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牛津

　　大部分中國人并不了解牛津的價值,“牛津大學并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品牌而著名” 　　 　　第一個到牛津去的中國人叫沈福宗。這已經(jīng)是1687年的事情了。 　　在他到來之前,牛津大學里沒有人能夠看懂博德利圖書館中的中文書籍,甚至不知道從哪個方向翻閱。
　　沈福宗用拉丁語告訴人們應該用怎樣的順序去閱讀,并且為博德利圖書館制作了中文書籍目錄。在他離開將近200年以后,這里才開始陸續(xù)有了中國人的蹤跡。
　　在沈福宗離開牛津大學300多年后,牛津大學已經(jīng)有超過2000名中國畢業(yè)生。
　　2009年底,牛津中國留學生數(shù)目為732名,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海外留學生群體。在1996-1997年,這一數(shù)字是89人。2010年9月,牛津大學還將迎來中國留學生入學人數(shù)的歷史最高峰。
　　牛津大學副校長杰西卡•羅森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學生來牛津?qū)W習,但是她認為大部分中國人并不了解牛津的價值,
　　“牛津大學并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品牌而著名�！�
　　
　　科學家大衛(wèi)•庫克因
　　
　　大衛(wèi)•庫克因的一生,沒有一篇論文以第一作者身份發(fā)表在《自然》、《科學》上,但當他的退休儀式于2009年9月在牛津大學Linacre學院舉行時,全世界最頂級的材料學科學家云集于此。
　　大衛(wèi)是英國皇家學會院士,世界電鏡聯(lián)合會的前主席,因為身患癌癥,病情非常不樂觀,因此他決定辦這個儀式。而形式上,大衛(wèi)決定做成學術會議。
　　大衛(wèi)的合作者,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李國強說,大衛(wèi)希望用人生的最后一次機會將他所從事的領域的所有科學家聚在一起,探討科學發(fā)展的新進展,研究科學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務人類。
　　在李國強心目中,大衛(wèi)是真正偉大的科學家。他喜歡他做的研究,所以他堅持做了一生,“雖然這個研究再做100年都不能拿到諾貝爾獎。”
　　在李國強和大衛(wèi)合作的三年里,他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量還不及他博士最后一年的發(fā)表數(shù)量�！按笮l(wèi)非常嚴謹,他對數(shù)據(jù)的要求已經(jīng)到了苛刻的地步�！�
　　牛津大學對博士生沒有論文要求。李國強覺得,雖然沒有壓力,但這是為了讓學生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學術,“因為你的隔壁可能就是這個學科世界最頂級的科學家,你沒有理由不好好做�！�
　　牛津大學生物工程系主任崔占峰也覺得,這里給他最大的收獲是能夠讓他安靜下來做科研,“你在哪個實驗室都可以做實驗,你為什么要來牛津做?”
　　“我剛到牛津時,隔壁是一個老頭,個子不高,每天帶個頭盔騎一個很破的自行車。我后來才知道,他是牛津大學材料系的創(chuàng)始人。因為當時牛津大學規(guī)定,教授65歲退休,就必須把實驗室讓出來。如果是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可以分給你一張辦公桌�！�
　　李國強覺得,牛津大學不是一個追腥逐臭的地方。“這里的教授,如果他們想要掙更多的錢,第二天就會有人找上門來,但是他們不想�！�
　　在牛津3年,李國強說從大衛(wèi)身上看到了科學的真諦:科學是人們因為興趣愛好而去做的事情�？茖W是為了去了解世界,為了改變?nèi)祟惿�活�?
