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網(wǎng)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

　�。保�牛雞之間

　　多年以前，當我開始寫作文革歷史的時候，我首先采訪了數(shù)百位親身經(jīng)歷了文革的人。把訪談和調(diào)查的重要性放在紙面材料收集之上，是基于我的一種評估，即文革時代遺留下來的紙面記錄其實和文革史實之間相差甚遠。大量的文革故事在發(fā)生之時沒有被報告也沒有被記錄下來。由于紙面上的文革和實際發(fā)生的文革之間的巨大的裂溝，這種第一手的調(diào)查對于寫出真實的文革至關重要。

　　感謝每一位受訪者，他們花費了寶貴的時間，和我一起回憶和追尋往事。這種回憶在很多情況下是非常痛苦和難堪的�？墒撬麄兊牡懒x感、勇氣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戰(zhàn)勝了心理深處的回避和恐懼。他們講出了他們的記憶，有的還幫助我一起來搜尋歷史。而且，他們中有的人不但講述了文革中的事件和人物，也和我分享了他們的人生體驗。

　　有一位受訪的長者，是一名教師，文革中被定成“現(xiàn)行反革命”，在“勞改農(nóng)場”“勞改”多年。他說，他在“勞改農(nóng)場”作過很多活計，其中之一是放牛。

　　他的專業(yè)是工程，從來沒有放過牛。開始的時候，他面對一群能夠自主移動卻又不會聽與說人話的龐然大物，心里免不了緊張。過了一段時間，他發(fā)現(xiàn)牛群對他并無敵意，不會傷害他，還漸漸聽隨他的指揮。他們彼此相安。

　　農(nóng)場里有一棵大柳樹，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帶牛群到那棵大柳樹旁邊吃草。

　　后來，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動活兒了。這只老牛因此被殺掉，是在那棵大柳樹旁邊被殺的。

　　自從那只老牛被殺了以后，他再帶牛群去那棵大柳樹附近吃草的時候，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長叫，聲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試過兩次，牛群依然拒絕去那里吃草，并且齊聲哀鳴如初。他聽了也黯然，從此就不再趕牛群前往那個殺了老牛的柳樹下面去，不論那里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別處。多年以來，他心里一直暗暗納罕，為牛的記性和堅持。

　　我聽著，好奇地問：“牛記得那里是同伴被殺之處而哀鳴并拒絕前往？動物有這樣的同情心以及記憶力？”

　　他說，牛確實是這樣的。不過，別的動物卻不一定如此。比如，雞就不一樣。在殺過雞的地方，別的雞照樣嬉戲玩樂，好像沒有什么特別的感覺。有時候，一群雞中間有幾只被抓出來宰殺了，拔毛開膛，一些腸子之類的被扔出來丟在地上，別的雞奔來啄食，還互相爭搶。

　　我聽著，牛和雞的行為的兩幅畫面在腦子里鋪展開來，清晰而現(xiàn)實。我知道這位老師是在講述他的一段真實的經(jīng)歷，而不是在有意編織寓言或者諷刺。這樣的故事也不是可以憑空想象得出來的，除非有親身觀察，才能得知這樣的細節(jié)�？墒俏以诹硪粭l思路上被觸動了。

　　我聽到這個牛和雞的故事的時候，我想到了人。

　　對生活在文革后時代的普通人來說，我們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雞之間的某個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們有的在公眾場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毆打和侮辱后自殺，有的在饑餓疾病與精神虐待中死去。他們曾經(jīng)是教師、父母、同學、朋友、親戚、同事、鄰居，人群中的一員。他們的死，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樣的記憶？我們對他們的死，有過什么樣的反應？為他們的死，我們作了什么？

　　抗議？同情？援助？沉默？扭頭而去？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作幫兇？作旁觀者？遺忘？粉飾？致力于尋求事實及公道？……在文革時，雖然壓迫深重，在種種不同的方式之間，依然有著或多或少的空間，由人選擇。在文革后，關于記憶與記載事實，雖然受到很多阻礙，但是個人的選擇空間畢竟比文革時代增大了許多，從而也更需要人給自己定位。

