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同性，民主和法治——對于網吧失火事件的思考

　　不管網吧是失火還是縱火，24條生命撒手而去已是事實。悲劇發(fā)生之后，我們應該問問自己，誰是真正的把這24人送上不歸黃泉路的兇手？簡單的把網吧老板拉過來作為替罪羊，指責他犯了緊鎖大門造成起火后人們無路可逃只好坐以待斃似的罪行，難道可以自圓其說嗎？網吧老板之所以緊緊把門關上，乃是因為網吧非法經營，他要防止半夜警察來襲致其破財。網吧為何非法經營？乃是由于網吧行業(yè)游戲規(guī)則的不合理和不完善所導致。層層的審批程序，無數的限制條件，嚴格控制網吧數量的初衷，這一切都極大提高了合法進入網吧經營行業(yè)的門檻。但是有利可圖的事情就會有理性的經濟人去做，網吧行業(yè)的高利潤引誘眾業(yè)主，于是他們只好非法經營，同時承擔著被查處被罰款的風險。

　　網吧的大量出現正說明公民的需求，一個新的市場存在著發(fā)展壯大的可能。這個市場可以有效的提升公民的福利并使社會達到比以前更好的福利狀態(tài)。在現代意義上，政府的任務之一就是依據相關的原則制定市場中的游戲規(guī)則，這些游戲規(guī)則作為社會中的公共品可以有效的作為競爭的經濟體的行為準則和他們發(fā)生糾紛時候的判決標準而存在。換言之，這些游戲規(guī)則是政府和市場合謀的結果，它作為技術性的手段的載體確保市場競爭的有序和公平，使市場達到有效的滿足賣方和買方總體利益增進的結果。它使市場達到相應的供求平衡狀態(tài)，而同時這種供求平衡是通過市場上的優(yōu)勝劣汰來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市場中每人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尋求達到自己所可能具有的最高福利狀態(tài)，同時這種努力又必須通過利他實現，正如米塞斯闡明的那樣，為了利己而不得不利他的行為只有在市場中才被游戲規(guī)則真正的確定。整個社會可以實現最優(yōu)的資源配置，可以獲取最大的社會利益，這一切通過各方遵守游戲規(guī)則的有序競爭和行為外部性所導致。

　　但是是政府通過各種途徑限制網吧的開業(yè)。作為促進市場實現自身的供求平衡狀態(tài)的政府，在此充當了扭曲市場運作的不光彩角色。政府為何千方百計的限制網吧的開業(yè)？一個原因就是互連網具有的信息交換迅速自由的特點會增進社會的透明度。不能否認網絡中的信息魚龍混雜，嘩眾取寵只圖制造轟動效應的信息屢見不鮮，但是也不能否認一些信息真正有助于實現公民的知情權使公民真正作為國家的主權者而存在。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說，公民締結條約結合成國家，他們作為公民而服從，作為主權者而命令。這意味著公民和主權者是同一個實質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性概念，而作為主人的主權者當然有權利要求對于社會政治運作過程和社會事件的某些真實原因的合適了解。但是這會了解往往會給社會帶來一些程度的不穩(wěn)定，確切的說，是給當權者帶來更大的掌權風險，他們?yōu)榱司S持自己的權力將不得不付出更大的成本。在此權力執(zhí)行者公權利和權力來源者的公權利發(fā)生了沖突。在現代國家中后者毫無疑問具有更多的發(fā)言權，但是在一個公權利歷來受到一些壓迫的社會中，權力可以遵循以往的經驗甚至以符合法律的形式正大光明的取締公民知情權得以實現的有效途徑。在此游戲規(guī)則本身便具有了不合理性，第一個游戲規(guī)則本身就可以被制定用作單方面服務于少數人利益的工具，第二游戲規(guī)則在制定地過程中違反了主權在民的原則，第三個游戲規(guī)則作為阻止社會本來具有的實現利益最大化的趨勢的工具存在。

　　在此我們不得不問的一個問題就是，誰來限制立法者權力？游戲規(guī)則如何才能具有正當性？怎樣的游戲規(guī)則才是正當的游戲規(guī)則？好的法可以保障各方利益均衡實現社會福利同時自身又有不斷進步可以更好的服務于自己的初衷，而惡的法卻只能實現社會的零和博弈甚至負和博弈，一方利益的獲得以另一方利益的失去為代價，甚至于兩者的代數和小于零（假如可以計算的話），使一小部分人利益的獲得以大多數人利益的損失為代價，這樣的法乃是最惡的法。但是社會仍在發(fā)展，實力暫時處于較弱地位的一方的實力可能逐漸的發(fā)展，由此產生兩種相反方向的趨勢一是既得利益者竭力維持自己的特權旨在把不公平永久化，另一方面逐漸強大的弱勢群體也在進行積極的自我聲張，進行呼吁或行為以試圖使自己處于較有利的地位。而這一點常常逼迫既得利益者不得不進行暫時保持自己一部分特權，同時取消自己另一些特權的改革。而他們的真實意圖乃是前者，后者是迫不得已進行的為前者服務的，在某種意義上充當前者的替代品。惡的法可能變成好的法，其過程卻是一個長期的緩慢的各方復雜博弈的過程。

