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復雜中國”的報道者
發(fā)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復雜的中國,復雜的世界” 人物周刊:《環(huán)球時報》贏得了百萬讀者,但也受到了很多爭議和質疑,你能比較完整地闡述一下你的辦報理念嗎? 胡錫進:中國是個復雜的國家,這是我對中國最主要的判斷,也是我需要說出來的一句實話。《環(huán)球時報》每天有很多文章,每篇文章不一樣,但是如果把這些文章放在一起,看成一篇文章,總標題就是“復雜的中國和復雜的世界”。
中國對于世界已經非常不尋常,特別是中國國家道路的問題,影響世界未來的方向和其他國家人的福利。
我認為外國對中國理解不全面,他們看中國不容易看懂,容易從自己利益角度,先對中國進行價值判斷,然后再具體解讀中國發(fā)生的事情。而我們就想告訴世界,中國很復雜,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人口這么多,發(fā)展階段這么特殊,發(fā)展又這么快,全世界二百年的成果壓縮在幾十年,幾百年的問題也是壓縮在幾十年中,中國很不容易。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外界對你們的批評?
胡錫進:現(xiàn)在愛國主義受到爭議,一些人認為,只有對政府的批判才是批判,在西方面前對中國國家利益的追求是不正當?shù)。我們主張健康的愛國主義。中國比較弱,你再不愛它不保護它,就完蛋了,這種民族情緒,是弱一點的國家和民族天然產生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到了今天,中國越來越強大,愛國主義不能像過去一樣,內涵也在隨之發(fā)生變化,《環(huán)球時報》也是這種變化的參與者和推動者,這是一個民族心理歷程的自然過程。
但是現(xiàn)在很多人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劃成等號,“愛國主義”都變成貶義了,這是國內人不夠自信,受了西方給中國貼標簽的影響!懊褡逯髁x”這個詞,不管它的來歷是什么,今天使用的時候價值判斷的成分非常大,每個國家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說別的國家是民族主義,只不過西方的話語權比較大,軟實力強,給中國扣上民族主義的帽子,中國國內又有些人不堅定,獨立思考能力不行,順著西方走。這樣比較簡單,心理上又比較舒適,自由啊民主啊平等啊,全是一些很好的詞,每天都喊些這樣的詞多愉快,社會又不整你,多愉快!
你想想,中國社會的領導人他們不懂么,誰不知道自由民主好,我們中國在一步一步推動。很多自由派的人老把今天的中國和美國比。能比嗎?美國下了飛機,高速公路有多寬,租車場有多大,中國和美國真的沒法比,拿美國的那一套來套在今天的中國身上是天大的誤會。
至于那些關于我們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指責,沒關系,我們承受得住,我對同事們說,堅持一下。也有些人在微博上批評我。但是我們既然認為我們做得對,就堅持一下,畢竟大多數(shù)人是支持我們的,我們是按照中國主流人群的想法來的。
人物周刊:你在很多場合談到《環(huán)球時報》傳遞的是真實中國的聲音,是民間中國的聲音。但也有網(wǎng)友反問,如果是一個真實的中國,那為什么國內發(fā)生的負面新聞你們不去報道?
胡錫進:說這個問題的人很不專業(yè),這是模糊的印象,《環(huán)球時報》不是報道國內新聞的報紙,它是國際新聞的報紙,主要是從戰(zhàn)略層面來報道中國和世界的交往。可以說報道的是中國的世界坐標。
人物周刊:有一種說法認為你們發(fā)言的尺度較為寬松,是因為你們獲得了主管部門的某種默許或者特許?
