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為家：城市化進程中的移民_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

　　不管是巴黎還是北京，城市太大，外來者們卻找不到一個地方安家。 　　 　　我在中國的愛好之一就是與人聊天。一次，一位朋友告訴我，中國人過年過節(jié)一定要回家，這不禁讓我想到：回家――這是對自己身份與歸屬的一次反思�；蛟S因為這些大城市中的外來人群很難融入當地城市生活，從而獲得歸屬感。他們的方式通常是購買一套住房，結交一群朋友，抑或是通過對子女的教育。
　　與法國當前社會一樣，中國同樣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移民的社會融入。不同的是，基于較低的人口出生率，法國的勞動人群是來自歐洲南部、非洲甚至阿拉伯地區(qū)的大量外籍移民。而中國城市面對的，眾所周知，是大批涌入城市的農民工。他們在城市中的身份、社會地位及未來，成為城市發(fā)展過程中不得不正視并著手解決的問題。
　　融入的方式或者手段，大家一般相信有兩種：一種通過教育實現，另外一種則是通過安居樂業(yè)。然而無論中國還是法國，這兩條道路變得越來越坎坷，北京、巴黎等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價，教育所需要的金錢和時間成本過高而收益漸微，越來越多的人被攔在“城市的門檻”之外。即使拋開這一切不談，究竟這兩種手段能否實現大眾期待的效果呢?我們需要回到歷史中去找尋答案，因為歷史有時驚人得相似。
　　
　　無法忽視的城市貧民窟
　　
　　罷工、示威游行在法國簡直是家常便飯了，人們習慣于用這種溫和、文明的“散步”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但是在2005年11月，整個世界都看到了法國的城市騷亂，事件的起因是郊區(qū)兩名北非出身的男孩在躲避警察時被電死。當地青少年發(fā)起首次騷亂，后蔓延巴黎郊區(qū)多處，一星期后蔓延到法國其它城市。
　　可想而知，這次暴力事件如一次地震，掀翻了粉飾已久、就要掛不住的“太平”，給整個法國社會留下了的余震也久久不能散去：店鋪被砸得亂糟糟的、道路兩旁的汽車燒得斑駁、城市陷入恐怖和癱瘓，最為醒目的是一張張年輕、叛逆的臉龐……
　　政治家、學者、民眾們不得不直面騷亂暴露出來的社會痼疾，矛頭直指移民問題、住房問題、就業(yè)問題等。“法國現在特別需要改革，改變現在了無生氣的現狀，我們期待一個充滿活力的法國”，一次聊天中，一位年輕學生激動地說。一年半后，薩科奇正是打著“改革”的旗號，在法國人民的熱盼中登上了總統(tǒng)寶座。
　　對于這場著名的騷亂，法國學者從多方面進行了分析與研究。在巴黎索邦大學任教的朋友莎蕾阿女士對此有獨到見解，她說：“當時法國政府出臺的一項‘廉租房’政策，旨在促進移民更好地融入當地城市生活，然而政策實施后卻事與愿違，走上了一條漫長的融合之路�！�
　　那些年輕的鬧事者們絕大多數是非洲馬格里布移民的后代或者是黑人，隨著上半個世紀以來的移民潮踏上法國土地。而那些發(fā)生暴力的場所、市郊的居住區(qū)，那些讓我們由于恐懼或厭惡而止步的“貧民窟”，正是他們的父輩背井離鄉(xiāng)到達、安家于此、供他們長大和生活的地方。
　　第二代移民和“貧民窟”曾經不是問題，因為它們從未進入城市治理者的視線里。二戰(zhàn)后，法國經濟增長持續(xù)了三十年，這“光輝三十年”極大改變了法國人的生活：收人大范圍提高，國家社會發(fā)展，人民的地位得到史無前例地提升。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家開始著手對城市建筑、城市治理等方面進行投資。類似今天中國房地產樓盤開發(fā)的“大聚居”時代開始，同時這也是廉租房(在法國被稱作HLM)的時代，一種法國式的社會性住房。大量公寓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這些居住區(qū)不再是曾經的流放地，而為混居的法國民眾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舒適地。在1953～1973年里，城市規(guī)劃師滿臉自豪，住房危機解決了。
　　他們沒能驕傲太久，很快地，批評的意見紛至沓來：城市的臃腫與丑陋，建筑的粗制濫造，配套設施的滯后。1973年情勢又變，一份由裝備部長簽發(fā)的通知決定：停止建設大型樓盤，改建單棟的私人住宅成為新的建筑趨勢，個人可以擁有產權。
　　
　　住房能夠帶來融合嗎?
