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燦爛的夕陽——悼李慎之

　　我雖然早就知道李慎之其人，但和他相識還是近五六年的事。過去我只聽新華社的前輩們說他學識淵博，是才子。認識他以后，有機會和他交談，才知道他思想之深刻，視野之廣闊，是很多學者所不及的。我認識他的幾年，恰恰是他思想\"大爆發(fā)\"的幾年。他的影響大的文章幾乎全是在這幾年里寫的。所以，我和他的相識，借用他常用的一詞：\"躬逢其盛\"。這是我的幸運。

　　李慎之的生命歷程共八十年，最后幾年只不過是他生命的夕陽。而他的夕陽特別燦爛，其光輝，其色彩，其感染力，遠遠超過了他的朝陽和正日。楊萬里詩云：\"誰將紅錦幕半天，赤光絳氣貫山川。\"李慎之的夕陽不僅有賞心悅目的赤光絳氣，還伴隨著震撼人心的陣陣雷聲。這聲光色電，不僅被及中國的山川，也影響著世界。

　　他的最后幾年，文章被指定不讓公開發(fā)表，但每篇文章剛一脫手，就在復印機上復印，復印，再復印；
在互聯(lián)網上點擊，點擊，再點擊，其讀者群以幾何級數(shù)的方式天天擴大。他的名字被指定不讓見諸報端，但打開互聯(lián)網，敲上\"李慎之\"三個字，就會搜索出三千多個。這就是互聯(lián)網時代！如果不是復印機和互聯(lián)網，燦爛的夕陽一定會被濃密的烏云永遠覆蓋。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贊美夕陽的燦爛，更為它迅速沉落而悲傷、遺憾。我們多么希望看到他更多的文章，聽到他更多的講演！他曾對我說過，他要寫關于新聞學方面的東西。在他的案頭還擺放著臺灣和香港報人寫的新聞學書籍。我知道，要寫好新聞學，除了懂得新聞以外，還需要政治學、社會學等多方面深厚的功底。他出身新聞世家（父親是申報常駐無錫的記者），自己又從事過幾十年的新聞工作。除他以外，當代中國再沒有人具有寫好新聞學的這么多優(yōu)越條件。兩年前，他提到毛澤東關于新聞的一段話。我說我也曾看到過。他說你快給我找來。但我一直沒有找到。今年四月，我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這段話并電告他，他在電話另一端說：\"你趕快給我寄來。\"可見他正在思考新聞學的問題。我很快寄去了。這是我聽到他最后的一句話，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交往。中國多么需要一本真正的新聞學��！可李慎之沒有留給我們！

