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2018北區(qū)城建規(guī)劃 [解析重慶城建融資模式]

　　作為代表政府的投資主體，“重慶城投”主要投資非經(jīng)營性、公益性的公共基礎設施，同時對政府合理配置的資源進行有效的市場化運作，投融資平衡就成為一種能夠良性循環(huán)的體制和機制。
　　
　　效仿上海：不成功的八年
　　
　　重慶市城市建設投資公司(以下簡稱“重慶城投”)成立于1993年。1994年，重慶市人民政府授權其籌集和管理城建資金，同時參與城市建設有關的經(jīng)營活動，以努力擴大資金總量，優(yōu)化投資結構，確保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實施。
　　而公司現(xiàn)任黨委書記、董事長華渝生在2001年6月上任時，“重慶城投”已處于破產(chǎn)的邊緣。
　　“按照中國的《公司法》和《企業(yè)法》，不能清償?shù)狡趥鶆�，或者資不抵債，債權人就有權申請破產(chǎn)。我們屬于前一種。表面上看，好像還是資產(chǎn)大于負債，但實際上，2000年時，重慶城投的資產(chǎn)已根本不能支撐和清償當年的到期債務�！�
　　華渝生告訴記者，2001年時，“重慶城投”的總資產(chǎn)為80多億元，凈資產(chǎn)不到13億元，負債逾60億元：“和現(xiàn)在相比，當年的債務總量小得多，但當年到期不能清償?shù)膫鶆照伎傎Y產(chǎn)的比重比現(xiàn)在大得多�！�
　　2001年華渝生上任時，“重慶城投”到期不能清償?shù)膫鶆諡?8.48億元：“是個很吉利的數(shù)字，我―輩子都能記住它�！�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各地方政府可以批準企業(yè)發(fā)行地方企業(yè)債券，“重慶城投”在1997和1998年發(fā)行的三年期債券，正好在2000年和2001年到期。整天來逼債的銀行甚至老百姓絡繹不絕：“當時如果任何人要申請，我們就可以破產(chǎn)，但那樣的話，大家的資產(chǎn)就要縮水�！�
　　“重慶城投”，這個在本世紀掀起城市建設投資與融資革命、在全國300余家城市建設投資公司中樹立起典范的投資公司，從1993年到2001年，遭遇了發(fā)展歷程中第一個不成功的八年：
　　“我們最早是以‘上海城投’為學習模版的。上海在1992年初成立了政府背景的城投公司，主要負責市政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融資。但我們忽略了上海和重慶兩個城市在財政實力和城市基礎建設方面的巨大差異�！�重慶城投’發(fā)展的前4年，因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規(guī)模還比較小，公司還基本處于上升階段，而從上世紀末開始，改善城市基建需求大量增長，按照市政府安排的城市建設規(guī)劃和計劃進行項目建設，建設資金主要來自銀行貸款和向社會公眾發(fā)行債券。但項目建成以后，所有貸款和債券該怎樣償還，誰也不知道�！�
　　華渝生曾為“一介書生”。臨危受命來到“重慶城投”之前，他―直在重慶市社會主義學院做研究工作。在他看來，僅靠微薄的財政支撐，而缺乏一個能夠自身平衡和良性循環(huán)的有效償債機制，公司自然會陷入運轉的“死胡同”：沒有能力清償債務，也沒有^再敢借錢給你。
　　
　　“大手筆”還債：信譽第一
　　
　　自“重慶城投”成立以來，累計籌融資近500億元，投資重慶市重點市政公用項目60多個。如此數(shù)額龐大的資金與項目運作，公司信譽度無疑是“重慶城投”投資融資業(yè)務運轉的核心保障。
　　2001年剛到“重慶城投”之時，華渝生首先體驗到的便是巨大的資金鏈壓力。而到2001年底，“重慶城投”的主體債務便得以清還：“當時，市政府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和有效的指導。政府背景這種無形的資源，讓我們獲得金融機構各方面的信任和理解，這個非常重要�！�
　　在華渝生記憶中，解決掉當時香港中信泰富上億美元的債務，是他上任“重慶城投”董事長的第一個“大手筆”。
　　1997年底，香港中信泰富集團給“重慶城投”投資1億美元，用于修建濱江路等基礎設施，“重慶城投”每年要還1450萬美元，連續(xù)20年。當時雙方合同規(guī)定，用長江二橋50％的過橋費收入作為償債來源，但大橋全年百分之百的過橋費不過1000多萬人民幣，顯然這個債務每年都不能清償。2001年下半年，中信泰富每隔幾天就會派人來“重慶城投”要賬。
