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言盛世【“盛世”何須危言】

　　“小說是需要嚴肅對待的事情”。為了寫小說，香港文化人陳冠中搬到北京，旅居十年，他終于寫成了其第一本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盛世》。從香港到北京，陳冠中嘗試著轉換身份，轉換觀察視角，而他對大陸諸多現(xiàn)象和問題的思考，終于在這本看似魔幻的《盛世》中，一一寫盡。
　　2013年，世界經(jīng)濟進入“冰火期”，中國盛世正式隨之開始。那時，旺旺集團收購了星巴克，中式產(chǎn)品已經(jīng)遠銷世界各國。每個中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在河南一個叫快樂谷的地方，興建了制造幸福藥劑的工廠，藥劑通過自來水進入全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但實際上，在進入“盛世”之前，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不見了,這個月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已經(jīng)沒有人記得。一位叫芳草地的歸國華僑、前國家法院的法官小希、作家老陳，總是感覺有些什么不對勁，要追問那丟失的一個月。
　　這是陳冠中在《盛世》里講述的故事。這本書雖然尚未在大陸發(fā)行，但卻在知識分子圈子里口口相傳，并通過微薄等社交工具的傳播效應，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
　　
　　陳冠中是誰
　　
　　在香港文化圈，陳冠中的名字無人不知，他曾經(jīng)創(chuàng)辦了香港知名雜志《號外》，并和梁文道、林奕華等創(chuàng)立“牛棚書院”�？稍诖箨�，他卻要時時面對“陳冠中是誰”的提問。對此，他說，“用香港作家稱呼我是最簡單的”。
　　生于上海，長于香港，最后定居北京。陳冠中將之視為一個自然發(fā)生的過程，他說香港讓他找到身份認同，而北京，則是他觀察中國的中心舞臺。
　　1992年，陳冠中帶著投資意向來到大陸。當時，北京的文化圈人士還比較窮，陳冠中每次請客吃飯都擔心對方回請時破財。于是，他在亮馬公寓租了一間大房子，請來做飯的阿姨擺開“流水席”，宴請四方賓客，從王朔到王蒙，都成為陳冠中的座上客。
　　事實上，這并不是陳冠中第一次和大陸的文化界發(fā)生關系，他曾做過《讀書》雜志的海外出版人，并投資了《現(xiàn)代人報》、《三聯(lián)生活周刊》以及“大地唱片”等，當年艾敬唱紅大江南北的“我的1997”，就是陳冠中的杰作之一。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陳冠中在大陸的投資風生水起，領域橫跨影視、音樂、出版產(chǎn)業(yè)。
　　從1997年開始，陳冠中突然想“好好寫東西”。這一寫就是十年。為此他在2000年搬到北京，并選擇了更安靜的生活方式。平時除了見見老朋友，參加一些活動，其余的時間，大多用來觀察、思考和撰述。“寫作的時候我內(nèi)心是很嚴肅的”。十年間，陳冠中的頭發(fā)由黑色轉為灰白，誠是歲月不饒人，但這漫長的時間，足夠讓陳冠中觀察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絳樹兩歌”談中國
　　
　　在北京，《盛世》基本成為了知識圈里的一本讀物。陳冠中無意于將它在這里出版。但他并不擔心讀者們無法看到此書，“據(jù)說淘寶網(wǎng)上就有賣的”，他知道，對于圈內(nèi)人士來說，通過一定的渠道得到此書其實不難。
　　看到此書不難，但是要真正把書寫透，很難�！爸袊�太大了，很多事情無法三言兩語說清”，令陳冠中反感的是那些將中國問題簡單化的看法，比如流行一時的“通三統(tǒng)”理論。陳冠中很納悶，為什么一些內(nèi)地學者熱衷于這種簡單的思維方式。
　　陳冠中認為，要想說清楚中國的問題，前提是要學會“絳樹兩歌”。絳樹是指古代一位歌女的名字，能用一張嘴同時唱兩支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他2005年在臺灣《思想》雜志發(fā)表的文章就起名為《顧左右言他：中國論述的絳樹兩歌》。
　　陳冠中引述實證主義思想家韋伯和波蘭尼的理論，認為應該摒棄那些過于絕對、簡單的思維方式，只有以“復雜的雞尾酒式全球觀”，才可能比較真實地觀察當今中國。
　　但陳冠中的“絳樹兩歌”起初也讓人有些疑惑，究竟作者的褒貶態(tài)度如何？著名學者李歐梵在談到陳冠中和《盛世》時不禁問：“這個《盛世》描寫的是一個‘烏托邦’的中國還是一個‘反烏托邦’的中國？”他最初也把此書當做幻想小說來讀，可越讀下去越發(fā)現(xiàn)文字充滿了“現(xiàn)實”的意味。
　　陳冠中似乎具有一種超然于世外的角度，既作為當代中國的觀察者，又置身于事外。不僅是陳冠中個人的態(tài)度，也是香港文化人的共識。陳冠中出國留學、學成歸國的七十年代，正是香港各種思想并舉的年代，歐洲、特別是法國的新浪潮電影進入香港，各類城市雜志不斷涌現(xiàn)，社會上標榜“左”或者“右”的團體也并存不悖，競相爭鳴。
