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工會三部曲：維權、自主、全球化_全球化三部曲

　　 　　在歷經1950、1960年代蔣介石的威權統治之后，臺灣地區(qū)的共產黨與左派勞工組織銷聲匿跡。噤聲的勞動階級，付出極大的血汗代價，包括了一度全世界最高的職業(yè)災害比率、世界上最長的工作時間、對勞工階級包括其子女，在教育機會與文化生活上的剝奪、對女性與少數民族勞動者的歧視等等，開創(chuàng)了所謂的“經濟奇跡”。
　　當時一首流行的閩南語歌曲《孤女的愿望》，就描述了臺灣打工妹離鄉(xiāng)背井的心情：
　　“請問門口的保安大叔啊
　　人家說這間工廠有要用工
　　我雖然還年輕什么也不懂
　　同情我地頭生疏此外無希望
　　即使少錢也得忍耐三年五冬
　　為將來為著幸福甘愿受苦來勞動
　　有一日總會得到心情的輕松�！�
　　因此，人們有理由問：工會做了什么？
　　
　　臺灣工人維權運動的萌芽
　　
　　1980年代以前，國民黨在各“國有”事業(yè)與企業(yè)單位設立了工會，由黨員干部兼任工會領導，但是一般的私營企業(yè)主都抗拒國民黨介入工廠管理。隨著私營企業(yè)成為主流，工會組織率嚴重萎縮；即使成立了工會組織，干部腐化仍十分嚴重，有時候企業(yè)主或經理人就兼任工會理事長(主席)或秘書長(總書記)。工人私下笑稱為“福利品工會”、“花瓶工會”或“閹雞工會”(閹掉的公雞不會斗)。
　　在臺灣迅速都市化、工業(yè)化的過程中，利益集團與工廠老板對工人的侵害日復一日，違法加班、工傷與積欠薪資的事件層出不窮，貪腐的地方政府對于工人的投訴多 “吃案”視而不見，使得民間維權意識逐漸覺醒。
　　1984年5月1日，一群維權人士聚集在臺北市義光教會，成立了臺灣戰(zhàn)后第一個勞工NGO――臺灣勞工法律支持會，這是一個以法律服務來協助工人的團體。就在同一天，由于美國工會與臺灣貿易順差造成的政治壓力，國民黨推動了《勞動基準法》也就是臺灣的勞動法通過。這兩件事對臺灣的勞工運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在國民黨威權體制松動之下，臺灣勞工法律支持會的少數律師與知識分子，以1984年的勞動法為主要依據率先開始法律維權服務。當時勞工法律支持會里默默無聞的工作者，如今已赫赫有名，包括義務維權律師陳水扁，曾任NGO主席的邱義仁、陳菊(現任高雄市長)、郭吉仁(曾任“勞委會”副主委，相當于勞動部副部長)與簡錫(曾連任“立法委員”)等。
　　當時的NGO維權只是協助處理法律案件，但是也使少數受害工人成為覺醒的積極分子；保障人權的素樸正義感，使得大學生與青年工人紛紛投入志愿者的行列。之后，隨著戒嚴、報禁與黨禁的解除，以及政治強人蔣經國的逝世，政治自由化與國民黨內的派系斗爭，牽動了整個臺灣公民社會的發(fā)展。
　　
　　八八工潮的影響
　　
　　就在蔣經國逝世之后的1988年2月，桃園客運工會的曾茂興打響了罷工的第一炮，客運業(yè)的罷工蔓延到苗栗縣、新竹縣與臺中縣，使得當地交通癱瘓，并且意外引發(fā)全島各工業(yè)區(qū)的連鎖反應。
　　這是自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臺灣之后的第一波全島工潮，據估計各地陸續(xù)有30萬工人無預警參與了罷工。許多工人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早上有工人到工廠發(fā)放爭取加薪、組織工會的傳單，不到中午流水線就紛紛停擺，沒有組織的罷工就在他們的工廠里持續(xù)了一周，工人停下來談論加薪與工會，也有人搗毀機器或產品，甚至蔓延到上下游的廠房。
　　“八八工潮”震撼了蔣經國死后陷入權力斗爭的國民黨政權，多數工人的手段與目的都十分溫和，組織也不健全。就罷工的訴求來看，多數是“順法維權抗爭”，工人只是希望依據勞動法，爭取最低工資與依法計算加班費。這一年臺灣的實質工資成長率創(chuàng)下歷史最高紀錄。
　　然而，“八八工潮”最大的影響，是讓臺灣工人發(fā)現了自發(fā)工會組織的必要性，工人開始在國民黨之外發(fā)展“自主工會”，國民黨當局大為緊張，賄賂收編、搜捕與起訴事件不斷發(fā)生，曾茂興等多名積極分子被判刑。
　　然而，臺灣的學生運動與民主化帶來了工會發(fā)展的新契機。一方面，1991年底臺灣的立法機構全面實施普選，成為臺灣由“自由化”轉向“民主化”的轉折點，基層工會加速擺脫國民黨的收買或控制；另一方面，工會干部認識到勞動法令的局限，從 “順法抗爭”走向了 “修法抗爭”。
　　自主工會的發(fā)展與反對黨的地方執(zhí)政息息相關。1994年，在民進黨執(zhí)政臺北縣的默許下，臺北縣產業(yè)總工會突破法令限制而成立，隨后，臺北市在陳水扁市長任內，展開產業(yè)總工會的組織。1997年，各地產業(yè)總工會紛紛設立，與國民黨主導的總工會系統相抗衡，并且把矛頭對準了國企私有化政策與社保制度改革。
　　
　　社會政策與私有化沖擊
　　
　　
