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貴：抗戰(zhàn)時期中共對土匪、會道門的策略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土匪、會道門是影響中共創(chuàng)建、發(fā)展抗日根據地的兩大重要社會問題�？箲�(zhàn)時期，中共從各地具體情況出發(fā)并結合不同時期的政治、軍事需要，采取了積極、穩(wěn)妥、靈活的策略，較成功地解決了這兩大社會問題。本文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主要研究對象，嘗試對中共有關策略產生的背景、形成過程、具體操作方法等方面作一論述。
一
本文涉及到的「土匪」，就是指超越法律范圍進行活動而又無明確政治目的，并且以搶劫、勒索為生的人。土匪是1949年前中國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它不僅人數(shù)眾多，分布面廣，還擁有自己的武裝和根據地，甚至能左右當?shù)氐恼�、經濟和社會生活，從而形成「官匪分治」的格局�！笗篱T」是一種從事特殊宗教、社會或政治活動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禮儀的，與政府抗衡的秘密團體。在1949年前的中國，所指的就是一些異端教派如黃天道（亦稱黃天教）、先天道（亦稱先天教）等（此類組織主要頌經拜神、制造和傳播迷信邪說，迷信色彩極為濃厚）和會門組織如哥老會、紅槍會、大刀會等等（此類偏重吞符念咒，練功習武，據地自保），也就是統(tǒng)治者所說的「邪教」1。
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土匪和會道門的活動一直是密切相連的。到了民國時期，它們的關系更加密切，已呈現(xiàn)錯綜復雜、難解難分的局面2，對中國政治、社會產生著日益重大的影響�；谶@個原因，本文將二者視為一個整體予以研究。
史料顯示，民國時期，東北的馬賊、閩浙兩廣地區(qū)的海盜、太湖運河地區(qū)的鹽梟以及蘇豫皖、湘鄂贛、西北諸地區(qū)的土匪均以驃悍、善戰(zhàn)而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保守估計，1930年全國土匪人數(shù)為2,000萬左右3。山東是全國土匪問題最為嚴重的省份之一。據統(tǒng)計，1918年，山東約30個州縣曾擁有土匪三萬多名，步馬槍約2.3萬枝，自來得槍3,000余枝，他種手槍2,800余枝4。而魯西東昌一帶就曾擁有「土匪一萬余人，匪首300余人」5。到1930年，山東境內的土匪人數(shù)超過20萬人6。山東土匪都是有武裝、有組織的，大的成千累萬，具有較強的戰(zhàn)斗力（如劉桂棠部號稱「黑旗軍」，曾流竄整個華北）。1921年11月，北洋陸軍一營剿匪官軍在曹州劉莊便被擊敗7。至于發(fā)生于1923年5月的臨城劫車案更是震驚中外的大事。民國時期，中國的會道門勢力也極為強大。以當時山東的會道門為例，該省會道門有的影響力遍及全國，如一貫道；
有的在華北地區(qū)產生影響，如八卦教、皈一道、九宮道、圣賢道以及以紅槍會為中心的各種槍會；
至于省內的會道門組織更是不勝枚舉，計有150余種，據已知道的會道門就有：新民會（不同于漢奸新民會）、復興會、�；庶h、圣人道、斥堠隊、黃天道、五道會、九宮道、萬字會、先天道、黑旗會、紅旗會、黃旗會、藍旗會、白旗會、青旗會、皇天教、一貫道、八卦教、戰(zhàn)壇會、道德會、紅槍會、無極道、九宮會、同心會、快道萬仙會、萬國道德會、猴子會、大刀會、金鐘罩、大地壇、小地壇、皈一道、黃中會、小刀子會、孫臏大師會、眼光會、清真會（婦女占多數(shù)）、西干會、金丹會、青年會、老年會、金錢會、中央道、圣賢道（又名一柱香、無形無像道）、秘密教等五十幾種8。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日軍大舉南侵，華北一些省區(qū)迅速淪陷。國民黨軍隊的迅速后撤致使一些地區(qū)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千百萬百姓彷徨無主，眾多的雜色武裝應運而生，如處于山東抗戰(zhàn)前沿的魯北（即冀魯邊）之寧津、慶云、鹽山以及惠民一帶之樂陵、無棣、陽信、沾化、臨邑、德縣、商河、德平等縣，「處于戰(zhàn)爭的混亂狀況，土匪也趨機而起」；
魯西、魯西北地區(qū)，「土匪乘機蜂起」9。一些封建迷信團體如會道門等，依仗其在民間的巨大影響，也迅速活躍起來。據統(tǒng)計，山東、安徽等省的民間武裝至1938年已達100萬之多10。這各色各樣的民間武裝多屬土匪或會道門武裝，按對日態(tài)度可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屬于不堪忍受日本侵略軍的蹂躪而由群眾自發(fā)組織起來的抗日武裝，他們以各種形式打擊日軍，并同國民黨、共產黨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
