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射天狼》到《讓子彈飛》】射天狼

        發(fā)布時間:2020-02-27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誰是朱蘇進,你可能不知道,但是,《鴉片戰(zhàn)爭》、《康熙王朝》、《我的兄弟叫順溜》、《三國》、《讓子彈飛》這些耳熟能詳?shù)臒岵ビ耙晞∧阋欢ㄖ阑蚩催^,它們的編劇就是被中國編劇界稱為“一直被模仿但從未被超越的獨唱金雞”朱蘇進。
          “《讓子彈飛》不是我的功勞,而是編劇的心血。”這話是著名導演姜文2010年12月20日面對媒體時說的。當時,他執(zhí)導的以西部、喜劇、傳奇為要素的賀歲電影《讓子彈飛》正成為坊間的熱門話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姜文將《讓子彈飛》的成績歸功于以朱蘇進為首的編劇團隊。
          朱蘇進堪稱中國編劇界“一直被模仿但從未被超越的獨唱金雞”,先后創(chuàng)作了《康熙王朝》、《鄭和下西洋》、《朱元璋》、《我的兄弟叫順溜》、《三國》、《讓子彈飛》等劇本,他的作品無不以另類的情節(jié)構思和幽默、雷人、詼諧的語言風格,在挑戰(zhàn)觀眾的極限之余收獲了讓人咂舌的“名與利”。正是因為如此,朱蘇進被冠以“中國編劇界的鳳姐”的高帽子,但他卻“仍不思悔改”,總是哈哈一笑:“只要精彩,你罵我爹都行!”
          
          十八歲開始“編”小說
          
          1953年4月,朱蘇進出生在南京漣水的一個軍人家庭,五歲那年跟隨父母移居福州?熳x完小學的時候,他生了一場大病,只得輟學回家休養(yǎng)。后來病好了,正好趕上“文革”,朱蘇進沒地兒上課,想去參加大串聯(lián)又因年齡不夠被拒絕了,無奈之下就一頭扎進了圖書館里。1969年10月,在父母的安排下,十六歲的朱蘇進坐著一輛軍用大卡車來到廈門前線某部炮兵連,做了一名大火炮瞄準手,此后因頭腦活泛和表現(xiàn)優(yōu)異歷任計算員、偵察班長、指揮排長、副指導員等職。
          別看朱蘇進只有小學文化,但早年在圖書館的幾年埋頭苦讀已開闊了他的視野。軍營三點一線的日程,讓他體驗到生活的酸甜苦辣,因而他慢慢地涌起了寫點什么的沖動,于是嘗試著動起筆來。不承想,絞盡腦汁地寫出的東西投給了軍報,卻像泥牛入海一樣有去無回,久而久之朱蘇進不由得失落起來:“唉,寫了這么多,連個豆腐塊也沒有發(fā)表,我咋就那么笨呢?”正郁悶呢,有人過來指點了:“嘿,小娃子,想發(fā)表文章啊,先向老大哥學習唄……”這位老大哥,是朱蘇進所在部隊一個優(yōu)秀的新聞報道員,曾在團報、軍報和省報上發(fā)表了大大小小無數(shù)文章。一語驚醒夢中人,朱蘇進高興得一蹦老高。結果,一番跟屁蟲似的請吃請喝之后,朱蘇進吃驚地發(fā)現(xiàn):所謂秘訣,不過是“編造”而已,“他比我會編、能編”!
          打那以后,朱蘇進見縫插針地利用休息的時間躲在炮車里“編”故事,最終真的“編”出了一篇名為《第一課》的小說,并投給了一家報紙。沒想到,幸福來得既突然又猛烈:1971年,《第一課》整版見報,立時驚動部隊全體官兵。嘗到了甜頭,朱蘇進乘勝追擊,很快“編”出了第二篇小說《鎮(zhèn)海石和瞄準點》。他鼓足勇氣投給了當時全軍唯一一份文學刊物《解放軍文藝》,結果又是“一投即中”。這下子,朱蘇進徹底把握了“編”的技巧,一篇篇小說“應聲落地”繼而悉數(shù)發(fā)表,大大地提升了他在部隊的知名度。而于1978年和1980年在赫赫有名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懲罰》和《在一個夏令營里》,更讓他出盡了風頭。
          
