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jù)是訴訟之王【“訴訟之王”嚴義明】

　　無論是科龍案、周正毅案，還是如今的“要求政府公開4萬億投資的細節(jié)”，嚴義明所選擇的公益維權案，都是具有高社會關注度的熱點事件和焦點話題 　　 　　嚴義明纏著繃帶，坐在電視臺攝像機面前。
　　他耐心、細致、異常冷靜地重復陳述著他在律師事務所遭3名不明身份的人襲擊的全過程，不放過每一個細節(jié)。遇襲半個月來，這是這位號稱“中國股市維權第一人”接受第N家媒體采訪，面對第N個記者重復第N遍的標準陳述。
　　
　　在他身后，是美國《商業(yè)周刊》2002年“亞洲之星”的黃金色獎牌，配著白色的繃帶，構成一個合宜的畫面背景。
　　不論五官長相還是精神氣質(zhì)，這都是一個典型的上海男人，縝密、精明、不動聲色。連敘說自己的遭遇，都冷靜得如同在法庭上替委托人陳述某個相關事實。
　　
　　“戰(zhàn)略伙伴”
　　
　　半個月來，嚴義明把自己放在媒體的聚焦之下，頻繁地接受報紙、雜志和電視臺媒體的采訪，冷靜地按自己的步驟打著自己手里的牌。
　　報案之后，上海警方已經(jīng)從東北抓捕到了3名犯罪嫌疑人�！拔蚁蚓�方表達了感謝”，不過，“案子還沒有完結，背后的主謀還沒有找出來”。他在等待著他想要的結果。如果主謀在一周之后還逍遙法外，他準備了第二套應對方案――通過媒體公布舉報信。不到證據(jù)確鑿、時機成熟的時候，他一句話都不說。
　　 從1998年的紅光到銀廣夏、科龍案和后來的要求政府公開關于4萬億的信息，他所面對的，是從上市公司、企業(yè)到中央政府這樣的龐然大物。他一直都和媒體記者們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
　　曾在中歐工商管理學院上EMBA班的嚴義明，對一門叫企業(yè)戰(zhàn)略的課程記憶尤為深刻，他喜歡用“戰(zhàn)略”這個詞來描述自己行事策略和職業(yè)抉擇�；仡欁约旱�10年“維權”歷史，他總結出個人最大經(jīng)驗是：“盡可能地把媒體作為一個戰(zhàn)略參與者引入進來�！�
　　“你個人在和一個龐大的利益團體做利益博弈的時候，你的力量很弱，必須考慮引入戰(zhàn)略參與者，把和你有相同責任覺醒的媒體引入一起來做。我這次被害，兇手立即被抓住，就是這個原因�！薄霸诠�益律師群中，我做的案子都比較難，但是每個效果都很好，為什么？我不是孤獨在做，有這么多媒體在和我一起努力�！�
　　目前，除了媒體，他選擇獨自戰(zhàn)斗著。和其他公益維權律師沒有交集的原因，除了客觀上工作太忙，主要是出于自我保護，“一個人做事比較容易；如果抱成團，那是忌諱的�！�
　　2005年7月，嚴義明以科龍電器小股東身份發(fā)布《致科龍電器全體股東書》，要求罷免顧雛軍在內(nèi)的6位董事，并自薦任新獨立董事。在這一場地方政府、顧雛軍等等多方勢力博弈的事件中，他給自己在其中的作為打了7分，“我感到滿意。從一開始我就估計大致能走到這一步。”此外，他更想看看誰的動作更快。
　　嚴義明是個很現(xiàn)實的人�！皞�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個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接受的程度，什么時候該放棄。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為懂得什么時候放棄，才可以做到更多想做的事情�！�
　　他很滿意自己對細節(jié)和對整個事情進展節(jié)奏的把握：事件中的其他利益方會怎么想？對方以他的能力，能對事態(tài)控制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作為進程中的一方，大概該如何去影響？在哪一個階段發(fā)揮能量？我該如何滿足要求？”
　　“對一個律師來說，辯才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平衡感。如果平衡感不好的話，你會失度，方向就會錯誤�！眹懒x明說：“我會說自己比較適合當律師，是因為我的平衡感還是有的�！�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不時會提到“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司法公正”和“我們黨”等等。說這些話的時候，他態(tài)度誠懇。另外，在講述那些沒有很好回應他的中央機構時，他會頻繁地引用國家領導人相關的話，對領導們的“開明”表明贊賞和擁護的態(tài)度。
　　當然，這也是他的策略之一。