一類是被地主、豪紳組織、操縱的聯(lián)莊會、會道門武裝，其中有的已「變壞通敵，成為漢奸，同我們作對，破壞抗日」11。1938年，山東萊蕪中央道道首張無海自稱「銅頭鐵羅漢」轉世，糾集徒眾萬余人投降日軍，被編為第九旅，即是典型事例；
最后一類是抱有各種不良企圖的人假借抗日名義組織起來的土匪武裝，他們常常打著抗日的旗號，到處橫行霸道，窮苦百姓過著「白天怕見人跑，夜間怕聽狗咬」的日子，提心吊膽，不得安寧12。有的土匪武裝公開叛敵，如土匪朱信齋，他本已被八路軍收編，但又于1938年8月率部叛變，一夜之間捕去中共黨員、干部200多人，殺害近百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浮鵬山事件」。有位中共領導人在回憶錄中不無憂慮地寫到，這「眾多的土匪武裝多為敵、偽、頑主要的直接后備力量。他們與我們爭人、爭槍、爭地盤」13。民間雜色武裝的出現(xiàn)、發(fā)展，嚴重影響著中共勢力在廣大農村的存在乃至發(fā)展。
山東國民黨軍隊多為蔣系控制的原地方土匪武裝。繼韓復?后的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為代表的派系，絕大多數(shù)是在山東本土發(fā)展起來的，「帶有濃厚封建性的地方武裝，如魯中的秦啟榮、吳化文、厲文禮等部，魯南的申從周、王洪九等部，濱海的許樹聲、朱信齋等部，膠東的趙保原、秦晉康等部，清河的何思源、張景月等部，冀魯邊的劉景良、張子良等部，魯西的王金祥、齊子修等部，湖西的孫良誠、朱世勤等部」14。國民黨也刻意利用和操縱土匪、會道門以達到反共目的：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就積極利用土匪吳德勝、劉景良、朱世勤等部反共15；
對于會道門，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在制訂的反共計劃實施辦法中，明確提出了利用、操縱迷信團體的策略：一，利用民眾迷信心理，拉攏全省各地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領袖份子，假借不倫不類之名義，先使入伙，使在不知不覺中為吾人效死；
二，收買全省各地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頑固激烈份子，加以訓導，使在不知不覺中服從本黨指導為吾人效死；
三，分別各項民眾迷信團體之性質，選派本黨中熟悉該團體內幕之干練同志，假借該團體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門中之師傅、宮長、壇長、法師、道長……，詭稱由為該團體素昔認為之圣地到來渡世救人，如對道門則稱由昆侖、峨眉、珞珈、靈鷲等地，以堅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眾頭腦簡單，如此一行，則莫不為信仰之團體效命致死，而實際則為本黨效命致死；
四，假借迷信方式，……，復將本黨訓民眾之方法秘密融化運用，使其自己雖入?而不自知；
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該團體崇拜人物訓示命令為號召，發(fā)起對中共之大規(guī)模暴動屠殺行為；
六，在進行過程中，隨時運用其固有組織與反抗心理，使其不斷流血，俾其與中共結成百世不解之仇16。
日本侵略者也充分認識到會道門的重要作用，并專設有會道門工作部，有目的、有計劃地培植、利用漢奸會道門為其侵華反共服務：一是創(chuàng)造會道門，這些會門實際上是一種漢奸組織，如道德會、協(xié)和會、大同會、新生會等；
二是進行改造會道門，把舊有的會門加上偽政治工作（派政工人員）使其質變名不變，如經敵改造了的安清道義會、一貫道、秘密教、提籃子會、硬拳道、黃沙會等；
另外，日本侵略者曾花了極大力量，以「萬道歸一」的口號企圖統(tǒng)一會道門，如將紅會、一心天道龍華圣教會、一貫道等會道門組織成為「山東宗教聯(lián)合會」；
1942年，京師普濟佛教會為適應東亞和平的需要，在日軍授意下改名為「未來和平宗教會」，不久在濟南組織分會并建立「山東保衛(wèi)團」，協(xié)助日軍進攻中共的抗日根據地；
三是利用會道門，這不同于改造，而是相互利用，這些會門更多，如鐵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據統(tǒng)計有二十多種。日本侵略者利用會道門主要做下面工作：
�。ㄒ唬┰跍S陷區(qū)，以會道門形式組織群眾，提出所謂「保家防匪」的口號，阻止八路軍深入其占領區(qū)活動，如在「治安區(qū)模范縣」山東嶧縣，日軍強迫當?shù)剞r民參加紅槍會組織，每天晚上都要開講、練功夫，即使農忙季節(jié)也不例外，有時還脅迫他們去嶧南搶糧17。
（二）在邊緣區(qū)，則以發(fā)展會道門作為向抗日根據地封鎖或蠶食的先鋒隊。
�。ㄈ┰诳谷崭鶕�，則利用會道門作特務活動線網之掩護；
其次利用中共政策弱點（如負擔重、差務多、站崗放哨多等），組織群眾反抗政府，「掃蕩」時作內應，或武裝暴動，有的則長期埋伏18。
