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逆流”】 歷史的逆流

　　歷史并非如我們想當然的那樣一直進步，有時候它會有所倒退。 　　 　　雷頤的《歷史的進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285頁，定價29元)雖然是隨筆結(jié)集，但這本書不同于所謂“私人化”的歷史書寫，像徐友漁所言，讀雷頤的書不純粹是讀史，在他的筆下歷史不是冰冷的過去，而是就活在我們當下。
　　
　　盡管言“漢”，未可稱“國”
　　
　　在傳統(tǒng)文化熱中，消逝已幾百年的漢服也被從歷史的箱篋中重新翻撿了出來。某些漢服愛好者、提倡者表達出來的那種天朝上國、華夏中心的價值觀念卻不能不令人深思，有人進一步要求將漢服定為“國服”，則期期以為不可。
　　衣服本來只是遮身蔽體、保暖防寒，但在歷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審美的功能。在傳統(tǒng)社會，服飾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強化，成為統(tǒng)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對“民生”來說，穿衣戴帽最平常也最重要，所以傳統(tǒng)文化要從“發(fā)生學”的意義將其神圣化，衣帽鞋襪的創(chuàng)始者都是黃帝等圣人�！兑捉�(jīng)》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早在周代即產(chǎn)生了比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士卿，服飾各有區(qū)別定制。至魏晉時期，王公貴族雖然“服無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穿羅、紈、綺等高級絲絹織物的規(guī)定。唐代是中國古代史上最開放的時代，但從唐高祖李淵起就正式頒布衣服之令，對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婦、士庶等各級各等人士的衣著、服飾、配飾諸方面都作了詳細的規(guī)定。中國古代服飾的核心是等級制度，在所謂華夏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飾是尊卑貴賤等級序列的標志，不同等級享用不同的款式、質(zhì)地、顏色、紋樣，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今天人們所推崇的“漢服”，實際只是傳統(tǒng)社會中少數(shù)上等人的服飾，廣大“引車賣漿者流”，決不能像孔乙己那樣穿長衫，只能如阿Q那樣穿短裝。
　　服飾對內(nèi)的政治功能是等級制，對外的政治功能則是作為天朝上國、華夏中心的象征。《左傳》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惫屎笕藢ⅰ皾h服”視為文明的標志，以“衣冠文物之邦”自詡，以“衣冠上國”自居。西晉末，晉元帝渡江，中原士族相隨南逃，史稱“衣冠南渡”。與“衣冠”相對的是“被發(fā)左衽”，是非漢族即非“華夏”的夷狄的符號，野蠻的象征�！氨话l(fā)左衽”與“人面獸心”并列，對“非衣冠”的歧視何其深也。
　　以“夷狄”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以血腥手段強迫漢人易服來表示對其“臣服”，服裝成為表示對一個王朝忠誠或反叛的問題，“穿，還是不穿”成為“生，還是死”的大問題。清王朝同時又秉承華夏“衣冠之治”的傳統(tǒng)，制定了種種有關穿靴、戴帽、著裝、佩飾的煩瑣規(guī)定，維持等級森嚴的統(tǒng)治。服裝政治化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仍大為盛行，服裝成為“革命”與“不革命”的重要標志，改革開放是思想觀點大解放，也是服裝大解放，人們重有穿衣戴帽的自由。
　　但在80年代初，喇叭褲、牛仔褲仍被認為是“資產(chǎn)階級精神污染”而遭禁，終經(jīng)開明者以敦煌飛天壁畫論證喇叭褲是中國“民族服裝”而不是“西方?jīng)]落腐朽”的外來品，牛仔褲本是“美國勞動人民的服裝”而不是“資產(chǎn)階級奇裝異服”而最后開禁。此后，服裝的政治化傾向迅速淡出。
　　現(xiàn)在一些漢服的提倡者卻再度將服裝政治化，提出“華夏復興，衣冠先行”，“恢復華夏服飾，重建衣冠上國”，“是我們不斷在尋找的民族歸屬感和文明標志的符號”，并且，主張將漢服定為“國服”，“國服是一個國家的外在象征和代表，就像我們的黑頭發(fā)、黃皮膚一樣，是我們民族的標志。國服的確立，也意味著民族自信和自尊的確立�！痹谶@種話語的隱喻中，不著漢服者自然居于“不愛國”、不參與“民族復興”的道德、政治劣勢。而且，主張將漢服立為“國服”者似乎忘記了中國還有其他五十多個民族，雖然人數(shù)少得多，但其權(quán)利與漢族不應當是完全平等的嗎?
