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萬伯翱“你現(xiàn)在不搗蛋了吧?”] 萬伯翱

        發(fā)布時間:2020-04-03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萬伯翱,萬里之子,1944年生,1962年落戶河南西華縣。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開發(fā)中心主任。      說的全是道理,可也不看看,我過的是什么日子   
          1962年9月6日,開了家庭會議,父親決定送我到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qū)農(nóng)場鍛煉。他這么一說,當即遭到了全家人反對。奶奶哭,媽媽拿不定主意,弟弟妹妹們也舍不得我走。
          送我走的原因除了我沒考上大學,還有就是我剛加入了共青團,必須響應(yīng)黨中央的號召:下鄉(xiāng)上山去參加生產(chǎn)。所以,即使不下放,我也要進工廠勞動,那會兒當工人階級很光榮,更要支援農(nóng)業(yè)第一線。
          當晚,父親對我說,沒有共產(chǎn)黨員不愛自己的子女,但要看怎么愛?是把你放在溫室里,當花骨朵護著,還是把你放在革命實踐中去?你不要忘記你是有牌號的,你的牌號就是共青團員。你下去后,要記住你就是一個普通勞動者,要在農(nóng)村扎根一輩子,不要想著回來,不要想著做官,不要心存僥幸;第二,你還要做一個有文化的農(nóng)民。
          選擇去黃泛區(qū)是特意安排的。潘復(fù)生,當時的中華全國供銷總社主任,他剛從黃泛農(nóng)場過來,聽說我父親要送我下鄉(xiāng),他說好啊,立馬給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寫信,于是,劉建勛派他的警衛(wèi)員一路送我到了河南黃泛區(qū)。
          臨走時,從不題字的父親在厚厚的筆記本上,為我寫了兩行字:一遇動搖,立即堅持。我就背著父母親在戰(zhàn)爭時代用過的行李卷、兩本書,懷揣著15元錢上路了。
          那年我才18歲,頭一回坐火車出遠門,沒有警衛(wèi)員帶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走。一路上,心里還直打鼓。河南黃泛區(qū)是指黃河泛濫區(qū),那是1938年,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止日軍西進,炸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滔滔黃水一瀉千里,整整泛濫了8年,居民死的死逃的逃,在豫東形成了5.4萬平方公里渺無人煙的“黃泛區(qū)”。
          到了黃泛,才知道城鄉(xiāng)差別有多大。原來在家里,雖然艱苦,好歹衣食無憂吧,好歹一個星期能洗一次澡吧。那兒雖然是國營農(nóng)場,不會餓死人,但是生活條件極差。食堂的大勺子忽忽一掄,除了白菜蘿卜,就是蘿卜白菜,油葷很少,用水兌點白糖就是最好的東西了。連個自來水管都沒有,用的全是井水,還是一個月洗一次澡。四五個知青擠在一間破草房里,點的是煤油燈。有一年破草屋被風刮倒了,差點沒把我砸死。到了文革那會兒,住得就更差了,四五十人擠在蘋果倉庫里,那股子霉味,能把人熏得半死。
          黃泛區(qū)共分9個作業(yè)站。我被分到了知青最多的園藝場。第一次上工,我還是一副學生打扮,上面一件白襯衫,下面一雙皮涼鞋。結(jié)果到果園里一看,這套打扮根本不行。已是9月份了,果園里熱得還像在蒸籠里,大伙都光著腳丫,卷著褲管,踏在泥巴里。當時由家屬組成的婦女生產(chǎn)隊在果園里都熱得不穿衣服工作,門口把一放哨的,遠處瞧見我來了,趕緊喊,小萬來了,小萬來了。
          就這么著,我也學農(nóng)民戴起草帽,光著上身,披著一件尿素袋干活。那件尿素袋遠處看飄忽忽的,整得跟戲劇《奇襲白虎團》里一樣,為此他們都笑話我,我也不管,每天工作下來,汗如雨下,就著軋井里的水把它洗干凈了,準備第二天上工時用。
          第一個月領(lǐng)了22元工資,我家老爺子一聽說,哦,那你還挺富裕嘛,別人一個月拿26元得養(yǎng)一家人呢。
          不過,當?shù)剞r(nóng)民很樸實,對知青們很好。他們知道我是萬里副市長的兒子,加上我個性挺開朗,干活賣力踏實,所以都親切地叫我“小萬”。他們手把手教我怎樣干農(nóng)活,讓我慢慢鍛煉,不讓我猛干活,總說你弄不了,就讓我來吧。
          我除了白天干農(nóng)活,晚上也教農(nóng)民們讀書識字,當?shù)厝说搅硕鄽q大字不識的,大有人在。
          老爺子斷了我的后路,不讓我回家,要我留在農(nóng)村艱苦奮斗,可說實話,我還是想回去,起碼想讀大學。再說,剛?cè)サ臅r候,年齡太小,沒想過個人問題。以后年紀大了,有人幫你縫個被,洗件衣服了,你就琢磨,農(nóng)民雖好,可也不能我一談《紅樓夢》,她就攆我去喂雞喂鴨吧。
          