上述事實充分說明，土匪、會道門問題已對中共創(chuàng)建、發(fā)展抗日根據地構成了嚴重威脅。能否積極、穩(wěn)妥地解決土匪、會道門問題并為抗日所用，成為中共能否順利創(chuàng)建、發(fā)展抗日根據地，乃至爭取抗戰(zhàn)最后勝利的關鍵。
二
早在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前，為了團結和爭取一切抗日力量，中共對土匪、會道門以及與這些團體有關的地方武裝便廣泛開展了爭取教育工作。1935年底，中共及其主力部隊到達素以匪禍嚴重著稱的西北地區(qū)不久，便著手解決該區(qū)的土匪、會道門問題。對于土匪問題，中共在艱苦、惡劣的武裝斗爭中已積累了豐富經驗，井岡山時期王佐、袁文才武裝的改造便是典型事例。中共川陜根據地陜南特委將「神團」改造為游擊隊，也為中共解決會道門問題提供了成功的經驗19。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fā)布了對哥老會等組織的宣言，號召他們和全國人民一起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下聯(lián)合起來，結成親密的、兄弟的團結，共抱義氣，共赴國難」，「歡迎四路好漢弟兄都派代表來或親自與我們共同商討救國大計」20。1936年8月，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爭取哥老會的指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設立哥老會辦事處，成立了中華江湖抗日救國委員會籌備處，并于同年10月15日在陜西省志丹縣的馬頭山召開了全國哥老會代表會議，也就是「馬頭山開山堂」�？箲�(zhàn)全面爆發(fā)后，在中國共產黨的爭取、努力下，中國建立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包括各黨派各界各族團結抗戰(zhàn)的局面，為爭取、改造土匪、會道門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政治環(huán)境和社會條件。中共山東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在敵后放手發(fā)動群眾，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zhàn)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zhàn)略決策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每一個優(yōu)秀共產黨員，應該脫下長衫到游擊隊去」的口號，制訂了團結、爭取一切武裝力量，發(fā)動武裝起義的方針。鑒于山東的特殊省情，中共山東省委決定要選擇在韓復?潰逃，而日軍尚未到達或立足未穩(wěn)的時機發(fā)動武裝起義，因為如果起義過早，則可能遭到韓復?的扼殺；
起義過遲，日軍則深入侵占，會增加發(fā)動起義的困難，而且地方反動勢力和土匪也會蜂擁而起，民間槍枝就會被攫取21。在此前后，中共山東省委即以各地黨組織領導成員為核心，以黨員、民先隊員、延安派來的紅軍干部及平津流亡學生為骨干，積極團結爭取各階層愛國人士、各地方勢力及土匪、會道門，不失時機地在全省各地發(fā)動了抗日武裝起義，初步開創(chuàng)了建立山東根據地的局面。
應該說，中共爭取土匪、會道門參加抗戰(zhàn)的決策并非一開始就為全體中共人士所接受�？箲�(zhàn)全面爆發(fā)后，王明從蘇聯(lián)回國。他片面夸大「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作用，堅持「一切經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切服從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反對積極發(fā)展人民抗日武裝。這對中共抗日武裝力量，特別是江南新四軍力量的發(fā)展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中共東南局書記項英深受王明思想的影響，曾多方限制部隊的發(fā)展，限制群眾運動，如拒絕批準新四軍二支隊收編土匪部隊22。當然，這種錯誤思想還來自于其它方面。中共軍事領導人羅榮桓就曾在回憶錄中分析到：由于本身年輕，加上過去長期處于地下黨的地位，缺乏執(zhí)政經驗，對政權的作用與認識不夠，因此在政權的領導上也出現(xiàn)了偏差，從而「障礙各種工作的開展」，如在爭取土匪、會道門工作上，突出表現(xiàn)為不敢發(fā)動他們，尤其是對于爭取反正過來的偽軍與收容編制起來的土匪，我們黨「對他們的黨政工作是異常微弱或者根本沒有」，因而「往往把他們擺到邊緣游擊區(qū)而獲得勒索搶掠的合法地位，這不能不造成我們在嚴重三角斗爭相持的地帶上遭到失敗」23。