　　為什么夕陽最燦爛？

　　晚年的李慎之不斷深刻反省自己，通過反省自己來反省他這一代人走過的路，反省中國近百年的歷史。

　　他反省自己的啟蒙過程。什么是啟蒙？啟蒙就是用理性的精神來打破幾千年的禁錮中國人思想的專制主義與蒙昧主義，即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啟蒙。李慎之認為，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經歷了六次啟蒙運動。第一次是1898年的戊戌維新；
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
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
第四次是1927年北伐成功；
第五次是1938年國共合作的抗戰(zhàn)開始；
第六次是抗戰(zhàn)勝利后的民主運動高潮。而第六次啟蒙運動是中國民主啟蒙運動的最后結束。李慎之追述中國啟蒙的歷史以后哀嘆道：\"整個二世紀一百多年中國民主運動幾起幾落而迄無成就，不但說明了這個有兩千多年專制主義傳統(tǒng)的東方大國民主力量之弱，而且說明樹起了民主科學這兩面旗幟的五四運動，實際上并沒有使二者在中國扎下根來。中國人從根本上說并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別是作為制度的民主。誰也說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條件是什么？所有上面說的歷次民主運動過后，就根本沒有人進行認真的啟蒙教育。八十多年來民主之說盈中國，實際上不過是一句時髦的邀買人心的口號而已。\"李慎之認為，民主啟蒙其所以中斷，從思想界來說，是因為有一個\"新啟蒙\"。\"新啟蒙\"就是用馬列主義的啟蒙來代替五四時代民主和科學的啟蒙。\"新啟蒙\"是由陳伯達、艾思奇、何干之等人發(fā)動的，其作者還有錢亦石、潘梓年、鄧初民、李平心、華崗、曹伯韓、張仲實等，他們都是當時青年人心目中崇拜的導師。\"新啟蒙\"當時在中國盛行，有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還有一個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大思潮為背景。李慎之生逢其時，他開始接觸的啟蒙，恰恰是\"新啟蒙\"，即馬列主義的啟蒙。在高中時代，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使他如醉如癡，讀起來熱血沸騰。這些書籍\"如驚雷迅電一樣\"打開了他的腦筋，到高中畢業(yè)的時候，就已經醉心于馬列主義了。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李慎之是一位左派青年。當時他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黨的一切口號、一切理論，并愿意舍生忘死地為其戰(zhàn)斗。他是左派政治活動的積極分子，是學生運動的組織者。本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精神，他還用馬列主義先后\"啟蒙\"了十幾個比他年輕的、有\(zhòng)"正義感\(zhòng)"的青年。對接受\"新啟蒙\"，李慎之回憶說：\"我自己曾經長期以此而自鳴得意，好像從少年時代起就儼然就是一個革命家的樣子。其實我哪里分得清什么是舊啟蒙與新啟蒙，只是蒙蒙朧朧地覺得要反封建，反傳統(tǒng)，要自由，要民主，尤其要共產主義而已。\" 作為革命者的李慎之，26歲就迎接新中國的成立\"享受到了勝利的果實\"。第一次定級就是十一級干部，當時十三級就是高干，他三十歲左右就進入高干行列了。因此，他忠實地、積極地為這個政權服務。作為一個意識形態(tài)的高級干部，他的工作就是按照黨的需要宣傳，在他的筆下發(fā)出了不少文字，但不是出自自己的心聲。他晚年向一位青年回顧說：\"那時節(jié)，真是不敢有片語違忤。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認認真真地編謊話，老老實實地做一個兩面派。那是一個人的生活嗎？我們這樣年紀的人看到你們這樣年紀的，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頭來。\"（《新世紀，老任務――李慎之訪談錄》，1999，12月）

　　五十年代，他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每天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提供\"一日三餐（參）\"。即將國外通訊社和報刊對國際重大事件的反映，編印成《參考資料》，每天早、中、晚各一本。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十分關注國際形勢，幾乎每天都要開會討論因應之道。波匈事件以后，毛澤東派他的英文秘書林克到新華社國際部聽取意見。當時的新華社，是國內掌握國際動態(tài)的主要部門。得此之利，作為社長的吳冷西，被毛澤東欽定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吳冷西回社里時經常向李慎之等透露一些毛澤東的看法。如，毛澤東說過\"我們現(xiàn)在還是訓政時期\"\"我們現(xiàn)在實行的還是愚民政策\"\"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其實，毛澤東可能還講了另一面的話，可上面這些話李慎之特別聽得進，從而形成一套看法，而且錯誤地判斷了形勢。林克本來是新華社的編輯，是李慎之的部下，據(jù)說還是李慎之推薦進中南海的。都是熟人，林克來征求意見時，李慎之就放言無忌：\"請毛主席除了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以外，還要制定一個還政于民的五年計劃。\"\"我們要開放新聞自由\"\"我們應當實行大民主\"\"應當建立憲法法院\"。

　　沒想到，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講了這么一段話：

　　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西方的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化，我們就借用這個話。

　　毛澤東說的司局級知識分子干部就是指李慎之，因為林克就是征求國際部主任王飛和副主任李慎之的意見，王飛為人謹慎，就是李慎之話多。毛澤東講這段話后，吳冷西還專門找王飛和李慎之傳達了毛主席的兩句話：\"主席說這兩個同志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評他們。\"\"這不僅是幾個人的思想問題，而是一個思潮\"。但是，由于李慎之在反右斗爭中的其它言論，最終還是成了右派，而且是極右派，開除黨籍，發(fā)配農場，罰以苦役。從此，他的生命發(fā)生了重大轉折。由\"勝利成果的享受者\"變成了階下囚。此時，他作了一副對子以自嘲：\"自作聰明，聰明反被聰明誤；
自作多情，多情反被無情惱。\"命運的變化，使他看清了現(xiàn)實。1957年以后，他才漸漸覺悟到，五四時代的啟蒙和\"新啟蒙\"是不一樣的，甚至是對立的。以后的三年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更使他大徹大悟。到七十歲他覺悟到，歸根結底只有一種啟蒙，也就是五四的啟蒙，即西方幾百年前就開始的古典啟蒙。他如夢初醒：\"我們這一代人就是被這個\"新啟蒙\"引導著走了大半輩子所謂\"超越五四\"的道路，實際是偏離五四的道路。已經走到南墻，碰得頭破血流了。我們有義務告訴后人：停步，退回去，回到五四，重新起步。\"（《回歸五四　學習民主》，2000年，10月）他在五四運動八十周年的時候，大聲疾呼：\"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