　　臺灣在1990年代中期，受薪階級仍然沒有像樣的醫(yī)療保險、失業(yè)保險與退休年金。一方面，國民黨李登輝在選舉壓力下展開社保改革，推動 “全民健康保險”，工會發(fā)起一系列抗爭，成功地將健保的勞工分攤比由五成壓到兩成，工會也可以參與監(jiān)督社�；�金的決策。此外，修改勞動法、協助銀行業(yè)等成立第三產業(yè)工會，都成為工會組織與政策的主題。
　　最驚人的組織發(fā)展，來自國民黨推動大型“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所造成的反彈。臺灣的“國有”事業(yè)與企業(yè)多是油氣、水電、交通等員工動輒上萬人、壟斷性的大單位，工資與福利受到單位保障，但是私有化之后面臨裁員與減薪的壓力。
　　1990年代中期，這些超大型“國企”的員工領袖，為抵抗私有化政策展開串連，提出公用事業(yè)應該維持政府管制、不該淪入私人壟斷的看法，這種 “反財團、反壟斷、反官商勾結”的訴求，也獲得部分輿論支持，國民黨工會干部卻進退失據。電信、石油、電力等企業(yè)的工會紛紛成為自主派，最后，多數“國有”的銀行員工會也形成全島性的聯合會。
　　然而，自主工會增加并不代表維權“上訪”爭議消失，事實上，官方處理的勞動爭議仍持續(xù)增加，全球化更導致嚴重的中壯年工人失業(yè)潮。雖然勞工行政機構逐漸趨向依法行政、保護勞工的立場，基層工人組織工會時仍然受到資方壓制。惡性關廠與資本外移的沖擊，更成為私營制造業(yè)工會的惡夢。
　　
　　后民主化與全球化轉型期
　　
　　2000年3月的“總統”大選導致政黨輪替，是年5月1日，“全國產業(yè)總工會”在陳水扁的承諾下成立 (當時陳水扁與宋楚瑜都簽下競選承諾，只有連戰(zhàn)未同意)，這個政策，突破了舊工會法中總工會壟斷一切的法令框架。至此，多數工會已經全面自主化，告別了國民黨干部與工會干部不分的狀態(tài)，在政治上，也與不同的黨派結盟，與美國或歐洲類似，工會與資方在立法院形成彼此利益沖突的游說團體。
　　臺灣民主化之后，總工會系統的組織發(fā)展，或多或少與政治上的藍綠分化有關�！叭珖�產業(yè)總工會”包括了多數的自主工會，基層組織與抗爭經驗較豐富，與民進黨關系較深，漸漸占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國民黨在喪失行政資源的情況下，所屬的工會分裂成7個工會組織，最具實力的“全國總工會”也面臨轉型，從過去壓制反國民黨活動，變成積極反對民進黨政府的工會。
　　整體來說，臺灣的工會體系，逐漸走向制度化、多元化與政治結盟重整的階段。對此，評價并不一致，有人認為這是新政府分化工會的陰謀，也有人認為是政治自由的必然趨勢。但可以確定的是，大工會取代了勞工維權NGO的地位。臺灣的社保體系，也有朝向日本或德國式 “勞資政”三方協商的發(fā)展趨勢，只不過在全球化沖擊下，工會更為弱勢。
　　對臺灣的工會組織來說，全球化的沖擊來自三個方面。首先，臺灣第二產業(yè)的就業(yè)人口，自1980年代以來從五成掉到三成，產業(yè)外遷到大陸與東南亞是主要原因。第二，本地就業(yè)結構中的底層，被全球移民勞工取代。第三，臺灣當局在金融全球化的壓力下，政策倒向大財團與私有化，也會打擊工會組織。
　　
　　陳水扁執(zhí)政下的勞工政策
　　
　　在執(zhí)政之后，民進黨政府的意識形態(tài)左右搖擺，導致與自主工會領袖在維權時期的戰(zhàn)略合作關系有所動搖。例如2001年在全球經濟不景氣沖擊下，工會所推動的社會民主與勞工福利的政策方向，被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翻，使陳水扁政府遭到外界嚴厲質疑。
　　此外，2000年到2004年間，在工會組織與NGO的持續(xù)壓力下，民進黨陳菊擔任“勞委會”主委任內，推動了兩周八四工時法案(原勞動法為一周四八工時)，兩性工作平等法、失業(yè)保險與勞工退休金立法等，對健全社保制度不無貢獻。但是引進外籍勞工政策卻成為民進黨政府貪腐的溫床。
　　臺灣當局為了調控國際勞工輸入，將管理外勞的責任賦予少數特許的中介業(yè)者，形成中間剝削。在高雄市捷運(地鐵)工程中，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涉及收受中介的華盤公司賄絡，使該公司獲得政府特許的利益，華盤公司則從外籍工人身上扣款，宿舍與伙食條件極差。2005年8月，來自泰國與印度尼西亞等外籍勞工對長期的剝削忍無可忍，千余人對宿舍縱火發(fā)動抗爭，最后與警方談判和平落幕。
　　高雄捷運外勞弊案揭露了民進黨政府的政商關系陰暗面，使得謝長廷內閣多名成員下臺，也令連任的陳水扁形象受到重創(chuàng)。
　　為了提振2008年的選情，蘇貞昌內閣在今年提出調漲基本工資方案，預估可能令基層員工調薪5%~11%，企圖討好工會、緩和民怨，但卻引來工商業(yè)界的抵制。各方在勞工政策上拉鋸，結果仍難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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