中共對這種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斗爭。1939年底、1940年初，中共中央、毛澤東兩次指示山東的黨要把發(fā)展武裝力量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東那邊民槍極多，主要是缺少干部和基干力量」，因此，要「在山東全境大量發(fā)展軍隊」24。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劉少奇針對項英等人批評新四軍「招兵買馬」的言論，說：「有馬不好嗎？為甚么要反對？有人不用，有馬不騎，革命能成功嗎？」251942年3月中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劉少奇從新四軍回延安時，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委托，途經山東，代表中央幫助、指導山東工作。劉少奇?zhèn)鬟_了毛澤東關于要在敵后放手發(fā)動群眾，擴大人民武裝，獨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總方針。中共山東分局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改變抗戰(zhàn)初期不敢放手發(fā)動人民抗日武裝的做法，執(zhí)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策，積極壯大人民武裝力量。通過對地方武裝，尤其是土匪、會道門的爭取，中共在山東的力量得到極大的發(fā)展26。
此外，中共也極力改變黨內輕視爭取會道門、土匪武裝參加抗日工作的思想。最初，中共黨內很多人認為會道門落后，有「迷信儀式」，土匪行動散漫，破壞性較大，因此，不愿對他們作耐心的爭取教育工作。為此，中共決定對根據地的全體黨員干部普遍進行宣傳教育工作。1938年1月16日，《新華日報》發(fā)表了〈保衛(wèi)河南〉的社論和〈怎樣處理地方武裝〉的文章，認為正當「廣泛開展游擊戰(zhàn)爭，準備迎接中原會戰(zhàn)的時候，正確地處理地方武裝，如紅槍會、聯(lián)莊會、民團、土匪等武裝力量，是有特殊的意義和重要性的」。彭真在〈論冀魯豫紅槍會工作〉一文中指出，紅槍會、大刀會等秘密會社，「不但包括著最大多數(shù)的農民，而且擁有極大數(shù)量的新式武裝，這是一支極雄大的群眾抗日武裝力量。但如果不善于去團結他們，就會使抗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損失」；
關于如何對待會道門的迷信儀式和習慣諸問題，他指出27：
一切在會門中工作的同志，對于他們迷信的儀式和習慣，必須嚴格審慎的遵守，須知今天我們在會門中工作的中心問題，是紅槍會能否抗日和能否爭取他們進入抗日戰(zhàn)爭統(tǒng)一戰(zhàn)線。應把迷信的問題放在次要地位，同時還要了解，我們固然不提倡迷信，但如果違反他們的習俗，是會惹起他們的反對，而被日寇和漢奸利用來反對我們。
與此同時，彭雪楓也撰文強調爭取綠林武裝（即土匪和會門武裝）的重要性，指出：「對于『綠林武裝』，基本上是由『政府的力量』爭取他們走到抗日戰(zhàn)線上來，在政治上對之宣傳教育，在斗爭中激發(fā)他們的民族意識」；
「對于『會門武裝』，對他們應有正確的基本認識：（一）他們是比較原始的反貪污反土匪的民間自衛(wèi)武力，（二）他們的潛勢力在民間廣而且深，（三）戰(zhàn)斗精神及戰(zhàn)斗經驗都相當豐富。倘若對他們誘導有方，在軍事政治方面武裝了他們的頭腦和武裝了他們的手腳，我們相信在從前反抗軍閥壓迫的時代，他們能夠大量消滅軍閥的數(shù)萬大兵，我們更相信今天他們也能夠嚴重打擊日寇的進攻�！�28此外，八路軍副總司令員彭德懷也發(fā)表文章和談話，號召八路軍干部必須爭取敵占區(qū)的土匪，通過耐心細致的組織工作，把土匪武裝改造成為正規(guī)游擊隊29。這些文章和談話為中共各地方組織處理本地區(qū)的土匪、會道門問題指明了方向，從而將對會道門和土匪武裝的爭取工作統(tǒng)一到中共的方針政策上來了。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在給中共山東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確制訂了山東省堅持抗戰(zhàn)的原則，「即使山東完全變?yōu)槿湛苷碱I區(qū)域，還能使我們的黨堅持在山東，發(fā)動群眾，組織游擊戰(zhàn)爭，保存黨的力量，堅持的與日寇進行長期的斗爭」。為此，中共中央特別把土匪、會道門問題列為首要處理的工作，指出30：
山東為土匪最多的地區(qū)，必須對土匪有正確的政策。我們對土匪的總的方針，應當是爭取他們抗日。當土匪還是抗日時，我們不應去削弱或瓦解他們的部隊，應當幫助他們的發(fā)展，鞏固他們的部隊，并逐漸改善與群眾的關系，與他們爭取共同行動去反對日寇。當土匪為日寇所利用時，我們也不應當去積極反對他們，而應當使他們中立，即是他們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與我們保持善意的中立。