　　
　　換個角度來看，城市應該是一面反映社會進步的鏡子，而貧民窟則是一種“社會進步”的反常，一種不好的印象。然而，城市的改革還沒有完成：市中心的貧民窟像蛀蟲一樣侵蝕著城市的空間，不斷刺激著城市管理者的神經；在市郊，到處都是“棚戶區(qū)”。仍然有很多法國人住得很差，但是那些擠在破舊棚戶的人群中，80％以上的是外國人。
　　政府并非沒有努力，自1959年，國家著手提供社會性住房的公共政策，然而收效甚微。許多移民本身也這樣想，他們只是在法蘭西土地上短暫逗留。本地人并不歡迎這些外來移民，他們厭惡移民粗鄙的生活方式，甚至對阿拉伯人滿懷敵意。
　　就像中國城市現在面臨的挑戰(zhàn)一樣，當時法國進行城市擴張需要大量土地。貧民窟也在不斷蔓延，二者之間的競爭持續(xù)，由于人口的激增而無法緩解。70年代初，社會又對移民融入提出進一步的挑戰(zhàn)，外來移民在社會中被極端邊緣化。隨著外國人的聚集、家庭人口的增加，政治焦慮在擴大，人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城市社會中移民的未來在何方。
　　為了城市和居民的未來，最穩(wěn)妥的辦法無疑是讓人們居住在廉租房的附近。但本地人懷疑移民的品德，質疑官方的話語。如果住宅區(qū)附近的貧民窟居民數量大幅增長，當地居民們將會集體選擇離開。人們觀察到，當移民家庭到達某居住區(qū)時。人們選擇離開的現象會加劇，他們會流動到更舒適、更能改善他們社會地位的環(huán)境中去。
　　對流動人口來說，得到一個合適的住房應該是成功融入城市的第一步。但這一條對于大部分葡萄牙人來說行得通，但并不適用于來自歐洲以外國家的移民，特別是那些來自非洲原法屬殖民地的人。于是，廉租房居住區(qū)逐漸成為流放地，違法與反叛是年輕一代的命運。
　　一意孤行的政治家一直試圖消滅貧民窟與猶太人聚居區(qū)，卻建構出了新的隔離，排斥取代了融合。
　　
　　中國城市移民：希望交給下一代
　　
　　北京的外來人群很龐大，各行各業(yè)的都有，其中當然不乏高學歷、高收入的人群。但是，數量最大、生存條件最差的要屬農民工了。
　　他們買不起住房，建筑工人一般就擠在工地上矮小逼仄的簡易板房里，還有一些打工者則集中居住在遠郊村落甚至隨意搭建起來的棚戶里。他們的子女大多未成年，沒有戶口交不起贊助費的他們只能進人民辦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北京城郊有一個很有名的中學叫蒲公英，因為它是第一所專為農民工子女創(chuàng)辦并取得辦學許可的中學。校長姓鄭，畢業(yè)于哈佛肯尼迪學院。她曾經來到清華大學分享她的辦學理念。
　　我也參加了那次的交流會，覺得她關于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想法很特別很有意思。然而到了討論環(huán)節(jié)，大家的意見卻出現了極大的分歧，討論一度非常激烈。有幾位師生支持她關于職業(yè)教育的教學理念：認為獲得一份好工作甚至是一份體面的工作，才是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出發(fā)點和實際出路。她對他們的關懷是很貼切的，她希望他們生活得體面、身心健康。很簡單很實際。只有想辦法在殘酷的競爭環(huán)境中生存下來，他們才有能力去反思自身與社會。她從來沒有打算去剝奪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只是需要這些農民工子女們自己去創(chuàng)造條件，比如，利用工作賺來的薪水自己去讀本科、研究生�，F在，高等教育對于他們。意味著太多太多的付出。大學高高的分數門檻、父母打工多年也攢不起的學費，困頓的就業(yè)環(huán)境……
　　另一部分師生則質疑她的這種理念，認為蒲公英中學在初中、高中之后設置的職業(yè)高中教育，無論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實際上減少了農民工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受教育作為公民的一種權利是不容被忽略的，農民工的孩子們應該先學會思考這個世界、反思自身，才能走上尋求公平正義的道路。
　　在我心里，這場爭論一直持續(xù)到現在：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方向到底是職業(yè)技術培訓，還是繼續(xù)高等教育的學習?教育是不是進城務工者讓下一代融入城市的法寶?這些隨父母進城務工人員的孩子現在只有十多歲，他們中最大的在上高中，一切爭論尚未塵埃落定，相信實踐與時間將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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