　　他小心地處理著與司法界各方的關系，盡量“讓每個人都能有交代”。 “不能光想自己，也要讓別人活，如果不讓別人活，你就死得很難看。和諧社會追求的就是這點。頂多就說嚴義明不聽話�！�
　　
　　一個法律實務者
　　
　　嚴義明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在這個城市里，人們大多講究實際，明哲保身。但是，嚴義明也強調(diào)，同樣在這個城市，還有余純順（探險家）和韓寒這樣“另類英雄”的存在，“同時具備務實、縝密的作風和冒險精神，我想我算一個�！�
　　從22歲起，嚴義明開始自學法律�！昂苷\實地說，當時只是認為學法律有前途、有用處，最初，我還是想去做生意�！� 90年代，他曾兩次東渡日本，第一次是為了學日語，第二次在日本最大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學習法律實務。1993年嚴義明回國，他從報紙獲知，律師資格考試正式成為國家考試，“既然之前讀過法律就去考吧，竟然考出來，那就做做看吧�！�
　　1996年，當了律師的嚴義明對自己的職業(yè)產(chǎn)生了第一次懷疑。當時，他所在的上海市徐匯區(qū)法院為了提高法官的工作效率和積極性，允許經(jīng)濟庭的法官自己直接受理案件，因為經(jīng)濟收入與業(yè)務量和受理金額掛鉤，法官們常常找律師介紹案子。
　　“我看到有惡人先告狀的事，而且法官還判他勝訴，因為他要靠律師幫他賺錢，很難會判他敗訴。做律師僅僅是為了賺錢，這過程還要犧牲良心和社會公正，我覺得沒意思，不如去做生意�！�
　　此時，日本的伊藤忠商社要在上海設立一家合資公司。懂日語、會法律的嚴義明前去應聘，后來成為這個合資公司籌備組的負責人�！案男兄�后，覺得還是挺痛苦的”，半年后，他再次回到老本行。
　　1999年，嚴義明加入上海最大的律師事務所――錦天成，成為其第一批合伙人。一年前，他代表中小投資者將紅光實業(yè)告上法庭，這是中國第一起因虛假陳述引發(fā)的小股東狀告上市公司案。2001年，嚴義明在媒體上刊登《銀廣夏股東征集公告》，代表近1000名股東提起訴訟。2005年7月，嚴義明又開始關注科龍事件。
　　顯然，他的所作所為已經(jīng)妨礙到了律所其他人的利益。錦天成的一些同事向他指出，他所熱衷的股市維權和律所的定位之間存在沖突�！八麄冋f的也是對的，錦天成定位在商務法務，為企業(yè)提供法務，和我做的維權不完全一致。我想我不應該因為自己的職業(yè)理想追求而妨礙到別人。經(jīng)過很痛苦的思考，我決定離開。”
　　離開時，嚴義明是“凈身出戶”，之前所做的投資也沒有收回�！叭俗龀鰬�(zhàn)略選擇的時候，必須意味著選擇之外的東西都要放棄。我想既然決定做一件事情時，就不該考慮其他的。”
　　2005年5月，嚴義明隨后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律師事務所。一切要重新開始，“心里有很大的不安”�！捌鋵崳�每一次重新再來，我都有很大的不安。包括之前當律師和不當律師，又去當律師，我做得比較好了，都是已經(jīng)看到了一個很光明的前景了。”新成立的律所業(yè)務剛開始很困難，到2007年局面逐漸好轉。
　　現(xiàn)在，嚴義明的律師咨詢費是1500元/小時，“考慮匯率和物價上漲因素”，考慮他的助手們都還不具備合伙人的資格，他的生活還很滋潤。
　　1987年，上海發(fā)生了一起公車售票員于雙戈持槍搶劫銀行的大案，鄭傳本律師在法庭上為包庇重大盜槍搶劫犯于雙戈的女朋友蔣佩玲作辯護。彼時距文革后律師制度恢復不到8年，律師還被視作一件擺設，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往往是配合法院和公訴人走個過場。但是，身為辯護律師的鄭傳本從蔣佩玲的立場出發(fā)，為維護其的利益作了最大的努力。當時，上海電視臺轉播了庭審過程，一時轟動了上海灘。
　　這給當時剛剛開始學法律的嚴義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班崅鞅緦�建立律師的形象和社會定位做出了非常大貢獻，律師不再是一件擺設。只有讓擁有法律知識的辯護人，對抗擁有完全法律知識的公訴人，這樣的審判才是公正的�！�
　　至于自己選擇的股市維權和如今的公益維權，他認為，家人還是理解他的，而且“自己盡到了一個兒子、丈夫和父親的基本責任”。從22歲開始學法律，“每天工作和學習不少于16個小時，睡覺時間不長于5個小時。大年初一都不休息”，“這兩年好一點，逢年過節(jié)可以陪陪家人、陪陪父母�！�
　　
　　訴訟之王
　　
　　美國知名暢銷法律小說作家約翰•格里森姆曾寫過一部暢銷小說《訴訟之王》。講述了年輕律師克萊•卡特在他人的鼓勵和指導下，以集體訴訟的方式，以大公司為目標，為受害的客戶打官司，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律師一躍成為華盛頓特區(qū)的“訴訟之王”。據(jù)說當時美國訴訟法界人士人手一本，每個人都想從中學習如何能成為訴訟之王。
