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文物回家路】 漫漫回家路 概覽

　　2009年11月23日,“范季融?胡盈瑩 　　 捐贈文物交接儀式”在北京國子監(jiān)的彝倫堂舉行。與圓明園獸首、乾隆御璽拍賣這些戲劇性事件相比,這場有全國政協(xié)、文化部、國家文物局領導出席的青銅器捐贈交接儀式該算是一次極平和的文物回歸。
　　范季融、胡盈瑩夫婦是美國著名的華裔收藏家,多年來致力于中國瓷器和青銅器的收藏,在紐約創(chuàng)建了“首陽齋”,珍藏有百余件中國古代青銅器,被視為此類中國文物最重要的私人收藏之一。范季融先生及其夫人胡盈瑩女士、岳父胡惠春先生與中國文博界的交往算得上源遠流長。自20世紀50年代起,胡惠春先生、范季融先生就曾多次向國內博物館捐獻,所捐獻的各類瓷器、青銅器、書畫、古籍善本等累計至今已有百余件。在這種背景下,借此次秦公晉侯青銅器交接儀式,中國文化部授予范季融先生“文化交流貢獻獎”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當天上午舉行的相關新聞發(fā)布會上,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表示,“在不放棄流失文物所有權的前提下,按照國際公約精神和慣例,適當考慮讓善意文物持有人得到公正合理的補償,以促成更多的流失文物回歸祖國�！�
　　被盜文物的善意持有
　　單霽翔局長提到的“補償文物善意持有人”是一種符合國際公約的通行做法。在文物追索問題上,最常使用的兩個國際公約是:被簡稱為“70公約”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1970年通過的《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和簡稱為“95公約”的1995年在羅馬外交大會上通過的《國際統(tǒng)一私法協(xié)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其中“95公約”又因其操作性較強而被更多地引用�！�95公約”確立了被盜文物返還的三個原則:非法挖掘的文物也視為被盜;被盜文物的持有者應該歸還被盜文物;被盜文物的善意取得人在歸還文物時,有權獲得公平合理的補償。關于“善意持有人”,“95公約”在第四條第一款中規(guī)定:“被要求歸還被盜文物的擁有者只要不知道,也理應不知道該物品是被盜的,并且能證明自己在獲得該物品時是慎重的,則在返還該文物時有權得到公正合理的補償。”
　　結合秦公晉侯青銅器的身世來看,范季融夫婦就應該算是這批青銅器曾經的善意持有人。秦公墓、晉侯墓均在20世紀90年代初遭到非法盜掘。獲悉部分秦公墓和晉侯墓出土青銅器流失至美國,被范季融夫婦收藏后,國家文物局遂通過有關渠道與范季融接洽,希望促成文物回國。2009年9月24日,范季融應國家文物局之邀來京,在會談中明確表示愿將收藏的9件秦公晉侯青銅器全部捐獻。
　　然而,“善意持有人”的界定并不容易。對“善意持有人”,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國家素有分歧,在多數(shù)英美法系國家,購買人不能因其善意便獲得購買的盜竊物的所有權,法律往往優(yōu)先保護原所有權人;大陸法系國家民法多有制度保護動產的善意購買人,據此,即便文物是盜竊的,法律也傾向于保護善意取得人而非原所有人。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文物法專家李曉東當年參與了“95公約”起草的整個過程。李先生介紹說:“公約制訂時,對持有人如何稱得上‘獲得該物品時是慎重的’爭議很大。一方面是因為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所有者的保護略有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文物流失國和文物輸入國的利益之爭:文物流失國代表堅持嚴格限定‘善意’的條件,以免給已經流失文物的國家造成更多的額外損失。文物輸入國一方自然態(tài)度相反。‘95公約’最終對‘善意持有人’的行為做出了一些限定,例如有無到權威文物部門查詢等。對于文物所有國文物部門已經登記的文物,假如持有人不能提供盡到了查詢義務的證據,就不能證明他是‘善意持有’。”