　　“思想就像空氣,他一直存在,就看你能不能感受到�！痹陔x開牛津后,李國強這樣回憶他在牛津的歲月。
　　
　　導師制
　　
　　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魏星認為,導師是牛津大學本科生教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本科生每學期都要完成2至4門輔導課程。盡管按照傳統(tǒng)的導師要求,輔導要以一對一的形式進行,但受到輔導教師資源的限制,目前,牛津的導師大多有2至4名學生,同時,一些高年級的研究生也作為輔導教師參與導師。
　　牛津的學期較短,只有8周,每門輔導課程在學期內(nèi)進行,每周1至1.5小時,但輔導并不僅僅限于輔導教師和學生見面的這短短1至1.5小時之內(nèi)。在課程開始前,輔導教師會為學生提供詳盡的輔導大綱,為每周的討論主題提供相應的文獻,并要求學生根據(jù)討論主題和文獻撰寫2000字左右的周論文。學生需要在輔導課程開始前向輔導教師提交自己的周論文,在每周會面進行導師時,輔導的主要內(nèi)容便是依據(jù)學生的論文,討論對輔導主題和相關閱讀文獻的理解,輔導老師一般會根據(jù)論文的內(nèi)容準備相應的問題,引導學生對關鍵性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輔導教師與學生的會面,實質(zhì)上是針對同一主題進行思想的交流,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是輔導教師對學生閱讀和思考的考核,一方面也是學生和輔導教師對同一主題理解方式的相互挑戰(zhàn)。
　　當然,導師制也受到了一定的批評和懷疑,主要集中在對其效率的討論上。導師制是否與現(xiàn)代大學的規(guī)模效應之間存在矛盾?高昂的成本與產(chǎn)出之間是否成正比?受金融危機影響,在國家削減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導師制是否能夠繼續(xù)維持并保證質(zhì)量?對于這個延續(xù)了700多年的傳統(tǒng)教學模式的思考也成為了當下牛津大學里的一個熱門話題。一般,一次導師課程需要提供給輔導教師的報酬為40英鎊左右,加之教學管理上的支出,導師制的運行成本非常高。作為最古老和最富有的學院之一的莫頓學院,在英國政府宣布削減2010/2011年度教育撥款后,其網(wǎng)站上公開發(fā)表文章,稱將繼續(xù)保持并完善導師制。正如牛津大學新學院大衛(wèi)•帕爾弗雷曼博士的描述一樣,導師制是牛津大學這一高等教育桂冠上的璀璨珠寶。作為自由教育傳統(tǒng)中的一個典范,導師制所倡導的思辨精神,對于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和完善具有深遠的意義。
　　
　　Balliol
　　
　　Formal dinner是牛津的傳統(tǒng)晚餐。在這一頓晚宴中,教授們坐在高桌上,學生們在臺下分列開來。所有人都要穿上自己的黑袍,在一段拉丁文的禱告后,開始依次享用前菜、正餐、甜點。等級不僅體現(xiàn)在座位上,也體現(xiàn)在黑袍上。本科生的黑袍是一件“小馬甲”,研究生的黑袍則長過膝蓋。校長彭定康也有自己的黑袍,那是一件有顏色的長袍了。在牛津,從每個人黑袍的顏色與樣式,就能清晰地看出他的學歷與地位。
　　Balliol是牛津大學所有學院中少數(shù)沒有Formal dinner的學院之一。原因是,在1965至1978年間擔任Balliol院長的克里斯多夫•希爾是一位終身信奉共產(chǎn)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他要在Balliol這所建立于1263年的學院中消除貴族氣息,培養(yǎng)共產(chǎn)主義氛圍,因此廢除了實行數(shù)百年的Formal dinner。之后歷任院長均沒有再恢復。
　　希爾在擔任院長的13年間,更多的精力是培養(yǎng)了布萊爾•曼寧等后來成為英國馬克思主義領袖人物的學生。當時英國仍是北約核心成員國,其大西洋對岸的盟友美國在后麥卡錫時代繼續(xù)與蘇聯(lián)冷戰(zhàn)。
　　歷史畢竟是歷史。在該學院博士生王皓眼里,那次Formal dinner改革的后果之一是,導致飯?zhí)美锏膯T工都具有了共產(chǎn)主義的特點,無論打飯的隊伍排得有多長,他們都無動于衷地慢慢盛飯。但在Linacre學院一位學生的眼里,Balliol的飯?zhí)脛t是令人向往之地,好吃,便宜,“去年只要2鎊,今年漲價了也不到3磅,還有幾乎免費的酸奶與水果”。他倒是希望這種共產(chǎn)主義氣息一直延續(xù)下去,因為,在Balliol對面的漢堡店里,一碗番茄湯的價格也是兩鎊。