胡錫進:我覺得外國記者向我提這個問題很正常,但有時中國記者也這樣問我。誰能有特許執(zhí)照?政府不會給任何人特許執(zhí)照,都是冒險做出來的。如果你說的實話,對社會是促進作用,就好一些;如果你比較偏激,給社會帶來一些麻煩,自己也就會麻煩。所以需要真誠、勇敢和智慧。
拿2008年奧運圣火在法國的傳遞風波那個報道來說,當天晚上11點鐘,外電有報道,圣火在傳遞過程中滅了幾次。到了那個時間點,稿子怎么做,標題怎么處理,壓力很大啊。我拍的板兒,定的標題是“法國沒保護好圣火法國警方掌控局面無能”。
當天夜里官方發(fā)出的報道是,有關官員稱,“圣火傳遞取得成功”,你說我壓力多大;氐郊乙煌砩纤恢X,第二天上班,人民日報社院里好幾個熟人碰到我,第一句都是,“老胡,你們做過了!這影響中法關系。 钡瞧浜笏械闹袊襟w都跟著我們的風向在寫,法國駐華大使到處罵《環(huán)球時報》。我們最后也沒遇到什么麻煩,因為我們說的是實話。
人物周刊:你一再強調《環(huán)球時報》的辦報理念是實事求是和講真話,為什么外界還會有這么強烈的反對之聲,認為你們所呈現(xiàn)的中國并不真實?
胡錫進:我想有一個原因就是輿論的分裂。西方肯定認為我不客觀,我覺得這個太正常了,他們認為我們的報道違背了他們的利益,(在他們眼中)只有站在他們一頭,幫著他們說話才是“真實”的。國內有一批人被西化了,價值觀和他們一樣,這是最大的原因。
當然還有些小原因,比如《環(huán)球時報》只是報道國際為主,從戰(zhàn)略層面,國家沖突和摩擦,中國國家道路問題,從思想高度上來報道,不會報道日常的事情如藥家鑫的事情。
《環(huán)球時報》現(xiàn)在有這么大影響力,有些人認為我們應該使用自己的影響力,轉化成對每天具體事情的干預,但是我們做不到,報紙做這樣的轉向做不來。這是報業(yè)市場的問題。做這類報的道媒體已經很多了,不缺一個《環(huán)球時報》。
我們只能在我們的戰(zhàn)略層面來發(fā)言,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平衡。但是有些人不允許別人持不一樣的觀點,他認為他想到的,他理解的,他喜歡的才是真話,不喜歡的不是真話,不允許不同聲音的表現(xiàn),這是非常武斷的要求,與他們宣揚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馳。
人物周刊:有個段子說,“《參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們好;《環(huán)球時報》:全世界都嫉妒我們好。”你聽過這個段子嗎?
胡錫進:我聽過這個段子,一笑就過去了。段子永遠是簡單化的東西,中國很復雜,世界很復雜,怎么會有這么簡單化的東西?這是中國人流行的揶揄的一種方式。但是《環(huán)球》是不是宣揚全世界都嫉妒我們,隨便拿出一天的報紙就會發(fā)現(xiàn)不是這樣?赡苁俏覀150萬的發(fā)行量還不夠多吧,所以造我們的謠那么容易,(笑)可能需要上千萬的發(fā)行量,才能讓造謠者閉嘴。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媒體的客觀公正?
胡錫進:這是所有媒體人都必須認真追求的。這要求任何報道不預設立場,不從自己的所謂“政治陣營”出發(fā),不把自己的價值觀當成所有新聞素材的模子。我覺得現(xiàn)在很多新聞界的一些人并不是這樣做的。
人物周刊:你在微博里提到,要警惕“西方”,因為他們可能是我們“別有用心的老師”。有網(wǎng)友笑言這種說法源自陰謀論和階級斗爭多疑論。這是你的完整想法嗎?
胡錫進:這是個復雜的問題,我們有一篇社評多角度論述了它,微博里寥寥數(shù)語,觀點表達會有準確度的損失。如果這樣再挑出微博里的幾個詞組成問題,就更刺眼了。但總體看,西方的自私是毫無疑問的。所有國家都有自私性,中國對西方不構成競爭的情況下,西方對中國更容易真誠、自然和善意。到了中國與西方競爭時,這種心態(tài)會發(fā)生變化。我們現(xiàn)在受到的人權批評比七八十年代要多得多,從常識就能想到,我們的人權狀況比那個時候要好得多了。80年代,連人道主義都不能討論。今天中國的自由狀況怎么能夠跟七八十年代相提并論?但那個時候中國是他們反蘇的盟友,他們很少來批評中國。
現(xiàn)在西方的批評中,有一部分,是出于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他們就是那么想的;還有一部分源自他們的私利。我們應該去琢磨和思考他們的話,但不一定要去照著做。也不能因為我們本來應該那么做,然后因為西方要求我們那么做,我們就反著來,那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中國需要獨立思考,自己判斷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就像我在《環(huán)球時報》社評里寫的那樣,中國政治經濟的閘門,鑰匙必須握在自己手里,不可能給美國也配一把,美國得習慣中國的非敵非友。如果我們全聽美國的,讓我們怎么做就怎么做,承擔不起這樣的風險。個人可以這么做,國家怎么可以這么做?我們自己的政治道路不按自己的利益、承受力去操作,一切聽從美國,那是不負責任。
“微博上的聲音不能代表主流”
人物周刊:現(xiàn)在左中右劃分得很細,比如說中左和中右,你是哪一類?
