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向“偉大的中國女性”脫帽致敬

　　2006年我有機會讀到北師大部分“五七學子”編寫的《不肯沉睡的記憶》一書，第一次知道了“雷一寧”大姐的名字：不僅因為她是這本書的主編之一，是一個有力的推動者，更是因為收入文集里的她寫的兩篇文章：《脫胎換骨紀實》和《我是怎樣成了‘蛇’的？》，深深地打動了我，泣血的文字背后我看見了心在流血，這是能夠給人以靈魂的震撼的！第二年，我在珞杉磯參加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才見到了從加拿大趕來的雷一寧大姐本人，還一起照了一張像。但與會者太多，會議日程安排也太滿，只是匆匆一見。我后來有些后悔，其實我們是應該好好談談的。現(xiàn)在，我的面前正放著鐵流兄從網(wǎng)上傳來的雷一寧大姐的系列文字，那么，就借此機會作一次心的交談吧。

　　坦白地說，這樣的交談是非常痛苦的。雷大姐說她是“強忍著往傷口上再灑把鹽那樣疼痛，擠出來的是血淚凝成的文字”；
而這里的每一個字都在擊打著我的心，引發(fā)了我無數(shù)的回憶，無限的感慨，無盡的思緒……。這是一段我們這一代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顧的歷史，因為有人一直要強迫遺忘，而且事實上已經(jīng)被遺忘，因此，我們就必須拒絕遺忘，不管有多少原因，多種力量使我們不想說，不愿說，不敢說，但我們依然要說出來！雷大姐說，我們必須對歷史，對子孫，更對我們自己，有一個交代；
而我說，這是我們留給后代的一個“遺言”！

　　同時，我又感到欣慰。因為這里有太多的思想的共鳴，情感的交流：這一代人本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這里，我要寫下雷大姐的回憶讓我最受觸動的一個思想與情感的亮點，在我看來，這也是貫穿她的全部文字的核心。

　　雷大姐在好幾篇文章中都反復敘說著——

　　“我是個女人，深深知道‘右派’這頂無形的帽子，對于‘男右’是一副沉重的枷鎖，對于‘女右’是千百倍地沉重�！�男右’挨過，體驗過的一切，我們?nèi)�挨過，體驗過；
‘男右’沒挨過，體驗過的，我們也挨過，體驗過”。

　　這里所提出的“女性右派的苦難”的命題，更是被人們所忽略所遺忘，其實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記得是雷大姐的流放地青海臨近的甘肅的女右派和鳳鳴大姐的回憶錄《經(jīng)歷：我的1957年》，讓我第一次注意到這個問題。我在為這本書作的序言里，就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世上有誰知道，有誰想過，中國的女人，中國的右派妻子，中國的無辜孩子的母親，中國的女右派，背著怎樣的重負，活得有多么的艱難？而她們又是以怎樣的力量，承受著‘由四面八方包圍而來’的‘無盡’的重壓，挺住了一切！”

　　我當時是一邊流淚一邊寫的。這里其實包含了兩個意思。

　　這首先是女性右派苦難的格外深重，正像我們年輕時候最愛唱的《紅色娘子軍軍歌》里所唱：“婦女的冤仇深”。歌里說的是“舊社會”；
女右派則是“新社會”里的女囚犯，其“怨仇”其實是更深的。這不僅是指女右派要以她們的柔弱之軀去承受強壯的男人都難以承擔的“勞動改造”之苦，饑荒之苦，更指她們的性別而承受的精神的屈辱與磨難，這是雷大姐一想起就要渾身戰(zhàn)栗的痛苦記憶：自己仿佛“成了關在籠子里的展覽的四不像的動物。人們看我的眼光，就像一只饞貓看著一條掛在屋梁上的香味四溢的肥魚。且不說那不堪入耳的污言穢語，和那不能表現(xiàn)于語言的覬覦，光是那種目光也會使被看者上吊！——我們是人呵！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具有思維能力的，有喜怒哀樂的情感的人呵！”——我們仿佛又遇到了魯迅曾經(jīng)描寫過的“看客”，但這里的“看客”不加掩飾地展現(xiàn)獸性，原因是“被看者”，這些女右派，已經(jīng)被當權者開除了“人籍”，被剝奪了“人”的尊嚴與權利，也就是說這樣的獸性的“看”是體制所造成的：這是魯迅也不曾料到的。