　　盡管“95公約”簽訂后簽約國對“善意持有人”的定義都以此為準,但實際上各國對“善意持有”的寬泛度界定并不相同。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司長宋新潮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進一步補充道:“在準備捐獻給國家的前提下購買是界定是否‘善意持有’的一個因素。另一考慮因素是‘一貫性’:對于文物商,很難界定是否‘善意持有’;但如果是一名合法的收藏家,所有行為都是在不期望以此牟利的前提下完成,我們會在確認‘善意持有’時予以考慮。”
　　范季融夫婦顯然是宋司長所言“一貫性”的典范,也自然不會有人質疑范季融夫婦對秦公晉侯青銅器的“善意持有”,但這批被盜掘的青銅器以“先‘善意持有’,而后捐贈”的方式回歸,難免不使人聯(lián)想起2009年1月15日中國與美國簽署的有關文物進口的最新《諒解備忘錄》。
　　根據這份《諒解備忘錄》,美國將限制以下考古材料進口美國:“原產于中國和代表中國的文化遺產、從舊石器時代到唐代結束(907年)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跡雕塑和壁上藝術,包括將由美國政府公布的清單上所列的各類金屬物、陶瓷、石材、紡織品、其他有機物質、玻璃和繪畫,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發(fā)許可或其他證件證明這種出口不違反中國法律的除外�！蓖瑫r,《諒解備忘錄》第10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識到,美國的博物館依照本《諒解備忘錄》將受到限制,不能獲得某些考古物品,因而同意其博物館也將同樣不謀取原盜劫于中國大陸、后非法出口到國外的此類受限考古物品,除非賣方或捐助者提供從中國大陸合法出口的證據,或可核查的文件,證明該物品是在美國實施進口限制之前離開中國大陸的�！庇辛诉@層對雙方的限制,假如能找到可以證明“善意持有”的第三方,事情總會有些回旋余地。
　　
　　以國家資源對抗
　　在相關國際公約溯及力和簽約國范圍都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如此迂回地訴諸“善意持有”,自然也會成為中國在面對流失文物回歸時的選擇之一。
　　眾所周知,中國文物流失時間跨度大,流失原因復雜。對于當前因盜竊、盜掘、走私出境的中國文物,主要按照國際公約,通過法律和外交途徑索回;但相關國際公約不適用于追索公約生效前被盜或者非法出境的文物,對于19世紀后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被掠奪出境的文物,中國目前只能做到堅持不承認其合法性,也不放棄追索的權利,積極通過國際協(xié)商與合作促使文物回歸。符合以上兩種情況的,可以稱之為“文物追索”,其他情況一時只能籠統(tǒng)稱之為“文物回歸”。
　　近年來中國政府以法律手段處理的文物追索代表案例有:1998年從英國成功追索3000多件走私出境的中國文物,2001年從美國成功追索被盜掘的五代王處直墓彩繪浮雕武士石刻。這兩個案例在知名度上或許不如圓明園的獸首訴訟,但它們都堪稱中國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史上的典范之作。
　　“這是中國第一次通過訴訟在海外追索文物而且得到比較完滿的解決�！庇H身參與指揮了1998年英國走私文物追索案的前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說。
