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魯慧：非政府組織：東亞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新角色

　　[內容提要]本文從研究東亞非政府組織的發(fā)展現狀出發(fā)，選擇以國家與社會合作互動為基本視角，對傳統(tǒng)權威主義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的進程進行了分析論證。非政府組織的成長發(fā)展適應和促進了東亞國家的政治民主化進程，扮演著東亞從權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社會新角色，成為推動民主政治發(fā)展的新興社會力量。

　　[關鍵詞]非政府組織；
東亞；
民主政治發(fā)展；
政治轉型

　　非政府組織的成長壯大適應和推動了東亞國家的民主政治轉型，[1]在東亞從權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過程中扮演中重要的社會新角色，成為推動民主政治發(fā)展的新興社會力量。在經濟全球化和東亞社會政治轉型的大背景下，將國家、政府、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從非傳統(tǒng)安全角度，研究探討非政府組織在民主政治發(fā)展中的作用及其與政府關系是一個重要的新命題。

　　一、非政府組織：東亞民主政治轉型期的必然產物

　　戰(zhàn)后東亞的民主政治轉型期是指以政治民主化為目標，從傳統(tǒng)的權威政治轉向現代民主政治的過程，這種過程一般也稱為“民主化”進程。權威政治體制轉向民主政治體制，一方面是東亞國家政治精英選擇特定的政治戰(zhàn)略和策略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權威政治體制面臨社會內部和外部壓力集團所做出的妥協、讓步。這種政治轉型必然是在東亞國家具備了社會政治大背景中展開，而非政府組織則是在其中扮演了現代文明的傳播者、公民意識的培養(yǎng)者和志愿精神的重建者等重要角色。

　　二戰(zhàn)以來東亞大多國家的政治發(fā)展經歷了三個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戰(zhàn)后初期1945年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是東亞大多國家試行西方議會民主制時期；
第二階段，60年代到80年代末年代90初期為東亞權威政治發(fā)展時期，“到了60年代中后期，威權主義的大潮——大部分處于軍人專政下——就滌蕩了早期那些充滿希望而又制度薄弱的民主政體。大部分亞洲地區(qū)也自始至終是威權主義。威權主義取代民主制度成為第三世界主要的政府和政治形式”[2]；
第三階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為東亞權威政治逐漸解體向現代民主政治轉型時期，東亞權威政治國家先后不同程度地開始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形成洶涌澎湃的民主化浪潮�！�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亞洲的民主化，群眾運動興起，社會出現了激烈的變革，統(tǒng)治精英們也意識到體制需要變革，這一切導致了80年代威權主義的衰落和民主的興起�！盵3]東亞國家的政治轉型方式大多是由本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在民主化進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點，在韓國表現得最為充分。學生的暴力使反對派領袖們感到“為難”，他們一方面要動員群眾參與政治，以推翻權威政權，另一方面則想通過和平的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以保持國家和社會的穩(wěn)定�！盵4]印尼的特征也很有典型性。20世紀90年代后期，印尼的社會民主力量逐漸發(fā)展強大起來，“各種社會團體和反對黨領導的廣泛的抗議活動、罷工罷課和抗議活動導致了社會動蕩并最終實現了蘇哈托的下臺。但現實是，以社會力量為主體的這類抗議活動與其說是導致了民主化還不如說是導致了政權變革。”[5]西方學者把轉向民主政治軌道的東亞權威政治國家稱為“新興民主國家”，有的則把這種政治轉型列人“世界第三次民主浪潮”。

　　東亞地區(qū)的權威主義政體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其內涵是通過強制性的政治整合維護社會秩序和穩(wěn)定，以達到發(fā)展經濟，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促進社會進步，實現趕超發(fā)展戰(zhàn)略之目的。權威主義政體是介于獨裁政體和民主政體之間的、發(fā)展中國家在民主制度建立以前采取的一種過渡形式。在東亞國家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互動關系，依然是決定活動的范圍和空間的最重要的變數。尤其是在發(fā)展早期，東亞的權威主義政權大都以種種理由限制民眾的結社自由，并對那些在他們直接控制之外的非國家組織的活動空間加以嚴格控制。