　　李慎之雖然大徹大悟，但是他動筆直抒胸臆是很晚的。他恐懼。八十年代初，在反\"精神污染\"時，他心中有傾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連續(xù)幾十年的運動嚇破了膽，因此還是噤若寒蟬，只能在心底里對若水的正確與勇敢叫好，贊嘆而敬仰。\"（《魂兮歸來，反故居些！――悼王若水》，2002，1，17）

　　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他這種大無畏精神化成了鏗鏘有力的文字。他不顧新聞檢查的刀光劍影，直面漫罵者骯臟的口水，忍受著舊日朋友的誤會，直言不諱，秉筆直書，用他那支多才的筆，橫掃幾十年來流行的謊言和謬論。他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精通英語，長期從事國際工作，是中國當今為數(shù)不多的學貫中西的學者之一。在他介紹西方的思想時，總能在中國文化中找到相應的話語；
講中國問題時，又從西方文化中引出精深的解釋。他的文章不僅中西貫通，視野廣闊，而且格外坦誠和徹底，令人頓開茅塞，振聾發(fā)聵。

　　1999年秋，李慎之先生寫的《風雨倉皇五十年》，直指中國政治改革的根本問題，喊出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最強音。這聲音在世界的天穹回蕩了好幾個月。但是，事后我聽到一位學者不以為然地說：\"他在這篇文章中寫的都是一些已經成為共識的東西。\"是的，這篇文章說的都是很多人想說的話，言人之欲言而不能言者，才是最好的文章�；实蹧]有穿衣服在大街上行走，不也是共識嗎？然而，只有一個小孩喊出：\"皇帝光著身子！\"能夠說出真話，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純真！

　　正是良心、學識、勇氣和純真，使李慎之的晚年顯得格外燦爛。

　　人的一生可能很長，但作為學者來說，思想火花的大爆發(fā)，可能只需要幾年時間。李慎之就是在生命最后的幾年，爆發(fā)出思想的光輝。

　　當今七十歲到九十歲的人中間，不少像李慎之一樣，青年時代被\"新啟蒙\"引上了革命之路。晚年大徹大悟，又回歸到舊啟蒙的路上，即重新\"把世界上已成共識的，已經制度化了的\"民主\"的觀念拿來中國進行啟蒙\"。其中之一的戲劇家黃宗江，曾用一個\"之\"字，來描述他們所走過的路。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稱這些老人\"兩頭真\"：青年時代為追求真理、抗日救亡，真誠地參加革命，晚年大徹大悟，真誠地面對現(xiàn)實，用良知推動中國前進。他們飽經滄桑，久經歷練，他們的思想是對二十世紀實踐的提練，是對漫長生命歷程的深思，當然是中國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這批\"兩頭真\"的老人，也是燦爛的夕陽。祝愿他們長壽，愿他們更多地展現(xiàn)出夕陽的美麗。

　　震撼人心的陣陣雷聲

　　近幾年來，李慎之聯(lián)系今日中國的現(xiàn)實，直擊中國的專制制度。他的一篇又一篇反專制的文章，如陣陣雷聲，震撼人心，摧人猛醒。

　　他一再宣稱：\"中國今天的最大問題甚至是唯一的問題，就是二千年相沿成習的專制主義。\"(《給楊繼繩的信》2001年1月13日)\"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徹底改變專制主義。只有清除專制主義，中國才能現(xiàn)代化。\"（《新世紀　新任務――李慎這訪談錄》，1999年12月，25日）

