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中國教育的笑話 [我眼中的中國教育問題]

　　 　　人物周刊：為什么會想到寫《做最好的自己》這本書？也許會有人問，這本書由一位勵志專家或成功學專家來寫不是更好嗎？ 　　李開復：我也感覺一個職業(yè)的作家可能比我寫得更好，但我們看那些寫勵志成功學的人，可以問一問，這些人有多少人是成功了呢？我這本書的特點，是通過自己的經(jīng)歷來描述，有很多切身感受，有很多案例，并不單純講理論。
　　我不喜歡成功學這個字眼，因為時下成功學對成功的定義多少有一點一元化，就是怎么樣讓你更快獲得名利。如果你的目標是更快獲得名利，那么這本書可能并不適合你；如果你想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想過一個快樂的有意義的一生，那么這本書可能是你要讀的。
　　人物周刊：在這本書中，為什么開篇就要談“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這個話題？為什么您覺得這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
　　李開復：中國社會歷來有個通病，就是希望每個人都按照一個模式發(fā)展，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時采用的也是一元化的標準：在學�？闯煽�，進入社會看名利。在一元化的視角下，如果僅以“成績”和“名利”來衡量個人、團體乃至社會的成敗，那么，這個社會上99%的人都無法躋身成功者的行列。
　　我發(fā)現(xiàn)很多中國學生和中國人活得不夠快樂，原因就在于此。所以要首先討論這個問題。
　　這種給人貼標簽、分類別，給成功評等級、定指標的做法在國內(nèi)教育界幾乎根深蒂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們就習慣于將孩子簡單地劃分為“好學生”和“差學生”兩種類型，就好像他們分別是從兩個不同的模子里倒出來的一樣。美國教育界的思維方式恰恰與此相反。有一次，一位中國家長問美國某大學的校長：“你們學校有多少好學生，多少差學生？”校長誠懇地說，“我們這里沒有差學生，只有個性特點不同的學生。”
　　人物周刊：在促使您關注中國教育問題的過程中，有哪幾件事對您觸動最大？
　　李開復：觸動最大的一件事是我在書中提到的我與一個大學生關于什么是成功的討論。
　　另外，我覺得來網(wǎng)站問問題的學生，尤其是剛來的那幾位，他們給我的感覺可以說迷茫到了不知道如何提問，消極到了非要別人幫他解決問題的程度。這讓我感到不可思議。在美國，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只有你知道你最想得到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最在乎什么，別人怎么會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呢？
　　在現(xiàn)行的教育體制下，學生們事事聽從父母和老師的安排，遇到問題可以直接從父母和老師那里獲得幫助，養(yǎng)成了被動的習慣，因此，許多年輕人不善于主動規(guī)劃自己的成長道路，不知道如何積極地尋找資源，使自己的學業(yè)和人生邁上更高的階梯。這導致了某些企業(yè)的管理者不愿意接納應屆畢業(yè)生，在他們看來，不少大學生有等、靠、要的思想，剛到公司時工作能力不強、工作效率不高，還非常注重薪水待遇。
　　
　　中國大學生與美國大學生有相當大差距
　　
　　人物周刊：您對清華大學博士研究生王垠主動要求退學事件怎么看？王垠那篇以“清華夢的粉碎”為題的萬言退學申請書，更像是一份指控：由個人所經(jīng)歷的種種挫折體驗，而“完全看透了中國教育的失敗”，最后得出“中國教育已經(jīng)成為埋沒人才的禍首”的結(jié)論。
　　李開復：我會用建設性的眼光來看待中國教育問題，因為英語中有兩種人，一種是“skeptic”――懷疑論者，我懷疑這個是有問題的，但是我相信可以做得更好；另外一種是“cynic”――憤世嫉俗者，一切都是不行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不會去建設性地想怎么樣。
　　我個人更喜歡用建設性的方法來看待問題。我想每一個讀過我的4封信的同學，都不會說哎呀開復在批評中國教育，罵學生沒有自信，或者教師不好。任何環(huán)境都是不完美的，美國的總統(tǒng)也批評過美國的教育，多用一些建設性的方法來看待問題，也許那個清華的博士有一些地方會做得更好。任何一個員工來我這里，如果只是批評，說老板不好，制度不好，那么請你告訴我，怎么樣做好，如果只是抱怨，那只是吸引別人的注意力，并沒有建設性的東西，對問題根本沒有幫助，我不會認可。
　　人物周刊：楊振寧先生說他親身體會到“中國大學教育的成功”，您對此又怎么看？
　　李開復：這句話我注意到了，但是我感覺媒體有點斷章取義了，楊先生說了好幾句話，據(jù)我掌握的情況，他好像要求報紙把他的這幾句話作一個完整的記錄，而不是斷章取義。作為一個跨國公司的管理者，我在中國看到了許多人才，我可以很確定地說，中國最優(yōu)秀的人才要比美國多，并不只是因為中國人口多才這樣，還是因為中國教育的成功，不管是清華還是北大，還是中科院，還是科大少年班，這種重點班實驗班，這樣的教育模式，確實把最厲害的學生集中到一起了，很早就集中起來，給了他們最好的環(huán)境，最大的機會，最好的學校。