按著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山東分局（中共山東省委于1938年5月擴大為蘇魯豫皖邊區(qū)省委，1938年底改為山東分局）調整了原有的有關政策，并結合本地區(qū)的特殊情況探索出一套針對本地區(qū)會道門、土匪的切實可行的政策：「對于各種封建迷信團體，如會門、教門等，只要他們有抗戰(zhàn)赤忱與抗戰(zhàn)表現(xiàn)，而不是為了反對抗戰(zhàn)，或被敵人利誘實行反動倒退的活動，我亦應與之聯(lián)絡，如過去有誤會，今后應設法解決疏通，即使為敵利用時，我仍應從各方面一致去爭取，從事實上使其不再懼我，并注意對其下層群眾的爭取和團結，推動下層的進步，以使之不被少數(shù)上層落后份子愚弄出賣，擾害抗戰(zhàn)及群眾利益」，而「對于土匪，應設法勸導其散伙，參加抗戰(zhàn)，參加農村生活，必要時政府應撥款予以救濟及安插生活。但對怙惡不悛的股匪，應堅決予以剿滅，以安定根據地的民主秩序」31。這便給中共成功解決山東土匪、會道門問題并動員組織他們參加抗戰(zhàn)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
1942年后，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斗爭進入了最艱難的時期。一批抗日意志不堅、見風使舵的土匪、會道門紛紛投靠日本。鑒于此，中共決定取締根據地內的會道門組織。晉冀魯豫根據地為抗戰(zhàn)時期中共最大的根據地，也是其武裝力量對日作戰(zhàn)的最主要區(qū)域，因此，1943年3月該地區(qū)頒布的取締會道門政策頗具代表性。該政策宣布嚴加取締一切受敵利用之秘密結社，規(guī)定：（1）凡本地區(qū)內違反抗日利益之一切非法秘密落后迷信組織以算卦、孔子道還鄉(xiāng)道等，或其變相化名之組織，一律取締，并宣布解散。（2）受敵利用之各種組織會門造謠惑眾，圖謀不軌，破壞抗日秩序，執(zhí)迷不悟者，凡經查獲，均按漢奸處置。（3）假借會道門擺壇設祭，勒索人民財產金鈔者，均以詐財處置。（4）曾原在淪陷區(qū)（平津太原等地）受漢奸所迫組織之佛教、道教，現(xiàn)不違反抗日利益，積極參加抗日建設工作者，得向抗日政府請求登記，悔過自新，不得再行活動。（5）凡參加會門道門及其它一切非法秘密團體者，應即退出，并向政府聲明登記，以免受漢奸利用。隨后，中共在其根據地內大力打擊漢奸會道門，如晉冀魯豫邊區(qū)便破獲、瓦解了世界普濟佛教會、一貫道、萬國道德會、大刀會、紅槍會、九宮道、華北道德總會、混元門等組織32。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共矛盾日益激化。隨著中共領導的根據地進一步擴大，會道門問題再次尖銳起來。為此，中共毅然采取堅決取締的措施，并于50年代發(fā)起了一場舉國上下、大張旗鼓的打擊會道門的專項斗爭，一定時期內鏟除了這種組織。由于中共已積聚了充分的力量，加之其根本任務已由抗日救國轉變?yōu)橥品瓏顸h統(tǒng)治，故這一時期的土匪問題無論與國民黨、豪紳地主有無關系，如其存在，均視為是同中共利益相對立的，在教育無效后，自然遭到鎮(zhèn)壓。
三
抗戰(zhàn)時期，中共在處理根據地的土匪、會道門及其它地方武裝的過程中，依據制訂的有關策略，視不同情況、不同對象，區(qū)別對待大致有以下幾種操作方法：
�。ㄒ唬⿲θ嗣袢罕姙榱说钟諅诬�、土匪騷擾，保護生命財產自發(fā)組織起來的民間武裝組織，中共采取積極支持、引導的方針�？箲�(zhàn)爆發(fā)后，全國各地人民紛紛組織自衛(wèi)團體，并在抗敵斗爭中發(fā)揮了巨大威力。江南丹陽游擊隊和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就是在中共的支持、引導下，以江南淪陷后各地為防匪抗敵而組織的自衛(wèi)團為基礎組成。山東安丘黃石坡自衛(wèi)團，「用原始武器，抗擊著上千的敵偽，堅持了五個鐘頭，最后彈藥斷絕，才英勇突圍而出，創(chuàng)造了群眾浴血奮戰(zhàn)，保衛(wèi)家鄉(xiāng)的戰(zhàn)斗范例，給敵偽以嚴重的打擊」33。為支持引導這種民間自衛(wèi)武裝組織，中共制訂了《人民抗日自衛(wèi)團組織條例》，鼓勵「凡年在16歲以上、45歲以下無廢疾者均應參加自衛(wèi)團（婦女以志愿為原則，其工作無基礎之地區(qū)男子亦以志愿為原則）以進行抗日游擊戰(zhàn)爭，或配合抗日主力軍作戰(zhàn)」34。此后，中共山東分局、山東軍區(qū)聯(lián)合發(fā)出《為發(fā)動人民武裝保衛(wèi)家鄉(xiāng)告同胞書》，號召人民群眾自發(fā)組織起來抗擊日寇侵略。據不完全統(tǒng)計，到1942年，山東民兵已發(fā)展到17萬人，自衛(wèi)團發(fā)展到82萬人；
在1939-42年，民兵、自衛(wèi)團同日偽軍作戰(zhàn)達18,093次，斃傷和俘獲日偽軍共9,000余人35。