　　《中國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是他反專制的一篇重要文章。在送給我這篇文章的打印稿上，李慎之貼了一張不干膠黃紙條，在上面寫了幾個字：\"這是我對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狀的診斷書。\"這篇文章中認為，\"傳統(tǒng)文化\"和\"文化傳統(tǒng)\"是不同的，前者是豐富的、復雜的、可以變動不居的；
后者是穩(wěn)定的、恒久單一的。李慎之不否定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認為它值得發(fā)揚和繼承的西很多；
而對于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他基本持否定態(tài)度。他論證了中國文化傳統(tǒng)是專制主義。中國的專制主義已經成了一種意識形態(tài)，決定和支配了中國社會的\"政教禮俗\"，支配著中國人的行為、思想以至靈魂，也造就了中國的國民性，即阿Ｑ性。兩千多年來，中國發(fā)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tǒng)卻原封不動。什么是專制主義？\"一分為二地說，那就是在上的一方面是專制主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隸主義。專制主義就這個意義上說是一個合二而一的結構。\"中國的專制主義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算起，到二十世紀，還壓在中國人的心頭，而始終不敢改弦更張，或雖有改變而又借尸還魂，變本加厲。他認為中國專制主義的理論核心是儒法互補，儒法交融，不儒不法，亦儒亦法。

　　李慎之分析了中國專制制度的特點，一是資格特別老，有2200多年的歷史，沒有那一個國家能相比；
二是\"政教合一\"或\"政教混一\"；
三是\"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实凼前傩盏膰栏�，中國人沒有\(zhòng)"公民\"的覺悟，只有\(zhòng)"子民\"的順從；
四是\"大一統(tǒng)\"；
五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
六是思想統(tǒng)制或曰愚民政策；
七是生命力特別頑強。\"中國人一百幾十年的維新、革命，并沒有改變兩千多年專制主義的本質，只是革掉了一個皇帝。\"李慎之對上述每一特點的論述和剖析，都聯(lián)系到或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今日中國的現(xiàn)實。

　　李慎之指出，中國專制主義有著強大的支持力量：\"計劃經濟是對專制主義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現(xiàn)代專制主義的基礎\"；
因為近百年來多次遭到外國侵略，專制主義很容易得到民族主義的支持，\"任何一個專制政府，只要把民眾的怒火引到外國人頭上去，它就可以以壓倒民眾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強自己的統(tǒng)治\"；
\"集體主義是支持專制主義的又一強大力量\"；
中國專制主義還受中國包括儒法在內的許多派別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支持。

　　李慎之不無激憤地寫道：\"一直到近兩年，我才漸漸悟到專制主義、奴隸主義的氣息幾乎彌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只要一接觸就會受感染而不自覺，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打開電視，翻開報紙，\"都是只見千士之諾諾，不見一士之諤諤\"\"大規(guī)模的以權謀私又必然是因為公共權力行為缺乏公開性或透明的結果。這恰好是專制主義存在的證明。\"\"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一樣，無不變了顏色。\"\"民主\"一辭，明明是外來的，到了中國，便變成了\"為民作主\"；
法治一辭，也明明是rule of law的翻譯，但是沒多久，變成了\"依法治國\"，變成rule by law，回到秦始皇去了。\"李慎之斷然說：\"專制主義只能否定，談不上繼承。必須代之以\"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李慎之指出：\"中國要否定專制主義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制度改革，一條是進行啟蒙教育。前一條如果機緣湊巧也許可以速成。后一條則必然是一個長期的耐心的過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這兩條哪一個在先？\"只有先實行制度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民主制度呢？在《回歸五四　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適和啟蒙的信》中，李慎之贊同陳獨秀晚年的看法。1940年9月，在《給西流的信》中，陳獨秀列舉了民主政治的幾個必要條件：\"一，議會由選舉產生；
二，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
三，政府的反對黨派公開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自由；
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李慎之又在陳獨秀的上述看法之后補充了幾條：民主不但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而且多數(shù)必須尊重少數(shù)；
行政、立法、司法的權力必須分立，相互制約；
統(tǒng)治必須得到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
沒有任何個人或集體可以居于法律之上；
原告不能作審判官．．．．．．等等。李慎之進而引用胡適的話，對陳獨秀畫龍點睛：\"在\"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里，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關頭。\"李慎之寫道：\"前兩年讀了陳獨秀在1942年逝世前的言論，我更恍然大悟，根本沒有什么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不同，也沒有什么舊民主和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人類經過二十世紀這一百年的歷史經驗，經歷了法西斯到\"法東斯\"各式各樣社會改造理論。現(xiàn)在也已經明白，什么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其實都只是在極其狹窄而短暫的\"時空條\"中存在，只有極相對的意義，歸根結底，人就是人。\"李慎之呼喚重新啟蒙，把\"子民\"意識轉變?yōu)閈"公民\"意識。他主張，\"大規(guī)模地、長時期地、扎扎實實地、認認真真地進行這幾十年社會上學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沒有聽說過的公民教育。\"通過公民教育，讓中國人成為\"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為此，李慎之推崇捷克現(xiàn)代杰出的思想家哈維爾，提倡人們\"在真實中生活\"、\"做一個說真話的人\"。哈維爾是一位促成了后期極權主義結束的思想家和實踐家。什么是后期極權主義？李慎之在《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是這樣描述的：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chuàng)力與嚴酷性。但制度還是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了一點法制（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日益嚴重。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中心。李慎之明確指出：中國現(xiàn)在正處在后期極權時期。（順便一提，現(xiàn)在一些印刷品轉載《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這篇文章時，都將\"后期極權主義\"誤為\"后極權主義\"。李慎之在給我這篇文章的打印稿上，特意用鋼筆在\"后\"字之后加了一個\"期\"字，大概是表示與各種\"后學\"之區(qū)別。）李慎之寫道：\"后期極權社會最高的原則是\"穩(wěn)定\"。而為了維持穩(wěn)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謊言。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在充斥謊言的社會里，真話具有極大的威力：\"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大概是李慎之晚年義無反顧地說真話的原因。要說真話，就要不怕失去什么東西。無私才能無畏。哈維爾認為，人們說真話的動因就是良心。無私和良心使李慎之晚年堅持說真話。正是真話才使得他的夕陽特別燦爛。

