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惡搞無厘頭回復_從“無厘頭”到“惡搞”的社會文化分析

　　摘要　本文對“無厘頭”到“惡搞”進行了社會文化分析。 　　關鍵詞　“無厘頭”惡搞　社會文化分析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無厘頭”文化出現(xiàn)在上世紀90年代，隨著電影《大話西游》被青年一代推崇而逐漸流行，并且一度登堂人室，成為學界關注、承認的文化現(xiàn)象；而“惡搞”一詞則是從網(wǎng)絡游戲的“酷索”(KUSO)演化而來，伴隨著2005年胡戈《一個饅頭引發(fā)的血案》的廣泛傳播迅速風靡，最初主要是指運用數(shù)字化的圖片制作技術和音頻、視頻設備對已經(jīng)成形的作品進行剪輯、配音等一系列加工制作，重新賦予原作主題的一種創(chuàng)作方式，最初的物質平臺是網(wǎng)絡，是新世紀的產(chǎn)物。然而，隨著“惡搞”風的流行，“惡搞”文化也逐漸從網(wǎng)絡走向大眾傳媒。影響風生水起，成為一種一直延續(xù)不斷的文化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自然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但目前對這兩種文化的討論非臧既否，在分析中，也多采用共時敘事視角。本文試圖用歷時敘事的視角來探討這兩種一先一后出現(xiàn)的文化存在并風靡的社會文化基礎，以及這兩種文化在結構和實質上存在的問題。
　　
　　一、正面：歷時視角下兩種文化存在的社會文化基礎
　　
　　1、兩者都順應了消費社會大眾傳媒和文化消費者對娛樂需求膨脹的潮流。
　　無論是拉斯韋爾提出并由賴特補充的大眾傳播“四功能說”還是托爾曼的“工具論”和斯蒂文森的“娛樂論”，“娛樂”都是大眾傳播功能的應有之意。這種界定是對從中世紀禁欲主義的批判中解放出來、作為體現(xiàn)人類天性和人類精神追求范疇之一的娛樂的一種正名。因此，無論“無厘頭”還是“惡搞”，從其誕生起便獲得了進人大眾傳媒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隨著消費社會的出現(xiàn)，娛樂需求空前膨脹，對這兩種文化的風行更是推波助瀾。“無厘頭”文化最初誕生在香港。由于社會制度的差異，香港早在大陸之前便已經(jīng)進入了消費社會，對于娛樂樣式多樣化的需求是“無厘頭”電影誕生的最初動力；而在現(xiàn)如今的中國大陸，隨著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尖銳，大眾傳媒也不可避免地擔當起刺激消費欲望的重任，逐漸成為消費社會與娛樂主義的推行者、建構者與同謀者。而“惡搞文化”適逢其時的誕生在這一歷史階段。較之“無厘頭”文化，“惡搞”文化在中國大陸具有更多的原發(fā)動力，這也是其一發(fā)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娛樂潮流的高漲在某種程度上也得到了文化消費者的響應，這里面除了消費社會造成的消費享樂主義因素外，還有當代人生活和工作節(jié)奏加快，追求輕松、自由的心理動因。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拍了一部又一部，從《大話西游》到《功夫》。觀者如潮；而“惡搞”從誕生到現(xiàn)在，無論是作品數(shù)量還是點擊率，都呈幾何數(shù)增長，在百度或者Google輸入“惡搞”，搜索結果都在八位數(shù)以上，�？梢姛o論是“無厘頭，，還是“惡搞”都以其特有的幽默反諷、搞笑詼諧擁有大量的受眾基礎。在注意力經(jīng)濟時代，注意力與點擊率就是經(jīng)濟效益，受眾的選擇與媒介發(fā)生互動，從而造成從“無厘頭”到“惡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兩者都迎合了當前中國大眾文化日益壯大的的發(fā)展脈動。
　　除了適應了世界消費社會大潮對娛樂的過度追捧外，在中國本土。從“無厘頭”到“惡搞”，也有其存在及風靡的文化基礎，這就是當前大眾文化的日漸強勢，而后者超過前者的洶涌態(tài)勢，則恰恰反映了這種現(xiàn)實話語的發(fā)展脈絡。80年代以前，中國的主流文化是意識形態(tài)文化，大眾文化基本上處于萌芽和被壓抑的狀態(tài)，這種狀況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改變，中國社會和思想界在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經(jīng)歷了啟蒙、進步、烏托邦等的虛幻和破滅和權威的絕對化以及革命的一元化所帶來的精神戕害后，中國社會首先在文學界掀起了解構傳統(tǒng)和顛覆權威的行動，以先鋒小說對“元敘事”的消解以及王朔為代表的革命語言的戲謔和解構開辟了這一文化的先河。這一時期是一個啟蒙話語和政治話語遭受質疑的時期，同時也是大眾文化萌醒的時期。而以周星馳電影為代表的“無厘頭”文化及緊隨其后的“惡搞”文化則迎合了中國文化思想界的這一脈動，無論是《大話西游》中對孫悟空、唐僧形象的改編還是《一個饅頭引發(fā)的血案》中對電影《無極》宏大主題的消解，都是這種顛覆和解構的表現(xiàn)。兩相比較，如果說“無厘頭”文化對真實人性的釋放、對小人物的關注和對“苦難”的解構在某種程度上是延續(xù)了上世紀80年代以王朔為代表的“調侃文化”的思想脈絡的話，那么“惡搞”文化的“全民狂歡”則完全是在“無厘頭”文化開拓的文化場域上的進一步發(fā)展。它的風靡除了有傳播技術和傳播渠道的低門檻因素之外，更有著比“無厘頭”文化更為寬松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那是隨著“國家”、“啟蒙”話語的逐漸退場和市場利益為主導的倫理取向確定之后產(chǎn)生的意識形態(tài)文化、大眾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大環(huán)境。