          高呼打倒萬里
          
          下鄉(xiāng)第一年春節(jié),我沒有回去。因為老爺子親自寫信來,不讓我回去。那封信我都能背下來,信上說:我同你媽媽商量過了,覺得你第一年剛?cè),思想難免產(chǎn)生動搖,全家人雖然都很想你,但為了你更好地進步,還是希望你不回北京的好……
          這回我哭了,因為我就盼著回去啊,農(nóng)場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幾個人孤單單的。
          結(jié)果這封信被《中國青年報》全文刊登,題目是《市委書記的兒子在鄉(xiāng)下安家落戶》。為此,1963年,周恩來總理在首都應(yīng)屆中學畢業(yè)生代表大會上夸我是干部子弟下鄉(xiāng)的典型。
          到黃泛區(qū)的第4年,“文革”爆發(fā)了。我父親被打倒了,關(guān)押進了秦城監(jiān)獄。我們以往的通信,全在那時被燒了。我從到處演講、知青下鄉(xiāng)的典型人物變成了修正主義的苗子、劉少奇的黑樣板、資本主義的小黑瓜、黑黨委的掌上明珠。那時狠批劉少奇,我父親是他的黑干將,整個黨委都是黑的,那我還能白得了?
          加上黨中央為了解決待業(yè)青年就業(yè)問題,發(fā)動更多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到廣闊的農(nóng)村,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我更得老老實實地勞動了。
          其實我心里很痛苦。怎么想也想不通,昨天還是毛主席樹立的好典型,今天怎么就要被監(jiān)督勞動?
          農(nóng)民的思想是很單純的,聽說你是黑幫子弟,覺得你反對毛主席,那還了得?態(tài)度馬上就不一樣了。好在我不是當權(quán)派,平常就是一個勞動力,成天扛大鋤,勞動態(tài)度還行,他們對我也還行。在一起的知青,難免背后要嘀嘀咕咕的,但面子上還過得去。
          那段日子真是惶惶不可終日,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我在知青里不算受沖擊最大的,有的知青家庭成分不好,只能吃苦受累在前,好處一切靠邊。挨批時,常批著罵著就一個大碗扣在人家腦袋上去。我沒打過人,但也跟著亂起哄,高呼“打倒誰誰誰”,沒法子,當時一切以毛主席思想為準則,就連我父親,我都得高呼打倒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他讀書多,好思考,比我們分析事物能力都要強。他在北大哲學系成立了一個X小組,研究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斗爭?大躍進是成功還是失敗?對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等等問題,引起當局注意,加上赫魯曉夫的俄文第一個字母也是“X”,于是“X”小組被打成“赫魯曉夫”集團,犯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在周總理的安排下,郭世英被公安部門暫時安排到和我同一個農(nóng)場接受改造。即使這樣,他還常和我討論,什么是權(quán)威?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到底對不對?直到他最后被逼跳樓自殺。
          這不算荒謬,我親眼目睹有的知青因為擦毛主席像,一時不慎將像打碎,立馬被打成反革命的;小孩子打架,將對方衣服上的毛主席像抓過來放在腳下踩,而導(dǎo)致家人挨整的。
          和農(nóng)民一起吃 喝,一起在田間地頭上勞動,拼命證實自己,也從中認識了社會,學到了最生動的語言,學到了大量的農(nóng)業(yè)知識,這也為我以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基礎(chǔ)。
          