　　這位在勞改農(nóng)場的教師觀察到的對待死去的同類的牛的方式和雞的方式，展示了兩種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參照坐標。

　　這個網(wǎng)站的建立以及與之有關的各種工作，包括調(diào)查和寫作，也可以看成是個人的良知，在牛雞之間的一種掙扎和努力。

　�。玻�死亡和文革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簡單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種“一元化”的沒有權力平衡和制約的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建立一種沒有市場沒有商品生產(chǎn)甚至沒有貨幣的經(jīng)濟，建立只有一種意見和用一種方式表達同樣意見的媒體，把全體人民變成像“螺絲釘”一樣的連“私字一閃念”都不能有的“社會主義新人”，此外，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毆打、關押以至殺死被革命領導人指為是“敵人”的人。

　　以革命的名義，用國家的權力，通過“群眾專政”的方式，文革迫害死了大量的人。

　　文革中對人的最大的迫害高潮有兩次。一次發(fā)生在１９６６年，伴隨著“紅衛(wèi)兵”組織的興起，在所謂的“破四舊運動”中；
另一次發(fā)生在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６９年，在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和鞏固過程中，當時稱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保梗叮赌辏冈拢�在毛澤東的熱烈支持下，“紅衛(wèi)兵”迅速由一個中學生小組發(fā)展為全國每個學校都有的文革組織。校園暴力隨著紅衛(wèi)兵運動的興起而開始。一大批教職員工被抓進“牛鬼蛇神隊”中，遭到紅衛(wèi)兵學生的所謂“斗爭”，實際上是被毆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謂“斗爭會”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學老師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還有小學老師也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這是中國自有學校以后兩千年來從未發(fā)生過的暴行。

　　在文革領導者的引導下，校園暴力進而蔓延到校外。紅衛(wèi)兵學生走出學校進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燒書籍和砸毀文物的同時，一大批所謂的“牛鬼蛇神”被打死，還有一大批人被從城市掃地出門驅(qū)逐到農(nóng)村。這些被驅(qū)逐的人們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達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饑餓于疾病，也有的在那里無法生存而自殺。

　　這場殺戮從８月初開始，延續(xù)了前后兩個月的時間。全國的學校無一例外，都發(fā)生了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擊。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萬居民被驅(qū)逐，有數(shù)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紅色裝飾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尸體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三輪車，駛過北京的街道，運往火葬場�；鹪釄龅姆偈瑺t日夜燃燒，超負荷運作，卻依然供不應求。他們的尸體堆那里發(fā)臭，然后被燒掉。他們的骨灰都被扔掉，沒有保留。

　�。保梗叮赌隁⒙镜闹饕�特點是，被害者未經(jīng)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殺害，關于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留下；
他們不是由專業(yè)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
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wèi)兵執(zhí)行的。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剝奪財產(chǎn)住房，直至殺死人。

　　兩年之后，１９６８年，在一系列毛澤東親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閱”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導下，各層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扒謇怼钡膶ο蟛皇抢�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為“審查對象”。全中國的每個“單位”，從高等學校到鄉(xiāng)村小學，從機關到工廠，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員關押禁閉在其中，時間可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因為文革當局把文革的打擊對象，叫做“牛鬼蛇神”，當時的人們把這種每個工作單位都設立的牢房叫做“牛棚”。