　　于是，女性右派也就被剝奪了她們最為珍貴的愛的權利，而且最容易淪為性的奴隸：不僅是發(fā)生了數(shù)不勝數(shù)的被強奸的悲劇，而且許多女右派為求生存不得不選擇了沒有愛情的婚姻，遭受著雷大姐所說的無休止的家庭語言暴力和性暴力：這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卻是更難言的痛苦。

　　女右派還要承受母親的痛苦：不僅是生育時，由于所處的地位和環(huán)境，不可能得到必要的物質(zhì)條件，要忍受難以想象的痛苦，而且自己的“罪”還要牽連到孩子，面對無辜的兒女困惑的疑問，作為母親，所感受到的更是一種撕心裂肺的痛苦，是無法言說的內(nèi)疚：這是女右派永遠的心中的痛！

　　而像雷大姐這樣的有著極強的獨立思考能力，感情細膩，格外敏感的知識女性右派，更要承受一種“清醒者”的痛苦。雷大姐的文章中最讓我感到震撼的，就是這句話：“莫非——諾大一個中國，竟容不下一個有個性的女人？”——讀到這里，我放下書，默默無言，心是沉甸甸的——

　　這是雷大姐一再引述的馬克思的話，也是我們這一代從年輕時就信奉的一個理念：“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那么，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女性右派的苦難，正是集中地反映了社會的倒退；
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揭示了所謂“反右運動”，以及隨后建立起來的“五七體制”的反人性、非人道的本質(zhì)�！�—這是我們可以從“女性右派的苦難”這一命題中得出的第一個結論。

　　馬克思的話其實還有一句，也是雷大姐和我們這一代都銘記在心的：“每個了解歷史的人，也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我在和鳳鳴大姐，現(xiàn)在又在雷一鳴大姐這樣的苦難深重的女性右派這里，都感受到了一種“偉大的社會變革”最需要的“挺住一切”的精神和力量。據(jù)雷大姐說，當年一些男性右派曾有過這樣的擔憂：“我們是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shù)囊活w銅豌豆，什么都能挺得住；
她們（女右派）是個蒸就爛、煮就熟、捶就扁、炒就爆的血肉之軀的弱女子，就怕她們挺不住啊”，事實證明，女性盡管柔弱，但卻具有男性所難以企及的韌性。正是女性所特有的堅韌的生命力，以及內(nèi)在的人性的力量，讓我贊嘆不已，感慨不已。我在《地獄里的歌聲——讀和鳳鳴〈經(jīng)歷〉》一文里，曾談到在反右運動以后所建立的“革命的地獄”里，女性的愛的作用：“正是這樣的對女性——妻子，母親與兒女的思念與愛，成為被剝奪了一切以后，唯一奪不走的東西，成為這些一無所有的受難者保持人性的自覺的最后的支撐，成為他們與非人化的罪惡相對抗的最強有力的精神力量”，可以說，有女性在，就有愛在，有人性在，人就不會垮。我還談到“中國女人的力量”：“她們的痛苦也會動搖革命地獄的根基，那‘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傳說和寓言，使一切新老地獄的統(tǒng)治者永遠不得安寧！”

　　我因此而提出了一個“偉大的中國女性”的概念，不僅今天已經(jīng)成為我們民族“圣女”的林昭、張志新，是這樣的“偉大的中國女性”的代表和象征，在我看來，像和鳳鳴大姐、雷一寧大姐這樣的普通的女右派，也都是這樣的“偉大的中國女性”中的一員�？梢蕴子民R克思的說法，對女性的態(tài)度，正是衡量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以至我們每個人的文明程度的基本指標；
因此，我們都應該向“偉大的中國女性”脫帽致敬，這就是向人性的美好和力量致敬，向中國和人類文明的未來致敬。

　　2009年3月30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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