　　更重要的問題是，好法和惡法的判別標準如何確定？按照考夫曼在其告別演講中所說，正當性有三個判別標準。一是合理性——簡單的說，就是這種言說符合我們所認為的事物的本質，而本質乃是事物的最高狀態(tài)。不過這種標準的一個問題就是，本質也是一個需要判定的概念和眾說紛紜的概念，對于一個事物本質的探討本身又需要一個更高的標準，同時人們往往無法就這個本質取得一致的意見。第二種就是合利性——簡單的說就是這個正當性假如應用的話會促進行為者的利益或者會促進行為者旨在實現其福利的系統(tǒng)的利益。這里的問題仍然是人們乃是作出一個事先判斷，而一個事先判斷并不具備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性質。換言之，上述兩種關于正當性的標準在應用的時候往往陷入獨斷，或者在行為層次上來說陷入了個人獨裁的陷阱；
從另一方面說就是它們沒有體現人人平等的原則并把這個原則納入判斷體系中，此外他們無法確證自己具有最后的合理性。因此它們都應該處于第三個原則的籠罩下——趨同性。我們都是主體，具有自己的理性和相關判斷，我們作為理性得人彼此有交往的愿望和可能，則只要我們遵循基本的交往倫理，便可以實現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乃是各方理性融合的結果，是不斷的說服和討價還價而達到的一個契約式結果的形而上學表露。既然我們具有伽達莫爾所說的共通感，我們彼此的交流也有可能在同一平臺上進行，最終我們會發(fā)現自己站在和別人同樣的立場上。這個立場可以實現我自己的利益，正如它可以實現別人的利益。并且我們認識到，從長遠來看，通過持有這種立場而獲得的利益，是在所有的手段可以獲得的利益的集合中位置靠前的，至少這種手段是確保我們的利益較大化的最有效手段，在利用這個手段時候的技術可能會影響最終的利益分配，但這種手段本身具有最大化各方面利益的性質。換言之，這種判別標準籠罩前兩個標準，各方趨同的材料正是他們對于事物本質的認識和對于采取某行為產生的結果的判定。這種原則本身是一個理念，不過同時它又在經驗中得到了支持。那就是即使就功利性的效果而言，它也可以產生比上面兩種標準在他們自己宣稱的可以達到的效果的領域內達到更好的效果。它比合理性的標準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質，比合利性的標準更能實現事物的福利。

　　這個趨同性的正當性判別標準可以應用在原初的判別上，本身作為一個最高的原則而存在。這也正是一些人聲稱民主乃是一種訴求的原因，因為人們都有參與政治的熱情，并且可以在此熱情上使用理性達成公共理性：每個人都應該屬于有自己的公權力。同時這個判別標準也可以作為具體事例的指導原則而存在。在某一牽涉各方面利益的事件中，各方面可以通過彼此的交往而達成有效的保障各方利益均衡實現的方案。假如我們在網吧這個事例中對于網吧游戲規(guī)則的指定使用這個正當性的判別標準的話，那就是各方面應該虛心而耐心的坐下來討論法律的制定，每一方面都有自己的代表，他們進行了相關的言說闡明自己的態(tài)度看法和牽涉到的利益數量。但是這里的問題在于，這種坐下基本上消除了可能。因為在原處狀態(tài)上的正當性標準的判定就沒有達成共同認識，而且現在這種共同認識仍然受到壓制。因為沒有宣稱正當性標準理應是趨同性的宣言，也就沒有了在具體事例中的趨同性標準的應用。趨同性的共同認識會確立一個憲法來保證它自身的實行，并且為它自己的合理合利性辯護。此外它要規(guī)定具體的在具體事例上使用趨同性標準的規(guī)則。

　　所以在此我們看到，哲學上的正當性標準在政治運作上就反映為民主政治。并且這個民主政治是有法治作為保障的民主政治。法治本身包含有趨同性標準使用的過程，這體現在第一對于法治精神的確認上，也就是各方同意制定法律作為社會的運做規(guī)則和個人的行為準則。第二對于法律規(guī)則的制定上，也就是各方在制定法律的時候需要使用公共理性。但是在網吧的事例中我們看到，這個趨同性的標準并沒有得到相關應用。事實上現在的問題首先是確立趨同性作為最初的原則，惟其如此在具體的事例中的應用才成為可能。