學校和機關停課停工，早中晚三班從事“挖掘”“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年紀較大的人會因為幾十年前作過的事情成為“歷史反革命”，年紀輕的人也可以為無心說的幾句話而成為“現(xiàn)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臟了毛澤東的照片像章，因口誤念錯了標語口號，就是“罪大惡極”。早上出門去單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還是將被關進“牛棚”。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眾場合，有時在“牛棚”的門背后，持續(xù)發(fā)生。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及它的延續(xù)“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自殺”：尸體在水面浮起，鮮血從天花板上滲出，血和腦漿噴濺在水泥地上。跳樓，喝殺蟲劑“敵敵畏”，割動脈，投水，摸電門，上吊，臥軌，各種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離審查”時也就是被關在“牛棚”的時候死去的。他們生前與世隔絕，死后由看管和審查他們的人宣布是“自殺”的，沒有遺書留下，也沒有準許死者的家屬查看尸體。在他們死后還以他們的名義開“斗爭會”，他們的漫畫像甚至尸體被放在“斗爭會”場上。他們已經(jīng)死了，還被詛咒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

　　后來，從“隔離審查”中回來的幸存者講出了他們身受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有人泄露出其中一二真情。從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殺”其實是“他殺”，是把打死了的人丟往樓下，或者懸掛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后確是由他們自己的手結束了他們的生命的人，也是在受盡侮辱和拷打之后，在絕望中才那樣作的。導致他們殺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審查”的方式難以想象的下流和殘酷。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最為陰暗恐怖的季節(jié)。與１９６６年的“紅八月”殺戮相比，迫害變得更加有系統(tǒng)也更加曠日持久。大量的“專案組”被建立起來。這些“專案組”人員到全國“外調(diào)”，深夜審訊“審查對象”，用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定案”方法恐嚇威逼被“審查”者，

　　并且強迫他們寫下了大量的“認罪書”和“檢討”。這些文字材料一直密藏在各“單位”的“檔案室”里。一所中學，就會有幾個麻袋之多。但是在１９８０年前后，這些材料都被火燒了。

　　在其他的各種名目的“運動”中，還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而死。而１９６６年夏天的“紅衛(wèi)兵”殺戮和１９６８年冬天的“革命委員會”殺戮，是文革死亡的兩個高峰。在這個網(wǎng)站上被記錄的文革受難者，絕大部份的人都死于這兩個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間。

　　死亡于同一時期中的人們，他們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力性“斗爭會”上或者死于“隔離”。

　　“審查”的“牛棚”之中。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驟直接相連。他們的死亡不是個別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事故，他們是作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擊對象而被殺害的。

　　這種大規(guī)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

　　在對人的殘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島”上的囚犯，性質(zhì)、規(guī)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這一方面的真相，被寫出來的還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記錄和報告，文革的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

　�。常�記錄每一位受難者

　　從人類文明的早期開始，人們就開始記錄死亡。在中華文化中，傳統(tǒng)地用地面的圓錐形土堆來標志墳墓，紀念死者。文字發(fā)明之后，死亡記錄被刻在石碑上，被鑄在青銅上，被寫在竹簡上，更大量地被記錄在紙面上。記錄死亡有各種各樣的目的，死亡記錄也有形形色色的意義。但是總的來說，與死亡不被記錄相比，記錄死亡意味著對死亡的重視，紀念死者意味著對生命的尊敬。

　　對于那些被殺害的人，自從有了社會的司法系統(tǒng)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記錄的。這種記錄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掛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為活著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記錄這一類死亡的動機之一。

　　但是，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卻很少被記載。

　　當我開始探索文革歷史的時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這些未被記錄未被報告的死亡深深震動：不但為這些死亡，也為這些死亡的不被記錄和報告。

　　文革死亡是極其殘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況下，受難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槍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而是被虐殺的。他們被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抽打至死，有的經(jīng)歷了長達數(shù)個小時甚至數(shù)天數(shù)月的各種酷刑。同時，受難者往往被殺害在公眾場合。殺戮可以在學校和街頭大張旗鼓地進行。參與殺戮者，不僅僅有成年人，還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學生。