　　重新舉起自由主義的旗幟

　　為了\"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李慎之重新舉起了自由主義的旗幟。

　　他寫道：\"民主價值歸根到底是個人的價值，所以，民主主義者必須要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出發(fā)點。\"（《革命壓倒民主》。2001年4月）

　　需要說明一下，李慎之這里說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自私自利不是一個概念，它是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概念。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哈耶克說：\"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v然這個范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fā)展自己的天賦與愛好。\"對中國來說，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歐洲的舶來品。\"五四\"以前，嚴復、梁啟超就宣傳和介紹過自由主義。\"五四\"時代的\"民主\"、\"科學\"的口號就是來自自由主義。在20世紀的30年代和40年代，自由主義在中國小有聲勢，其代表人物有胡適等一批知識精英。新中國建立以后，自由主義銷聲匿跡。

　　《共產黨宣言》中說過\"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條件\"。有人從這里引出馬克思贊同自由主義的結論。不錯，這句話是自由主義的理念，但它與整個馬克思主義的體系相悖，尤其是和馬克思的經濟思想相悖。只要以馬克思主義立國，只要搞計劃經濟，就得剝奪個人自由，自由主義就沒有言論空間。

　　我曾寫過，自由主義在中國是斷代遺傳。中國當代自由主義者主要是75歲以上和45歲以下的人，60歲左右的人在上學時沒有機會接觸自由主義的書籍，而且學的是俄語，到了能夠看到自由主義書籍的時候，由于年齡原因，吸收知識的能力已經大大下降了。我恰好是被斷掉了一代中的一員，我是沒有資格談自由主義的。

　　當中國放棄了計劃經濟并實行市場經濟幾年之后，自由主義在中國重新浮出水面。自由主義在中國重新出現(xiàn)，這和李慎之是分不開的。

　　1997年10月，李慎之在《顧準日記》的序言里用了\"自由主義\"這個詞。說顧準\"放棄的是專制主義，追求的是自由主義\"。1998年4月，在《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中說，\"值此慶祝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之際，最要緊的是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他在這篇文章中介紹了自由主義的要義，介紹了自嚴復以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認為\"世界經過工業(yè)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尤其是中國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社會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和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自由和自由主義越來越成為一種全球性價值\"，他大聲疾呼：\"我們一定要走向這個目標\"\"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引進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爭光！\"。也許我孤陋寡聞，我覺得這是中國近四十多年來第一篇公開地講自由主義的文章。