　　
　　爭辯
　　
　　牛津校報《Charwell》的編輯將諷刺校長彭定康和校務長的漫畫刊登在1月29日的第3版。左側校務長佝僂著身體向彭定康詢問如何收費的問題。右側彭定康口中大呼“學費、學費”,面目可憎,胸前用鐵鏈掛著寫有“彭定康”的木板。
　　事件起因是彭定康在1月中下旬的一次倫敦演講中提到,從個人的角度,他希望取消英國本土學生學費最高額度限制的政策。
　　校報立刻作出反應,在1月22日的官方網(wǎng)站頭版批評彭定康的想法“非常的荒謬”。
　　在同天出版的報紙上,校報在第12版整版關注Google和中國的關系,順便公開質(zhì)疑“為什么學聯(lián)里的成員都來自私立高中”,并公布“牛津?qū)W生有無使用違禁藥品”的調(diào)查結果。
　　牛津中國學聯(lián)前主席、教育系博士生肖文覺得,英國人的自由主義是一種滲透到他們骨子里的東西。
　　朱繼文則親身在英國議會里感受到了這一特征。朱繼文是工程系的博士生,清華牛津校友會會長,其所拿到的牛津中國獎學金每年的活動之一是在議會與下議院議員同進晚餐。他發(fā)現(xiàn)英國“國家的價值觀跟中國真的不一樣。在我們看來都是小事,他們一直在那里吵架。他們這里對平等啊、公平啊,真的很關注�！�
　　杰西卡•羅森說,“我們西方人會以一種很友善的方式進行爭辯。實際上,友善的爭辯比簡單的同意更為禮貌�！�
　　同樣是在校報《Charwell》上,牛津大學的一位院長因為不滿意前常務副校長約翰•胡德的改革政策,而嘲笑其新西蘭背景:“不要以為你在惠靈頓廣場辦公,就以為牛津是惠靈頓�！奔s翰•胡德是牛津大學歷史上第一位來自新西蘭的副校長。不知他對這番嘲笑,是一笑而過,還是只當成善意的爭辯。
　　
　　政治
　　
　　在這里,中國學生談論政治話題甚至發(fā)表政治言論也并不是無所顧忌的。一位女生曾在一次酒會上告訴在座的所有人注意自己的發(fā)言。
　　但這并不是主流,畢竟這里的信息接收面要廣很多,時間久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就很自然地流露出來了。左派,右派,極左,極右,或者溫和派。英國的社會對左右的恐懼遠不如曾經(jīng)有過慘痛記憶的中國。一部分中國學生也無所顧忌地在Facebook上標出自己的政治、經(jīng)濟以及文化觀是左還是右。
　　也有非常善意的勸告。
　　去年9月的一天,我和朋友逛牛津大街時,遇到一名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的研究員。當我介紹自己是《南方人物周刊》的實習記者時,他對我善意地微笑了一下。
　　次日,這名研究員在街上拉住我朋友,請他務必轉告我一段話:“南方報業(yè)的思想太XX了,特別是《南方周末》。為了你朋友的安全,還是請轉告她,最好離開南方報業(yè)。就算暫時不能離開,也勸她不要陷得太深了,及時回頭�！�
　　這里也有小政治,比如選舉政治。
　　中國學生很少有人關心牛津?qū)W聯(lián)的主席是誰,但牛津中國學聯(lián)的主席,所有人都知道。牛津中國學聯(lián)(以下簡稱學聯(lián))也是中國大使館在牛津大學設立的唯一官方機構。
　　在牛津,90%以上的中國人都是學聯(lián)的成員,只要報名就能加入。但是要成為學聯(lián)的委員會成員,則需要選舉。學聯(lián)主席團的換屆選舉在9月份舉行。學聯(lián)共有1000多人,委員會有40多人。
　　“第二天要選舉了,主席團提前一天才告訴我們候選人,唯一的主席候選人是張山�！币晃磺拔瘑T會成員這樣描繪2009年的換屆選舉。
　　 代理主席程奇峰的解釋是,“我們在委員會里發(fā)出通知,征集主席候選人。但我們只收到了一個人的報名表。”
　　經(jīng)過選舉,張山當選2009-2010年度牛津?qū)W聯(lián)主席。后因張山于2010年1月提前離開牛津回國,所以代理主席程奇峰目前全權負責學聯(lián)管理,“選舉的時間還沒有到,我們不能因為張山走了就提前選舉。這一屆,張山還是主席�！�
　　學聯(lián)目前的主席團選舉形式是委員會選舉,也就是只有委員會成員有資格選下一任主席以及副主席。在2004年前后,學聯(lián)曾經(jīng)嘗試普選,即所有學聯(lián)成員都有選舉資格。04-05年的主席趙志強即為普選主席。
　　在普選實行約3年后,學聯(lián)又將選舉方式改為委員會選舉。
　　劍橋中國學聯(lián)和牛津中國學聯(lián)一樣,從委員會選舉改為了普選,但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在。程奇峰在劍橋中國學聯(lián)的同學非常詫異地問過他一個問題,“一般來說,普選放開了就不能收回去,你們是如何做到放開普選又收回去了?”