          一部轉捩之作《射天狼》
          
          看到朱蘇進是一棵苗子,上級領導有意好好栽培他,先把他借調到北京《解放軍文藝》做編輯,后把他提調至南京軍區(qū)創(chuàng)作室做專職創(chuàng)作員。
          由業(yè)余轉向了專業(yè),朱蘇進喜不自禁,但“在機關好吃好喝地住了一段日子”之后,他慢慢地感覺頭腦空白筆頭生硬起來:“天,咬了半天筆桿,一個字也沒有‘編’出來!”
          也難怪,從普通一兵到坐進機關,當最初的莊嚴感與新鮮感消散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難以排遣的厭煩與無聊了,還哪里有心情好好地讀書、寫字?更何況,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社會時代主題和大眾思想觀念也隨之發(fā)生變化――不再唯政治運動是瞻,而是轉而追求人性的光芒與亮點。認識到這一點,朱蘇進開始有意無意地嘗試改變。恰在此時,軍旅作家徐懷中寫的《西線軼事》又給了朱蘇進一個“有力的提醒”――這篇榮獲1980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的小說,拋開描寫戰(zhàn)爭過程、戰(zhàn)斗故事等一眼就能看得見的“戰(zhàn)爭之樹”的“樹冠”的既定模式,濃墨描寫“戰(zhàn)爭之樹”的“樹根”,即透過硝煙炮火去揭示和顯現(xiàn)發(fā)生戰(zhàn)爭的特定時代;就連主人公即軍人形象的塑造,也由以往的追求高大完美和“神化”、“凈化”,轉為注重刻畫人物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
          有了這樣的認識,朱蘇進遂向領導打了個請示報告:“我要求回基層連隊體驗生活……”
          在基層,朱蘇進很快就找到了一個靈感,開始寫作描寫炮兵生活的《射天狼》。在這部小說中,朱蘇進成功塑造了兼具軍人義務和家庭義務的當代軍人的形象,并進而揭示當代職業(yè)軍人在和平時期滿懷壯志卻無處可施,只能陷入雖然睿智卻無用武之地的思考中的那種“引而不發(fā)”的痛苦狀態(tài)。小說一經(jīng)發(fā)表,立時就因在中國軍旅文學上觸及了此前一直被忽視的精神層面而備受稱贊――評論界認為《射天狼》“開拓了軍旅小說的心靈空間和存在內涵”,從而給朱蘇進帶來了一連串前所未有的聲譽――“全國第二屆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昆侖獎”、“福建省優(yōu)秀作品榮譽獎”……朱蘇進由此蜚聲文壇。
          從這以后,朱蘇進一發(fā)而不可收,基本上以每年一部的速度連續(xù)推出了一系列優(yōu)秀的軍旅題材小說!八P下的主人公,都是孤獨而自尊的,思維冷靜,卻總和現(xiàn)實發(fā)生無奈的碰撞,他們永遠向往著軍人的最高境界”,朱蘇進從而與莫言、周濤一起并稱新軍旅作家“三劍客”,斬獲了一大把各類獎項。同時,由于他批判的目光已經(jīng)不僅停留在軍事題材的層面,而是拓展到了對整個社會人性的思考中,因此使得他的創(chuàng)作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壇上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開始寫作到鼎立文壇的二十余年間,《射天狼》顯然是朱蘇進創(chuàng)作生涯的一個分水嶺。對于朱蘇進個人來說,這是一部轉捩之作:它一方面掙脫了以往深重的政治文學的陰影,顯得清俊而脫俗;另一方面開始顯露了他獨特的個性,顯示出一種冷峻凝重的“鐵蒺藜”式的風范。
          
          “中國編劇界的大哥大”
          