　　東亞國家的權威政治在向現代民主政治轉型過程中呈現出的基本特點，主要是通過軍人政權退出政治權力中心，實現了從軍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轉型；
立法機構的作用不斷加強，由突出行政集權向分權制衡的目標發(fā)展；
多黨政治迅速發(fā)展，反對黨力量日趨增長，由一黨獨大和一黨優(yōu)勢制逐漸向具有真正競爭性的多黨政治轉變；
國家對社會控制減弱，利益集團與民眾和非政府組織的政治參與空前活躍。[6]利益集團和社會民眾擁有政治參與的自主權，并廣泛地滲透于國家政治生活之中，是制度化程度較高的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本標志。非政府組織和利益社團是一種存在于國家政治體系外的壓力集團，它通過各種形式向政治體系施加壓力，通過影響政治體系的決策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利益集團與非政府組織政治參與和政治影響的自主性、廣泛性程度，顯示出國家控制社會的強度在弱化，而社會民眾的力量在增長和強化，體現了一個政局穩(wěn)定、秩序井然、有生機活力的現代社會在孕育形成之中。

　　隨著東亞現代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社會日益走向現代化、多元化、復雜化，新的階級力量和利益集團需要更為符合他們利益的政治秩序和民主形式。80年代以來東亞權威政治國家的利益社團和民眾組織的政治參與日趨頻繁活躍起來，自主化程度也不斷提高。如80年代后期，韓國利益社團的政治參與在東亞國家是比較獨特的并且達到較高水平，韓國的大財團通過采取與政府合作的方式，或是游說，或是人員直接參與的形式，對政府的決策施加影響。90年代以后韓國各主要利益社團的政治參與愈來愈深入和規(guī)范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反對黨政治和輿論監(jiān)督來實現。韓國的非政府組織是以民眾團體為中心，具有反體制的、抵抗的性質�！绊n國的市民社會團體通過市民的參與和兩帶活動加強了對國家權力的批判和監(jiān)督，通過政策的變化維護了個人的權利并推動了社會改革。它使各種社會爭議大眾化并通過公共領域的擴大集結輿論以加強市民社會的政治化；
它抵抗財閥結構和利己主義的企業(yè)倫理，保護環(huán)境，維護消費者的權利�！盵7]市民社會團體的爆發(fā)及其發(fā)展、專門化和分化，致使韓國社會產生了具有能動性的變化。市民社會團體制約了政治統(tǒng)治權力，產生了持續(xù)推動改革的主要動力。因此，民眾運動成為韓國市民社會運動的樞紐，追求民主政治轉型的目標。在泰國，隨著中產階級勢力的發(fā)展，軍人政權一般都采取了較緩和的執(zhí)政策略，在任內都推進了泰國的民主化進程。但20世紀80年代后期，民間的民主力量發(fā)展強大起來后，他們反對軍人執(zhí)政，最終使素金達將軍退出政壇。[8]新加坡通過半官方、半民間性的民眾聯絡所、居民委員會和人民協會等組織，經常向政府反映民意，可以把最下層的群眾和社會利益集團的利益要求反映到政府的決策層來，而政府在作出重大決策前也常常征求這些社團的意見。非政府組織與地方組織共同商討，為制定地方政策提供決策依據，為政府提供咨詢和信息服務，對政府的政策制定施加影響。在印尼，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反對黨不僅推翻了蘇哈托的權威統(tǒng)治，且成為瓦希德推行民主改革的最強大和最基本的支持力量。1999年10月至2000年6月瓦希德迫使維蘭托將軍下臺和對軍隊最高層進行的三次大的改組都是在這些民主力量的支持下取得成功的。