　　“普選有普選的好處,影響力大”,但是程奇峰還是不希望普選,“因為太浪費時間了”,而且“不能反映出來真實的聲音”。 他認為委員會投票比普選更合理,畢竟委員會的人“都在這里面付出過,都有感情。”
　　張山的前一任學聯(lián)主席是肖文。這個干練秀氣的女生說,“我希望不要以負面的角度來看學聯(lián)。你做這個事情可能不符合那個人的標準,做那個事情不符合這個人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你回國以后遇到的還不是這樣的一些事情,在哪里遇到的都是這樣的事情。”
　　
　　教會
　　
　　在牛津,教會幾乎無處不在。國家公派留學或者訪問的師生的第一個落腳地一般都是一棟叫做“Common wealth” 的公寓。這棟公寓屬于教會的房產(chǎn),緊鄰Christ church學院,公寓的管理者每周都會邀請住戶參加一到兩次教會活動。
　　在牛津市,教會大約擁有20%的房產(chǎn),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專門租給學生以及訪問學者。相對于私人房屋,教會的房子往往價格更合理,并且能夠提供圖書室、會客室等公共場所,所以大部分中國人也愿意選擇租住教會的房屋。
　　但邢偉始終在思考“為什么教會那么愿意把房子租給中國人”。邢偉在跟著清華大學一位知名中國研究方向教授完成博士研究后,拿了世界銀行的資助來到牛津大學做中國國情研究。
　　“有一個韓國人,叫金,他在每年的圣誕節(jié)都會邀請牛津大學的訪問學者免費去他海邊的公寓度假。他只邀請在中國有工作單位的,結束訪問后肯定會回國的人。”邢偉琢磨著這個金這樣做到底是為了什么。
　　在邢偉來到牛津的前一年,一位清華03級本科畢業(yè)的女生來牛津攻讀碩士學位。在一年碩士課程結束后,她選擇了留在教會工作。
　　朱繼文曾經(jīng)在一次免費的教會晚餐上見過她,這是朱在牛津3年里唯一一次去教堂,他至今對飯前的儀式記憶猶新,“他們問,繼文,你如何看待上帝復活。我說,‘啊?我沒有看法�！�”
　　
　　圈子
　　
　　Jenny 說話時非常有激情,像一塊磁鐵一樣吸引對面的人。
　　“大的來說,本科生家庭比博士生好很多,不過本科生也基本不跟博士生玩�！盝enny已經(jīng)開始上碩士課程,所以和博士生也偶爾玩到一起。
　　“就我們這些本科過來讀書也不是個個家里都狂有錢。有官僚子弟,也有大老板,也有小開,也有中產(chǎn)階級,也有考上以后砸鍋賣鐵來的�！�
　　Jenny舉了一個例子。牛津最貴的中餐廳是上海30。“比如說,大家說去上海30吃飯,剛開始可能大家都去,一頓飯每個人至少三五十鎊。但家境不是特別寬裕的去了一兩次以后,肯定就不去了,去不起啊。慢慢的,圈子就出來了,差距也就出來了。”Jenny說自己每個星期的生活費是120磅左右,這個價格不包括住宿費以及衣物購置費。
　　Jenny是06年入學的,和薄瓜瓜同一屆。但是Jenny和同屆的中國人很少與薄瓜瓜一起聚會�！爱吘故遣煌�的圈子,他只跟外國人玩。”
　　“薄瓜瓜在官僚子弟中算是好的,沒有什么派頭的。”一位認識薄的博士生這樣說,“有一個高官的兒子也在牛津,父親都被雙規(guī)了,還是照樣開著法拉利�！�
　　薄瓜瓜住在市中心的一棟私人房屋里,因為學院的房子“每年都要學生搬來搬去的,沒有家的感覺”。他的坐騎是一輛在12月初時前后輪都沒氣的自行車。
　　Jenny住在學院,一室一廳,帶獨立洗手間。她一般都步行。
　　Jenny和薄瓜瓜今年都面臨畢業(yè)。Jenny已經(jīng)拿到了牛津的博士入學許可。在此之前,她一直試圖在英國找份工作,但沒有找到。
　　“我們這一屆其實是比較悲慘,中國人,就我知道的40多個,目前還沒有人在英國找到工作。不過我們回國工作都很容易找,因為家里能夠把孩子送出來,大多都是有一點背景的,回去工作都不是問題�！�
　　楊貴東在牛津呆了也快有兩年了,他的圈子和Jenny以及薄瓜瓜沒有任何交集。
　　楊貴東是拿中國留學基金委的資助出國訪問的學生,因此他不需要給牛津交學費。他的生活費就是每個月國家發(fā)的650磅的補助。
