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兜們的“香港生存”] 香港星光大道 2018開放

　　 　　香港人的堅韌與執(zhí)著､樂觀與勤奮,特別是對本土生活經(jīng)驗的認同與熱愛,都是這個擁有小豬麥兜､擁有公民意識的城市吸引我繼續(xù)駐足的動力｡
　　
　　我對于香港的感情,雖然不算長久,但卻十分深厚｡
　　2002年的暑假,我第一次來到香港,在總部位于灣仔的香港國際社會服務(wù)社進行短期的實習｡
　　在此之前,我對于香港的全部印象,皆來自于2001年圣誕期間上映的一部動畫片《麥兜故事》｡在這部充滿香港本土風情的電影中,并沒有任何絢爛的景色､璀璨的繁榮,而是旺角､深水?那種小市民大排檔,鴿籠高樓滿街招貼,最家�，嵥槎�又混亂逼仄的市井生活｡
　　我以旁觀者的姿態(tài)快樂地看完電影,羨慕著里面憨厚可愛的粉紅小豬麥兜,他雖然資質(zhì)平平且機靈不足,但卻單純而樂觀;他的生活雖然充滿挫折,但卻有一個堅強的母親麥太,時刻鼓勵著他向著自己的人生目標,執(zhí)著前進｡
　　然而,直到我真正身處香港,和每一個平凡的香港人一起穿梭于香港的街道､地鐵,中午以最快的速度在茶餐廳吃一碗車仔面,晚上再捱更抵夜地加班工作之后,我才發(fā)現(xiàn),我對于香港的印象是錯誤的,我看到麥兜后的快樂也是錯誤的｡
　　當麥兜在金融危機沖擊下變身成為負資產(chǎn),悠悠地說出“垃圾股果然會讓人跌到跳樓”時;當麥兜受到香港帆船運動員李麗珊獲得奧運金牌的感召,親赴長洲拜師學習帆船技術(shù),站在船頭上迎風高呼“香港運動員不是臘鴨(垃圾)!”時,我只是粲然一笑,卻沒有讀懂香港人在大時代面前,笑中帶淚的艱辛和奮爭｡
　　在香港,每一份快樂后面都隱含著艱難和付出｡
　　在2002年的實習期間,我參觀了位于灣仔的職業(yè)訓練局,位于黃大仙的新來港人士服務(wù)中心,以及一系列社會工作福利機構(gòu)｡在職業(yè)訓練局,登記尋工的人們將貼滿招聘信息的告示欄圍得水泄不通,而上面所提供的職位,僅僅是每月7000港幣左右的雇傭合同工,工種多集中在保潔､保安､物管､銷售等領(lǐng)域｡有些全職的工作,薪水更是低到四五千港幣一個月,而這一水平,在香港只能勉強應(yīng)付高昂的房租､交通費和伙食費,再加之合約工又很少提供醫(yī)療保障,或是劃定嚴格的范圍,只提供額度極小的疾病保障,所以生活都會極為艱辛,并且還得保證連續(xù)工作不得生病｡
　　即便如此,依舊有絡(luò)繹不絕的人前來應(yīng)聘這些職位,其中還包括剛剛畢業(yè)的大學生｡
　　我重溫了一遍《麥兜故事》｡
　　這個出生于九龍大角咀一戶單親家庭,小時候曾有過豪氣夢想,長大后在酸楚現(xiàn)實面前掙扎的普通小豬,已經(jīng)成為引導香港人尋找本土價值､共同寄托的符號｡每一個香港人,就像阿中一樣,在麥兜面前,有著說不盡的感慨,感慨年華易逝,感慨世事難料｡難怪曾在香港本土的一次“香港生存的十個理由”調(diào)查中,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香港人有成人的童話――麥兜故事｡
　　
　　鳳凰涅?