　　二、非政府組織：東亞國家與社會合作互動的橋梁

　　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全球化階段進程中，東亞國家非政府組織已逐步進入大發(fā)展的歷史時期。其主要來自兩個渠道，一是東亞各國的國內非政府組織大量涌現；
二是隨著全球經濟的深人，境外非政府組織大舉涌人，二者相互交織，共同發(fā)展。政府和非國家因素并非兩個相互對立的極端，而是互為補充，相互兼容的關系。國家與社會的治理是一個上下合作互動的管理過程，其本質是國家與公民社會、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通過協商、合作與互動，確立共同的目標來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為此，公共政策就成為多個部門合作互動的結果，而非政府組織則是推動這種合作互動的具體機構。

　　作為公民社會組成要素的非政府組織一般具有五個顯著特征：其一是非官方性，它強調NGO必須在體制和組織上獨立于政府之外；
其二非營利性，NGO的資產和其所產生的利潤都不能以任何形式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中進行分配；
其三自治性，NGO必須能夠獨立自主，充分實現自我管理不依賴其他社會組織；
其四組織性，NGO應具有一定的正式組織形式，經常性有計劃的活動其五；
自愿性，意味著參與的基礎是自愿而不是強制。這些已成為NGO的標志性特征，與政府及企業(yè)相比有其獨特的優(yōu)勢。東亞學者認為，非政府組織“意味著‘社會’在‘國家’中的非政治化并且從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實體。其性質在于它是一種‘從政治的、法律的意義上解放出來的’作為個人人格的‘資產階級’與‘從政治的、法律的意義上解放出來的社會’的‘結合’，。它具有一種公共性的機制，能夠不斷地把個人利益之間的對立轉化為具有自律性的運動�！盵9]就東亞地區(qū)來講，超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并把亞洲作為一個整體平臺發(fā)揮作用的標志是，1993年東亞非政府組織舉行集會并通過了兩個重要宣言：由110個東亞非政府組織發(fā)表的《曼谷NGO人權宣言》；
由202個東亞非政府組織通過的《東亞人權：為了人的尊嚴而斗爭》。宣言呼吁民主必須在所有國家得到加強和保證，認為在東亞存在著嚴重侵犯公民和政治權利的情況，國家應該對此負責。特別是軍事獨裁的權威主義政體更是如此。它宣告了非政府組織是亞洲社會的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社會和政治力量，也宣告非政府組織將積極參與地區(qū)性政治和國家政治。東亞國家非政府組織的發(fā)展是以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社會現代化為特定歷史背景的。

　　東亞國家從權威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轉型時期，需要強勢的政府以應對解決社會轉型可能出現的種種矛盾和沖突，而全球化的發(fā)展趨向又使得政府的功能相對弱化，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的地位作用顯得尤為重要，其作用增強及地位提高有利于解決政治轉型期非傳統(tǒng)安全意義上的社會沖突和問題。追溯上世紀80年代末期，世界各國在追求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在這些問題面前，計劃與市場，政府與企業(yè)都顯得束手無策。由于僅靠政府與企業(yè)所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大量涌現，西方社會的歐美發(fā)達國家以及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都在尋找新的出路。經探索研究得出結論：從一般意義上講，現代社會存在三大資源配置機制，即政府運作的國家機制或曰計劃體制；
由營利性的企業(yè)運作的市場機制；
由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運作的社會機制。由此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癥結——社會組織和社會機制。至此，非政府組織成為推動公民社會發(fā)展為相對獨立于國家與市場之外的第三部門，并且形成以非政府組織為代表的公民社會，出現了欲與國家、市場“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發(fā)展態(tài)勢。這就說明市場也好，政府也罷，他們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或是絕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不可能使所有人的所有需求都得到滿足。也就是說總有一部分人對公共物品的過度需求得不到滿足，這樣非政府組織就可以填補市場與政府遺留下來的空白地帶，使得社會不同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的需求得到有效地滿足。這就能調節(jié)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平，和諧人際關系，而這些都有助于現代民主社會的構建。