　　事后，李慎之為這篇文章\"簡單\"、\"粗糙\"而略有遺憾，但學界認為：\"1998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觀之一，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理立場浮出水面\"（朱學勤，1998）。李慎之這篇文章\"開拓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言路空間\"。（王岳川，2000）

　　在共產主義成為殺頭之罪的時候，李慎之選擇了共產主義；
在自由主義成為被打壓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李慎之又鼓吹自由主義。他是一個十足的理想主義者，他的選擇毫無功利動機。

　　自由和平等這兩個價值是有沖突的。充分的自由，會導致資源向強者、能者集中，從而失去平等；
如果企圖改變這種不平等，就會犧牲一部分人的自由。面對這對矛盾，李慎之說：\"我認為自由和平等是人的兩大價值，應當平衡而不可偏廢。但是到任何時候，自由是第一的，平等是第二的，永遠不可顛倒。\"（《自由主義與中國――李慎之杜維明對話，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9年冬季號》李慎之重新倡導自由主義，招來了沉重的壓力和數(shù)不清的麻煩。官方意識形態(tài)，老左派，新左派，都一起描準了他這個目標，政治打壓和骯臟的口水一起向他涌來。他在北京大學講話一公布，立即遭到\"新左派\"的攻擊。批評者觀點鮮明，言辭激烈，出李慎之意料之外。他讓我把\"新左派\"批評他的背景弄清楚，可惜我沒有完成他交的這個任務。

　　這一切，他都頂住了。他是為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為了國家的繁榮和富強。\"人類的文明史證明，所有已經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的國家，莫不以保護人民自由與公民權利為第一任務。歷史也已經證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國家才能成為最穩(wěn)定、最繁榮、最強盛的國家。\"（《中國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2000年5月）\"中國為什么要現(xiàn)代化，就是為了中國人都能做一個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現(xiàn)代化的人。這既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出發(fā)點，也是它的歸宿點。\"（《新世紀，老任務――李慎之訪談錄》，1999，12月）

　　自由主義在中國重新出現(xiàn)，立即引發(fā)出激烈的爭論。當這場爭論進行了兩年并且愈演愈烈的時候，我試圖客觀地梳理一下爭論的內容和來龍去脈，2000年底，寫成了《跨世紀的爭論》一文初稿。李慎之讀了我的初稿后，給我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表述了他對自由主義的一些新看法�，F(xiàn)將這封信全文公布如下：

　　繼繩同志：

　　收到大作。我已進同仁醫(yī)院等待白內障開刀了，但還是匆匆看了一遍，以副雅意。

　　我個人是不但不參加這場爭論，而且甚至不愿談論它。1999年年底，我在香港，有記者要我對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發(fā)表意見，我說哪有什么爭論，大家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反對專制主義。在中國實行民主以后，當然會有左派右派。我就可能是一個左派，主張社會主義，但那是以后的事，現(xiàn)在沒有什么左右可分。只有有了\"自由\"，才可能有\(zhòng)"主義\"，這樣那樣的\"主義\"。沒有自由，什么也談不上，一切\(zhòng)"主義\"除專制主義都來自\"自由\"。我差一點就同意把這段話發(fā)表，但是后來一個朋友叫我再看一看。一年多了，我才發(fā)現(xiàn)這場爭論真是愈演愈烈，我幸好那時沒有發(fā)表。

　　對我來說中國今天最大的問題甚至唯一的問題就是兩千年相沿成習的專制主義。這一年我才知道新左派的看法根本與此不同。

　　你對情況比我還了解得多，\"梳理\"也極清楚，我由此增加了許多知識。我覺得你的梳理對讀者有很大的幫助，但是由于上述我的基本觀點，我不可能像你這樣寫。在我看來專制與自由之間是很難折衷妥協(xié)的。

　　新左派在中國的出現(xiàn)是我完全沒有料到的。他們會取這樣的立場，也是我所難以想像的。雖然他們的思想資源來自洋人（80年代在北大教了一年書的詹明信，Jamison對新左派在中國的興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仍然要說中國專制主義的根子實在太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最新最大的代表人物毛澤東不但在中國文化中有其淵源，而且其威所被，還成了歐美新左派心目中的導師。赫赫有名的巴黎68年5月就是以在中國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為精神領袖。而西方鼎鼎大名的薩特，就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文革的崇拜者，因為他用大民主\"打倒\"一切官僚，把大批干部、學生、知識分子送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平等\"、最否定\"特權\"的社會。