          誰能靠老子過―輩子
          
          1972年,父親的問題被定性為“內(nèi)部問題”,我也被保送進河南大學英語系,畢業(yè)后,分在鄭州炮兵學院當教員。因為要用英文給外國人上課,每天都要死記硬背大量專業(yè)英文,后來的英語水平都可以給他們講高射炮了。
          由于父親在隨后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再次被打倒,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臺,我才戴上夢寐以求的領(lǐng)章和帽徽并晉升為連級軍官。
          老爺子官復(fù)原職,出任安徽省委書記,在那里開始了農(nóng)村改革,一直到副總理,人大委員長。當年他送我下鄉(xiāng),后來也是他同意知青回城,有意思。
          后來,我從炮兵學院調(diào)入北京武警總隊。1987年,又被派往國家體育總局任對外宣傳處處長,直到成為總局人力開發(fā)資源中心主任。
          很多人都以為,老爺子在我的工作調(diào)動上,肯定起了大作用.可大家不知道,他總是幫倒忙。他常對別人說,“老大不行,你們干嘛要用他,比他強的人有的是呢。”弄得我有事一直不敢告訴他,比如國家體委當年準備提拔我做《中國體育》雜志社副總編,從考核到公示,我一直瞞著他,直到任命下來了,我才回家和他一說,本想聽幾句好聽的,誰知他還是那句,比你強的人有的是呢。
          我也不喜歡人家叫我“萬里的長子”,誰能依靠老子過一輩子?我在圈里被稱作“萬老大”,因為朋友多,人緣廣,一招呼,大家就來了,利用這些關(guān)系,為體育總局辦了一些體育活動,搞些創(chuàng)收。在體育總局,最讓我得意的是推動中國優(yōu)秀教練員到第三世界國家援外。過去我們援外多是政治需要,我到人力資源中心后進行改革,真正讓他們符合市場需求走出國門站穩(wěn)腳跟。2003年北京SARS鬧得最兇時,我主持儀式將30名全國各地的教練送到墨西哥,那種情況下組織教練出國有困難,不過我總有辦法。
          我這個人官癮不大,在體育總局時,伍紹祖做決定就可以了。不是我裝清高,也不是我看過太多的政治風云變幻,心生厭倦。當官有止境嗎?希特勒想統(tǒng)治整個世界,他最后不照樣玩完?
          小時候,我不愛學習,淘氣霸道,是有名的搗蛋大王。想打人就打人,想罵人就罵人,我父母都是游擊隊出身,大概我也遺傳了這種游擊隊作風。
          當時學校校長,卓琳阿姨(鄧小平夫人)對我記憶深刻,一次在北戴河看到我還說,“萬伯翱,你現(xiàn)在不搗蛋了吧?”可沒想幾十年后,我卻出書、寫散文、寫劇本。我有話要說,我為什么不寫?
          當年下鄉(xiāng)的地方,我回去過幾次,近年回去少了。但一起生活過的人,我全記得。有些人混得不錯,有些人混得很慘,回城后沒本事,沒文化,工廠上班,又下崗了。我常想當年如果不是老爺子一句話,我也許不會在黃泛呆上10年,但我不后悔,再說后悔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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