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繼榮：解放思想：與“運動思維”訣別

　　當前，中國共產黨強調自身變革，從一個革命型政黨轉變?yōu)橐粋�執(zhí)政型的政黨。要實現政黨轉型，首先需要轉變思維觀念，徹底摒棄“運動式”的思維習慣。

　　運動就是一切？

　　大學本科的時候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yè)，知道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有一個叫伯恩斯坦的德國人，他不把革命目標當一回事，說了一句被馬克思主義者斥之為修正主義的話。盡管我們對伯恩斯坦的言論嗤之以鼻，但反思我們過去的所作所為，又讓人不得不想起他的這句“名言”——“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

　　國家獨立，民生改善，政治開明，社會祥和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角色的轉換：從反政府力量變成了執(zhí)政黨。人們完全有理由期待這個新的執(zhí)政黨大展宏圖，為中國開辟一條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使人民生活極大改善，物質產品像泉水一般涌流。

　　中國共產黨的表現也確實非同一般，不僅與西方的管理經驗迥異，而且與中國傳統(tǒng)規(guī)則決裂。它“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以有組織的社會動員為手段，在偉大領袖的領導之下，“以階級斗爭為綱”，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通過干接連不斷的大事，使人民群眾始終心神忐忑不安同時又驚嘆不已。

　　有人用“運動治國”來概括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以前的執(zhí)政方式。“直到‘文革’結束之前，中國可稱是以‘運動’治國。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少有間歇，連建設也是運動式的。一連串‘運動’的結果，形成了一套與‘運動’相適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干部不斷更換，方法依舊傳承”（“再反形式主義，打破‘運動型思維’”，《瞭望》2006年4月9日）。確實，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幾十年里，為了推動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全面發(fā)展，每隔幾年就要來一場大的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未成立，中共中央就開始著手準備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央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土改運動在全國拉開序幕。與此同時，為了鞏固新生政權，“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也全面展開。此后，運動接連不斷，遍及經濟、文化、政治、社會乃至軍事生活各個領域�；仡櫄v史，一些重大運動歷歷在目，其中包括“三反五反”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除四害”愛國衛(wèi)生運動、“四清”運動、“工業(yè)學大慶”、“農業(yè)學大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等。有人統(tǒng)計說，從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中國經歷大大小小的各種運動有七十余次。確實，整個中國似乎一直處于各種各樣的運動之中，難怪有人說中國人個個都是運動員，生命不息運動不已。

　　在1949年以后的近30年時間里，中國實驗了一種“運動版”或“斗爭版”式的“社會主義”。在今天看來，這種實驗不僅不成功，而且根本上誤國害民。如果人們從中國的歷史實驗中得出了教訓，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不是社會主義，那么，今天還應該引申出進一步的結論：“運動”不是社會主義，“斗爭”不是社會主義，和諧、安康才是社會主義！

　　“運動”過去了嗎？

　　看過80年代謝晉執(zhí)導的電影《芙蓉鎮(zhèn)》的人們都知道，芙蓉鎮(zhèn)上的風風雨雨完全是當代中國社會歷程的縮影�？窟\動起家、靠運動吃飯的“運動瘋子”王秋赦在午夜敲著破鑼，嘶啞著嗓門叫嚷“運動了，運動了”的場景，讓那些劫后余生的人們聽了依然毛骨悚然。

　　對于以往的“運動政治”模式，有人發(fā)表過這樣的評論：中國人有一種非凡的能力,就是酷愛“搞運動”，尤其是“官家”,已經到了凡事必搞運動的“運動政府”境界。1978年中國共產黨宣告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之后，重新審視國際社會，重新定位自己，明白了“解放全人類需要首先解放自己”的道理，堅持和積極推行較為務實的改革開放政策，從而改變了執(zhí)政的方針路線，逐漸告別了“運動時代”。

　　然而，“運動”后遺癥并沒有得到徹底根治，依然會不時發(fā)作。為解決社會治安問題而推出的“嚴打”活動、“掃黃打非”和各類清剿活動，針對腐敗問題而展開的各種思想教育運動和所謂的“審計風暴”，為推進某項工作的進展而掀起的各種檢查評估活動等等，似乎都帶有明顯的運動式思維的痕跡。圍繞開好2008年“奧運會”，也要掀起一個個的“奧運”熱潮。就連種樹掃大街這樣的活動，也要領導一行浩浩蕩蕩，媒體炒作轟轟烈烈，總免不了要制造一些好不熱鬧的“運動式”氣氛和場景。

　　“運動”不僅成了一種管理方式，更成了一種社會生活方式。除了人們經常提到的“運動式執(zhí)法”、“運動式反腐”、“運動式檢查”、“運動式評估”外，還有許多“運動”招數充斥于政府管理的各行各業(yè)。我們早已對各地開展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招商引資活動、風云而起的各類節(jié)慶活動、千姿百態(tài)的形象工程司空見慣了。就是日常生活，我們也喜歡“運動化”的方式和效果。要娛樂了，我們就來個“超女”運動；
要學習了，我們就來個“學習型”運動：建設“學習型社會”，培養(yǎng)“學習型人才”；
要拉動需求了，我們就制造運動式的“消費熱”，要節(jié)約了，我們就打造一個“節(jié)約型社會”；
要清理傳統(tǒng)了，我們就來個“破四舊”一類的運動，要重視傳統(tǒng)了，我們就來個“國學熱”、“講經熱”、“祭祖熱”；
要講究衛(wèi)生了，我們就來個全民愛國衛(wèi)生運動；
地方人大要選舉了，我們就來個“莊重行使你的民主權利”運動；
要講馬克思主義了，我們就來個“馬工程”。