　　20世紀60年代東亞國家在生存壓力和政局不穩(wěn)的驅動下，如何利用權威政治有效、快速發(fā)展經濟，實施趕超發(fā)展戰(zhàn)略，是當時各國政治經濟的重中之重。再加之東方傳統(tǒng)文化思想的束縛影響，長期以來，東亞社會與國家基本上處于一種高度揉合的狀態(tài)，這種社會與國家的膠合同構體，必然造成社會與國家關系的失衡。這種失衡的本質特性就體現為：社會缺乏自主性。國家權力過大干預面過廣以及權力行使方式上存在的某種偏差，是形成社會自主性缺失的根本原因。表現在政治上，社會缺乏監(jiān)督和制約國家權力的渠道和手段，社會成員難以抵御國家權力的滲透以及對民眾權利的侵害，造成民主政治意識的缺失。表現在經濟上，社會成員被動地參與經濟發(fā)展過程，缺乏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造成經濟民主和民主管理意識的缺失。經濟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客觀上日益要求減少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減少政府對公民的限制。但經濟的發(fā)展和民主政治建設要求建立在社會生活正常有序的基礎上，那么，依靠什么理論來維持社會的正常秩序并能推進民主政治呢？政治學家把目光的焦點投向非政府組織。他們認為，非政府組織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日本學者加藤節(jié)提出：“在這里，促使‘社會’從‘國家’中獨立出來并且支撐著這種‘社會’的再生產的，是沒有國家權力介人的，通過個人利益的相互競爭與結合而發(fā)揮作用的經濟機制的自發(fā)運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0]

　　國家權力的社會化是國家與社會認同互動的過程。就社會群體而言，它是社會公民認可、接受和影響民主政治發(fā)展的過程。從社會系統(tǒng)角度講，它是政治體系經由各種途徑向社會成員傳遞政治理念的過程，政治體系在向社會民眾傳遞并使之接受共同的政治文化。國家權力的社會化注重的是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它主要是通過合作、協商、溝通的平等關系實施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因此，國家權力的社會化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對國家權力社會化的影響主要體現為：社會政治變革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政治文化逐步從傳統(tǒng)的權威政治觀念向現代的民主政治理念轉變；
從集權觀念向分權觀念轉變；
從政府行政權力主導向市場、法律主導轉變。國家權力的社會化是學習與教化的兩個方面，二者互為表里。前者把政治社會化看作是政治體系成員認可接受的過程，“政治社會化是人們習得其政治取向和行為模式的發(fā)展過程”。[11]后者認為政治社會化是政治體系對其成員進行政治塑造的過程，是社會機構有目的地對于政治意識、政治價值和政治取向的灌輸。社會建構主義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瑪莎·費麗莫闡明了非政府組織的傳授教化行為，推動了國家對政治權力的調整和政治合法性的轉型，顯示了非政府組織的教化手段在國家社會化過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非政府組織的“教化”使國家產生“壓力”及“危機感”，推動國家對自身利益和政治權力的新認知，進而不斷調整自己的政治行為�！霸S多從專制向民主轉型的事例都不是自發(fā)的�！盵12]對此，瑪莎·費麗莫認為“國家的利益是通過社會互動建構的，因而，它們主要由國家“嵌入”的社會和制度背景塑造。國家部分是通過與他者—— 其他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互動來理解利益，它們說服國家相信某個新目標的價值或善意”。[13]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包容重視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生成了一種解讀國家政治行為變革及其被社會化的力量機制。

　　三、非政府組織：東亞民主政治發(fā)展的新興社會力量

　　非政府組織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的發(fā)展狀況和角色扮演，將對政治發(fā)展和民主化進程產生重要影響。其作用在于非政府組織在不同的社會領域中承擔并分享著原來國家獨占的資源與權力，使東亞國家政治結構發(fā)生重大變革，政府職能進行了重新調整。這一切為東亞民主政治發(fā)展提供了動力，奠定了民主政治轉型新的社會基礎。