          誰也沒有想到,就在思路活躍且寫得異常順手之際,朱蘇進卻選擇擱置小說創(chuàng)作轉而投身影視圈編起了劇本。這一年是1996年。
          朱蘇進的轉行純屬偶然。是年夏天,朱蘇進花八千多元買來調劑身心的索尼音響出了故障,他跑遍南京的大小維修店還是沒有修好,一氣之下抱起來就找到設在上海的特約維修店,檢查結果不過只是一處線路接觸不良而已,六元錢就搞定了!肮啡盏,一點小毛病,害得我大熱的天巴巴跑這么遠……”出得門來,心情不佳的朱蘇進埋著頭急匆匆地趕路,不想和一個人撞了一個滿懷――巧了,剛好是一位道中朋友。人家盛情邀約“陪我走一遭吧”。原來,朋友要去參加著名導演謝晉主持的制作一部反映鴉片戰(zhàn)爭題材的電影研討會。對于這個主題,早已寫過許多軍人悲壯生活的朱蘇進實在是太熟悉不過了,因而在會上輪到他發(fā)言時,當即就把自己心底的感覺說了出來:“謝導,您的這種舉動有一種悲壯的英雄主義色彩……”沒想到,散會后,謝晉樂顛顛地找來了:“沒得說了,你來寫一個劇本吧,就叫《鴉片戰(zhàn)爭》!”朱蘇進立時暈了:老天啊,皇上看上咱啦!謝晉,那是何等人――我可是看著他的《紅色娘子軍》長大的呢!
          初涉影視圈即做編劇,朱蘇進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創(chuàng)作出了《鴉片戰(zhàn)爭》。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當日,《鴉片戰(zhàn)爭》全球公映,瞬間就以雷霆之勢橫掃各地影院,創(chuàng)下了國產片在國內外的最新票房紀錄,成為當時相關題材電影中的佳品……這下子,朱蘇進樂了,更讓朱蘇進樂得合不攏嘴兒的是,他從《鴉片戰(zhàn)爭》中收獲了整整十六萬元的編劇稿酬,遠遠超過了他之前寫的所有小說的稿費和版稅的總和!嘩啦啦地點著鈔票,腦子里慢慢地冒出了一個“壞壞的念頭”來:“對呀,既然寫劇本這么賺錢,那還寫啥小說?以后就只寫劇本了!”
          也真是巧了,朱蘇進的話音還未落下呢,知名制片人劉大印就捧著電視劇《康熙大帝》的邀約上門了。前前后后忙乎了整整一年,朱蘇進終于拿出了一本厚厚的朱氏《康熙王朝》。2001年,長達四十六集的《康熙王朝》剛一亮相,就憑借緊張曲折的劇情以及陳道明、斯琴高娃等人的出色表演吸引了觀眾的熱情關注,斬獲了不菲的收視率不說,還帶動了原著的又一輪熱銷,而朱蘇進也從中拿到了一集一萬共計四十六萬元的編劇稿酬,并由此躋身中國一線編劇陣營。
          從此之后,朱蘇進一頭扎進了歷史題材劇本的創(chuàng)作中,于是一連串的“古裝大戲”噴薄而出。
          在《江山風雨情》中,朱蘇進塑造了三個性格迥異的帝王形象:勵精圖治、渴望中興的明朝末世帝王崇禎;厲兵秣馬、雄心勃勃的清朝開國之君皇太極;雄才大略、幾度沉浮的亂世梟雄李自成,這三個人物形成劇中錯綜復雜的矛盾主體。直使此前發(fā)誓不再接演古裝戲的陳道明看了劇本后興趣大增,竟然不惜食言飾演主角。
          《三國》是朱蘇進遭到非議最多的一部戲。在劇中,朱蘇進大手筆做“整容”手術:撇掉桃園結義,直寫曹操刺董卓;曹操殺了呂伯奢全家,逃至半路突然站住,不是要回去安葬呂伯奢而是要回去拿酒和肉;劉備三顧茅廬,張飛一把火燒了諸葛亮的草屋,還叫嚷“你助我哥哥打天下,得天下以后我給你蓋一座八百里大的草屋”;丟棄原著中曹操的兇惡,只講他的雄才大略、愛才如命;撇去文言文,用現(xiàn)代白話文作為歷史人物的臺詞,還設計了好多后來才有的經(jīng)典話語……質疑也好,非議也罷,高收視率確實不容置疑。制片人楊曉明曾對媒體如是說:“這部《三國》,好幾家都想拍,最后我勝出了。究其原因,我最大的優(yōu)勢就是朱蘇進寫的劇本!”