　　在美國，集體訴訟主要發(fā)生和應用在侵權案件中。律師在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訴訟成功，律師可以獲得為各公司賠償額的30％-40％左右的律師費，那將是個天文數(shù)字。全美最富有的律師都是在這個領域挖金掘銀的。
　　然而，在中國目前的法制環(huán)境下，集體訴訟制還不可能被引入。作為中國集體訴訟模式的探索者，到目前為止，嚴義明做這一塊基本為公益性質(zhì)。每每記者追問他選擇維權訴訟的最初動機，嚴義明都會追溯到學法律之初的夢想，“學法律的人都一樣，都想著為推動社會的公平正義做一點貢獻。后來忙于工作和生存壓力，就沒想過。我后來覺得還是該重新回到這個理想�！�
　　無論是科龍案、周正毅案，還是如今的“要求政府公開4萬億投資的細節(jié)”，嚴義明所選擇的公益維權案，都是具有高社會關注度的熱點事件和焦點話題，他也每每借助媒體的力量。
　　這讓律師圈里的很多同行對他有看法，認為他沽名釣譽，借著“維護社會公正”之名炒作自己。對別人對他動機的揣測和懷疑，嚴義明輕描淡寫地說“這也很自然”。但是，“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怎么可能有這么大的能量讓媒體十多年來炒作嚴義明這個人呢？”
　　依他的敘述，他所選擇的公益維權案件有兩條標準：“一是做此事對推動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主義法制有建設性的意義；二是從一般律師的功名角度說，我能發(fā)揮實質(zhì)性的作用�！彼�以，他在1998年選擇了證券市場維權，并評價自己“對證券市場公正的交易秩序的建立發(fā)揮了實質(zhì)性的作用”。
　　 2005年，嚴義明決定把關注的重心轉移到“環(huán)�！焙汀稗r(nóng)民工權益受侵害”上。因為，“環(huán)保案件很容易成為公共事件”。至于后者，他發(fā)現(xiàn)自己和這個群體脫節(jié)，最后選擇放棄。
　　他很快意識到環(huán)保維權做起來也很難，最難的是在舉證上。當時，山西臨汾市被聯(lián)合國評為全球污染最嚴重十大城市之首，嚴義明到當?shù)刈稣{(diào)查，對一家排污企業(yè)排出來的污水取樣。但是，無論是臨汾還是太原的環(huán)境檢測機構拒絕為他做污水檢測，“理由是他們沒有設備，所以做不了”。
　　連想證明一家企業(yè)排污都證明不了，這讓嚴義明很煩惱，不知道該怎么做下去。2007年4月，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和國家環(huán)保局的《環(huán)境信息公開辦法》。這讓嚴義明終于找到了尚方寶劍，“這樣就不必自己舉證，只需要求政府公開污染的信息，然后拿著這些信息去打官司”。于是，他耐心等待著2008年條例正式執(zhí)行的日子。
　　如此這般，他所關注的從“環(huán)�！边M一步擴展到更敏感的“政府信息公開”。1月7日，他奔赴北京，向財政部和發(fā)改委各自遞交了申請：要求財政部在“兩會”前公布2008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以及2009年的財政收入、支出預算；要求發(fā)改委公布4萬億實施過程中的具體內(nèi)容。
　　這兩項信息公開申請一經(jīng)提出，立刻引起了全社會廣泛的關注。但是，“無論是發(fā)改委還是財政部給我的書面回復，都很不令人滿意。于是我又提出復議的申請�！痹谀壳暗妮浾搲毫�和高層官員的表態(tài)下，嚴義明樂觀地估計，到5月份能拿得到兩部委的書面回復。
　　“如果沒有，我就要提出行政訴訟了�！笔聦嵣�，他已經(jīng)開始操作其中的一些事，他接受記者采訪的一周前，已經(jīng)通過郵寄的方式要求國務院公開全國人大轉交給代表所提交的建議。這當然是和4萬億有密切關系的。
　　嚴義明關注的話題顯得越來越具有政治敏感性――他想“圍繞著全國人大的工作方式，不斷地要求相關的行政機關公開相關信息”。他給的理由是，這樣“一定會加強和落實全國人代會制度，一定會提高人們對人代會制度的認同�！彼�認為自己擁護人民、擁護政府，和黨的目標一致，“不過是在方法上、進度和階段有些認識不同。所以，我也不太擔心什么�！�
　　結束采訪，他匆匆趕往外地去處理一起商務法律業(yè)務，“人總是要吃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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