　　非政府組織的大量涌現和發(fā)展，正在自下而上地改變著東亞政府主導型現代化模式。據世界銀行報告統(tǒng)計自20世紀80年代到1997年，亞洲部分地區(qū)的非政府組織的數量幾乎翻了一番。[14]為實現主權在民，東亞民間新社會運動風起云涌。各類社會團體和行業(yè)協會、知識分子、專業(yè)技術人員及中小型企業(yè)經營者開始進行橫向交流，環(huán)保運動、女權運動、勞工運動等社會民間組織和自立運動都在向全民運動的方向發(fā)展，諸種類型的新興社會力量在不斷進行新的整合調整。據有關研究資料表明，80年代中期，雖然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尼泊爾、巴基斯坦、韓國和泰國，NGO的力量與政府相比，尚處于弱勢地位。但從現階段進展的情況看，日本、韓國以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NGO的活動已合法化。[15]并正成長為新興的社會主導力量，幾乎每一個重要領域都存在多重部分性自主的社團與機構，對東亞地區(qū)的政治、經濟、社會發(fā)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非政府組織在東亞各國大量涌現，并呈現不斷發(fā)展壯大之態(tài)勢�！昂推健⑷藱嗪兔裰髦髁x是東亞地區(qū)及世界面向美好未來的重要價值。為了實現這些價值，……市民運動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將成為實現這一切的渠道之一�！盵16]非政府組織大多是在社會領域較為獨立并且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才會蓬勃發(fā)展起來，這支社會力量的勃興發(fā)展，適應和推動了東亞的民主政治轉型，并且對東亞國家的現代民主政治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由此可見，如果發(fā)展中國家要想走向現代民主政治，那就必須建立具有相當密度的、個人自愿結合的、精巧的社會團體。對于那些在歷史上長期缺少合作精神和結社傳統(tǒng)的東亞國家而言，這種社團體制的建立尤為重要。東亞地區(qū)在權威政治體制下，雖然依靠政府的主導作用自上而下的帶動了工業(yè)化經濟起飛，但也造就了一個權力集中、體系龐大的高度統(tǒng)一的國家組織。這一政治形態(tài)下抑制了社會民間勢力的增長，缺乏建立在互利和信任基礎上的社會橫向聯系網絡結構。

　　在市場經濟日趨成熟的環(huán)境中，非政府組織的問世為在國家所控制的范圍之外，提供了一個表達民意政治主張的支撐平臺。不同的社會組織在不同的領域承擔著原先由國家承擔的任務，分享著原來國家獨斷的公共權利，它依靠集體的力量保護個人的自由和基本權利，從事有益于人類發(fā)展的公共事業(yè)，這一過程本身就直接體現了社會下層的政治意愿和民主參與的要求。以泰國為例，戰(zhàn)后泰國由于長期的軍人干政使得民主政治進程受阻，引起以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城市市民階層的強烈不滿，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盛，并引發(fā)了1992年的大規(guī)模民主運動。在強大的民意要求下，軍人勢力黯然退出泰國政壇。1997年新憲法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這部憲法最大的特點就是體現了現代民主政治理念，采用現代的代議制與參與制相結合的民主政治框架。而且東亞大多國家在不同程度上改革重塑了國家政治統(tǒng)治的方式，設立有關民主化的政治機構，給予某些社會組織以合法性地位，并且在與民間力量妥協的基礎上制定民主游戲規(guī)則。由此看來，“亞洲非政府組織的前景和潛力不可避免地與政治空間的擴大和收縮以及政府對它們的態(tài)度密切相關。”[17]這一切改變了東亞社會權威政治統(tǒng)治、國家壟斷的、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使社會呈現多元性、自主性、民主化的彼此滲透、縱橫交錯的社會組織網絡。

