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熙：尊重歷史，實事求是

　　近日閱讀《涉外稅務》2003.6.上的張馨先生的《稅收公共化：以“納稅人”為基點》和高培勇先生的《公共財政：經歷“非典”考驗》，頗有些感想與困惑，借貴刊就教于二位。

　　一、財稅的公共化，抑或國家的公共化？

　　近年來我國的財稅理論伴隨著我國的經濟、社會、政治、財政、稅收體制的重大改革實踐也取得了重大的進步，進步之一就是以張馨、高培勇等先生率先提出在我國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理論，爾后中央、財政部亦將此正式作為中國財政改革的方向予以肯定。這一理論和改革目標的提出應當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其意義就在于：一、有助于廓清市場經濟條件下財稅改革的方向，明確在這種條件下我國財稅究竟應當干什么，不應當干什么？說白了就是市場、民間能干的事，就讓市場、民間去干，市場、民間干不了或者干不好的，又是關乎國計民生、公共利益的事，就是政府、財政應當干的，而不能再象過去計劃經濟時期那樣，事無巨細，宏觀微觀，生產生活均要政府、財政負責并管理。二、這一理論的提出和實踐，從更深層次上講，有助于我們從財政改革入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民主監(jiān)督，規(guī)范、約束政府行為，避免黨和政府異化，蛻變?yōu)闄嗔εc資本相勾結的剝削壓迫廣大人民的黨和政府，真正實現(xiàn)“三個代表”，“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真正實現(xiàn)財政稅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參見王紹光《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

　　但真理哪怕多走半步便成謬誤。這些同志認為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下的必然產物，并把它與國家財政論相對立，甚至認為國家財政論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并用公共財政論代替國家財政論，對此我不敢茍同。我認為這是屬于兩個不同層次的東西。如果說公共財政從根本上講是屬于形而下的現(xiàn)象形態(tài)的范疇的話，國家財政則是屬于形而上的本質方面的范疇，或者說是屬于更加抽象的本質形態(tài)。從哲學上講，國家財政是大概念，公共財政是小概念，大概念可以而且應當包容小概念，但小概念卻不能包容大概念，更不能替代大概念。國家財政是本質，公共財政則是現(xiàn)象，本質可以概括現(xiàn)象，但現(xiàn)象卻不能替代本質。對此我們從中外財政歷史和現(xiàn)實的觀察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財政稅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者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下，有著各種不同的衍化形式和發(fā)展形態(tài)，但萬變不離其中，它必然是國家或者政府的財政，而不是什么別的財政。正是國家的產生、運行和實現(xiàn)職能的需要，才需要財政籌集資金或物資予以支撐和保障；
正是國家的性質、職能的變化，才導致了財政的性質、職能的變化。即使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正是由于國家或者政府的職能的重大轉變，才導致財政職能向公共化方向發(fā)展。古今中外的歷史都一再證明“財政是庶政之母”這一客觀本質，財政財政，有政必有財，有財才有政；
所以說日本人把“Public finance”翻譯為財政，而不是公共財務，是有道理的，而不是隨便亂譯的。

　　再者，我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公共財政也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其屬于國家財政范疇的這一本質屬性。事實上，在我國公共財政框架中，無論財政收入、財政支出的主體仍然是國家或政府；
財政收入、財政支出仍然具有無償性和強制性。與改革前的計劃經濟下的“生產建設型財政”所不同的，只是它不再擔負市場機制下微觀企業(yè)的直接投資和資金供給，而是側重于宏觀經濟的調節(jié)，以及基礎教育和科研、基本醫(yī)療和社會保障、必要的國防、治安及行政、環(huán)境治理等社會公共物品的財力保證；
其收入形式也由過去的企業(yè)利潤上繳和稅收各占一半演變?yōu)槎愂摘氄荐楊^。由此可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財政所改變的只是財政收入、支出的形式、領域、內涵和重點，而不是它的國家財政的本質屬性，而且這種變化與其說是財政本身的變化，不如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職能的變化之使然。正如我們不能因為西方國家20世紀30年代前后由于國家職能的變化而引起其財政職能的重大變化，就認為30年代以前的西方國家的財政是資本主義財政，或者是國家財政；

30年代以后的西方國家財政就是社會主義財政，或者是公共財政一樣, 盡管后來有些西方經濟字家將財政學稱之為“公共經濟學”或“政府經濟學”等等；
同理，我們也不能因為改革前后由于我國的國家或政府職能的變化而引起財政職能的重大變化，就認為改革以前的財政是國家財政，改革以后的財政就是公共財政。因為如前所述，它們畢竟不是屬于同一層次的范疇，與國家財政(Public finance)范疇相對應的是私人財務(Privite finance)范疇，它具體表現(xiàn)為公司財務，或企業(yè)財務，或個人財務。而在我國，與公共財政相對應的應當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生產建設型財政”。