　　我不能要求你像我這樣來看新左派，但是我希望你多少能把這一點點出來。

　　老左派原則上否定文革，但肯定五十年代，原則上主張對毛\"三七開\"，但新左派中至少有一部分（如崔之元）是基本肯定毛的，是崇拜毛的（洋人新左派更多）。

　　你提到新左派有話語優(yōu)勢，而自由主義者則受迫害，這點我認為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但《南方周末》點出汪暉反對國際資本，而又接收了李嘉誠的獎金，這一點我認為提一提也好。你的最后一頁是在\"和稀泥\"了，但是我不僅不反對，而且贊成。因為只有這樣，你的文章才有發(fā)表的\"話語權利\"。讓讀者知道你了解的東西，在我看來是十分重要的，只是我自己不會這樣寫而已（我已經說過，我個人只發(fā)表自己的見解，當然遠不能暢所欲言，決不會介入任何爭論的）。

　　世界上沒有純而又純的東西，這話是毛澤東說的。就這一句話講，可以說是\"真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專政，在凡人看可以說是\"純而又純\"了，但是毛澤東看，還是不純。尤其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理論家誰都不會主張\"純而又純\"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天然就是不純的。

　　自由主義這個詞，由于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編入中學教材，在中國是臭名遠揚的一個詞。把這個詞從政治范疇重提出來確實是我第一次在《顧準日記的記序》中，第二次是在《北大傳統(tǒng)與自由主義》的序中提出來的。提出以后，雖然一下子引起了許多年輕學者的熱烈響應，卻馬上（幾乎是立即）引起了新左派的攻擊，大意是自由主義為貪官污吏鳴鑼開道，觀點之鮮明，言詞之激烈，我到現(xiàn)在才勉強有所了解，實際上還是糊里糊涂，你如能把這個背景弄清楚，對我（還有很多自由主義者）都將是很大的幫助。

　　說官方或老左派能懂得新左派的理論是很難相信的，但官方確實又對之持優(yōu)容態(tài)度。為什么這樣？我也弄不明白，唯一的解釋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不見《參考資料》只要是批評《新自由主義》的文章都大登特登嗎？

　　關于我個人，我以為你寫的有些溢美了，略刪幾個字想來你會同意的。

　　\"六四\"以來12年了，社會表面平靜，其實下面變動很大。這兩年當局對言論的管制越來越嚴。進入新世紀，自由主義者的末日快到了。然而，既然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我必須補充一句，我說的春天也不過像郭沫若1979年講的\"科學的春天\"中的春天那個意義而已。言論自由可以再上一個臺階，社會矛盾還是不斷，自由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會抱不切實際的幻想的。

　　非常匆忙地寫下此信，詞不達意，請原諒。

　　你的文章改出以后，請送我一份。

　　此頌

　　年禧

　　李慎之

　　2001，1，13

　　又及：

　　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還有一個差別，前者主張制度創(chuàng)新，其實也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憲政\"，但是他們不敢說出口。后者則根本無綱領，或者其綱領就是激烈批評自由主義。

　　由于記者職業(yè)習慣，我追求客觀，沒有按李慎之的意見修改我的文章。結果，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都不高興。過了一年才在香港《明報月刊》上摘要發(fā)表。

　　李慎之的晚年，除了批評專制，力倡民主，重新舉起自由主義的旗幟以外，還有其它方面的貢獻。在他生命進入最后十年倒計時的時候，就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以他學貫中西的頭腦，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進行辨析和融合。他驚奇地發(fā)現(xiàn)，世界各種哲學的初始命題和終極命題，大致都是差不多的。他想從東西方文化的深究中，尋找開放和創(chuàng)新的根據(jù)。他在這方面的成就，使學界矚目，于是有\(zhòng)"南王北李\"（王元化，李慎之）之說。在他夕陽的光輝中，這方面的內容也許有更深遠的影響。

　　夕陽天外云歸盡

　　猶見青山無數(shù)峰

　　李慎之走了。夕陽已經落山。霞光并未散去。他用生命、智慧和勇氣壘起的座座山峰永遠令我景仰。

　　200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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