　　文革殺戮從來不是秘密，卻又不被記載。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時代，受難者的名字沒有被報導或記載，他們的骨灰沒有被準許保留，是對他們在被剝奪生命之后的進一層的蔑視、侮辱和懲罰。在文革之后，權力當局只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上發(fā)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難的極高級的干部和社會名流的名字與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難被排除在歷史的記錄框架之外。

　　關于文革死亡的記錄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體圖景被歪曲了。其實也可以說，為了歪曲文革的大圖景，需要在歷史寫作中對文革的受難者忽略不計。大多數(shù)文革受難者的名字的湮沒，也使得對文革災難的原因的探索變得無關緊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原因探索必然會涉及文革的最高領導人以及使得文革產(chǎn)生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社會制度，因此在中國不被允許。

　　另一方面，文革殺戮在毀滅生命的同時，也顯然扭曲了人們關于同類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們被強迫接受這些文革死難者的死亡，然后，他們既然把死難者的生命喪失都不再當作嚴重的罪行，對于在歷史記錄中他們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視為當然。

　　兩千年以前，當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時候，盡管那個時代的所有書寫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進行而遠比現(xiàn)在費力，盡管他寫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體為主線，他在“秦始本紀”里記錄了歷時三年的后來被簡稱為“焚書坑儒”的歷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經(jīng)過和后果。他清楚記錄了在公元２１４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但是司馬遷沒有寫出這４６０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為他有不同的價值觀念，不認為有必要一一寫出受難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開始就沒有作這樣的文書記錄，而司馬遷的寫作年代，已經(jīng)離開“焚書坑儒”有一百來年，無從查找。

　　作為對比，文革中的受難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１９６６年的紅衛(wèi)兵殺戮和１９６８年的革命委員會迫害的人，未被記載也未被報告。受難者的生命被徹底摧毀了，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不但骨灰，連一張被害者的名單都沒有留下來，甚至這兩個事件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得到一個名稱。

　　幸好，大多數(shù)文革的經(jīng)歷者們還活著。他們中有人記得文革死亡。在調(diào)查中，我和數(shù)百名文革的經(jīng)歷者們當面談話，也寫信或者打電話，后來，又開始寫電子信。我和他們談話，提出問題，并且一起回憶文革往事。他們幫助我發(fā)現(xiàn)和核實文革受難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們是怎么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閱文革時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開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記錄。－－那個時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是關于受難者，卻幾乎沒有提到，不過有些時候，一些當時的材料能為死亡提供旁證。

　　我是從學校作起的。我記錄了學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師的名字以及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生前身后。在我的訪問所及的學校里，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還有很多人自殺了。盡管在訪談前已經(jīng)作了很壞的設想，聽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還是常常超過了預想。我盡量仔細地把這些文革死亡記錄下來，包括他們的姓名、死日和死亡地點，以及可能獲知的細節(jié)。雖然我有時候想，將來的人們，也許永遠不會相信我寫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１９８６年，我寫了文革中北京最早被紅衛(wèi)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時距離她被害已經(jīng)二十年了。后來，我一邊采訪調(diào)查，一邊整理記錄，于是，在我的筆記本和電腦里，寫出了一個一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開始是教師，后來，有更多的人，工人，醫(yī)生，保姆，家庭婦女，等等。

　　在文革前，他們是普通的老百姓，作著自己的工作，過著自己的日子。這些受難者幾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對者。但是文革把他們當作打擊目標，害死了他們，作為“牛鬼蛇神”、“黑幫份子”、“地富反壞右資”、“現(xiàn)行反革命”，等等。他們無聲地死去了。對他們身受的殘酷迫害，他們沒有過反抗的行動，旁人也沒有發(fā)出過抗議。但是他們的隱忍不是我們忘卻他們的理由。

　　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于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于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

　　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記錄歷史事實，是學者的責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歷史的重要的一部份。當這些事實的說出受到種種阻礙，更需要學者的努力。