　　1995年2月20日,中國駐英使館發(fā)回一份密電,密電中說:英國警方于前一年破獲了一個走私埃及文物團伙,清查贓物時警方發(fā)現(xiàn)了數(shù)千件具有中國傳統(tǒng)風格的文物,于是通知了中國使館。1995年4月,中方指派兩名專家前往倫敦,確認英方查扣的文物中有相當多的中國文物。由于有英方一名警官涉嫌此案,英國警方著手刑事立案,并于當年7月派人來華實地調查,準備刑事起訴。1996年3月1日,國家文物局致函英國內務部,表明中國對這批文物擁有所有權的主張和要求歸還中國的立場。
　　“我們希望通過刑事訴訟解決問題。如果刑事訴訟成功,就可以判定它們屬于走私文物,根據英國當?shù)胤�律是可以無償返還中國的�！爆F(xiàn)任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馬自樹回憶道。事件發(fā)生時,馬先生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負責英國第一線的指揮協(xié)調工作。
　　英國警方雖然積極主張刑事訴訟,但英國皇家檢察院以文物走私發(fā)生地在香港地區(qū)而不是英國本土為由,拒絕刑事立案,還認為這批文物履行了正常的報關手續(xù)并繳納了稅費,進入英國屬合法入境。由于不能進行刑事訴訟,英國警方考慮退出此案,并提出:如中國不參加民事訴訟,警方只能將文物歸還給走私嫌疑人。
　　“主要是中國和英國之間還沒有簽訂有關追索文物的相關協(xié)議�！睆埼谋蚧貞浾f,“1996年9月,我到英國去出席會議,利用這個機會拜訪了蘇格蘭場。蘇格蘭場說沒有參與這起事件的義務,但我說中國和英國都是國際刑警組織的一員,你們有義務也有條件幫助中國追索�；貋硪院笪蚁驀鴦赵禾峤涣藞蟾�。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是李鐵映國務委員。他很重視,成立了有關追索的領導小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外交部、文化部、文物局共同研究。具體工作由國家文物局來負責組織協(xié)調,希望通過政府和法律兩個渠道來追索�！�
　　然而,就在張文彬到達英國的同時,走私嫌疑人公開致函中國使館,要求中國承認對這批文物沒有所有權,或者進行民事訴訟。同時,他們還起訴警方非法查扣財產。英國法院沒有理會中方對于案件延遲審理的要求,在中方缺席的情況下將一些文物判歸走私嫌疑人。
　　“1996年12月1日,我率領一個專家組趕赴倫敦,同英國有關方面廣泛接觸,并聘請國際知名的福爾德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作為代理,尋找走私案的解決途徑�！瘪R自樹說,“同時我們對被查扣的中國文物進行了全面清點和鑒定,查清總數(shù)量為3494件。這批文物的時間跨度非常大,從遠古時代的恐龍蛋到清代的瓷器,應有盡有�？臻g范圍也非常廣,從中原的山西、陜西、河南到西北、東南地區(qū)。最后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一旦啟動民事訴訟,不是一年兩年可以解決問題的,可以說遙遙無期,而且?guī)缀鯖]有把握,因為為涉案文物逐一尋找來源地取證根本不可能�！�
　　為了追索文物,公安部向香港派出了偵查人員,希望找到文物從內地走私到香港的證據,但久久沒有結果。最后中方確定了策略:希望對方主動把文物返還。但這一計劃首先需要的就是時間,而此時倫敦一家地方法庭應走私嫌疑人的要求開庭,裁定中方必須在1997年1月17日之前取證完畢,啟動民事訴訟,否則將把文物歸還對方。1997年1月8日,中方代理律師以英國地方法院蔑視國家豁免權為由,要求將案件移交英國上訴法院,以此迫使地方法院不得不對文物進行凍結,直到中方正式參加民事訴訟。
　　“我們告訴他們: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國家,他們能與國家資源對抗嗎?用多長時間、花多少金錢我們都奉陪�！瘪R自樹說。
　　1997年1月15日,兩名走私嫌疑人表示了談判和解的意向,英國法庭也提出了庭外和解的建議。漫長的交涉持續(xù)了一年,1998年1月22日,正式談判開始。24日,雙方達成協(xié)議,對方承認中國對全部涉案中國文物的所有權。1998年2月10日,雙方正式簽署法律文件,這起長達三年的文物追索案終于結案。