　　文化人梁文道說，香港人歷來對于過分表達自我有一種厭惡，這一點和內(nèi)地流行的宏大敘事、臺灣流行的悲情主義非常不同。香港知識界在70年代就開始嘲笑文學作品中的文藝腔，以比較“冷漠”的態(tài)度寫作，是香港作家的一個特點。他們不會把自己的立場大聲喊出來。
　　在陳冠中看來，盛世不一定非得“危言”�！芭�判也可以是一種疑問、一種描述，小說不是非此即彼的論述�！彼�不過是在中國體會到些什么，并把它寫成了一個故事。
　　
　　陳冠中×南都周刊：人是我留在北京的唯一原因
　　
　　2013是一本現(xiàn)實小說
　　南都周刊：《盛世》動筆之前有沒有設想過這本書的讀者群？
　　陳冠中：對我來說，這本書有兩個主要的讀者群。一個就是香港、臺灣的讀者群。就這個讀者群來講我一直認為他們對中國的認知是有距離的，有鴻溝的。我希望能夠把他們帶到一個比較接近中國現(xiàn)實的狀態(tài)。如果讀者看了書，認為：“原來中國是這個樣子的”，那我就很滿足了。這是我對港臺讀者的期待。
　　另一個是內(nèi)地讀者群。這本書10月在香港出版，12月在臺灣出版，如果內(nèi)地讀者能通過他們的渠道買到這本書，我期待他們覺得挺靠譜的。內(nèi)地這么紛亂、難以言說的現(xiàn)狀，有人用文本把它表現(xiàn)出來，不管它完整與否，起碼做過這樣一種努力。中國的現(xiàn)實其實比小說更魔幻，很難說清楚。只有小說語言勉強有機會把它說清。
　　南都周刊：你這幾年也撰寫過一些關于內(nèi)地現(xiàn)狀的文章，這次是怎樣想到小說這個表達方式的？
　　陳冠中：人對于現(xiàn)狀的情感和體會，有時候如果不用小說表達會很難。但文化圈有很多人不看小說的，我甚至拿了書都不敢送給別人。實際上小說經(jīng)過幾百年的發(fā)展，到了今天可以說是百無禁忌。它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自己嘗試用小說之外的文章去寫內(nèi)地，但都不是太滿意，很難完整地把內(nèi)地的感覺寫出來。我發(fā)現(xiàn)還是要用小說來寫比較合適。
　　南都周刊：這本小說用了多久時間完成？
　　陳冠中：其實2000年我到北京就想寫一篇關于中國的小說，但想了幾個題材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寫不下去，畢竟自己的童年、青少年都不在內(nèi)地，所以沒有什么底氣，也找不到好的題材。直到2008年，從地震到奧運，那個時間我才看到一個小說的架構。所以一過2008年我就開動筆始寫，不到半年就很快寫完了，中間還停頓、修改了幾次。
　　
　　70年代的香港更有趣
　　南都周刊：你這一代香港人是否都懷念文化上的70年代？
　　陳冠中：香港1950年后出生的人數(shù)是最多的，1949年不少人從內(nèi)地遷過去，造成了“嬰兒潮”的一代。1945年的時候，香港才60萬人，50年代初就有一兩百萬人，忽然人口猛增。那一代人剛好在70年代長大，取得了一些話語權，這幫人人數(shù)多，而且到現(xiàn)在還占據(jù)著社會的關鍵位置，所以他們整天覺得自己好重要。但對于之后的下一代來說，70年代不見得是多么重要的年代。
　　其實香港的黃金時代是80年代，但黃金時代的成功是因為70年代有很多新東西雨后春筍一樣冒出來，比如在電影領域就有很多不同的嘗試。但80年代商業(yè)片的成熟帶來的結果是很多小型的片就沒有了，大家一心想著拍商業(yè)片賺錢，這有點像內(nèi)地這些年的情況。
　　南都周刊：你會有意無意對比內(nèi)地和香港的情況嗎？
　　陳冠中：以前兩邊確實是有差距的。比如2000年回來的時候，當時要拍一個時裝大片，全內(nèi)地只有30個攝影師有能力去掌握時裝大片，很多連機器都沒有，2004年之后，這樣的差距非常小。以前商業(yè)片也是差距很大，90年代很多電影制作人找化妝、道具、動作設計的時候都會想到香港，但現(xiàn)在兩邊很多方面可以互相替代，內(nèi)地很多方面甚至超過香港，現(xiàn)在內(nèi)地的好萊塢就在北京。
　　南都周刊：為什么選擇北京作為觀察中國的視角？
　　陳冠中：人是我呆在這里的唯一原因。我也沒有其他選擇，臺灣、香港也有不少人才，但人才的集中是沒法和北京比較的。我只能呆在一個地方，中國真的太大了，只有北京可以相對完整地理解中國。比如上海，上海的人是不太談論中國的，他們只談上海和國外，香港也談不上理解中國，而北京，飯桌上大家都在談論全國的事情。
　　南都周刊：對于香港未來的文化走向，你有什么期待？
　　陳冠中：香港人有一個誤區(qū)，就是認為一定要跟北京合起來。其實它可以和廣州、深圳這些城市合起來，形成一個粵派文化圈，肯定影響力會超過上海。有一次我在深圳演講，有很多深圳的年輕人跟我說，很想自稱為深圳人，想建立自己的文化。其實深圳和香港首先要連起來。文化界要建立一個新的心理地圖，文化產(chǎn)業(yè)需要民間自己來搞，官員是搞不好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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