　　華渝生對此非常頭疼。但也正是在“重慶城投”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華渝生算清楚了一筆賬：
　　“當時和中信泰富的合同，剛剛執(zhí)行了4年，還有16年還債期。因為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國家一直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到2001年，平均利率很低，中長期貸款只有6.21％。我就在想，如果從中國的內資銀行貸款，1億美元的等值人民幣可以在8年內還清，每年還款不到1.3億元。而如果繼續(xù)償還中信泰富的債務，16年里每年要還1450萬美元，再加上上繳所得稅，實際每年負擔遠不止這么多�！�
　　建設銀行和華渝生一樣算清楚了這筆賬。于是，2001年底，憑借建設鑷行的貸款，“重慶城投”將1億美元一次性償還給中信泰富：“盡管前面4年的4個1450萬美元相當于白白送給了中信泰富，但原來16年的‘美元’債務現(xiàn)在變成8年的‘人民幣’債氖再加上所得稅等因素，實際節(jié)約了12億左右的人民幣。”
　　當然，對于當年的“重慶城投”來說，每年要支付建設銀行的近1.3億元還款也不是個小數(shù)目，但在華渝生眼里，“時間就是金錢。只要給我周轉的時間，錢就可以賺回來”。
　　2001年底，華渝生帶著兩名助手來到深圳，兩小時內結束了和中信泰富的還款談判：“當時我還有點誠惶誠恐，擔心領導指責國有資產(chǎn)流失，畢竟我們公司已經(jīng)付了近6000萬美元，我還要付它1.09億美元。但我認為劃算，因為從16年來說，實際幫國家節(jié)約了12億元人民幣。當時，我給黃奇帆副市長打了個電話，他們反應很快，很快決定簽這個協(xié)議�！�
　　中信泰富的債務是“重慶城投”負債中最大的一筆。解決掉這個問題，就是爭取到了“喘息的空間”，沒有人天天來逼債，其他的矛盾自然迎刃而解。
　　“重慶城投”因此事而得的另一個收獲，是和建設銀行等金融機構之間建立起了很高的信譽度：“我們所有貸款利率水平都比較低，至少是央行規(guī)定的基準利率，任何銀行對我們不上浮。我們數(shù)次向老百姓發(fā)行債券，向資本市場公開發(fā)行債券，利率都大大低于銀行貸款利率。2006年10月份，我們剛發(fā)了30億元5年期企業(yè)債券，而利率水平比同期的銀行貸款利率差不多低兩個點。大家愿意買，因為我能夠確保到期債務的償還，信用等級高�！�
　　在制定公司的“十一五”戰(zhàn)略規(guī)劃時，華渝生總結出的第一句話就是：
　　信用是企業(yè)的立命之本。
　　
　　城建融資：抓住“土地增值效應”
　　
　　今年3月“兩會”期間，華渝生作為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于《政府工作報告》第五條“繼續(xù)深化改革開放，進一步完善有利于科學發(fā)展的體制機制”感觸頗深：“當初‘重慶城投’走入發(fā)展困局，根源就在于缺乏這樣―種體制和機制。前八年的發(fā)展，教訓深刻，所以必須改革，必須調整體制和機制�！�
　　在華渝生看來，2002年“重慶城投” 得以改革有幾大契機：
　　“當時，賀國強書記和包敘定市長在重慶執(zhí)政，他們支持‘重慶城投’重新整合，因為政府需要這個投資平臺，公共事業(yè)投資必須要有一個投資主體去做。第二個重要因素是黃奇帆同志從上海到重慶當副市長，分管城市建設，帶來很多創(chuàng)新思路與理念，在關鍵時刻激活了企業(yè)改革。”
　　接手“重慶城投”之時，華渝生曾給時任重慶市市長包敘定寫過一份“總結報告”，詳細分析了他所觀察到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融資方面的經(jīng)驗教訓，其核心便是城市基建投融資機制方面存在很大缺陷。華渝生曾深入研究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他非常重視《資本論》中關于“級差地租”的理論，也就是說，對于土地價值，―方面決定于土地本身肥沃程度；另―方面，也取決于對土地的追加投入。華渝生在那份報告中指出，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實際上能帶來巨大的級差地租Ⅱ。比如說，城鄉(xiāng)結合部地區(qū)，基礎設施非常薄弱，而隨著這個地方基礎設施的完善，其地價―定會增值：