　　“最后外交部門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使館不斷與英國官方交涉,并且通過在當?shù)氐馁Y源向對方施壓,走私嫌疑人真切地感覺到了是在與一個國家對抗。”馬自樹說。
　　“從文物工作者或收藏家的角度看,這批文物不算最珍貴的。這場斗爭的意義主要在于維護民族的尊嚴、維護文物所有權�！睆埼谋蛘f,“任何一個民族的文物,不管它是什么,都是非常珍貴的。因為它是歷史的見證,是中華民族的一種記憶�！�
　　
　　文物追索CSI
　　文物追索的訴訟涉及許多有待判定的事實與法律問題,包括文物來源地、原所有權的證明,流失文物落腳處和持有人的確切證據,文物的相關圖文資料與各方專家的認證報告,持有人是否履行審慎義務,善意的判定、訴訟時效的審查,請求國文物法、進出口法的審查,沖突規(guī)則的適用,準據法的選擇與查明等。如果說1998年英國走私案在取證問題上遇到了瓶頸,那么被盜掘的五代王處直墓彩繪浮雕武士石刻就是中國憑借取證而成功追索的首個案例。
　　“當時我一看就來勁了�！苯邮苡浾卟稍L時,曾直接參與此案追索的河北省文物局執(zhí)法調查處副處長李寶才再次顯露出當年的興奮,“王處直墓里的東西是純屬被盜出去的。像這種以前沒有檔案記載,完全靠取樣追索回的文物在中國還是第一次。”
　　2000年2月底,中央美院的一位學者在訪問美國時拿到一本佳士得拍賣行的拍賣目錄,發(fā)現(xiàn)第209號拍品―― 一塊彩繪浮雕武士石刻,與他幾年前看到的一批浮雕風格極其相像。拍賣目錄上對第209號拍品的介紹中有這樣的文字:“此浮雕風格姿態(tài)似與1995年曲陽西燕川五代王處直墓出土浮雕有關”,而這位學者曾經看到的浮雕像正是王處直墓出土的位于后室的散樂圖和奉侍圖。他馬上將此事告知自己的同學、河北畫院的畫家費正,并將相關圖片傳真回國。費正繼而轉告曾跟隨自己學畫的李寶才,經上報省文物局、國家文物局,一場文物追索正式開始,具體的實施者便是李寶才。
　　“怎么確認是王處直墓中失竊的雕刻呢?拍賣目錄上有尺寸,當年的考古發(fā)掘報告上有一張不太清晰的照片,有壁龕的尺寸。我對照一量,寬度是一樣的沒有問題,但高度不一樣。我的解釋是:盜賊從壁龕中撬取雕像時,上下各抽去了一些磚塊,所以墓中壁龕的高度會略大于拍賣品的高度�！崩顚毑耪f。
　　“然后是分析石料。從拍賣圖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石料邊上崩了些茬,茬口的石料一看就是曲陽石。曲陽從漢代開始就出產漢白玉,曲陽石有特點:白里帶些黑點與黑線,這和其他石料都不一樣。湖南也出漢白玉,但它是雪白雪白的那種。拍賣圖冊上的照片照得很清晰,一看茬口就能確認那是曲陽石。
　　“第三是分析風格。王處直墓浮雕四周繪有邊框,使用的是赭石色和紅色。和留在河北文物研究所的幾塊雕像,也即散樂圖、奉侍圖比較,發(fā)現(xiàn)邊框的處理是一樣的。后來文物的持有者抗辯說,這兩個武士的風格和散樂圖、奉侍圖的風格完全不一樣。我們的回答是:這很正常。作為門神,他就是要恐嚇鬼和惡人的,所以他必定會怒目而睜。這種風格的差異是很正常的。奉侍和散樂必須是溫文爾雅的,因為畢竟是侍奉人嘛。
　　“持有者又提出一個問題:你們說這是出自王處直墓的,為什么我這塊色澤如新,鮮艷如初,而你們的那兩塊散樂圖和奉侍圖漫漶不清、顏色幾乎脫落?我們回答:王處直墓被盜后進行過清理發(fā)掘,這時發(fā)覺有盜洞,盜洞中發(fā)現(xiàn)有金代的碗和镢頭等物品,也即金代盜墓賊的工具。不過金代盜的是后室。雙室墓一般前后相連,但這個墓比較特殊,它將連接前后室的門做成了一扇假門,上面還畫了一幅畫作為偽裝。所以金代的賊進去之后只是把后室的一些值錢的東西給盜走了。盜走后留下一個盜洞,下雨時雨水透滲,所以把后室的一些石雕給浸泡了。而且這塊浮雕肯定不是金代被盜的,因為古代人主要偷金銀器變賣,絕不偷浮雕之類,絕對是現(xiàn)代人偷的。再說除金代盜洞外我們也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代盜洞。