（二）對于根據地的會道門，中共派干部深入其內部進行爭取教育工作。1938年，毛澤東、洛甫等在致彭德懷、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的電文中指出，「對于會門、土匪采取慎重的態(tài)度去應付，依據具體可能條件打進去改造他們」36。1939年，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在視察新四軍工作時，對干部提出，要「爭取青幫、大刀會的群眾，我們應研究這些組織，進行政治工作，爭取他們」37。劉少奇也曾撰文指出，不論紅槍會、聯(lián)莊會，「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反對苛捐雜稅及土匪軍隊的騷擾，是單純的武裝組織，他們對于一切問題都是從本身利益出發(fā)，誰去騷擾掠奪他們，他們就反對誰，解決誰」，「他們在政治立場上是中立的」，因此，要動員、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領導他們對日作戰(zhàn)38。這便給各地根據地處理土匪、會道門提供了基本的指導思想。泰西（即泰安縣津浦路西地區(qū)）是山東省內紅槍會最多的地區(qū)之一。中共在處理這一地區(qū)的紅槍會時，深深地意識到，多數(shù)紅槍會頭頭雖被地主操縱，但其成員多為勞動人民，他們目睹日軍燒殺奸淫的侵略暴行，有抗敵保家的要求；
加上一部分地主有民族感、愛國心，也有聯(lián)合抗日的可能。因此，中共采取了「分化、團結、教育的方針，組織他們對敵斗爭」。泰西特委曾指派政治部民運科科長張伯源專門負責做紅槍會的工作，最大程度地團結了紅槍會的群眾，「他們支持抗戰(zhàn)，聽從我們的指揮。在我們同牛希文部作戰(zhàn)中有2,000多紅槍會群眾同我們一起戰(zhàn)斗」，「我們對紅槍會的工作是成功的」39。1940年6月，中共晉冀魯豫邊區(qū)黨委派人利用與會首楊貫一的親戚關系打入天門會，成功地利用、爭取了天門會武裝40。
�。ㄈ⿲τ跒閿程貍位M織的會道門，必須盡力爭取�？箲�(zhàn)時期，日寇利用一些不滿中共政策的土匪、封建勢力，利用會道門在中國農村中廣泛巨大的影響與群眾的迷信落后心理，同時也抓住中共初期在邊沿地區(qū)政策上的失誤，操縱在各地普遍存在的會道門，從而造成了群眾與中共的對立。對于這種為地主所掌握、所操縱，又為日寇所利用的帶有群眾性的組織，中共沒有簡單采取「打」的方法，而是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同的原因、對象，提出了相應的對策41：
原則上應分化瓦解，爭取其群眾，團結一切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中間力量，獨立上層首腦份子，通過群眾路線鎮(zhèn)壓個別漢奸頭子，揭發(fā)其作惡的事實；
對我如果在執(zhí)行政策時發(fā)生錯誤而造成群眾與我對立的地區(qū)，我必須解釋，收回影響；
對少數(shù)為漢奸所操縱，反我最積極的會門，就是要予以軍事鎮(zhèn)壓時，也必須異常慎重，這種鎮(zhèn)壓只是為了打擊漢奸活動與爭取會門群眾的目的，決不能采取狹隘的報復觀念而脫離群眾，獨立自己，而且我們的部隊紀律必須嚴明，秋毫無犯，才能爭取廣大群眾團結在我們的周圍。
新四軍挺進江南后，日軍曾企圖利用江南普遍存在的大刀會打擊新四軍。為此，新四軍對大刀會的迷信采取不干涉的辦法，著重從政治上團結爭取他們，結果大刀會也漸漸走上抗戰(zhàn)的道路42。1938年5月11日，河北南宮六離會趁八路軍主力攻打威縣之機殺害過路的八路軍官兵，并扣押了前往交涉的八路軍談判代表。八路軍129師副師長徐向前決定，「一、為開展工作爭取群眾，決以主力集結南宮附近。在部隊中動員教育后，即向六離會活動地區(qū)進行武裝宣傳；
二、分化瓦解其組織，爭取群眾，進行民族教育，揭破漢奸陰謀；
三、對為首者鎮(zhèn)壓之；
四、散發(fā)告人民書，張貼布告，使群眾勿生疑恐慌」。5月12日，朱德、彭德懷指示徐向前，「必須聯(lián)系檢查地方黨及我們軍隊在該區(qū)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
同時對該區(qū)偽組織內部，應靈活進行爭取、分化，孤立其領袖的工作，并須自己以抗日行動與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影響之，決非簡單鎮(zhèn)壓的辦法」43。根據有關指示，八路軍在展開強大政治攻勢的同時，對六離會進行反擊，使其徹底覆滅44。