　　這個最初原則的沒有確定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重要的是事實，也就是現在我們確實奉行另外一些標準作為制定法律時候的準則。這個標準乃是宣稱的標準——諸如社會的穩(wěn)定，青少年健康成長的需要，諸如此類等等。但是這些標準的闡釋權和實行權掌握在特定的人手中，它是否真正的可以實現自己的宣言？在此我們又看到，由于最初趨同性原則的沒有確定，特定的權力缺少有效的制約。政府應該敏銳的察覺百姓的需求，甚至可以采取某種對于商家的獎勵行為而使得完善的市場早日建立。但現在政府沒有做到其應該做到的事情。這是由于政府缺少為社會服務的意識所導致。更確切一點說，是沒有對政府進行必要的監(jiān)督和制約使它不得不為社會利益服務所導致。趨同性可以和民主政治有效的聯系起來，其方式就是就趨同性的實行達成市場政治的契約。這也是熊彼特所說的精英競爭式民主的形式。一方面各方認識到精英治國可以有效的保障自己利益，因為第一專家往往比普通人看得更遠，另一方面專家之間的競爭可以保證最優(yōu)的產生。并且在產生的過程中由于選民作為顧客而存在，作為商家的競爭者不得不千方百計滿足顧客利益，甚至包括對于自己的權力作出限制的宣稱和實行。另外一方面各方也認識到在國家權力執(zhí)行的過程中他們仍然可以參與某些政治決策。前者可以視為在原始層次上趨同性標準的使用，后者可視為在具體事例上趨同性標準的使用。當然前者本身就對后者作出相應的規(guī)定和保障。

　　由于這一種競爭市場政治沒有形成，權力缺少足夠有力的制約和逼迫，它就沒有用在保障社會福利的方向上，恰恰相反，它用在了對于少數人利益的保障和扭曲市場競爭上。市場不僅僅可以用在經濟學的意義上的社會上，也可以應用在政治學意義上的社會上。一種競爭式的政治模式可以在經濟市場有效平衡國家權力之外有效的逼迫國家權力實現自己的初衷。在網吧的事例中，市場沒有對國家構成有效的權力制約，政治制度上的缺乏競爭的人才選拔和政策制定模式也使得網吧業(yè)主的利益沒有得到保障。兩者也互為因果。由于市場不能有效的制約國家權力，競爭模式才沒有建立。而這又反過來加強了國家權力對市場力量的打壓。

同時對于網吧的限制比對于網吧游戲規(guī)則的明確合理提供更能給欲尋租的權力提供實現空間。假如有好法可依，則法的存在對于法的不能執(zhí)行做出某種程度的反駁。但是在一個游戲規(guī)則遠非被大眾明確和沒有確切的強力保證其被執(zhí)行的情況下，在法則本身就不具有合理性的情況下，政府中的官僚就可以在一個混沌的空間內大展拳腳出售自己的權力獲取不正當收益。這也是由于對于權力的制約和牽引沒有達到所致，更深層次上是趨同性的標準沒有被應用所導致。

　　一方面國家權力出于自己利益的考慮而限制網吧的發(fā)展，而另外一方面網吧的發(fā)展又是具有正社會效果的事件，人們會在利益的誘使下開辦地下網吧和到地下網吧購買服務。市場的力量極大，因為成本太高國家無法對網吧進行嚴格的全面的取締，地下網吧業(yè)主便會在利益的誘惑下不合法的開辦網吧，政府的官員們所持有的權力找到了一個空間。他們也知道這些事情很難禁絕，于是他們就隔三岔五的罰款尋求自己的金錢利益。正當的，具有社會正效果的事件，卻以不正當的，付出相當成本的形式進行。權力阻撓了市場的運作，這種阻撓不是通過禁止，而是通過增加市場的交易成本。權力的尋租都增加了市場的交易成本，它是不可根除的現象，但是在競爭式的市場政治模式中選民的選票可以有效的減少這種尋租�？傊�，在網吧事例中表面上存在這樣一個邏輯，網吧行業(yè)的發(fā)展帶來社會的正效益，但是它的發(fā)展可能給一部分人帶來利益損失。于是這一部分人利用手中的權力阻撓網吧行業(yè)走向正規(guī)和最合理的發(fā)展。同時在阻撓的過程中相當一部分官員可以借機獲取不正當收益。阻撓的手段有對網吧數量的限制和制定不合理的游戲規(guī)則。同時，這一部分人或集團可以違反其自身持有的權力所要求的行為規(guī)則行事，概由它們缺少有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所致。

　　而網吧事件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立法者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的限制，概因為我們在哲學理念上沒有運用趨同性的標準，在政治制度上沒有相關的系統(tǒng)的民主決策和市場競爭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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