　　“另一方面分析:這件拍賣品不可能是假的。造假必須先有真品,然后再有仿造的贗品。以這兩塊武士雕像為例,以前就沒有發(fā)現(xiàn)過這樣的東西,所以根本不可能有贗品。現(xiàn)代人‘自造’的東西肯定會和古人制造的不同,比如腦袋可能是唐朝的,而腳給弄成了清朝的,一看就很不協(xié)調,而真品一看就與周圍其他雕刻風格一致�！�
　　2000年3月2日,國家文物局就佳士得拍賣行在紐約拍賣中國被盜文物一事照會美國駐華使館,希望在友好的基礎上,根據國際公約、采取必要的手段阻止佳士得拍賣行對209號拍品的拍賣活動,并使文物返還中國。同時公安部向國際刑警組織美國中心局發(fā)出通報,請求給予合作。3月8日和11日,美國駐華使館海關處及美國海關紐約中心局分別致函國家文物局和中國駐美使館,表示為協(xié)助阻止拍賣中國文物,他們將根據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guī)定辦理,希望中方提供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證據,主要包括:失竊現(xiàn)場勘察報告、照片、警方立案報告、中國的有關法律、曲陽縣政府將王處直墓公布為保護單位時間等。
　　“1994年王處直墓被盜后曲陽市公安局確實立了案,還在現(xiàn)場拍攝了很多勘察照片,一直追查到陜西。但沒抓到人,也沒找到東西,這件事就暫時撂在那兒了�！崩顚毑耪f,“到2000年,當時的公安局長已經調任,檔案也有很多不在了。照片只留下兩張。我需要的是壁龕的照片,但1995年清理發(fā)掘時拍攝的只有兩張一半的,也說明不了問題,只能重新再整理資料。為了準備可能需要的進一步舉證資料,我又下了一次墓。當時墓土已經回填,所以是重新打開的。墓有9米多深,下去也是很危險的。下去后發(fā)現(xiàn)甬道已經塌了。一左一右兩個壁龕,一個側面塌了一半,一個上面塌了一半,但整個寬度還能量出來。除此以外還想從墓室里取土樣:拍賣的浮雕背后肯定還能提取到土樣,不同地方的土酸堿度不一樣,可以進行化學分析比對。墓地里有些殘存的墻皮,我取了一些帶有顏料的樣本:過去的顏料都是用礦物質研制的,一分析就能看出來。當然,我還揀了些石料的樣本�！�
　　3月14日上午11時,包括古墓被盜的錄像帶、現(xiàn)場勘察記錄、照片、縣公安局立案報告和省文物局有關墓葬情況的文字材料、專家說明、考古發(fā)掘報告送抵公安部和國家文物局。當天下午17時,公安部刑偵局以特急件的形式簽發(fā)給中國駐美大使館和駐紐約總領館的明傳電報,物證則被直接空運至大洋彼岸。收到中國方面提供的證據后,紐約州南區(qū)美國地方法院于3月21日通知佳士得拍賣行停止對拍品209號的拍賣,同時下達了民事沒收令,授權美海關總署紐約中心局沒收武士像。3月28日,美國海關官員查扣了這件中國文物。經過近一年的交涉,美國南區(qū)法院在仔細研究了河北省文物局提供的詳細資料后,判定由美國海關將該文物送交中國政府。2001年5月26日,王處直墓彩繪浮雕武士石刻返回中國,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現(xiàn)藏國家博物館。
　　
　　沉默中的征集
　　李寶才覺得有些遺憾的是:因其他材料已足夠翔實,下墓取得的土樣最后沒有分析對證。這類初步的取樣工作也許做不到傳說中那些犯罪鑒證實驗室所做的那樣精確,而且或許如同參與了1998年英國走私案的馬自樹所說,“泥土并非特別有力的證據”,但經歷過文物追索的專家都會感慨的是:鴉片戰(zhàn)爭至1949年間的戰(zhàn)爭掠奪文物連泥土證據都沒有。
　　“沒有記錄、沒有登記,就沒辦法在追討時提供資料�！瘪R自樹說。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本國被盜文物數(shù)據庫當屬意大利文化遺產憲兵的TPA數(shù)據庫,每一件意大利的被盜文物幾乎會以即時的速度出現(xiàn)在這一數(shù)據庫中,為各國相關組織提供該文物的基本信息。文物法專家李曉東認為:“中國有一種傳統(tǒng)觀念,出現(xiàn)文物盜掘案時匿而不報。這一觀念應該改變,應及時公布被盜掘、走私的文物清單,提供被盜掘時間、文物基本情況等信息,為申請國際海關、國際刑警組織協(xié)作提供有利條件�！痹�與意大利文化遺產憲兵有過接觸的宋新潮司長相對謹慎:“意大利的TPA數(shù)據庫起步很早。我們目前還是從個案開始著手,逐步積攢材料,希望能成熟一件再做一件�！�
　　2001年,國家文物局直屬下的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成立�！八鸭�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有關資料、建立專門的信息數(shù)據庫”便是中心肩負的多項職能之一。有關數(shù)據庫的現(xiàn)狀,宋新潮司長介紹說:“目前的核心工作還是支持一些學術機構、研究機構進行流失文物清查方面的研究。信息中心會將各學者、學術機構以前的和現(xiàn)在的研究成果匯集,成為中國在海外文物的總目。這是一項基礎工作,也符合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于各國對自己文化遺產有明晰了解的要求。這樣一個數(shù)據庫既可以作為未來專題研究的依據,也會為以后的追索和國際合作提供基礎材料,但一定要把它納入真正的學術研究領域�！�
　　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還是“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項目的實際實施單位。這是一個自2002年開始由國家文物局和財政部聯(lián)合實施的政府工作項目,從名稱上看,似乎沒有民間組織“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提出的“國寶工程”簡潔響亮,也不曾有“尋訪圓明園獸首”這樣轟動的新聞事件。除刻意保持低調外,項目所針對的對象也是它貌似沉默的原因之一。對市場炒作過熱的藝術品,“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項目從來不去推波助瀾,而是在一定的額度內篩選本身具有很高學術價值,來歷清楚,非盜掘、非1949年后出土的文物,同時還要考慮稀缺性、填補博物館序列空白等問題。例如2005年征集的一件宋代木雕觀音,并非市場追捧熱點,但體量碩大,神態(tài)端莊安詳,是東方雕塑的代表作品。北美7家大型博物館收藏的宋代木雕觀音有20多件,而國內各大博物館尚無任何宋代木雕精品,因此這一文物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極高,是真正需要利用國家專項經費征集的文物。
　　至于“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項目的征集范圍,宋司長的總結是:“值得國家購買的文物,應該由國家出面來搶救的文物�！弊皂椖繂�動,已經征集到的文物有:米芾《研山銘》、宋代青白釉花口鳳首壺、宋代大觀銘牡丹紋碗、戰(zhàn)國虎形佩、陳國瑯藏宋元明清善本、龍門石窟佛頭和子龍鼎等。除這類可歸為“值得國家購買”的珍貴文物外,還有成系列的皮影、成批量的道場畫等“應該由國家出面來搶救”的民俗文物。這類文物可能單件并非十分珍貴,但作為整體系列存在會對社會學、民俗學研究具有價值�！皣�家不出面成批量地購買,它們就可能散落而失去其意義。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對文物的搶救。”宋司長說。
　　在如何合理使用項目資金、保證被征集文物的真實和可靠性方面,作為項目實際實施者的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嚴格的程序:首先尋找征集線索,對搜集的信息進行分析論證;然后專家獨立出具鑒定。文物信息咨詢中心的專家主要依托于國家鑒定委員會,實行一票否決,以保證項目資金的使用安全。之后,中心將編制文本規(guī)范報國家文物局審批。審批通過才開始進行與征集相關的談判并對行動保密。在此過程中嚴格執(zhí)行程序并建立監(jiān)督機制,對文物登記建檔。征集工作完成后,按規(guī)定還要將所征集到的文物在國內重點博物館展示,適時編輯出版書刊,以推動學術發(fā)展。根據所征集文物的數(shù)量,一般一個項目的完成時間為三個月至半年。境外的文物征集可能時間相對較長,以便給文物鑒定留有一定的思考空間。