（四）對于積極反共的土匪武裝，會道門，堅決予以打擊和消滅。1938年下半年，中共山東「挺縱」四支隊、五支隊鏟除了對抗日危害極大的反動土匪武裝劉彥臣、孫仲文、孫唐臣等，使邊區(qū)部隊和根據地迅速擴大。山東泰西昆山縣徐樓村、耿樓村紅槍會頭目王明煌、徐四等惟恐中共及八路軍宣傳抗日主張會不利他們擴大組織，因此蓄意中傷中共的抗日主張，阻礙中共的組織化，并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及進步人士，進攻抗日武裝。終于，中共在1941年12月23日進行反擊，斃傷王明煌、徐四等400多人，俘獲300多人45。又如活動于蘇魯交界的山東巨匪劉黑七（劉桂棠），他一面投靠日本侵略者，充當侵華日軍的「皇協(xié)軍前進總司令」、「和平救國軍」第10軍第3師師長，一面又做著國民黨蘇魯戰(zhàn)區(qū)「新編36師」師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干著屠殺中共干部及進步人士、殘害人民群眾、進攻八路軍的罪惡勾當。八路軍經過充分準備，于1943年11月發(fā)起反擊，將其擊斃46。經過多次平息、打擊土匪、會道門的暴亂，中共根據地得以擴大和鞏固。
四
抗戰(zhàn)時期，中共在根據地采取的爭取會道門參加抗戰(zhàn)的政策，是基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策，并在中共關于人民戰(zhàn)爭和抗日持久戰(zhàn)的方針指導下制訂的。對會道門采取團結和爭取、不干涉其封建迷信的策略；
對土匪則爭取他們參加抗戰(zhàn)，并逐漸改變其性質，使他們積極抗日、協(xié)同作戰(zhàn)，最終納入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當然，中共改造、收編土匪、會道門武裝并非一帆風順的，因為有些職業(yè)性土匪過慣了散漫放蕩的生活，難以忍受部隊嚴格的組織紀律，雖一時接受中共的改編，但匪性不改，有的仍在地方上干著「打農民保土豪」的勾當，有的調到前方去就動搖、逃跑，給中共的事業(yè)造重大損失；
會道門帶有濃厚的封建、落后性質，「私人利害觀念尚未克服，因之動作極不一致，配合也不密切，甚至在日寇漢奸的陰謀挑撥下，相互猜忌，相互爭奪，引起了一些愚蠢的行為，減低了抗戰(zhàn)的力量」47，抗戰(zhàn)時期各種幫會、迷信團體遭日本侵略者利用，被作為吞并本國的馴服工具、用來麻醉本國人民，甚至協(xié)助日軍進攻抗日根據地、殘害同胞，即是突出的體現(xiàn)。但是，整個抗戰(zhàn)時期，一方面由于中共采取了正確的策略，另一方面因為抗戰(zhàn)本身是一場保衛(wèi)家鄉(xiāng)、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自衛(wèi)戰(zhàn)爭，稍有國家民族觀念的人都不愿當亡國奴，同時，日本侵略軍蔑視中國民眾及其對土匪、會道門的粗暴行為也使很多土匪、會道門心生怨恨，「敵人壓迫，經濟負擔太重，偽軍的摧殘，『配給制度』使會門與原來保家愿望相反，……在敵占區(qū)，有些會門感到沒有出路」48，因此，土匪、會道門參加抗戰(zhàn)的情況相當普遍。一位外國記者在中共領導的根據地作了詳細調查后，寫道49：
在抗日戰(zhàn)爭結束的時候，把共產黨控制的地區(qū)與全國其它地區(qū)作一比較，結果會令人大吃一驚。在政府控制的地區(qū)，掠奪性的土匪活動在戰(zhàn)爭期間實際上是有增無減。……另一方面，在共產黨統(tǒng)治的地區(qū)，不論是共產黨的報導還是路過的旅行者的報導，從1944年開始，已經根本不再提到土匪活動。
這應該能視為中共對土匪、會道門策略成功與否的一個左證。
會道門問題的成功解決具有重要、深遠的意義。它不僅使中共創(chuàng)建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極大地支持了抗戰(zhàn)，同時，也為后來中共處理、解決此類問題積累了必要的經驗。
注釋
1 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5；
邵雍：《中國會道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1。
2 蔡少卿編：《民國時期的土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頁8-11。
3 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系及其特質》（上海：上海出版局，1931）。
4 參見陸軍部檔（北十一）1198。
5 《時報》，1918年7月17日。
6；
49 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著，徐有威等譯：《民國時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39；
341。
7 陸軍部檔（北十一）1201。
8；
15；
18；
48 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數(shù)據選編》（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頁134；
139；
135；
137。