　　近年來大批非政府組織的問世，其本身就意味著社會對國家的滲透侵蝕，是社會力量對國家權力的挑戰(zhàn)。在新加坡“1994年初在新加坡政府有關部門登記的非政府的社團組織達4562個�！盵18]中華總商會等非政府組織在國家經濟決策中的參與度和地位大為提高，他們的意見要求可以制度化地進人國家決策體制。在韓國“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后，馬上在金融業(yè)工人和部分教職工中出現了白領工會運動，而在90年代，這一運動得到了發(fā)展，擴大到了服務行業(yè)的各種職業(yè)群體。在醫(yī)院工人、運輸工人、通訊行業(yè)工人、新聞和電視業(yè)雇員、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大學教職工、外商投資公司的雇員和金融業(yè)工人當中，出現了成功的工會化過程。為使他們非法組成的工會獲得合法地位而進行了頑強的斗爭�！盵19]1997年金大中領導的反對黨上臺執(zhí)政，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非政府組織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改觀。韓國工業(yè)聯合會還不斷地支持和推進政治民主化運動，限制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商界通過使用經濟力量，促使執(zhí)政黨把更多的經濟控制權下放給私人機構。在印尼，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反對黨不但是導致蘇哈托下臺的主要發(fā)動者和組織者，而且是瓦希德推行民主改革的最基本的支持力量。印尼的450個非政府環(huán)保組織成立國家環(huán)境論壇，迫使政府重視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采取措施遏制破壞環(huán)境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都是因為社會民主勢力和社會組織力量強烈反對權威政治并限制軍隊特權的最終結果。菲律賓的社會組織在人權領域更是經常表達與政府不同的聲音，尤其是發(fā)生過非政府組織發(fā)動群眾抗議、反對政府修建大型水庫的行動。在柬埔寨，1997年以來，人權狀況因NGO的推進也有了新的進展。由17個NGO組織聯合組成了人權行動委員會，另一些NGO團體也因組織了自由與公平選舉聯盟而引人注目。[20]“民主化的另一個重要后果，是工人階級斗爭與廣泛的社會政治運動的逐漸分離。在已經變化的政治環(huán)境中，民主運動開始將其關注重點從勞工問題轉向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如分配、環(huán)境、性別不平等、消費和市民道德等�！盵21]由此可見，東亞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在權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過程中，其地位和作用也是在不斷發(fā)展演進的。

　　注釋：

　　[1]本文所涉及的東亞國家政治轉型主要是指戰(zhàn)后的東亞發(fā)達國家和世界銀行認可的東亞新興工業(yè)化國家, 具體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及印度尼西亞等國。本研究成果由韓國基金會提供基金支持。

　　[2]霍華德·威亞爾達：《新興國家的政治發(fā)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p95

　　[3]同上，p102-103

　　[4]李路曲：《東亞模式與價值重構》，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p307

　　[5]同上，p309

　　[6]張?zhí)N嶺主編:《亞洲現代化透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p241-245

　　[7]李文主編：《東亞憲政與民主》,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p287

　　[8]李路曲：p308-309

　　[9]加藤節(jié)：《政治與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p150-151

　　[10]同上，p150

　　[11]David Eaetion and Jack Dennie,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NY:McGraw-Rill, 1969,p7

　　[12]曼瑟·奧爾森：《權力與繁榮》，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p30

　　[13]瑪莎·費麗莫：《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自序”第6頁。

　　[14]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fā)展報告變革中的政府》，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p113

　　[15]李文：《東亞社會變革》, 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p302

　　[16]中國、日本、韓國三國學者共同編著：《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p225

　　[17]In T.M.Shaw Edited,Covernraeru-NGO Relations in Asia-Prospecu and Challenges for People-Center Development, ST.Martin"s Press,1995,p22

　　[18]馮久玲：《亞洲的新路》，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p410

　　[19]具海根：《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p246

　　[20]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2000年人類發(fā)展報告》,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p65

　　[21]具海根：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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