　　調(diào)查文革史實是一個比想象的要慢要難的工作，還曾經(jīng)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困難，但是我還是繼續(xù)作著。１９９９年，我把整理出來的篇章總稱為“文革受難者列傳”。開始用“列傳”一詞的時候，我的腦子里還地震似的震動了一下。這是因為在習慣了的想法中，“傳”常�？偸菫樵�經(jīng)轟轟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寫的。這是司馬遷以來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為什么對默默無聲地倒下的受難者就不可以作傳呢？我想不出任何反對的理由。

　　沒有理由不詳細記載受難者的故事，除非采取那種價值觀念認為普通人的苦難和死亡無關緊要，或者沒有毅力來作這樣一件耗時耗力的工作。

　�。矗�生存者的創(chuàng)傷

　　實際上，即使不寫出文革受難者的故事，他們也依然以另一種扭曲的形式，存在于文革后的生活中，那就是，在生存者的精神創(chuàng)傷之中。

　　我曾經(jīng)采訪一位１９６６年時的中學生。她回憶起來，１９６６年的“紅八月”中，她曾經(jīng)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里出來的一輛平板三輪車，滿載一車尸體，有十來個，是被打死的“階級敵人”，他們的衣服都被打爛了，“就好像菜市場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豬片堆著一樣”。然后她馬上說：“不能告訴你胡同的名字，因為人家會知道是我說的。”這場談話是在３４年之后。她的恐懼和失態(tài)的表情，一下子驚呆了我。

　　我試圖安慰她。我說那條胡同很長，有那么多的住戶，看到這輛運尸車的一定有不少人，沒有人能斷定告訴此事的是你。我還說我有我的原則，絕不泄漏消息來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這不是因為她不了解這些情況而感到害怕，這是一種深埋在心里３４年的對那樣殘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剎那間涌流出來，扭曲了她的臉。等她平靜下來，她告訴我這條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說她３４年來幾次夢到那一恐怖場面，卻從未有機會向任何人說過這一場景。

　　我曾經(jīng)采訪過一位文革時代的中學老師。他曾經(jīng)被關在紅衛(wèi)兵設立的牢房里三個月，曾經(jīng)被打被侮辱并抬過被打死的和他關在一起的人的尸體。他說，他從來沒有想他的經(jīng)歷應該寫出，既然大人物像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受了那樣慘的迫害，自己一個普通教員受的不算什么。他說得真心誠意。

　　我很想向他強調(diào)普通人的生命不比高官的生命不要緊。高官們本來就身處權力場中，他們進場時就知道各種可能。你作為一個中學教員，憑什么要讓他們的爭斗牽動你的生死�？墒�，我也意識到，這并不是因為他沒有聽說過"一切人生而平等"的道理，而是因為在無處說出事實和無法尋求公義的漫長歲月中，他只有把自己視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對他身遭的不幸而產(chǎn)生的憤怒與壓抑稍有緩解。

　　我知道的一個家族，近年有人得了癌癥和遭了車禍暴死，在悲慟中，他們認為這是他們遭到了報應，因為他們的親屬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們沒有幫助也沒有去收尸體。他們想要補救，想要為死去的親人舉行一個葬禮，可是又找不到辦法，因為尸體早被丟在不知何方。一家人處在惶恐之中，最后他們決定要到死者尸體被丟棄的荒野地方取土裝入骨灰盒，并在那里舉行一個儀式。

　　事實上，這家人也知道，直接害死他們的親人的作惡者還并未受到報應，如果這是老天的懲罰，他們也應該是下一輪才對。但是，他們有這樣的判斷，這顯然是因為盡管三十多年以前他們沒有去收尸，他們對受難者采取了當時常見的"劃清界限"的態(tài)度，他們壓抑了自己的憤怒，但是他們的心里一直存在著強烈的恐懼，不但是對革命暴力的恐懼，也是對自己的膽怯行為而感到的恐懼，所以他們才認定他們遭受報應。我希望，他們能在后補的葬禮中找到心靈的安寧。