　　從以上兩點可以看出，無論是“無厘頭”還是“惡搞”文化，其出現(xiàn)、流行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chǎn)物，但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涵蓋其品性上的問題和多層次，和任何文化樣式一樣，同樣是“無厘頭”和“惡搞”，也有品質上的優(yōu)劣之別。而目前的情況是，精品者少，濫竽充數(shù)者多，而這對于當前“綠色娛樂”(邵培仁語)的建設，顯然是不利的。縱覽目前形形色色的“無厘頭”和“惡搞”，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二、反面：存在背后的不合理因素
　　
　　1　結構上：解構之余缺乏建構。
　　在“無厘頭”和“惡搞”文化中，幽默和搞笑是它的常態(tài)，為了達到這一效果，相比之“無厘頭”文化的“無限夸張”、“瘋狂自嘲”、“刻意篡改”和“名譏暗諷”，“惡搞”文化的“移花接木”、“語境顛倒”、“角色反串”、“牽強附會”和“無中生有”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對公眾熟悉的人物或事物進行大膽、夸張、具有諷刺意味的重新定義和打破傳統(tǒng)理解的重新詮釋卻是兩者都慣常的搞笑手法。這種詮釋具有強烈的感官刺激，個人主觀色彩和感情色彩強烈，使人們在大笑之余往往也能體會到一種對被改編對象一定程度上側面的諷刺與嘲弄。而這，同時也蘊含了對傳統(tǒng)文化與正統(tǒng)價值觀的解構。
　　當創(chuàng)作者把這種解構與新的敘事主題結合構成解構一建構的關系模式時，作品往往會產(chǎn)生發(fā)人深省的敘事效果。如周星馳的電影《功夫》，就對傳統(tǒng)的英雄模式進行了徹底的顛覆和懈構�！豆Ψ颉分兴�謂的英雄，無一例外都是些沒有光環(huán)的小人物，這些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在沒有顯露他作為英雄的一面的時候，是很難讓人生出贊賞和敬佩之情的，也徊難讓人把這樣的小人物和社會道義聯(lián)系在一起，但隨著敘事的推進。我們逐漸發(fā)掘出《功夫》的深層含義，那就是英雄列正義的承擔源自于內(nèi)心對美好情感的追求這一超功利、人性化的英雄觀，正因為解構的過程伴隨著建構，才使得周星馳的電影擺脫了流俗和淺薄，從而具備了其存在的特殊意義。
　　同樣，胡戈《一個饅頭引發(fā)的血案》中對《無極》的“惡搞”也同樣包含了這樣的解構一建構過程。但令我們失望的是，充斥于大眾媒介的大部分“無厘頭”、“惡摘”作品卻很難具有這樣的深度。它們“以直接訴諸于人的感官和感性經(jīng)驗為特點，注重感官享受、視聽感官的刺激甚至震撼”，在種種人們所熟悉的能指的粘貼和附會中，故有的所指被扭曲、變形，但并不能給出一個清晰的新的所指，伴隨著文化內(nèi)容的消解和思想內(nèi)涵的歪曲，留下一副摘笑之余空無一物的符號外殼。
　　
　　2 實質上：具有“反文化”、“反智”的趨向。
　　正如前文所論證的那樣，無論“無厘頭”還是“惡搞”文化都是消費社會的產(chǎn)物，在消費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成為商品，“消費的邏輯取消了藝術表現(xiàn)的傳統(tǒng)崇高地位”。而文化的商品化，就是文化工業(yè)�！拔幕�工業(yè)的根本目的是獲得利潤，因此，文化產(chǎn)品具有多大的‘市場價值’、‘票房價值’是決定投資者投資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在這樣的前提下，“愈是迎合普遍口味、消遣性、娛樂性愈強的東西……對資本的誘惑力也越大”，而“事實證明,文化產(chǎn)品……一旦變成商品，其精神和審美質量勢必會大大降低，甚至完全喪失”，而反文化的精神內(nèi)核就是以商業(yè)利益來取代人文精神，因此，“文化工業(yè)是一種反文化”，而作為文化工業(yè)流水線上的重要產(chǎn)品，“無厘頭”和“惡搞”文化也難逃干系，目前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惡搞唐詩”、“惡搞名言”已經(jīng)證明了這種擔心并不是多余的。
　　除此以外，這兩種文化(尤其是后者)的主要傳播渠道――網(wǎng)絡所具有的后現(xiàn)代主義結構、去中心、非同～性、多元共生、否定權威等特征，使得網(wǎng)絡傳播與后現(xiàn)代理論提倡的思想不謀而合，而“無厘頭”和“惡搞”文化本身大量后現(xiàn)代主義手法的運用，也使其帶有了后現(xiàn)代文化中的通俗、庸俗、反智和無深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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