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白：這樣的文壇，就有這樣的批評

　　在中國文壇能如此指名道姓地道出自己對某些人的不滿和指出對方問題的人，已經是稀罕玩意了。這樣的稀缺，不是明眼人越來越少，而是覺得有必要說出來的人越來越少。

　　《文壇三戶：金庸王朔余秋雨》

　　王彬彬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2月第一版

　　319頁，23.00元

　　我當然不知道真相，只是從個人感受上來判斷：在《文壇三戶》里，王彬彬更多的是出于個人情緒（當然，個人情緒不是錯，只是在這里王彬彬并沒有讓讀者了解到他個人情緒何以產生的原因），而不是基于“標準”或“意義”的品評。所以我覺得王彬彬在花精力做一件最后證明自己不應該去做的事情。一本書，二十多萬字，這可是不小的工作量啊。

　　舉個例子吧，就像郭敬明，我壓根就不會去閱讀，怎么會讓自己不滿呢？“沒有關注”應該是早就擺在那里的事先態(tài)度，“不會去閱讀”這已經是個態(tài)度。還比如《金剛狼》、《星際迷航》、《終結者》這樣的電影，你非要抱著欣賞藝術和發(fā)現價值觀之類的念頭去看，只能自討沒趣。那種電影符合某種你不了解的衡量體系，你只能說自己沒在這個體系內，而不能用一個自己的體系丈量之后，說作品的品質和質量有問題。你費力罵一個跟你毫無關系的東西，這是哪個先出了問題？即使電影如《英雄》、《十面埋伏》者，也不應該罵，或者小人之心地說：罵了也沒用，因為它已經符合了某種測量標準，即市場。在我看來，要罵只能去罵《南京！南京！》這樣的電影，因為它實在是不爭氣，同時又表現得那么裝逼、矯情和造作。

　　在文學上也存在著局限性的閱讀，比如你可以說薩岡的《你好，憂傷》很通俗，一個在十六歲花季邊讀著瓊瑤邊落淚的讀者在上過大學走向人生另一個階段后，會覺得自己當初熱愛憂愁很幼稚，那種通俗和淺薄的美不再是她需要的了。這樣的文學作品，無論作為一種普通的審美還是對讀者自身的影響，都結束了。這是自然而然的，根本犯不上讓一個有卓越見識的大學教授急三火四地費力指導。所以，王彬彬使足了力氣對金庸和余秋雨的論述，看上去意思不大。我只能說這是意氣用事，并沒有鞏固王老師堅定的文學立場或者強化王老師的抒發(fā)理念。掄圓了雙臂，“啪”地一聲，打死了個蚊子——能說這是力大過人嗎？但我也猜測，讓王彬彬不滿或者說實在看不下去的不是金庸、余秋雨這樣的寫作和寫作者，他不滿的是那些對文學失去了判斷和基本審美的評論家，為此王彬彬不惜在書中引用大量的評論家對兩者的評論，意在指出他們喪失了審美能力和文學立場。在中國文壇能如此指名道姓地道出自己對某些人的不滿和指出對方問題的人，已經是稀罕玩意了。這樣的稀缺，不是明眼人越來越少，而是覺得有必要說出來的人越來越少。所以，像王彬彬這樣不計代價地亮出自己的觀點，還真是一個“背離時代”的行為。

　　說到稀缺，不僅在中國文壇，即便縮小到南京大學中文系那個環(huán)境里，王彬彬也是稀缺物種，相比那些靠一些自己都說不清的理論混飯吃和憑坑蒙拐騙抄襲得來的學術地位的教授們，王彬彬老師顯得純粹極了。他不跟這個充滿惡的時代同流合污，更不會對之妥協做出媚態(tài)。留在我記憶里的是站在講臺上意氣風發(fā)地講解前南斯拉夫戰(zhàn)爭、鴉片戰(zhàn)爭，還有逐字剖析克林頓北大演講全文的那個老師，這些不僅僅是對一段被遮蔽歷史的重現，更是一種普世價值的輸出和傳遞，那個時候我只能感慨自己晚知道這些太多年了。