　　但是你要在一個平均的層次上來比，我想中國大學生與美國大學生有相當大的差距。在美國，你找一個排名100名的大學生，問他，他很可能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他可能無法背誦每一個數(shù)學公式，但是他可以給你解釋其中的推理；他可能不會背誦《華盛頓宣言》，但是他可以告訴你美國這個詞代表了什么；他可能不會背誦最高深的哲言，但是他可以告訴你他從柏拉圖身上學到了什么。他會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自己最想干什么，他不會感覺，哎呀，還有99個學校比我的學校好，我們班上還有很多人比我成績好，比我優(yōu)秀。他會告訴你我琴彈得好，我歌唱得好，我長得英俊，女孩子喜歡我，他會有一種自信的積極的態(tài)度，那么將來他也可能成為一個很優(yōu)秀的人才。
　　
　　越聰明的人越需要有好的人品
　　
　　人物周刊：幾年前，在央視“對話”節(jié)目中，您與北大副校長陳章良有過一次爭論，在討論什么是人才最重要的素質(zhì)時，您說是“人品”，而陳校長說是“創(chuàng)造力”，他甚至將人品的重要性放在前三位之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分歧？
　　李開復：我并不是想要每一個人都去做圣人，但是我在招聘的時候，為了公司的利益，我必須要求每一個人都要做到誠信。假如有兩個人，一個很普通，對公司也有貢獻，但是他很誠信；另外一個很厲害，但不守誠信，那么我可能就會把后一個辭退了，因為他會把你的公司全偷光了，無論你的知識產(chǎn)權還是別的什么。越聰明的人我越需要他有好的人品，因為他對你的公司貢獻更多，對你的公司的殺傷力也可能最大。
　　管理一個公司，要懂得放權，如果一個人的人品不好，你怎么能夠放心地把權交給他呢？這樣整個公司也就運轉(zhuǎn)不起來了。我并不是單純地從東方的道德傳統(tǒng)來看待人品的，而是從一個公司的管理者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
　　人物周刊：那么你的公司會找一個人品很好，但是創(chuàng)造力不足的大學生嗎?
　　李開復：看做什么工作了，如果是技術的，我不會。比如，兩個大學生來應聘，如果其中的一個可能會有創(chuàng)意，盡管過去的工作看不出成績，但很守誠信，我想我會給他一個機會；如果另一個非常有創(chuàng)意，但人品有問題，也許他可以改好，但我可能就不會給他機會了。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當今時代的價值？在中國大陸有儒家文化應不應該復興的爭論，反對者說儒家實質(zhì)是專制與愚昧的代名詞，贊同者說，儒家文化的忠孝禮義仁仍有很大價值。
　　李開復：我覺得達到一個均衡的狀態(tài)是最重要的，比如說有胸懷有氣量，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對人修身養(yǎng)性的要求，但是如果你做到了極端，把它理解為對一切都被動地接受，那么你就不會是一個成功的人。你應該把握住，什么時候你應該有儒家思想中的胸懷，什么時候應該有勇氣來挑戰(zhàn)你可以改變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有成功的事業(yè)、幸福的家庭、良好的人際關系，還有公益事業(yè)上的杰出表現(xiàn)，李開復是完人嗎？
　　李開復：不是，我覺得就是做最好的自己，讓自己更快樂，更有影響，能夠過很好的一生，但是完人是不存在的。
　　人物周刊：有人稱您為教育家嗎？
　　李開復：我想我還沒有資格吧�？赡茏鳛橐粋�老師，作為一個輔導員我是很不錯的，我是熱心幫助中國學生的，我想如果是教育家，人們對我的期望應該更高。
　　人物周刊：但是你在中國大學生中產(chǎn)生的影響已經(jīng)很大了，超過許多所謂的教育家了。
　　李開復：那些所謂的教育家很可能也不是教育家。我的標準比較高，我們說杜威是個教育家，胡適是個教育家，我們應該把標準定得更高一點。
　　人物周刊：您先前遇到過的最具挑戰(zhàn)性的提問是什么？您是怎么回答的？
　　李開復：前幾天我演講的時候一個學生說，開復老師你來到Google做總裁，我們都很高興你回到中國，如果你到百度做總裁，我們會更喜歡你。
　　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基于公司的立場，個人的立場，我不能說百度沒有邀請我我就不去，因為Google也沒有邀請我，我是自己找上門去的，所以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我的回答是，我希望中國學生對我的評價不是基于我在哪一家公司工作，不管是微軟、Google還是百度，關鍵是我對中國學生有一顆誠摯的心，希望能夠幫助他們，所以我希望以后我無論在哪個公司，他們都能支持我，歡迎我。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教育 眼中 我眼中的中國教育問題 我眼中的中國教育論文 我眼中的中國教育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