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文人] 第一位文人是誰

　　在中國人的政治世界里，文人是不太名譽的，古話不是有“文人無行”、“一為文人便不足觀”的說法嗎?文人干政總是給自己，有時也會給國家?guī)�來災禍，因此，歷史上黨錮之禍、文字之獄不絕于書。在古典的政治世界里，文人是指那些陳腐偏執(zhí)的讀書人，他們往往固執(zhí)于經(jīng)典教條，既無政治經(jīng)驗，也不尊重實踐智慧，以想象代替真實，平時袖手言心性，臨難一死報君恩。
　　現(xiàn)在在網(wǎng)絡上，或者私下比較坦率開放的討論中，文人依然是用來打擊那些無權(quán)無勢的對手的利器，這支匕首因為托克維爾的經(jīng)典批判而變得更為鋒利。他說，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作家成為獨一無二的政治家，“因為其他人在行使政權(quán)，唯有他們在執(zhí)掌權(quán)威�！彼�很詫異，因為在“歷史上，偉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來進行，這真是一件新鮮事�！彼�精辟地指出了這些作家共同的思維特征：“他們都認為，應該由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tǒng)治當代社會的復雜的傳統(tǒng)習慣�！碑攪�民終于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法國于是陷入了可怕的文學政治的泥沼，為動蕩失序、革命不止的政治所折磨。
　　文人一般指用文學性語言寫作者，通常他們會把人心、情感和道德看得比較重。這種看法由來已久，無可厚非。有意思的是，或許是由于托克維爾的影響，對“文人”有了一種更為庸俗的用法：在今天的語境里，一切對政治的一般原則、民眾普遍情感的討論，一切對民族理想的刻畫，都被斥為“文人”行徑。僅僅這一種指責便使這種討論成為不值一聽的政治幼稚病的呻吟，便使這種思想成為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疾病。有時候在第二種情形下，文人也被更簡單地稱作“知識分子”。
　　可憐的托克維爾也沒有逃脫被曲解濫用的命運。只要稍微用心一點，托克維爾為法蘭西民族總結(jié)出的教訓其實是足夠清晰的，“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求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家”，“在英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tǒng)治國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將新思想引進實踐，另一些人借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彼麑ξ娜思捌渖鐣�作用的理解和我們很是不同。
　　其實不必依賴托克維爾，我們也能知道研究治國之道、通過明辨國是來教育民眾、塑造民族精神對一個民族是多么重要。不要說時代久遠的古希臘、羅馬的公開演講和辯論，也不用說諸子之爭，單說漢代的鹽鐵之爭、唐初封德彝與魏征的辯論、宋代司馬光與王安石之辯就能證明在我們的歷史上從不缺乏這種公開的政治討論。正是這些討論成功地教育了當時的統(tǒng)治階層，使我們的士紳不會過于迂腐偏執(zhí)，他們才能成功地統(tǒng)治著帝國，歷千年而不衰。
　　與法國大革命的命運截然不同，美國革命受到“成熟”人們不衰的贊賞，而聯(lián)邦黨人在其文集的首篇中就鮮明說出了美國革命的實質(zhì)――“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注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是脫離“機遇和強力”擺布的唯一道路。潘恩的《常識》被譽為美國革命的《圣經(jīng)》，當時幾乎人手一冊，它的第一章就是《政權(quán)的起源和目的》。
　　人類歷史上，沒有公開的、國之是非辯論的國家并不罕見，但一個偉大的民族如此鄙視這種討論，如此漠視自己的未來和德行，的確令人驚異。
　　正是這種情況，使今天我們的國家充斥著大量真正的、托克維爾意義上的文人。他們倒不是那些用文學方式寫作的人，也不是那些討論政治一般原則的人。恰恰相反，他們是：那些用嚴肅的術(shù)語和概念、精確的計算和統(tǒng)計、純粹客觀的邏輯和語句武裝起自己、遮掩他們對實際無動于衰的人，那些陶醉在象牙塔里以自己的手藝和智力自炫的人，那些以學術(shù)和專業(yè)的名義無視人類事務的現(xiàn)實人，那些在“人類的教養(yǎng)員”(費希特語)這個使命面前喪魂落魄的人，那些追求職稱的升遷和課題的利益勝于熱愛真理的人。
　　這些人，無論他們棲身于體制內(nèi)外，無論他們用學術(shù)性或文學性語言寫作，無論其成果是學術(shù)論文或文學作品，無論成果發(fā)表在核心學術(shù)期刊還是由名頭響亮的出版社出版，他們就是我們時代的文人，披著科學外衣的文人。
　　他們雖然還沒有擁有大革命之前法國文人的聲威，他們對政治的危害絕不會有那么巨大，但他們卻足以敗壞科學研究和教育這個行當，從而使整個社會陷入短視的機會主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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