　　“過去我們沒有注重思考這個問題。政府只是在不斷地架橋、修路，比較貧窮的農(nóng)村逐漸城市化，有了城市化配套的基礎設施，但因為我們只是專一地投資去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周邊的土地被一個個開發(fā)商拿走，政府工程搞到哪，開發(fā)商圈地就圈到哪，這些本應政府掌握的土地增值效應，在很大程度上就流失了�！�
　　面對記者“政府是不是要當開發(fā)商”的質疑，華渝生解釋道：
　　“市領導經(jīng)常提醒我，不要與民爭利，但這不等于政府不能收回‘級差地租Ⅱ’來補償投資。正是因為政府及其投資主體的投資，周邊地價才漲得起來，這一部分的級差地租顯然應該歸政府所有，而開發(fā)商只該享受通過自身追加投資得到的那部分收入，這才公平。”
　　2002年初開始，在黃奇帆副市長的支持和主導下，“重慶城投”研究出一套新的運作模式，就是按規(guī)劃、按項目批土地：“在國務院批準的重慶城市發(fā)展總體規(guī)劃的前提下，每一個具體建設項目會對應一定規(guī)模的投資，算定投資量之后，我們向銀行貸款或者發(fā)行企業(yè)債券。同時，結合基礎設施建設，我們作為投資主體，代表市政府把周邊的土地儲備下來，基礎設施建好后，這些‘生地’變?yōu)椤�熟地’，再通過市場規(guī)則，以‘招拍掛’方式出讓這些已經(jīng)增值的土地，用這個增值空間反過來補償對于基礎設施的投資�！�
　　華渝生告訴記者，這一套體制的核心，就是“重慶城投”作為政府的投資主體，主要投資非經(jīng)營性、公益性的公共基礎設施，同時對政府合理配置的資源進行有效的市場化運作，以對其投資進行資金平衡：“計劃和市場融合在一起，投融資平衡就成為一種能夠良陛循環(huán)的體制和機制。”
　　這種模式已被譽為國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領域的―場革命。
　　2002年初改革以來，“重慶城投”初步建立起能夠進行自我補償和發(fā)展，同時適應城市建設可持續(xù)發(fā)展需求的多元化、多層次、多渠道投融資的運行機制，并通過資產(chǎn)重組、資本運作，控股、參股等方式，基本構建起了集團公司的組織結構。而其下屬兩家房地產(chǎn)開發(fā)公司――重慶城投房地產(chǎn)開發(fā)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渝開發(fā)股份有限公司，如何保證不是在母公司的“庇護”下參與市場競爭?
　　“這兩個公司都不允許參與征地。重慶城投房地產(chǎn)開發(fā)有限公司是我們的全資子公司，只參與政策性房地產(chǎn)建設，而非開發(fā)性的房地產(chǎn)。比如隨著城市擴大，每年要建設大量動遷房，這必須由政府或代表政府的市場主體來做。渝開發(fā)股份有限公司則屬于市場化的房地產(chǎn)開發(fā)，‘重慶城投’絕對控股，相互就是―種資產(chǎn)關系�！�渝開發(fā)’如果要獲取土地資源，我們絕不會‘開后門’，它要和社會上所有的開發(fā)商平等競爭�！�
　　在華渝生看來，任何企業(yè)都有風險，但關鍵在于體制和機制當中有沒有化解風險和規(guī)避風險的制度設計。2008年二季度以來，整個中國的房地產(chǎn)市場開始萎縮，“重慶城投”該如何處理手中的土地儲備資源?這些資源該怎樣獲得保值和增值?
　　“這是我們面臨的風險，但風險可以有多種化解的方案。經(jīng)過對整個市場的理性分析，我們確定的方案是不降價，不跳水，不賤賣，同時不斷加大對土地儲備的投入，將已列入城市發(fā)展規(guī)劃的集體地征為國有，以此為日后的市場復蘇做準備�！�
　　今年初以來，“重慶模式”開始廣為各地討論借鑒，發(fā)展城鄉(xiāng)統(tǒng)籌經(jīng)驗與城市基建融資模式，正是其中核心所在。作為重慶城市基建融資模式的探索者與領頭人，華渝生對此有兩點心得：
　　第一，在―定時期內，城市基礎設施的擴張需求總是大于當?shù)卣�府財政的支撐能力，這點一定是當今中國的一個規(guī)律。
　　第二，基礎設施建設總要舉債。而不論以哪種模式舉債，或者是哪種模式為主舉債，在舉債之初，就―定要對舉債方案和模式論證清楚，根據(jù)投資內容的不同結構，選擇好債務配比，只要基本上能夠確保不形成壞賬，消滅形成壞賬的各種可能性和機會，那么不管哪種渠道融資都可以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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