胡錫進:很遺憾,我不喜歡這樣的分類,我就是一個實事求是派,我鼓勵大家要做實事求是派。
人物周刊:你的微博開通第一天就收獲了五千多個關注者,但其中多數(shù)是批評你和你的報紙的。你在博客中表示了驚訝,此前你不了解有那么多批判者嗎?你怎么看待反對派的聲音?
胡錫進:我尊重微博上的聲音,但不認為微博上的聲音能夠代表整個中國,微薄只是把持有同一看法的人聚合在一起,他們比較活躍,但并不是主流。如果中國社會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我錯了,我就會認真思考,要不要改!董h(huán)球時報》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好,賣一塊二還有人買,這么大的發(fā)行量,這意味著大家在讀我們的報紙,認同我們的立場。大多數(shù)人是支持我的。
人物周刊:你為什么如此自信,認為大多數(shù)人是支持你的?
胡錫進:我們做過很多調查,關于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的,結果在《環(huán)球時報》上都發(fā)表了。比如希望中國保持大的穩(wěn)定,進行漸進式改革,每次調查都有絕大多數(shù)人表示支持,比例在70%-80%之間。
人物周刊:你對自己的目標讀者有了解嗎?
胡錫進:我們經常做調查,由于讀者群很大,他們在中國社會中的輻射面同樣很大,總體看,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較高,關心國際,城市讀者相對較多。我們不能說我們代表社會,但我們讀者的代表性比其他媒體要強一些。飛機上每天就10萬多份。另外開出租車的、警察、蹬三輪的也都能經常碰到讀《環(huán)球時報》的。全國有報攤的地方就有賣環(huán)球,我們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
人物周刊:你們有句宣傳語,稱《環(huán)球時報》是全國公信力最強的報紙。
胡錫進:每個媒體都認為自己的公信力強,或者說想做到最強,但這句話不是《環(huán)球時報》的標準廣告語,也不是我想對社會表白的,我也認為我們的世界觀有局限性,我們不是永遠是正確的。可能是廣告部作為一種廣告術語去做,但我從來不這么說。
人物周刊:你覺得《環(huán)球時報》的局限性在哪里?
胡錫進:我想跟每個媒體的局限性差不多,媒體從業(yè)者首先都是人,人的經歷、所處的位置……都會帶來某種局限。我們在北京辦報,報道國際新聞,很多人都學過外語,而且是體制內的報紙,這都會帶來局限。但是我們在努力突破局限,這是我們非常努力去做的。每天的社評都是我執(zhí)筆的,但寫作的過程是非常復雜的。每天早晨編輯部討論,定下這個題目,編輯會打很多電話,去問很多人的看法,搜集看法,給我看,我們一起來做,我口述,他記錄,一起寫成,寫成之后還要傳給幾個專家去看,他們就這篇文章的思想、邏輯、文字提意見,寫成之后提意見的最少是兩個人,總共加起來給社論出主意德爾大約有百名左右,智囊團,這些人分布在大江南北,都是中國一流的專家,比如像房寧、金燦榮、張頤武、張璉瑰……特別多。
人物周刊:前段時間,貴報關于藝術家艾未未的評論文章引起了很多爭議。
胡錫進:新聞史會給我們正面的評價。通過我們的報道,中國人知道了這件事,我們也把我們想說的說出來了,這樣做對于一點聲音也沒有是一種進步。我們該說話的時候沒有沉默,這需要勇氣,我們這一兩年不斷觸碰敏感話題,對在第一時間評論艾未未事件,等于是做了準備和鋪墊。