　　王彬彬對文學出于情緒的批評，對文學沒多少幫助，但也談不上什么傷害。我更不相信什么“文人相輕”，即便真的相輕了一下，也沒什么，至少要比文人相媚好得多。真正令“文學”二字在中國一次次蒙羞、被接二連三向下無限制拉扯的是另外一些所謂批評家及其行徑。他們?yōu)橹袊�文學鍛造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詞——文人相媚。那些出席某個作家新書發(fā)布會，應邀為其寫上一篇動感十足媚功盡現、不惜送上無數輝煌大言不慚的贊美之詞的評論家們，完全可以看作這個惡心時代里最低廉和卑賤的一種文學行為。他們正是若干時間前出于友情或者恩情，而提筆為他人寫序、作跋的那類文字工作者的超強升級版。如果說文縐縐并且老式內斂的寫序言者，只是某種時代桎梏里對朋友、文友的感情作出庸俗表達的話，那么到了今天，那些不惜動用各種浩大而空洞詞匯來贊美給了自己好處的評論家的行徑，則可以看作一種針對庸俗化的齷齪倒退。他們無需蒙面，就干了一件沒有臉皮不知羞恥的事情。以小人之心來揣測，一篇文縐縐的序言，當然不能吸引書店里的讀者，換成兩三句鏗鏘有力、肉麻十足的推薦語印刷在腰封上，還有什么比這個更妖嬈的推廣呢？這又是中國人誤讀市場和商業(yè)的一個例子，大多數人以為只要肉麻的推薦和不顧廉恥的操作，就真的商業(yè)了，沒有想想里面賣的到底是個什么破爛玩意？！中國沒有真正的暢銷書，跟這些下作的書商和無恥的文學評論家如此低賤的操作絕對有著必然聯系。這種每日發(fā)生在太陽底下明晃晃的骯臟行為，在今天的文學界或許已經成為某種方程式，且看似已經不可或缺：等號的這邊是背離文學初衷、無視基本文學審美的行為；
等號另一邊是廉價的“成功”和登堂入室。在我看來，這就是文人之間所能產生的最大傷害，由齷齪發(fā)酵而成一種細菌，要不了性命，但也足以讓你上吐下瀉。

　　如果有研究者對當前中國出版的圖書腰封加以研究，肯定會找到許多有趣的現象，在我看來，他們已然發(fā)明了不少關于贊美和推薦的漢語詞匯，力道十足，其文學價值和文字美感絕對比得上這些年爆發(fā)的房地產文案。事實證明，中國文人一旦變成某種力量的執(zhí)行者，就會變得強大而有力，從古時候負責寫那些歌頌國泰民安的御用文人，到當年“文化大革命”時的“石一歌”，再到今天一批為金錢競折腰的“文學腰封家”，他們書寫的絕對都是那種具有時代氣味的文字。

