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嘆一聲張居正

　　偶讀《明史·張居正傳》，心中積郁久久無法釋懷。
　　解讀張居正，先要交代一下明朝歷史。大明，實為最獨特和爭議的一朝，太祖、成祖是為明君，此后即一代不如一代了，雖然前后延續(xù)了二百七十六年，完全是連滾帶爬、跌跌撞撞地殘喘過來。
　　作為晚明的杰出首輔大臣，張居正覺察到王朝的頹勢已入膏肓，試圖做最后努力挽救之，乃推萬歷新政，苦苦支撐著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有人評價：張居正一人為明朝滅亡延緩了七十年，雖有夸張，也不無道理，其歷史功績不容置疑，可時勢并不領(lǐng)情，以萬歷為首的皇室對張居正不僅未有感恩，反倒掀起驚天動地的反攻倒算，就算張已死，也不讓其安寧。幾百年來，張居正的遭遇長期為人同情落淚，當名臣、功臣、權(quán)臣，何其難啊！
　　平心而論，死后的張居正，依然不被萬歷放過，禍根還是他生前埋下的，不僅僅為其本人，也是為大明王朝而埋。此種論調(diào)，似乎對張居正很不公平，史界難以認同，但這又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緣由是張生不逢時，其逆?zhèn)鹘y(tǒng)思想行事葬送了自己。
　　中國歷史悠久，有明確文字記載的中國史近三千年。主流思想是儒家獨尊，密實得連風都透不進，任何學說、教義、主張統(tǒng)統(tǒng)隔離于儒家學說的銅墻鐵壁之外，影響深入國人骨髓。即使偶有外來思想沖擊，都是曇花一現(xiàn)，或被同化，或難以落地生根，不足以撼動儒學的主導(dǎo)地位。張居正所處年代，可算是儒家?guī)p峰階段，別說挑戰(zhàn)，哪怕輕微觸碰，也可能招致粉身碎骨。
　　四百多年前的張居正，除了順應(yīng)、傳襲儒家思想，別無選擇，因為在那個時代，社會絕不可能接受異類的思想。越池一步，被拋棄、被埋葬的肯定是他本人，沒有理由、不可抗爭。令人不解的是，張居正在這種嚴密、厚實的思想屏障中，行動、做法竟試圖穿刺這道屏障，所以毀害自己，對王朝也于事無補。
　　后世對張居正的評價：是集權(quán)臣和儒學大家于一體，這個說法既符合事實，但也充滿矛盾。權(quán)臣定位不假，與其幾可號令天下的高位相吻合。儒學大家的定位似有不準了，雖然他早年習讀的都是儒學典籍，其學養(yǎng)足踞群儒潮頭，但只限于思想大家的角色。當他登上權(quán)力巔峰后，執(zhí)政理念已經(jīng)偏離了儒家思想，法家色彩更濃了。
　　大明之前的歷朝歷代，多次閃現(xiàn)過法家光輝，但都好景不長，最終，連帶政治主張、江山基業(yè)和個人命運一并葬送。商鞅、韓非、李斯的歷史案例，似乎被張居正忘卻了。
　　可以推斷，張居正名儒實法的執(zhí)政路線，是遭受萬歷清算的根本病灶。作為帝師，張居正給萬歷傳授的無疑是儒家要義，這是那個時代的大環(huán)境，也是張居正自身學識基礎(chǔ)，更是天下讀書人尊崇的正統(tǒng)學術(shù)，張居正的“專業(yè)功底”無可置疑，他以正統(tǒng)儒學教化皇帝，實為情理之事。進一步推測，借助萬歷的特殊身份，弘揚儒家的正統(tǒng)思想，也不失為張居正的期望。
　　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那就是“孝”。它是精神制高點，可事不湊巧，在萬歷新政推行的關(guān)鍵時刻，張父溘然離世，給張居正出了個天大的難題，是循制回籍守孝，還是奪情臨朝施政，必須舍棄其一。張居正肯定經(jīng)過痛苦的思想斗爭，但是他選擇了后者。如果張居正回家丁憂守制，放棄政治國事，是可被讀書人接受和支持的。然而，張居正的選擇沒有遂天下所愿，招致了所有讀書人的抨擊，甚至被學生彈劾，也就不難理解了。
　　后人研究張居正的身后悲慘遭遇，最容易忽略奪情這個關(guān)鍵“罪證”。以今天的眼光和思維看，張居正的選擇沒什么不妥，是對江山社稷負責任，“舍小家，為大家”。可那時的讀書人可不這么認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是知識分子的治國觀。張居正的行為背離了儒家的固有思維，等于失去了人心，一定程度也就失去了天下民心。
　　說重點，張居正這么做，已經(jīng)不是簡單的個人選擇，是與天下人的期望不在一個頻道，尤其是張身居首輔大臣高位，帶頭擾亂了天下人精神家園的平靜，其破壞力和殺傷力，無疑將被無限放大。這個時候，張居正將自己推入與全民對立的境地，短時間內(nèi)，憑借手中大權(quán)，可以壓制反彈力量，暫時平安無事，可涌動的暗流無法消除，其積聚的能量日益累加，一旦爆發(fā)，就無法控制局面。
　　從這個角度看，自奪情開始，張居正已經(jīng)搬起了石頭，懸在自己頭上，哪天砸下，他無法預(yù)料，也無法阻止。遺憾的是，身為學人，張居正始終沒有或者不肯悟出這個道理，不可說不是悲哀！