中國社會輿論在分裂,造成了一些人把社會上的所有人和事要歸隊,或者這一派或者那一派,這不健康。我覺得《環(huán)球》在努力地站在公正、中立的位置,來談一些敏感問題,但我也承認,把握準這一點是很難的。比如說像艾未未的事情,我們連續(xù)寫了4篇社評,并不是每一句話都很準確,但是總的意思是沒有問題的。硬要挑一句話,問我這句話是什么意思,那是文字獄。我們不能斷章取義,任何文章如果斷章取義都是經不住推敲的。
那幾篇社評是站在中國的利益上來寫的,這里面有我們對世界的總體理解。我不贊成把政府單獨挑出來。中國政府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政府和老百姓、全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我不信美國政府會比中國政府更關心中國人的福利,我不相信。
人物周刊:但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的判斷、舉措和民眾的利益的確會有沖突、有分歧。
胡錫進:是這樣的,因此需要批評。我們是批評的參與者,我們前段時間批評深圳,驅逐8萬高危人員離開深圳,我們第一個發(fā)社論批評。日本核事件,《環(huán)球》第一個發(fā)了社評,提出來要實事求是把情況告訴大家,發(fā)展核電要謹慎小心,這和核工業(yè)部、中國核工業(yè)集團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我們并不是永遠挺政府,這怎么可能?
“中國是一輛巨型卡車”
人物周刊:你接受過多家國外媒體的采訪,我很好奇,你接受采訪時,可能事先就知道自己的立場、觀點和他們的不一樣,為什么還會選擇受訪?
胡錫進:人需要與和你觀點相反的人接觸。我本身做媒體,知道誰不配合,就會很惱火。不接受的話,他還是會寫你,會把你寫得更糟糕,所以即使有些媒體來采訪我是出于惡意,我也通常給予配合。
凡要想做點事情,總得要承擔一定風險。其實不做事情,你的媒體也會有被邊緣化的風險,你什么都不說,慢慢地,也會累積出一種長期的風險。你要是說了,可能也會有當下的風險。但是恐怕所有人都有風險要面對。
人物周刊:將接受采訪,甚至是對立面的采訪視為一個完整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思想的機會,你的這種想法在體制內似乎還是少數(shù)。更多人不這么想,比如說很多地方官員在面對質疑和危機時,常常會認為不回答是種好的保護方式,把自己藏起來。
胡錫進:那是擺脫責任的一種好的方式。按照規(guī)矩,大家都不回答,那么他就沒有責任,媒體愛怎么說怎么說,制造了很不好的輿論,也跟他沒關。但是如果他說了,不管是對還是錯,也許就會給自己帶來意外麻煩,這是中國政治非常不好的一種現(xiàn)狀。國家應該鼓勵官員們多說話,多接受采訪,即使說錯了也沒關系,大不了澄清一下。我不是官員,我只是個媒體人,只不過在體制內,是個比較另類的媒體人。
人物周刊:你的中國觀極大地影響了你對世界的看法。我想了解你對“中國崛起”這個概念的看法。
胡錫進:這是一種簡單化的說法,關鍵是怎么理解“崛起”這個詞的含義,其實中國官方并不喜歡用這個詞,更喜歡用“發(fā)展”。外媒喜歡這么用,中國人也就跟著用,用來用去就習慣了。中國崛起是中國目前總的現(xiàn)實,不錯的地方是,經濟發(fā)展很快,也有很多弱點和問題,比如收入差距,比如說關于理論的大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比如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和經濟發(fā)展、市場經濟帶來的成果在理論上怎么對接,這些都沒有解決。中國崛起很復雜。
人物周刊:還有一種說法,中國近30年的經濟發(fā)展走出了一條中國道路,有人總結為“中國模式”或者是“中國共識”,你認同嗎?