　　
　　2005年,我加入香港城市大學,正式開始在香港的全職工作生活｡
　　這個時候的香港,已漸漸走出凄迷｡大街鬧市中,重又擠滿了消費意欲高漲的人群,越來越多的香港人一擲千金,大吃每盤價格110美元的日本神戶牛肉,暢飲每瓶價格600美元的法國波爾多葡萄酒;銅鑼灣､尖沙咀､旺角的大小商鋪,處處可見提著大包小包的自由行游客,他們聚集在LV､Prada､Gucci等奢侈品店前,排著長隊等候入場;酒樓茶餐廳里也人聲鼎沸,過去找不著食客冷冷清清的慘淡景象,悄然中已經(jīng)成為了歷史;每晚8點整,維港兩岸如星光閃爍般耀眼的“幻彩詠香江”,仿佛將人一次次拉身于嘉年華的狂歡之中｡
　　經(jīng)濟指標上,香港的實質(zhì)本地生產(chǎn)總值,2004年至2006年分別達到15102億港元,16235億港元,17343億港元,年增長率分別為8.6%,7.5%,6.8%;失業(yè)率也從2003年8.6%的最高位回落至2007年2月底的4.3%,是自1998年年中以來的最低水平;被視為香港經(jīng)濟晴雨表的恒生指數(shù)更是沖破2萬點大關(guān),帶動著樓市一起飛速上揚｡
　　2005年10月,維多利亞灣附近一座4620平方英尺的高層豪華公寓以1670萬美元的高價售出,相當于每平方英尺售價3615美元(每平方米4萬美元),超過了1997年香港樓市中每平方英尺3000美元的最高單價｡短短半年后,這一紀錄又被打破,九龍島的“凱旋門”以2130萬美元成交,單價為每平方英尺3979美元｡
　　經(jīng)濟好轉(zhuǎn),世道暢旺,我與舊同事阿中相見｡2006年的春節(jié),我們一起站在金鐘的長廊上,看著打鼓吆喝的花車和舞獅隊熱熱鬧鬧地巡游經(jīng)過｡從香港國際社會服務(wù)社離職后開了自己公司的阿中,用非常嫻熟的普通話與我分享他的體驗:“香港已經(jīng)度過了最艱難的經(jīng)濟衰退期｡香港人對過往歲月,有過失望,也有過徘徊,但從來沒有放棄追尋成功的信念與希望｡”
　　阿中的生意散布在珠三角幾個主要的大城市里,2003年下半年中央開始實施的《內(nèi)地與香港更緊密經(jīng)貿(mào)關(guān)系的安排》(CEPA),直接成為他北望神州的動因｡
　　
　　
　　公民運動
　　
　　這兩年在香港的工作和生活,帶給我的最大感受,或者說香港的最大變化,除了經(jīng)濟上的強勁復蘇與活力再現(xiàn)之外,就是香港人對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議題,開始表達自己的看法和主見｡不少香港人覺得自己在社會事務(wù)上不單有發(fā)言權(quán),還應(yīng)有決定權(quán),他們積極參與到有關(guān)集體記憶､文化保育､創(chuàng)意藝術(shù)､社區(qū)重建等本土公民運動之中｡
　　2006年11月11日午夜12點,我和許多香港人一起,佇立在位于香港中環(huán)的天星碼頭邊,看著這座已經(jīng)運營長達48年歷史的碼頭,熄滅最后一束航道燈光｡
　　一旁的香港本土樂隊在不停歇地用英文唱著不知名的歌曲,重復著“is there no otherway”(難道沒有其他的可能)這句歌詞｡傷感與哀嘆之下,無數(shù)的閃光燈閃爍不止,將碼頭的最后一晚照得分外明亮｡
　　天星碼頭之于香港,相當于胡同對于北京的意義｡在沒有地鐵的舊時香港,天星碼頭作為聯(lián)系港島和九龍的唯一紐帶,記載了無數(shù)香港人的人生歷程:有些人讀中學第一次到大會堂參加朗誦比賽,有些人第一份工作坐船去中環(huán)上班,都以它為“紀念碑”｡
　　12月12日,拆卸工作依照計劃如期開始｡同日,一部分香港團體和市民高舉著“保存集體回憶”的標語牌,來到天星碼頭的現(xiàn)場,呼吁政府重視對承載香港故事之公共空間的保育,以保存香港人共同的記憶｡
　　這個時候,天星碼頭的運輸功用已經(jīng)退去,而情感功用卻不斷生發(fā),碼頭成為了香港民間自發(fā)舉行藝術(shù)､學術(shù)､文化等公民活動的場所｡在這里,香港人將自己對香港這片土地和歷史的熱愛,轉(zhuǎn)化為音樂､詩歌､集會和辯論｡斑駁的木椅與欄桿,古老的樓梯與告示牌,還有一張張香港人鮮活的面孔,都凝結(jié)成香港人集體記憶中無法磨滅的珍貴畫面｡
　　更多的香港人則通過網(wǎng)絡(luò)､博客等媒介抒發(fā)自己對天星碼頭消失的惋惜｡一位香港人撰文說,“香港人不愿意告別皇后碼頭的牌匾､天星碼頭的鐘鳴､電車的叮當､蓮香樓的早茶､文武廟的香火……因為這些是香港的歷史見證,也是生活的記憶｡看到這些,他們可能會想到自己的第一份工,第一次加人工,第一次拍拖｡”
　　2007年1月8日,香港政府推出了改革保護具歷史價值建筑物的新政策,首次公布496個被評定為具保留價值的歷史建筑物,就保存方案咨詢市民,同時改組擴大古物咨詢委員會的代表性,承諾加入“集體回憶”元素,作為評定須保護建筑物的準則｡
　　香港回歸整十年,香港人的堅韌與執(zhí)著､樂觀與勤奮,特別是對本土生活經(jīng)驗的認同與熱愛,都是這個擁有小豬麥兜､擁有公民意識的城市吸引我繼續(xù)駐足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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