　　回到王彬彬這本以個人喜惡為基礎的《文壇三戶》的書上來，將喜惡放在選擇論述本體的首要指標上，首先就會產生難以避免的偏激和機械性。除了在文學史和傳統價值觀上尋找一部作品的定位和價值外，王彬彬大概忘了還有一種叫打動人心和平常閱讀的說法，就是那種審美中帶來的“汗毛倒豎”、“轟然擊倒”的感覺。這根本沒法解釋，無法在一本正經的論述文字中找到答案，但那也是一種審美。也不是說具備了“轟然擊倒”感覺的就是好的文學作品了，甚至都不能以此說它就是“文學”了，但評判的標準在真正的文學和它的讀者面前，是可以多元的，也是可以“不闡釋”的。所以不能用正確的價值觀來判斷《動物兇猛》這樣的小說，盡管里面的調子會讓有的人反感，甚至會產生極為痛恨的情緒。認為王朔是在回避、粉飾和美化某種東西，但這些在打破時代局限之后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說《動物兇猛》這樣的小說其本身具備的審美性已經超越時代的局限，它可以讓人共鳴的是真實的人性，而不是那些喜歡唧唧歪歪的人的所謂正確價值觀。王朔的作品無論用怎樣的文學眼光來審視，至少都不應該存在文學性的問題，這是常識。在論及王朔的時候，王彬彬多次表達出對作家本人 “流氓”的性情和“流氓”的人物狀態(tài)的不屑，試圖將其小說在囿于“愛情”和“案情”的主題上與“鴛鴦蝴蝶派”拉扯上關系，以達到將王朔及其小說拉下水的目的。這樣做實在是太狹隘了，也肯定達到不了目的。流氓怎么了？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上來就說“流氓從來就是中國歷史和現實的首要問題”，既然是首要問題，為什么不能談論之？而非要談“氓”色變，上來就先一棒子打死呢？龐博而浩大的世界文學版圖會拒絕一個流氓嗎？我覺得這對于一個有過文學閱讀經驗的人來說是個常識問題，讓·熱內、波德萊爾、亨利·米勒這些就不說了，就拿奈保爾來說，嫖妓、找情婦，侮辱并逼死自己的發(fā)妻，這些在道德上毫無疑問的流氓行徑，影響到他那些光芒萬丈的作品了嗎？很遺憾，甚至連波及都不曾有過，充其量只算生活軼聞。怎么可能通過一個“流氓”就將王朔否定？！再說，王朔僅僅在小說語言這個單項的成績上，就已經絕對站在了當代華語小說的一流作家行列當中，這是保守的評判。如果像王彬彬那樣按個人喜惡來說，我甚至覺得這個中國一流作家的行列里，王朔就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一個。當然，這個說法的前提是所謂的當代華語寫作中，還有一流作家這樣一個群落。

　　這就讓我又不明白一個問題，王彬彬在已經對一個作家沒有感覺的情況下，為什么不放棄評述然后去研究那些讓他覺得好的作家呢？非得要抓住三個流行意義上的大眾視野內的作家干嘛呢？跟自己較勁？還是因為華語文學的現在進行時實在找不出真正好的、值得研究的、值得付出心血并將自己某種情懷寄托之上的文學作品？這當然是我沒根據的揣測，我不知道王彬彬這些年是否還有興趣面對當代文學，只知道越來越多的批評家在不自主地放棄文學，這在很多年前就發(fā)生了。很多早年有遠大見識和淵博才能的文學批評家，都放棄了文學批評。我記得吳亮和朱大可都曾經說過，大意就是，不再搞文學批評就是因為用來批評的文學作品太爛了。這是真正的悲哀，具體地說，若干時間以來我們熟悉的中國文學，基本上已經快跟中國足球畫等號了，成為大眾眼里最不爭氣和最不可救藥那一類。足球是一種比賽，在丟人現眼這件事上更容易讓人看得出來；
中國作家們則是以一種緩慢的、溫婉的、悄悄不動聲色的方式，在證明自己是多么的落后和不入流。

　　王彬彬將喜惡作為論述本體，其實也沒有違背什么科學規(guī)律，盡管我不覺得他這么做有道理（論及王朔）和有價值（論及金庸、余秋雨），但在我看來這仍是一種極其嚴肅和真誠的工作和態(tài)度。相對于更多的“無喜惡”的評論家，使出渾身力氣說一些不著調的話的評論家，王彬彬的工作畢竟還是誠實的。

　　我們身處遠非理想的時代。這個華語文學界，包括自認為是在寫小說的人，也包括那些自認為掌握了某種權威和真理的批評家們，說實話，其實構成的整體就是一個破爛的垃圾場——并非一無是處，但也無時無刻不散發(fā)出陣陣惡臭。

　　原載《東方早報》200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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