　　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每一場“運動”的初衷，但是，良苦用心一旦變成某一個時期政府的中心任務，就可能演變成為一場政務運動。建設新農村勢在必行，民心所向。中央政府提出要大力推進“農村城鎮(zhèn)化”，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于是，一些地方便不顧自身條件，大搞形象工程，非要農民在路邊拆遷改建，扒舊房，蓋新房，拆平房，建樓房，要求農家?guī)�所貼瓷磚，門口建噴泉，結果，“只見新房子，不見新農村”，“城鎮(zhèn)化”的好處沒體現，反而讓農民背了一身債而怨聲載道。這種用“大躍進”方式搞新農村建設，無視農村實際情況，搞“樣板工程”、“達標工程”、“限時工程”和“指標工程”的種種做法，不是再次警示我們“運動”其實依然離我們不遠么？

　　告別運動式思維

　　運動慣了，就成為一種定式。運動治國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最早，革命領袖和革命政黨出于革命活動（包括軍事戰(zhàn)爭等行動）之需要，將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統(tǒng)一行動的“群眾路線”視為革命行動的基本方式；
后來，這些最早的考慮便成為一種慣常的手段和經驗，甚至成為黨的經典信條，以至于從制度安排到政策手段選擇等諸多方面都自覺不自覺地貫徹運動原則。

　　客觀而言，“運動式”管理也不是一無是處，它的優(yōu)勢主要體現為自上而下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特別在非常時期，這種優(yōu)勢表現得最為顯著。它通過突擊行動，可以獲得“短平快”的效應。但是，作為一種管理手段或方式，“運動式”管理也存在著諸多明顯弊端，如行政成本高，治理效果差、背離法治原則、滋生官僚作風等。作為一種治國理念，“運動式管理”與某種“左傾”意識形態(tài)相結合，它的“革命性”后果往往挑戰(zhàn)經驗與傳統(tǒng)，甚至會摧毀文明律則，給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

　　告別運動式管理，遠離運動型社會，首先需要清理思想觀念中的陳年積垢，從根本上否定運動式思維方式，轉變思想方向和方法。

　　“運動式”思維是一種“革命式”思維，它以矛盾斗爭觀念、絕對主義、一元主義為哲學基礎，以政府（精英）主導、群眾性社會動員、單一化管理目標、“一刀切”式的簡單化管理手段、突擊式管理效應為特征。它假設世界是矛盾的，矛盾是對立的，這種對立可以歸結為“真理”和“謬誤”、“正確”和“錯誤”的斗爭；
掌握絕對真理的人，具有前瞻性和道德優(yōu)越性，可以通過啟發(fā)、灌輸、教育和動員，促進人們去接受真理，規(guī)劃未來。

　　從思想方法的角度看，“運動式”思維具有明顯的“建構理性主義”性質，它對人類理性能力（說到底是領袖的個人自我理性能力）充滿自信，認為社會的發(fā)展都是人為設計的結果，堅信不僅一切制度安排可以精心設計，而且人與自然的關系模式、社會生活方式以及人的一切需求之滿足也可以周密計劃，憑借某種理想的規(guī)劃和方案，通過精心組織和周密安排，再加上正確領導，任何人都可以變成一代新人，改天換地，無往而不勝。

　　“運動式”思維對“集體理性”充滿信心，相信甚至迷戀集體智慧和集體優(yōu)勢，認為集團規(guī)模越大越好，整齊劃一優(yōu)于個性化和多樣化（因為個性化等于多樣化，多樣化等于無序化）。因此，在組織管理方面，“一大二公”、步調一致成為一種理想的追求。

　　早年，俄國共產黨領袖列寧把黨看作是“階級的先進覺悟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接受了列寧的建黨思想，將共產黨定位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推動生產力發(fā)展的杠桿。在之后奪取政權的長期斗爭中，中國共產黨憑借高度的組織性和宣傳性，發(fā)動人民戰(zhàn)爭，形成了有效的社會動員機制和群眾性組織行為管理經驗。這種資源優(yōu)勢和成功經驗成為執(zhí)政以后的“路徑依賴”和思維慣性。經過建國后幾十年的實驗，新一代領導人覺悟到要與時俱進，告別舊的時代，提出要實現政黨轉型：從革命黨轉變?yōu)閳?zhí)政黨。毫無疑問，這種覺悟和提法在中國共產黨發(fā)展歷程以及中國政治發(fā)展過程中注定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社會現代化的進展，中國共產黨的角色也發(fā)生了變化。作為一個執(zhí)政黨，它不僅是某一階級的先鋒隊，而且也是整個社會利益的協(xié)調者。在把利益多元訴求視為合理存在、把實現自下而上的社會自主要求與自治行為視為優(yōu)先安排、把實施服務型政府管理為持久目標的前提下，與“運動式”管理模式決裂是必然的事情。

　　告別“運動式”管理，就要與“運動式”思維訣別。那就意味著，要徹底摒棄階級斗爭、絕對主義、一元主義觀念；
要深刻反省“建構理性主義”的危害，充分估計人的計劃設計之理性能力的不足；
要重新定位執(zhí)政黨的角色，塑造全新的執(zhí)政理念。有人說，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轉變執(zhí)政思維有三條路徑：一是要從革命黨思維轉變到依法執(zhí)政的執(zhí)政黨思維上來；
二是要由強制運動式思維，轉變到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執(zhí)政思維上來；
三是要由依附型家長式集權“一元化”思維，轉變到民主參與式執(zhí)政思維上來。應當承認，這話不無道理！

　　本文精簡版本載于《同舟共進》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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