　　千百年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們才逐漸擺脫了“服飾政治化”觀念，服飾成為個性表達、選擇的最好形式之一。今天，重倡漢服不應是對個性的否定。寬衣博帶、長裾雅步的漢服與西裝、中山裝、牛仔褲、中國其他民族服飾等各色服裝紛然雜陳、供人平等選擇，洵為社會多元、進步的標志之一。
　　
　　早請示，晚匯報
　　
　　在“文革”中，有段時間內(nèi)，“早請示，晚匯報”是每天都要實行的一種政治活動、儀式�！巴韰R報”最開始稱為“晚請罪”，但后來“上面”說“晚請罪”一詞不太合適，帶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稱為“晚匯報”。
　　據(jù)當時的表揚報道，有的家庭自覺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請示，晚匯報”，但不論是否在家“請示”、“匯報”過，都必須參加單位、學校的集體“請示”、“匯報”。單位、學校的“請示”、“匯報”每天至少四次，即上午下午的上下班、上學放學各一次，如在單位、學校食堂吃飯，每餐飯前都要有一次。但吃飯的時間總會有先有后，所以有些單位就變通規(guī)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兩兩“請示”、“匯報”，整個吃飯時間，“請示”、“匯報”不絕。單位、學校的“請示”、“匯報”基本是以車間、商店、處、室、班級、排，班為單位，有重大事件、活動時則以廠、校、連、營等為單位。家庭婦女、社會青年等無業(yè)人員則要到居委會參加，體制雖不管這些人的飯碗，卻要管這些人的政治，體制外的人也要被組織起來，把“專政”落實到每一個角落。為了表示重視，有些單位還設置了專門的“忠字室”。
　　“匯報”、“請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對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由一人“領讀領唱”(此人首先要“政治可靠”，同時要聲音洪亮、普通話標準)，先大聲說道：“首先，讓我們敬祝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時所有人同聲高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同時大家將右手向右上方連揮三次，表示祝愿。然后，這位“領讀”再大聲說道：“敬祝他老人家的親密戰(zhàn)友林副統(tǒng)帥――”所有人此時同聲高呼：“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眾人右手亦同時向上連揮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頌歌。唱完頌歌后，開始讀毛主席語錄，所讀內(nèi)容盡可能結(jié)合當天工作或當前形勢。
　　這是“請示”、“匯報”的基本程序、內(nèi)容，各地、各單位往往會有增加。如很多地方、單位都增加了跳“忠字舞”一項。對此，葛劍雄先生的回憶十分生動。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闌尾炎，住院開刀后，只第一天早上經(jīng)過說明情況被免去“早請示”，但因負責此事的工宣隊認為這不是大手術(shù)，“早請示”、“晚匯報”是關系到對毛主席忠不忠的態(tài)度問題，所以開刀當晚還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匯報”。
　　《人民日報》五七干校則要求在“晚匯報”的儀式結(jié)束后，還要寫一天總結(jié)，曾參與《人民日報》創(chuàng)辦、彼時尚被批斗的李莊先生回憶說：“早晨比較好辦，對著毛主席像，排起隊來，念幾條語錄，不外乎念念‘不忘階級斗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類，用以規(guī)范全天的行動。難的是‘晚匯報’。要寫出書面材料，包括今天辦了或遇到什么事情，當時有什么作為和想法(即林彪所說的‘一閃念’)。把這兩條寫清楚，已經(jīng)不大容易。更難的是必須找一條對口的語錄，看偉大領袖對這種事情的教導，要非常貼切，要對癥下藥�！�
　　有時，還會強要外賓也來這套“請示”“匯報”。時任外交部阿爾巴尼亞語主要翻譯的范承祚回憶，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納塔奈利到天津參觀訪問，天津市外辦的軍代表讓大使像中國人一樣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時，這位大使卻不愿意。周恩來總理得知此事后，專門開會，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準讓外賓搞‘四大件’”。
　　然而時間一久，“早請示，晚匯報”還是漸漸流于形式，祝愿聲、語錄聲和歌聲越來越小、越來越快，右手上揮也變成輕輕一抬。陳四益先生當時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青年教師，他回憶說：“我至今記得‘大師傅，惹不起’這句話，是因為不知道哪本書或哪篇文章里說，這是毛澤東在什么場合說過的，復旦大學的‘小將’們將它發(fā)掘出來當作了‘最高指示’，每進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萬歲。那原因是因為餐前念語錄、呼萬歲已成程式，而這段‘指示’只有六個字，比其他長長的語錄簡潔得多。”不管怎樣，免去了幾年來一天數(shù)次的“請示…匯報”，使“生活”的這短短時間終能擺脫政治無時無刻不在的管制纏繞，大家都有如釋重負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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