          《我的兄弟叫順溜》是朱蘇進通過小人物刻畫形象、描寫戰(zhàn)爭的一個典范。在劇中,朱蘇進刻畫了一個雖然毛病很多甚至還不斷犯各種小錯誤,卻能堅持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底線的很有味道的軍人形象。此劇一播即引起了轟動效應,并因此鋪就了草根演員王寶強的星路。
          可以說,朱蘇進的每一部劇本問世都標志著一個新的高度的誕生――雖然總能引起或多或少的爭議,比如在《我的兄弟叫順溜》中他無視“當年八路軍沒有狙擊手”的質疑、在《江山風雨情》中他讓崇禎死在陳圓圓的肩頭而不是景山樹枝上……但就像他說的“沒有關系,有爭議好,爭議越大越好”那樣,最后無一例外地都是在挑戰(zhàn)觀眾的極限之余優(yōu)哉游哉地斬獲著各種“名與利”。
          從這個角度講,朱蘇進無愧于“金牌編劇”的褒獎。
          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正是看中了“挑戰(zhàn)觀眾的極限”這一點之后,向來以才氣和霸氣著稱的大腕導演姜文在2009年初計劃拍攝自己的第四部電影作品《讓子彈飛》的時候,首先就想到了讓朱蘇進來擔當首席編劇。
          《讓子彈飛》的題材,取自四川作家馬識途短篇小說集《夜譚十記》中的《盜官記》一節(jié),講述一個發(fā)生在北洋軍閥時期土匪和騙子之間的傳奇故事。在姜文的《讓子彈飛》創(chuàng)作會上,應邀趕來加盟的朱蘇進坐在了“頭把交椅”上,他一邊嘩嘩地翻弄著原著,一邊嘖嘖地砸吧著嘴巴,慢條斯理地說著:“原著中雖有近乎瘋狂的年代背景和奇巧的人物設置,但仍給電影劇本的改編預留出了巨大的創(chuàng)作空間……”于是,一番一輪又一輪的改編之后,《盜官記》在以朱蘇進領銜的編劇班子手中變得“人物更充實,關系更復雜,情節(jié)更曲折”起來……一年多之后,這部以“讓子彈飛”命名的電影果真就以“子彈飛”的速度在2010年歲末創(chuàng)造了一連串的驚人紀錄,成為整個社會熱議追捧的話題。
          最終,《讓子彈飛》贏得了“中國版的《阿凡達》”的美譽,隨之而來的是朱蘇進的名頭再度響徹中國編劇界。
          彈指一揮間,從寫小說轉至寫劇本,已然十五年。
          曾經(jīng),在《我的兄弟叫順溜》熱播之際,有人向朱蘇進打趣:“寫小說和寫劇本,哪一種創(chuàng)作更為‘順溜’?”問罷,眼巴巴地等待著早已從寫劇本中賺得盆滿缽溢的朱蘇進回答“寫劇本順溜”呢,不想?yún)s見他不緊不慢地說,兩種創(chuàng)作都喜歡,但無疑寫小說更“順溜”:“寫小說是一對一,自己對著一盞孤燈,有一種很沉靜的心境,因此很愉快――即便日后出版了也是一個人在看,不會出現(xiàn)全國幾千萬人同時看一本書的情況,也就沒那么多想象不到的意外。與之相反,寫劇本卻是一對多,雖然也有文學化的部分以及和小說有相通的地方,但它的快樂要比寫小說少得多。而且,一部影視劇的創(chuàng)作過程往往是一堆人,有一些市場化的、商業(yè)化的東西,很多時候不得不做一些妥協(xié),而這種妥協(xié)有時候很勉強,也很無奈!
          此情此景,正應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老話。好在,朱蘇進終于開始有了“覺醒”,他說:“不管你信不信,我最終還是要回去寫小說的。你問我要過多久,我不知道!薄
          (責任編輯/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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