9 〈中共山東省委關于目前形勢與工做方針的報告〉，載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山東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21-25。
10；
47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862；
550-56。
11；
39 段君毅：〈泰西抗日根據地的開辟〉，載注9書，頁288；
288-89。
12 〈抗日模范村──淵子崖〉，載注9書，頁433。
13；
21 黎玉：〈艱巨而偉大的山東抗日斗爭〉，載注9書，頁212；
227、214。
14 轉引孫祚民編：《山東通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783。
16 《解放日報》，1943年7月27日。
17 《大眾日報》，1942年8月28日。
19 參見林超編：《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32-34。
20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哥老會宣言〉，《斗爭》，第105期（1936年7月）。
22；
25 鄧子恢：〈新四軍的發(fā)展壯大與兩條路線的斗爭〉，《星火燎原》，第六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頁383；
384。
23 羅榮桓：〈堅持我們的邊沿游擊區(qū)〉，《斗爭生活》，第16期（1942年8月）。
24 轉引趙延慶：〈抗日戰(zhàn)爭中山東戰(zhàn)略區(qū)的地位和作用〉，載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抗日民主根據地與敵后游擊戰(zhàn)爭》（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170。
26 蕭華：〈難忘的四個月〉，《紅旗》，1981年15期。
27 《群眾》，第1卷第22期，頁377-78。轉引自《河南史志資料》（6），頁14-16。
28 《新華日報》，1938年6月14日。
29 轉引注1，頁361。
30 〈中共中央給山東省委的指示信〉，載注9書，頁26-29。
31 中共山東分局：〈關于抗戰(zhàn)四年中共工作總結與今后任務的決議〉，載注9書，頁117-18。
32 《解放日報》，1942年3月30日。
33 《大眾日報》，1944年5月19日。
34 載注9書，頁69。
35 田克深、王兆良：《光輝的百年歷程》（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頁304-305。
36 《毛澤東軍事文集》（二）（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共文獻出版社，1993），頁218。
37 周恩來：〈目前形勢和新四軍的任務〉，載《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08。
38 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zhàn)中的武裝部隊〉，《解放》，第43、44期，1938年7月1日。
40 《燎原》，第六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147。
41 中共山東分局、山東軍區(qū)政治部：〈關于堅持邊沿對敵斗爭策略的指示〉，載注9書，頁171-72。
42 《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438-40、480。
43 李達：《抗日戰(zhàn)爭中的八路軍一二九師》（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11-12。
44 參見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373；
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民國會門武裝》（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13。
45 王顯柱等：〈平息徐樓紅槍會暴亂〉，載《中共冀魯豫邊區(qū)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頁439-42。
46 〈巨匪劉桂棠禍魯及滅亡〉，載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山東史志資料》，第2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頁1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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