胡錫進:中國共識還不成熟,中國模式也不成型,至少我們自己還沒完全搞明白,但是我們確實走的路和西方不一樣。我認識一個混血兒,五六歲,我?guī)鋈ネ,中國人都說他長得像外國人,外國人都說他長得像中國人。中國模式到底是什么?我們自己在當中。看不清楚。我們需要視距,來回過頭來看中國,才會看清楚的。
人物周刊:也有學者認為,要回到常識,中國的發(fā)展歸根結底還是跟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公民平權有關聯(lián)的,這是全世界共通的東西,并不是中國獨有的。
胡錫進:這條道路是中國獨有的,還是不是,我們不能糾結在這個問題里,毫無意義。沒有哪個社會是完全與世隔絕發(fā)展起來的,這不可能。在全球化時代,我們一定受到西方影響,沒有西方我們也發(fā)展不起來,我們的開放,很大程度上是對美國的開放。西方各種思想,好的東西都會對我們產生好的影響,中國發(fā)展不是獨立的,這毫無疑問。
但中國不可能照搬美國的英國的,這做不到,中國拿各國好的東西來在中國的土地上重新組合、重新融合,再往前走,事實是這樣,而且也必須得這樣。大部分西方國家才多少人?都是人口幾千萬、幾百萬,這在中國也就是一個比較小的省份,或者一個市。中國是一個巨型卡車,西方是卡丁車,開慣卡丁車的人去開開大卡車試試?那完全是不同的感受。
人物周刊:你曾在一線做過多年記者,還做過戰(zhàn)地記者。參與國際報道的經歷,對你產生了哪些影響?
胡錫進:增加了我的見識吧。我跑過一些國家,親眼看到了前蘇聯(lián)和東歐的變化,直接采訪了南斯拉夫戰(zhàn)爭,在那里接觸了大量的西方記者,和他們打過大量的交道,所以知道外國媒體是怎么做的,知道中國和西方媒體有什么天然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從發(fā)源來講,媒體是西方發(fā)明的,報紙、電視,都是西方社會量體裁衣做出來的,跟他們的社會現(xiàn)實環(huán)環(huán)相扣,扣得非常緊。中國的媒體,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絕做不到像西方媒體一樣。我總跟西方記者說,我們的媒體沒有你們那么自由。但是媒體又是改革最活躍的部分,通過改革和媒體人的努力,我們的國家在變化,這是中國媒體的現(xiàn)實。
西方媒體的自由有先決的社會條件,社會組織的三權分立,各個社會集團通過對立來實現(xiàn)平衡,這種對立給媒體的自由形成了大空間。中國社會組織的基礎是和諧,中國社會沒有西方激烈的政治碰撞,利益分歧的時候,社會主張通過協(xié)商和友好的方式來解決,不主張對立,這給媒體的發(fā)揮空間設置了天然的障礙。中國媒體不可能和西方一樣,無論喜歡不喜歡,這是現(xiàn)實,我們可以改造并同它一起變化,但我們絕跳不到這個現(xiàn)實之外。
人物周刊:你的有些觀點是對的,是出于一個綜合、均衡的考量。但是類似主權高于人權的觀點,我不能夠贊同。你說把人權和主權對立是西方世界對第三世界的攻勢,你不認同全人類有共同的價值嗎?
胡錫進:我認同全人類有共同的價值――人權和自由民主,說它們是全人類的價值,我也非常同意。但是這些詞被西方政治化了,它們的現(xiàn)實含義已經超出了這些詞原來所對應的概念本身,當西方把自己的這些詞作為向中國施壓的外交工具時,事情就變味了。其實中國絕大多數(shù)人關于該不該搞民主和自由,認識是相同的和有共識的,只不過該怎么做沒有共識。
中國在進步,誰要不承認,就是睜眼說瞎話。不能把民主的進步僅僅看成是選票,一人一票,這樣理解民主太狹隘,這真是掉入了西方設計的軌道中了。中國人不至于這么愚蠢。我們要更加實事求是看民主,堅定不移推進民主。
關于人權與主權的關系,我認為它們是統(tǒng)一的,人權和主權應分開是西方的話語體系,中國的人權怎么能離得開主權呢?中國在歷史上因為主權問題吃的虧還少嗎?我們多少人被外國人殺掉?以前主權不行,在世界上的空間就小,F(xiàn)在世界上各國在爭奪發(fā)展權,主權強大,國家就會得到大的空間,這和人權有直接關系,干嘛要對立起來?那是西方的話語體系,國內的知識分子這么認為的,或者是不動腦子,跟著西方跑,或者是故意的,謀取自己的利益。
人物周刊:有人曾經打比方,說一戶人家,丈夫好賭又好色,還打老婆孩子,有一天狂打老婆孩子,鄰居指責,他說這是我們家的主權,你別來干涉。
胡錫進:用這個來形容中國?這是非常低級的比喻,國家的事情要比這個復雜得多。一個家庭,三五個人,一個國家多少人?國家利益的復雜性要比一個家庭復雜多少倍,打這種比喻的人是腦殘或者別有用心,這怎么能一樣呢?
