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舊”《京報》】 北京日報舊京圖說

　　在《新京報》家喻戶曉的今天，有幾人還記得民國初年那個曾經(jīng)風靡京城、影響了一代人甚至一個時代的《京報》，它有著怎樣的光榮歷史和偉大功業(yè)，今人又知道幾何？通過敘述《京報》的發(fā)展脈絡和辦報理念，或許可以發(fā)現(xiàn)這新、“舊”二者之間的某種關聯(lián)。
　　民國初年，正值內憂外患，一方面，軍閥割據(jù)混戰(zhàn)，北京出現(xiàn)了“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局面；另一方面，追求民主科學的大革命運動也在進行。《京報》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毒﹫蟆穭�(chuàng)刊于1918年10月5日，報館舍在前門外三眼井38號，后來又相繼遷至小沙土園、魏染胡同，《京報》為對開四版日報。欄目主要有評論、要聞、本京瑣聞、編輯余談和副刊等，其中評論幾乎每日一篇，最具影響力。 1919年8月被段祺瑞政府查封，1920年9月17日恢復出版，終刊于1937年7月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歷經(jīng)近20年，成為北京乃至全國很有影響的大報，特別是1918年至1926年間是它的鼎盛時期，其影響幾可與《申報》相抗衡。
　　《京報》的創(chuàng)辦人是我國著名報人邵飄萍先生（1886～1926），作為獨立的辦報人，在《京報》發(fā)刊詞中闡明了他的辦報宗旨，那就是為民眾吶喊，為民意抗爭。
　　從經(jīng)營管理角度來看，《京報》是私營報紙，經(jīng)濟來源主要是廣告和發(fā)行收入，因此頭版和四版主要是廣告，這也是當時許多大報的版式�！毒﹫蟆窂囊婚_始它就不依附于任何黨派權利集團，因而保持了報紙新聞獨立、思想自由的空間。《京報》的創(chuàng)辦和繁榮時期也正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興起和深入發(fā)展時期，對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本身具有強烈啟蒙色彩的《京報》都作了諸多貢獻，特別是對五四運動的促進和報道，作為社長的邵飄萍身先士卒，于運動的前一晚上在北大慷慨陳詞，向學生報告了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經(jīng)過和原因，并疾呼：“現(xiàn)在民族危機系于一發(fā)，……把各校同學發(fā)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五四運動發(fā)動起來后，《京報》又積極予以配合，專版報道運動的發(fā)展情況，針對時局發(fā)表評論，以推動運動向著正確的方向發(fā)展。同時它還與全國進步報刊相互配合，造成了強大的革命輿論，有力地支持了五四運動，在迫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1919年8月，《京報》因熱情支持“五四”運動，屢次發(fā)表揭露政府腐敗的言論，被段祺瑞政府查封，邵飄萍被迫流亡日本，直到段祺瑞政府倒臺，《京報》才獲復刊。《京報》還具有靈敏的嗅覺，作為北方輿論中心，還積極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為中蘇邦交正�；�作了大量宣傳工作。
　　《京報》秉筆直書、宣達民意，對反動軍閥采取了無所畏懼的反對態(tài)度，以真實的報道和犀利的言論揭露政治的陰暗面。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京報》進行了詳細報道，并連續(xù)一個月報道北京學生的抗議行動和悼念受害者的活動，刊載各民眾團體的來電、來函，要求嚴懲兇手。邵飄萍和他的《京報》因此受到了反動軍閥的仇視，最終因言獲罪，邵飄萍于1926年4月26日被軍閥張作霖槍殺在北京天橋刑場。1928年邵飄萍夫人湯修慧繼承先夫遺志，《京報》再次復刊，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
　　除主報外，《京報》副刊也多達20余種，涉及多個領域。在眾多副刊中最為著名的是《京報副刊》，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四大副刊之一。
　　《京報》的創(chuàng)辦是邵飄萍多年致力于新聞救國思想的實踐。他以監(jiān)督政府、喚醒民眾為己任，與時代緊密結合，評述政局、戰(zhàn)事，以一種負責的態(tài)度，試圖在多元文化初步發(fā)展的那個年代，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為民眾搭建公共交流空間。（相關資料由國家圖書館報刊部報紙組提供，作者為該組組長助理）
　　
　　小貼士
　　邵飄萍，名振青，字飄萍。1884年11月1日出生于浙江金華。“以新聞記者終其身”，是邵飄萍最為堅定的信念。辛亥革命后，邵飄萍因“惡意誹謗罪”而被捕入獄。1914年春，被營救出獄的邵飄萍東渡日本。居日期間，他為《申報》及《時報》撰寫了大量時事短評。1916年，邵飄萍回國，作為《申報》的特約記者，他很快地進入了角色，其意氣風發(fā)，寫作甚勤。1918年7月，在北平出現(xiàn)了我國第一家通訊社――新聞編譯社。這家通訊社的創(chuàng)辦人就是邵飄萍。1925年春，邵飄萍由李大釗、羅章龍兩人介紹，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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