　　“剛開始我住在牛津旁邊一個小鎮(zhèn)上,一個不到5平方米的小房間,每個月房租280磅。”后來楊貴東的導師幫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個家庭旅館做看管門房。他每天晚上從7到12點都需要呆在旅館里,幫新到的客人開門,為已經(jīng)入住的客人提供一些幫助。
　　這份工作沒有工資,但給楊貴東提供一個住宿的地方和一頓早餐�！斑@比以前好多了,我現(xiàn)在每個月可以省下300-400磅�！睏钯F東全年的消費大約4000磅,而牛津大學網(wǎng)站公布的學生最低生活費標準是1.1萬英鎊。
　　我們都戲稱楊貴東是“牛津華人的第一保安”。
　　
　　系統(tǒng)
　　
　　薄瓜瓜喝著冰紅茶說,“牛津的中國人真的很厲害,他們建立了一個像X-man一樣的,和這里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個系統(tǒng)。而且,你一旦融入到這個系統(tǒng)里以后,你就完全收不到這個系統(tǒng)外的消息。他們有自己的圈子,而且和白人的圈子幾乎沒有交集。”
　　薄瓜瓜認識的一位化學老師說,他教的所有學生,最優(yōu)秀的都是中國人。但是,很多他的學生,來這里三四年了,都不會說英文。
　　杰西卡•羅森也多次在午餐的飯桌上和導師們探討這一棘手的問題�！盀槭裁粗袊鴮W生只和中國人交流?為什么他們只喜歡講中文?”杰西卡•羅森沒有找到合理的解決辦法。
　　“雖然他們很聰明,但是他們的進展與西方學生相比要差很多,因此他們的水平要低很多,這是個遺憾。他們用中文交流太多。中國學生不問為什么西方與東方不同。我卻總是問這個問題:為什么中國不同?他們的秘密何在?因此,中國學生學到的東西不多�！�
　　楊貴東就覺得自己一直無法融入牛津的社會。
　　“他們總喜歡教訓別人,覺得中國人素質(zhì)低,沒理想。他們這里的建筑工人每個月掙2000磅,我們的建筑工人掙多少錢?他們站著說話不腰疼,讓他們?nèi)�嘗嘗吃不飽飯的日子,看他們還說不說�！�
　　楊貴東說自己對祖國有濃濃的依戀之情,所以非常不喜歡英國這個國家。
　　中國研究中心的邢偉則覺得除了生活,在研究上也曾讓他很難受,“他們雖然很認真地研究中國,但他們認為中國是落后的,需要改造的。他們的研究都是帶著一個救世主的心態(tài)。” 邢偉覺得這種慣性思維讓他難以接受,“剛開始的時候,我試圖說服他們,告訴他們中國不是這樣的。但是后來我發(fā)現(xiàn),我根本沒有辦法說服他們�！�
　　薄瓜瓜認為兩個系統(tǒng)的平行是因為中國人的封閉,“黑人其實以前也很受歧視,但是他們很開放,去創(chuàng)建一個自己的文化,讓世界看到,所以現(xiàn)在他們并不受到太多歧視。其實我們并沒有那么明顯的膚色什么之類的,但是我們就是不愿意融入到那個大環(huán)境里。”
　　
　　祖國
　　
　　Balliol學院隔壁的Blackwell書店里,薩義德研究“他者”的書以及DVD占了半張書架,很暢銷。18世紀英國紅衣主教紐曼的《大學的理念》至今仍能在中國大部分的書店買到。
　　北京大學效仿牛津PPE專業(yè)開設課程,牛津歷史系拉納•米德教授把他的博士生華沙送到了北京大學做為期一年的交流。4月12日,牛津新任常務副校長漢密爾頓將訪華,而牛津大學也開設了中國大學校長交流學習班。
　　在過去的100多年里,王韜、陳寅恪、呂叔湘、許地山、錢鐘書、楊憲益都曾在這里留下足跡。而現(xiàn)在,肖文、朱繼文、楊貴東、蔣?在這里學習,他們都準備在完成學業(yè)后回國。
　　拉納•米德一直不明白,為什么中國的學生那么想報效自己的祖國,“在英國和美國,沒人會這么想。這是太簡單的問題了,但是中國學生一直在這么想�！�
　　“我想,中國的父母們過去沒有自由,現(xiàn)在的學生享受著更大的自由。他們做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他們想用自己的自由去幫助國家�！�
　　拉納•米德覺得,自由是問題的根本。
　　(應被采訪對象要求,肖文、張山、許平、邢偉為化名。感謝牛津大學所有朋友對本次采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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