　　由文革死亡造成的深重的恐懼感，自卑感，以及因羞愧自責帶來的焦慮和緊張，長遠地糾結著文革的生存者。雖然心理的創(chuàng)傷不象肉體的疾病那樣有明顯的疼痛和癥狀，但是也需要治療。抹殺和壓制對受難者的記憶，不會使得這種隱藏的創(chuàng)傷康復。對文革受難者的記錄、敘說和思考，其實并不是生存者給受難者的恩惠，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給生存者的精神創(chuàng)傷的一種治療。

　�。担疄槭裁丛陔娔X網(wǎng)上？

　　假如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應該把每一個受難者的名字刻寫在博物館的墻上；
假如能出版一本文革浩劫死難者紀念冊，應該把每一個死難者的故事白紙黑字印刷出來。在有可能這樣作之前，只有感謝現(xiàn)代技術提供了一片新的空間，使得有可能建立這樣一個網(wǎng)上文革死難者紀念園。

　　建立這個網(wǎng)站，就像我的調(diào)查一樣，得到見過面的和沒有見過面的朋友的幫助。我寫下的來自調(diào)查的受難者名錄和"文革受難者列傳"文章被送進了電腦空間，并且可以不斷增添修補。網(wǎng)站原來僅僅放在我所服務的大學中，為了有一個比較簡短的網(wǎng)址，又租了另外一個地方。所以這個網(wǎng)站的內(nèi)容現(xiàn)在是雙份的。

　　有一個幫助過我的人，當我道謝的時候，稱自己是“歷史的義工”。我記住了這個說法。我要向所有對建立這個網(wǎng)站有所幫助的“義工”們表示深深的感謝。我也以這“義工”中的一員自居。

　　這里是一個非金石磚木所建立的紀念園，也看不到花草和樹，但是這里閃耀著“義工”們的善意的理性的眼光和他們的義務工作留下的道道筆觸。

　　在網(wǎng)站的首頁之后，您可以看到已經(jīng)被寫出的文革死難者的名錄。您鍵擊一個人的名字，可以看到關于這個人的故事，有的還有照片和有關材料的復印件。有的人我們了解較多，也就寫得很多。有的人我們知道得很少，就只能有寥寥數(shù)語。對一些我們知道死亡時間和地點卻不知道死者姓名的人，都列在“無名氏”欄里。一些新的文章也還在寫作之中將會補上。收錄在這里的文章和資料，如果不是出自我們的調(diào)查，都寫明資料的出版來源。

　　我們也在這里提供了電子信箱地址，您可以寫信給我們，對這里的記錄提出修正和補充。我們更希望您寄來您的文章，為您的親人朋友，或者您認識或者不認識的受難者，在這里留下事實的記錄與靈魂的感受。

　　建立這個網(wǎng)站，最初只是因為只有這一種形式，是我的朋友們和我力所能及的。但是現(xiàn)在我也意識到，這種形式雖然有其局限，但是也有傳統(tǒng)的記載和紀念方式無可比擬的長處。最主要的是，這是一個廣闊的空間，可以容納更多的文字和圖畫；
這也是一種在作者和讀者之間相當便利的雙邊互動的形式，這種雙邊互動可以促進這個網(wǎng)站的內(nèi)容的繼續(xù)增長和發(fā)展。

　　網(wǎng)絡技術提供了全民寫作和閱讀歷史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們已經(jīng)可以用和司馬遷十分不同的物質(zhì)手段書寫歷史。但是活躍在電腦網(wǎng)絡空間的人們，大多數(shù)都是文革后的一代年輕人。坦率地說，文革的歷史對你們相當隔膜，但是也正因為文革的結束你們才有了比上一代人好的生活。所以，希望你們能幫助比你們年長的人，來閱讀這個網(wǎng)站，并給這個網(wǎng)站投送文稿。謝謝你們。

　　寫于２００１年４月

　　轉(zhuǎn)載自"網(wǎng)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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