今天來說,中國國力還不夠強大,跟西方比還比較弱勢,強調別人不干涉中國內政,這符合中國整體國家利益,如果不堅持這一點,而是主張大規(guī)模干涉國家內政,這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
我們只有一個中國,愛國沒有什么壞處,幫助這個國家,盡我們所能,推動她往前走。有一朋友給我講過一個故事,他一朋友很有錢,想移民美國,他就勸他,“你就是到美國去,還是中國人,你還得吃中國這碗飯,中國好了,你在美國地位高點,中國地位低點,你在美國更慘,你融不進那個社會了,你注定是中國人了,你要走的話還不如在國內。船漏一點,咱補一補,咱就能往前走了,就能開到對岸了,就不至于沉沒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態(tài)度,國家是有問題,但是為什么要踩呢?
反正我是這樣的,美國的利益有人去維護,用不著我們。中國好不容易有一個發(fā)展機遇,有可能成長起來,我們要打斷這個進程嗎?有人在網(wǎng)上說,這是一個爛國家。沒錯兒,我在社評里也那么寫過,有的時候,這個國家的毛病讓我們不知道是該愛還是該恨它。但我看到它的希望,以及它的現(xiàn)實成就,我選擇愛它,保護它。
人物周刊:你有沒有哪個階段對美國很向往?
胡錫進:我現(xiàn)在也覺得美國很好,如果給我選擇的機會,我很可能選擇生在美國!美國情況好,生活平靜,一生享受那么多自由,中國有這么多問題。生在美國沒什么不好,但是生在中國給了我另外一種命運,讓我不斷去奮斗和努力,和我的同伴一起去改變這個國家,我的生活更加有意義。
我們這一代人,窮啊,眼看著國家一點一點變化出來。1984年我和我妻子,當時的女朋友,在宣武門散步被一個臺灣人看見了。那人跑過來跟我們打招呼,說他是臺灣老兵,老家是河南的,回大陸探親,第一次在街上看到手挽手的年輕人。我女朋友那年24歲,當時的反應是什么?嚇得躲在我身后,都快哭了,膽小啊,從來沒見過臺灣人。我當時還在部隊,分手的時候,我跟對方握手道別,說“請回去向臺灣青年轉達我的問候”,多傻啊!我倆還都是大學畢業(yè)生呢,現(xiàn)在還有這樣的人嗎?還有人說這么傻的話嗎?
多么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這一代闖過來,知道還要往前走,沒有一個社會生下來就“咣當”特別好,咱就這個命,沒給生在美國,還不錯生在中國,經歷這種變化,要給你生在利比亞怎么辦?咱慶幸吧,沒做埃及人和利比亞人。這也是我的一句真話。
兩個“環(huán)球”?
人物周刊:有人說《環(huán)球時報》中英文版存在“報格分裂”,在題材選取上存有雙重標準。你認同這個說法嗎?
胡錫進:中文版、英文版我都是總編輯,說它們辦報理念有什么不同的人根本沒看懂。雙重人格這個詞多么適合在網(wǎng)上流傳,多么適合去刻畫一個人,特別是你不喜歡的人和媒體。仔細讀一讀吧,一切就不攻自破了。英文版開創(chuàng)的時候,前半年我天天上夜班,稿子我親自改,英文版最早的幾個比較冒險的報道,涉及異見人士、游行示威的稿子,都是我主持做的,那是我一個字一個字改的。
無論是中文版還是英文版,我們的原則都是“說真話,說實話”。中國盡管有很多不足、很多問題和意見,但整體來看,和世界上很多發(fā)展中國家比,中國經得起實話實說。我講實話,有的時候會經歷來自各方的障礙,不光是官方,還有互聯(lián)網(wǎng)、微博,但講真話是有前途的,我們的空間越來越大。我們越講越真,越講越實。我們的報道、特別是評論形成了創(chuàng)新,不是簡單發(fā)牢騷,是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所以有生命力。如果相反,你的空間就會越來越小。一些很敏感的話題,《環(huán)球時報》也碰了,記得有一次,幾位外國專家對我們當晚的突破性報道過來向我表示祝賀?傊,我承認,《環(huán)球時報》不是魯迅,現(xiàn)在魯迅很多,我總是對同事們說,讓我們做蔡元培,做胡適吧。
人物周刊:有句話流傳很廣,“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你怎么看?