　　張馨先生從公共財政論角度出發(fā)，把稅收與財政的公共性聯(lián)系起來，在文章中提出“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下，稅收只是一種財政收入手段，它并不具有公共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此時不存在“納稅人”范疇，人們只是按照君主或國家的意愿，作為臣民或行政附屬物在被動地輸款納幣，并不因為繳納稅款而擁有相應的權利。市場經濟的基本準則之一，是權利與義務的統(tǒng)一。如果只有義務而沒有相應的權利，它就不是市場性質的稅收，它就不具有公共性�！� 這就更加使人迷惑了。難道說在改革以前的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的“抗美援朝”、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合作化運動；
我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實現(xiàn)的基本工業(yè)化；
在財力薄弱的條件下實現(xiàn)的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從城市到農村的免費醫(yī)療；
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實現(xiàn)的“兩彈一星”等等，所有這些都沒有體現(xiàn)公共性，都是“人們只是按照君主或國家的意愿，作為臣民或行政附屬物在被動地輸款納幣”？難道在今天的市場經濟下，出現(xiàn)大量青少年因為交不起昂貴的學費而輟學或者根本上不起學；
大量的低收入者、城市貧民、下崗職工和貧困農民因為無錢看病，而貧病交加，直至拖死，就是市場經濟下的財政的公共性？

　　事實上，公共性并不與自然經濟或者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具有必然的聯(lián)系，而是與人們對公共產品的需要相聯(lián)系。從歷史上看，自從有了人類社會，人作為必然的群居的社會動物，就存在著為了滿足生存和發(fā)展的兩大類需求，一類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解決的私人需求，如衣食住行；
一類則是必須通過集體的努力才能滿足的需求，如外部防御、內部治安、水利交通等；
以后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人類的公共需求越來越多，尤其是在現(xiàn)代社會中，過去許多由私人自己解決的私人需求也成了公共需求，如教育、醫(yī)療、社會保障等。從歷史資料中可以分析出，在人類的遠古時代，這樣一些公共需求的滿足主要是通過氏族部落首領等來組織進行；
后來，隨著國家的產生，這些公共需求的滿足主要是落在國家或者政府肩上。過去我們常講，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壓迫或專政的機器。這個話不錯，但它只說對了一半。其實，任何時期，任何制度下的國家或政府，不論是自然經濟下的國家或政府，還是計劃經濟下的國家或政府，抑或市場經濟下的國家或政府，它除了作為維護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階級利益的專政機器以外，還必須承擔提供公共產品，滿足人們公共需求的職能，否則它不可能維持其統(tǒng)治，如中國古代象都江堰這一類的許許多多的水利設施建設，以及治理黃河、淮河、賑災救濟，抵御外敵，維護治安等等，就是明證。不錯，我們觀察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現(xiàn)象，即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fā)展和現(xiàn)代化，國家或者政府的專政職能在逐步減弱，而其公共職能在逐步擴大。難道我們能夠僅僅因此便得出自然經濟、計劃經濟中的國家或者政府就不具有公共性，而市場經濟中的國家或者政府就具有公共性的結論？實際上，財政稅收的公共性――民眾對所納之稅以及政府如何使用這些稅收擁有贊成權和監(jiān)督權，即張馨先生所說的權利與義務的統(tǒng)一，與其說是與市場經濟相聯(lián)系，不如說是與現(xiàn)代社會民眾的民主意識的提高相聯(lián)系更符合客觀實際。眾所周知，市場經濟制度最早在西方國家確立，但廣大民眾對所納之稅以及政府如何使用這些稅收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卻并不擁有贊成權和監(jiān)督權，相當多的西方國家都是在經過民眾長期不懈的民主運動的奮斗和努力下才使之成為現(xiàn)實。比如，美國自18世紀以來就是實行市場經濟制度，但美國民眾對于政府預算的監(jiān)督直到20世紀初葉才真正成為現(xiàn)實（王紹光《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所以美國經濟學家�？怂固乖�講：美國在１９１３年以前沒有真正的預算。眾所周知，英國在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以后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大眾是否擁有選舉權是與個人擁有的財產、地位等相掛鉤；
法國一直到１９世紀４０年代以后婦女才開始擁有選舉權，如果按照張馨的“民眾對財政稅收沒有贊成權和監(jiān)督權就不是市場經濟下的公共財政”，市場經濟下必然就是公共財政的邏輯，那么，美國１９１３年以前、英國２０世紀以前、法國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以前，實行的又是什么經濟呢？難道是計劃經濟，或者是自然經濟？事實上它們都是實行的市場經濟，但當時財政卻并不是公共財政。因此，客觀地講，公共財政并不與市場經濟發(fā)生必然的聯(lián)系，而是與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發(fā)生必然的聯(lián)系。