　　盡管宋新潮司長慨嘆“這是非常不好花的一筆錢,必須慎之又慎”,但無論是在資金實力還是征集手法上,“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項目仍擁有較多的優(yōu)勢。在征集的方法上,“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項目分別使用過從私人收藏購買、定向拍賣、行使“國家優(yōu)先購買權”參與拍賣等方式。號稱“項目”開山之作的米芾《研山銘》的定向拍賣尤其耐人尋味�！吨袊�文物報》當年記述《研山銘》回歸經過的報道中稱:《研山銘》流落到日本,被日本有鄰館收藏,幾位寄居海外的中華游子集資將其收購回國。2002年12月6日,經與中貿圣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事先協(xié)商,《研山銘》被定向拍賣給國家文物局指定的唯一一家有權參加競拍的國有文物收藏單位――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
　　作為行使“國家優(yōu)先購買權”的一種過渡型方式,定向拍賣雖然可以做到一錘定音,但實施對象卻有諸多限制:拍品的來源合法自不待言,拍賣所在地必須在中國境內,持有人也必須是中國公民。了解這些局限,“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項目自日本輾轉征集《研山銘》的個中良苦用心也可略見一斑。
　　啟動幾年以來,“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項目成績卓然,但中國文物流失的復雜情況決定它依舊只能是中國國家文物部門促使文物回歸的渠道之一。由于項目的征集對象必須“來源合法、傳承有序”,2009年11月23日在國子監(jiān)交接的那9件原本盜掘于秦公墓、晉侯墓的青銅器自然不屬于項目征集之列,而只能依照“善意持有”以捐贈的方式回歸。
　　諸如“保留所有權、同意有限期租借”這種更靈活的國際合作方式,國家文物局也考慮運用在流失海外的“敦煌文書”這樣的文物上�！坝邢奁谧饨琛狈绞揭延羞^成功的嘗試。
　　1994年,山東省博興縣文物保管所一尊北魏菩薩立像被盜,后發(fā)現(xiàn)被日本美秀博物館收購并展出。國家文物局得知后,于2000年正式派員與日方接觸,開始就追索菩薩像一事進行談判。2001年,中日雙方在日本美秀博物館簽署備忘錄,確定美秀博物館無償捐還菩薩像,自備忘錄簽署之日起,菩薩像歸屬中國山東省,中方同意美秀博物館借展該像至2007年底,在美秀博物館10周年館慶后正式歸還山東。2008年1月,美秀博物館將該菩薩像返還中國。
　　“無論使用什么方式,文物回歸不是單純地索要,所體現(xiàn)的不僅僅是文物回歸的結果,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了一個國家和民族對自身文化和文化遺產的重視,昭示了一個國家或者政府履行保護文化遺產責任的決心�！彼嗡鹃L說,“這個過程本身甚至比結果更重要。對被劫掠或盜掘的文物進行追索是一件需要大量研究取證的細致工作,不是借助情感吵一吵就能解決的�！�
　　最后,宋司長透露:2009年底至2010年初,國家文物局已啟動一個已經進行了長期調查、取證、研究的案例。此案例與不久前埃及向盧浮宮追索壁畫的案例類似,很有可能,中國也會采取同樣的方式。
　　(《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09年第46期,作者為該刊記者。標題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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