　　生前被天下或明或暗地攻擊，張居正是有救命稻草的，那就是萬歷皇帝。依正常邏輯和歷史慣例，皇帝對老師始終飽含一份特殊感情，保護老師，對皇帝而言，也不是大事。學生關(guān)照老師，本質(zhì)上也是由儒家的“孝”所衍生出來，“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張居正有底氣與天下士人對立，也許考慮了萬歷這重保護傘，但他沒料到，隨著萬歷皇帝長大，其思想逐漸獨立，士人意識同步萌生，時日稍長，皇帝學生的意識觀念已與老師南轅北轍，皇帝能否繼續(xù)對老師以父相待，那可是未知數(shù)了。但張居正所作所為，早把這個保護傘捅得千瘡百孔、四面透風了。
　　萬歷之所以加入痛恨張居正的行列，并帶頭發(fā)起對已故首輔大臣的清算，絲毫不念師恩和功勞，始作俑者還是張居正本人。他早年教導(dǎo)小萬歷，唯一教材就是孔孟學說。總覽張居正為萬歷編寫的圖文教案，我們可以判斷，張老師經(jīng)年累月整天講授的，不外乎仁義道德、孝悌廉恥，不諳世事的小皇帝也許還當回事，牢記于心了。
　　及至萬歷成年，他會有自己的獨立判斷。張居正奪情有違祖制，在此“大是大非”前，再聽話的學生也免不了對老師說教產(chǎn)生疑惑，何況無所不能的皇帝，懷疑、否定、推翻，有什么想不出來，做不出來？張居正前期教育越嚴厲，萬歷反彈越強烈。壓抑、仇恨、報復(fù)、打擊，伴隨著少年的青春逆反，就不計后果地發(fā)泄到張居正身上，令他萬劫不復(fù)。
　　張居正死后，明朝衰亡趨勢越發(fā)明顯，皇帝懈怠朝政，宦官專權(quán)，萬歷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了，大明已是一部不可維修的政治機器，似乎與張居正扯不上關(guān)系。但我覺得，還是張居正的“失當”影響持續(xù)發(fā)酵的結(jié)果。他教授萬歷純正的儒家思想，自己在關(guān)鍵時刻又嚴重越軌，在萬歷看來，這就是典型的“說一套，做一套”，進而對勤政、仁愛、寬容的思想說教不以為然，從而失去耐心，以致徹底放棄，一步步滑向深淵，加上萬歷在位時間太長，多重不利因素的疊加，從而讓大明的政治中樞運轉(zhuǎn)詭異了。
　　萬歷蛻變，雖為個人不爭氣，也與其所歷環(huán)境不無關(guān)系。打小開始，皇帝與老師是最親近的，幾乎形影不離，皇帝切身感受了老師的“言行不一”，終究會“醒悟”。此時的萬歷依然還是一個孩子，心理承受力十分有限，面對前后差異，足可覺得世事虛偽，頃刻間可喪失精神支撐，思維混亂，無所適從，直至忤逆到連死去的老師也不放過，荒唐到朝政交由太監(jiān)打理，視江山為玩偶，不能全歸咎于萬歷的享樂和喪志，現(xiàn)實的落差充斥他精神世界，而這正是張居正自己所造成。
　　任何學術(shù)流派都講究純正性，儒家也不例外，這是它被尊崇和傳承的內(nèi)生動力。儒門弟子，不僅僅需要具有傳播本門學術(shù)的堅定毅力，更重要的是需要終身身體力行，保持定力，不為物質(zhì)、功利誘惑，不管于公于私，皆不可有絲毫動搖�？鬃淤澷p顏回“賢哉”，正是基于顏回能從一而終的堅守�？梢簧�治學嚴謹?shù)膹埦诱�，在選擇的十字路口，不知不覺把自己屏蔽于師門之外，就算生前未受懲戒，死后也會被唾罵。
　　張居正胸懷天下，敢于犧牲個人名節(jié)，體現(xiàn)了知識分子“治國平天下”的擔當和忠義。但是，在以吏為師的環(huán)境中，對天下人精神世界的“踐踏”，惡果遠遠非對王朝的忠貞可以沖抵。張居正既然做了，就得承擔，這也很自然。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讀書人的精神追求，“學而優(yōu)則仕”是實現(xiàn)理想的途徑，歷代大儒都遵循這個公式。之前的董仲舒、朱熹、歐陽修，之后的曾國藩、張之洞、翁同穌等，他們在為學與做官的角色交替中，對師門底線堅守不渝，雖然到暮年不是那么閃亮，終歸全身而退，享受了黃泉深處的安寧。
　　反觀張居正，教育天子和為官施政，秉持的思想理念迥然不同。上至皇帝達官，下至布衣草民，本已視其為儒門異類。執(zhí)掌朝權(quán)之后，張居正的行政方略，徹底偏離了儒家軌道。萬歷新政的“考成法”、“一條鞭法”乃是典型的法家所為了，在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中，當然不被接受。深處權(quán)力頂峰的張居正，急于地向天下展示其才能，想力挽狂瀾，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儒家“治、平”這個處方，因為療效太慢�；蛘咚麤]意識到，法家的處方雖然療效既快且明顯，但副作用也大，一旦出現(xiàn)病癥，即為不治，足以摧垮一個完好的軀體，來勢之迅猛讓人防不勝防。前秦之鑒，“成也法家，敗也法家”，張居正無意間重演了這一幕歷史劇，這才是他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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