頒獎如哄搶的時代_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

　　現(xiàn)在街市流行頒獎，大家不是正在頒獎，就是在去頒獎晚會的路上。以前只是娛樂圈愛頒獎，電視廣播媒體愛頒獎，現(xiàn)在是什么媒體都愛頒獎，頒獎終于成了哄搶，肉價猛漲，豬肉更難分了。
　　從前最有影響力的似乎是《新周刊》的年度新銳榜，還有《南方都市報》發(fā)起的聲勢最為浩大的“華語傳媒大獎”�，F(xiàn)在從新浪到百度，從《東方早報》到《南方周末》……大家競相標(biāo)榜，都想一統(tǒng)天下成為榜中榜王中王。這尤其符合平面媒體的發(fā)展邏輯，在網(wǎng)絡(luò)時代，你不可能去拼什么資訊先鋒而必須充當(dāng)意見領(lǐng)袖，在選秀時代，你也不可能玩弄什么平等游戲，而必須強化立場，在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張榜的博客時代，你也不甘淹沒于人民大眾的汪洋大海，而企圖充當(dāng)燈塔。在這里，所謂“客觀”等于狗屎，等于淹死。頒獎要的就是主觀。
　　《東方早報》的頒獎11月就登場，《南方都市報》的頒獎要遲至5月，在頒獎泛濫成災(zāi)，獎杯淪為街上的烤紅薯傳來傳去沒完沒了的時下，大伙他們要用半年時間來搞每年的頒獎，這很像你的小皇帝兒子，每喝一口藥就得賞一粒糖，每吃一口飯就得全家熱烈鼓掌慶祝。
　　頒獎越多，頒獎的意義和價值就越容易被稀釋。頒獎如此多如牛毛。以至于都有必要頒一個“最佳頒獎”大獎了。2007年度的最佳頒獎，恐怕是《南方周末》和《南方人物周刊》頒給“廈門人”的無冕大獎。
　　
　　但我要說的是《東方早報》和《南方周末》的文化榜頒獎，它們之所以還值得關(guān)注是因為它們更有能力發(fā)出不一樣的聲音。《新周刊》的新銳榜也非常文化，但有趣的是它從來都回避音樂這個大麻煩。音樂不像電影，它實在太海量了，盡管一年到頭大伙聽得最多的可能就是“擦掉一切陪你睡”之類，但臭了大街的網(wǎng)絡(luò)低俗歌曲是音樂，香了大街的奧運高俗歌曲也是音樂，郭文景是音樂，蔡依林也是音樂，崔健是音樂，郎朗也是音樂……對中國人來說音樂似乎太多了，但這個卡拉OK帝國真正的音樂生活又少得可憐。那些用黑幕和潛規(guī)則搞起來的音樂評獎不在討論之列，但對于企圖作出獨立判斷的有志媒體來說，音樂確實又是最容易令人失語而無從說起的。
　　《東方早報》也好，《南方周末》也好，其音樂頒獎評選的正面意義是至少避開了娛樂圈，避開了港臺和“五大”主宰的流行樂壇惡俗游戲，確實有力地提供了更多不一樣的聲音。比如在《南方周末》的初選推薦名單中，無人提及周杰倫，卻有張懸、蘇打綠、曹方、袁泉等“小清新”，這多少說明流行歌壇的新分化，有趣的是袁泉的制作人姚謙除了推薦袁泉，還選了左小祖咒出版于2005年、并不符合“2007年度出版”這一標(biāo)準(zhǔn)的專輯《我不能悲傷地坐在你身旁》，最有趣的還是顏峻推薦了兩位噪音狂人李劍鴻和洪啟樂的唱片。這是何等亂七八糟的一份名單，這源于媒體對評委亂七八糟的選擇，但至少最終入圍名單中的周云蓬、CARSICK CARS、薩頂頂相比流俗頒獎算是另類的選擇。而對主辦媒體來說，與其說是在挑選音樂還不如說是在挑選評委，疑論資排輩不可避免，但我實在搞不懂為什么要請音樂家來做評委，何況是多年做不出音樂的人(郭峰)。
　　我更搞不懂《東方早報》的音樂評委顧問竟然是崔健，而且只有一個崔健，而崔本人恐怕都不知道。最終音樂獎得主是前達達樂隊的彭坦，就沖達達假唱這一點，老崔也不會隨便顧這個問吧?候選名單中的“頂樓的馬戲團”和“重塑雕像的權(quán)利”這兩支優(yōu)秀樂隊當(dāng)然令人鼓舞，但滑稽的是他們并沒有上臺表演，花錢請“重塑”飛到上海只是為了請他們喝杯酒，這對樂手是否過于慷慨了?“頂馬”干脆拒絕參加這個名流排隊，因為主辦方嫌他們音樂吵，不想請他們上臺表演。結(jié)果當(dāng)晚表演的卻是評委顧問崔健!有必要在下一次頒獎前搞清楚：頒獎禮究竟是什么?到底是精英人士的雞尾酒會，還是一個包裝略為巧妙的新名利場?是媒體形象推銷會，還是客戶聯(lián)誼會?到底是向大眾致敬，還是向自己致敬?是向名人權(quán)威致敬，還是向創(chuàng)造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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