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里一輛跑車被修路水泥【要修路也要跑車】

　　在兩會召開之際，關于全民發(fā)放消費券的呼聲又高漲起來。全國政協常委劉漢元就提案按每人4000元發(fā)放約5.2億元消費券，引起各界的熱議。在質疑者中，有人認為發(fā)放消費券會有種種困難，有人則認為消費券會“擠出”現金消費，因而起不到擴大內需的作用，也有人認為消費券會導致通貨膨脹等等。其實這些質疑對于4萬億投資同樣適用，無論是實施成本、擠出效應還是可能的通貨膨脹，對于通過投資來拉動內需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問題在于是否利大于弊，采用何種方法會利更大而弊更小?
　　在經濟危機時擴大政府投資，這是凱恩斯主義的重要主張之一，其背后的假設則是：經濟危機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yè)信心不足，不愿意投資，大家都不愿意花錢，所以需要政府去花錢。羅斯福的新政就是按照凱恩斯主義去做的，但是張維迎教授在《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一文中說，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開始實施了。現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
　　凱恩斯主義的前提假設是否符合中國的實際呢?張維迎指出，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從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沒有大的變化，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遠低于印度的22％。中國的儲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業(yè)儲蓄和政府儲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一方面是居民沒錢花，另一方面卻是企業(yè)(主要是國有企業(yè))大量無效的投資。
　　那么是否應該刺激消費呢?張維迎又給出了另外一組數據：對過去30年的GDP增長做個回歸會發(fā)現， “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GDP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GDP增長率正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增長越低；投資的“貢獻率”越大，GDP的增長率越高。所以最終還是要刺激投資，只有投資增加了，居民收入才能增加，消費也才會增加。
　　刺激投資的一個方法當然是減稅，這也是張維迎提出的建議之一，不過如果僅僅如此，恐怕也只能是短期效應，而且我們的投資其實并不匱乏，前幾年的投資過熱就是一例，只是那些投資大多用在不增加實際產出的方面了。
　　現在政府拿出的4萬億也認為自己是在投資，特別是用于基礎設施和民生工程，以期取得長期的效用。不過周其仁教授在一次演講中提出，我國的4萬億投資有必要吸取當年日本的教訓：經濟高速增長，哪里堵了到哪里修路。然而修了一條路，沒車，經濟不行了再修路，然后又沒車，結果造成了公共資源的嚴重浪費。
　　在中國這種情況其實也并不罕見，一些公共投資修建的高速公路變成了私人經營的賺錢工具，收得多而管得少，于是再投資再修一條。一些投資巨大的開發(fā)項目變成一片廢墟，于是換個地方再開發(fā)。不過我們還可以換個角度，把這當作一種比喻：擴大政府投資――假設投資都用在了公共設施建設上――就好比是修路，減稅是讓企業(yè)有錢去買車，發(fā)放消費券就是發(fā)錢給大家買車票，最好的情況當然是路也修得好，車也跑得多，但問題是：路并不等于交通，而有了車也并不一定會上路。
　　我們說的當然不是尾號限行，而是說：如果光有路而沒有科學的交通管理、完備的服務區(qū)、良好的路面維護，反倒是充滿了公路三亂、車匪路霸、事故擁堵，開車的人也都不遵守交通規(guī)則，這樣的路能否充分發(fā)揮其作用，人們“買車”和“出行”的欲望是否會大大減少呢?或者，路也有了，車也跑了，但是好的車都掌握在國家自己手中，而私營車的運輸收益又被各種各樣的收費和罰款瓜分得差不多了，人們是否還有繼續(xù)投資買車的積極性呢?
　　所以，路要修，車要鼓勵買，但是政府的工作并不止步于此，甚至并非應該從這里開始。如果路只是指硬件，中國雖然還比西方發(fā)達國家少得多，但更差的還是其利用效率。如果路指的是行政管理、法制等等軟件，那我們的路可以說是少得可憐，這些“軟路”當然不是有錢就能建成的，但是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也不行，與其修一些可能沒車跑的路，何不以大手筆投資的魄力來修好軟路呢?
　　所以，這次金融危機是“�！�，也確實是中國的機會，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建設“好的市場經濟”的機會。第一步，是把過路費降下來，把空閑的公車還給民間，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修好制度的路，讓民間的車真正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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