　　更進一步分析，與財政稅收的公共性相聯(lián)系的民眾對所納之稅以及政府如何使用這些稅收擁有贊成權和監(jiān)督權，即納稅人的民主權利，還有一個形式上的民主（即民主制度）和實質上的民主（即政府是否真正為廣大民眾謀利）的問題。國外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有民主制度，不見得就有民主實質；
沒有民主制度，也不見得就沒有民主實質。西方一些國家20世紀下半期以來，在選舉中民眾的參選率極低，以至于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是民主制度的危機。為什么？其實質就是這些國家雖有民主制度，但卻沒有民主實質，在廣大納稅人或者說選民看來，貌似民主的選舉其實不過是少數利益集團所玩的“金錢游戲”。難道說這樣的財政稅收也代表了民意，也具有公共性？當然，人們所期望的是既有民主形式，又有民主實質的民主制度，以及這一制度下的真正的公共財政。而這正是我國政治、經濟、財政、稅收等制度改革的目標，也是我們?yōu)橹�努力奮斗的目標。

　　二、“非典”考驗―――是公共財政的成功，抑或國家職能的轉變？

　　今年4月以來，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肆虐中華大地。在關乎全國人民生命安危的緊急關頭，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把防治“非典”作為頭等大事，采取一系列果斷而恰當的措施，率領全國人民同心協(xié)力，經過近兩個月的艱苦奮戰(zhàn)，終于降服了“非典”惡魔，黨和政府也贏得了人民的贊許和擁護。“非典”以后留給人們許多值得認真總結、思索和吸取的經驗與教訓，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總結出十條八條。但我認為，最值得吸取、堅持并一以貫之的，就是黨和政府應當象“非典”時期那樣，時刻把廣大人民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而不是為一黨或者個人謀私利，真正做到“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情為民系，權為民用，利為民謀”。只要真正做到這些，我們的黨和政府必將重新得到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只要上下同心，眾志成城，世間就沒有我們克服不了的困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指日可待！

　　但讀了高培勇先生的文章之后卻有些困惑了，高文中講之所以在“非典”時期黨和政府能夠撥出巨資（據統(tǒng)計達100多億元）來防治“非典”，關鍵是我們從1998年末以來建立了公共財政，“幸虧初步打下了公共財政制度框架的基礎，我們才能在‘非典’肆虐的進逼下做出比較令人滿意的反應�！睋Q言之，如果沒有打下公共財政制度框架的基礎，我們就不可能撥出巨資來防治“非典”，我們也不可能打贏戰(zhàn)勝“非典”這場人民戰(zhàn)爭。這就奇怪了，1998年末以前，我們并沒有建立公共財政，而且至今公共財政的框架還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如大量的預算外、制度外的資金仍然游離于預算控制之外就是明證，但1998年我們展開了與特大洪水的斗爭，實施了刺激經濟的積極財政政策；
1997年我們成功抵御了東南亞金融風波的襲擊；
1993、1989年我們成功實施了防止通貨膨脹惡化的財政金融政策等等；
而且，如前所述，在改革以前的生產建設型財政中，我們在財力非常薄弱的情況下，實現(xiàn)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從城市到農村的免費醫(yī)療，所有這一切統(tǒng)統(tǒng)都不是在公共財政的框架中實現(xiàn)的，這究竟說明了什么呢？它只能說明關鍵不在于有沒有公共財政之名，而在于有沒有公共財政之實，即黨和政府究竟是不是真正把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時刻放在首位，而不是僅僅只掛在口頭上。如果不是把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時時刻刻放在首位，即便是實行公共財政，甚至是所謂民主制度下的公共財政，那也不過是虛偽的公共財政。

　　三、結論

　　綜上所述，我認為公共財政不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財政職能的變化，國家財政職能在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也必須向公共化方向轉變，國家財政也完全能夠包容公共財政這一新變化。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公共財政必然取代國家財政，公共財政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替代國家財政，這是古今中外財政實踐所一再證明了的客觀現(xiàn)實。因為，如前所述，國家財政是大概念，公共財政是國家財政這一大概念中的小概念；
國家財政是本質，公共財政是現(xiàn)象。我們更不能因為要突出公共財政的重要性，便不顧歷史，不顧事實，隨便亂說，更不能為了證明理論的正確，便隨意歪曲事實，曲解歷史。進行科學研究，來不得半點虛假，必須老老實實，尊重歷史，實事求是。

　　2003.7.9.于成都光華園

　　作者為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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