胡錫進:我覺得批評應當越來越自由,我也支持批評,我們經常批評中國對外政策的不合適的地方。中國社會需要逐漸習慣批評,官方不用因為批評而那么糾結,民間也不用對官方對批評的有些限制也那么糾結,這是個過程。
批評顯然在前行啊,難道不是?網(wǎng)絡,微博,這些工具出現(xiàn)就是批評的革命,社會和政府都在越來越適應。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永遠需要一個秩序,批評在什么樣的限度上會損害國家的基本秩序,會毀滅政府的權威,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這個限度在變化。但總體上,政府的權威對中國很重要,中國太大太復雜。《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杜德在北京、莫斯科住過幾年,他在美國時給《今日美國》做記者,非常有名,他告訴我說中國無論怎么樣發(fā)展,一定要保持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削弱,共產黨是中國社會的凝聚力量。我非常同意。當然,執(zhí)政黨的權威不能總是通過限制批評來維護,這一點中國社會已經有共識。
人物周刊:你對當下社會有無擔憂?
胡錫進:怎么能沒擔憂?總的來說,中國政府在變,權力結構在變,他們已經具有反思和糾錯的能力,他們有這種愿望,能力也在逐漸建立起來,比如說行政權力制約、自我控制,聽證制度,依法治國……沒有百分之百做到,但總的來說在往前推,律師行業(yè)越來越繁榮,我們看到中國的律師都挺有錢,這就說明法律越來越有作用。
中國大的環(huán)境挺緊迫的,全球化的環(huán)境,中國人看到了全世界,比如我們的民主跟西方有一定差距,西方的民主搞得不錯,這不是虛偽的,但是一時又拿不過來。于是西方批評我們,國內自由派也主張學習西方,形成了兩種壓力,這兩種壓力會長期伴隨中國政府,會形成長期壓力。中國一定要處理好,如果我們處理好了,西方民主實踐會提供經驗,幫助我們前進,處理不好,就會引起動蕩。樓修了一半,100層的樓修到30層,突然改換圖紙,大規(guī)模改換圖紙,那是改不動的。如果中國發(fā)生革命,權力的運行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社會利益在沒有鋪墊的情況下經歷顛覆式的調整,那這場革命就有可能變成災難。
中國人的價值觀跟西方有什么不同?一定是有一樣也有不一樣的地方。現(xiàn)在談普世價值,問題是同樣的,普世價值肯定有,但“普世價值”這個詞被高度政治化了,好像承認普世價值就是一個政治立場的宣誓,不承認普世價值,就是另外一種政治宣誓,這是很糟糕的一點。中國現(xiàn)在沒有理性討論的環(huán)境,大家就是站立場,看你同不同意,這是一個階段,會過去的。
人物周刊:你的頭腦中,一個理想的中國應該是什么樣的?
胡錫進:這個問題,我也沒有認真想過。一個理想的中國不是我們設計出來的,而是我們走出來的。
整個世界有趨同之勢,中國和美國,會有一些趨同的地方。美國的優(yōu)點,中國能盡量多地學來,但是中國,我相信,肯定不會變成另外一個美國,無論怎么學也變不成的。未來的中國一定是一個民主的中國,但是民主的形式是什么樣,需要我們慢慢、慢慢走出來。美國的也不是設計出來的,是走出來的。怎么走出來,這需要中國人的政治智慧。
當前中國需要把握住國家的完整性和凝聚力,這是保證中國未來繼續(xù)發(fā)展的前提。保持住這一點,中國就能往前走,很多問題會在當中一點一點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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