋放的罪犯，“不論是有家可歸或無家可歸，均應當把他們的生活安排好，給以必要的適當照顧”公安部黨組關于第二批擬特赦和減刑的戰(zhàn)爭罪犯名單的請示報告，1960年10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強調：允許戰(zhàn)犯來去自由，愿意到臺灣的到臺灣，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為了應付起見，你們可以罵我們……如果你們罵完了我們，你們要回來，還是允許回來。這個話，我們說了就算數(shù)�！敝芏鱽碓谡�協(xié)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fā)言，1956年3月14日。從尊重人格到改造思想，從關心生活到關照前途，彰顯了中國共產(chǎn)黨以人為本的根本思想和價值追求。

　�。ㄎ澹┬轮袊鴮嵤┨厣鉃檎�確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特殊矛盾創(chuàng)造了成功范例。毛澤東和黨中央通過特赦這一靈活的社會政策，成功地化解了革命戰(zhàn)爭遺留下來的敵對勢力這一特殊矛盾，這與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的胸懷和視野是密不可分的。特赦的實施，與黨改造人類、改造社會的崇高理想是相一致的。周恩來在談到處理罪犯問題時曾說：“我們的革命是要把整個社會徹底地全部改造好。我們這一輩子要把道路開出來，這要大家努力，不是一個人的事，要使我們的后代看到我們的確為他們解決了問題，不要留下問題，將來又是歷史案，我們要把整個歷史解決好。既然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是先進的，就能夠改造整個社會�！敝芏鱽碓谡�協(xié)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fā)言，1956年3月15日。正因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秉持著對子孫后代、對中華民族高度負責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后不長的時間里成功地解決了古今中外都難以解決的這類特殊矛盾。實踐證明，新中國特赦是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的重大決策。

　　〔作者王香平，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9年第5期目錄（總第131期）第5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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