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弱者的抵抗

　　在過去三十多年間,對西方非主流、少數(shù)民族、邊緣群體的文化、社會、政治研究代表了文化研究領域內(nèi)的許多成就,使湯普森(E. P. Thompson)、葛茲(Clifford Geertz)、薩伊德(Edward Said)和豪爾(Stuart Hall)等成為學界耳熟能詳?shù)拿�字。耶魯大學政治人類學者斯考特(James C. Scott)對下層群體對抗權力方式的研究也可以說是其中一項。斯考特建立他的下層群體抵抗理論,歷經(jīng)三部著作。第一部是1976年出版的《農(nóng)民的道義經(jīng)濟學:東南亞的造反和生計》�！沧�1〕在這部著作中,斯考特提出了與傳統(tǒng)的造反和叛亂不同的民間反抗形式。斯考特關心的是,隨著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的低落,馬來農(nóng)民公開和隱蔽斗爭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變化和發(fā)展。對低調(diào)斗爭可能具有的不同政治意義,斯考特認為,“這種反抗有可能會淪為體制化的、無害的象征性抗議,因此可能成為供君王逗樂的丑角表演,起到鞏固既存秩序的作用。這種反抗也有可能會成為具有潛在破壞性的宗教或政治運動的經(jīng)常形式�！�(233)

　　第二部是1985年出版的《弱者的武器:農(nóng)民日常生活反抗形式》�！沧�2〕斯考特由此開始了對受制群體政治形態(tài)的研究。這是他在1978年至1980年間在馬來西亞一個叫沙地卡的村莊(不是真名)所作的人類文化描述學研究結(jié)果。他的對象不僅僅是沙地卡農(nóng)民日常生活中的抵抗行為,而且也是隱含在這些行為后面關于“抵抗、階級斗爭和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等一系列大問題�！�(xvii)斯考特認為,“在奴隸和主子的斗爭中”沒有梁山好漢式的英雄。(xvi)在他看來,“只重視農(nóng)民造反是不對的。理解農(nóng)民抵抗的‘日常’形式也許更為重要。那些不起眼的但不間斷的斗爭,在農(nóng)民與那些從農(nóng)民榨取勞力、糧食、稅款、租金和利息的人之間進行。我考慮的是那些相對無權群體的平平常常的武器:不合作、放賴、陽奉陰違、小偷小摸、裝癡賣傻、流言蜚語、放火破壞等等�！�(29)

　　第三部是1990年出版的《統(tǒng)治和抵抗的技藝》�！沧�3〕在這部著作中,斯考特把關于下層群體抵抗的理論擴展到一切受制群體,即“一切不敢以自己的名義說話”的人們(19)。斯考特討論統(tǒng)治和抵抗,所涉及的“受制群體”不僅特指傳統(tǒng)的社會地位低下者,如佃農(nóng)、奴隸、賤民,也一般泛指一切受控于他人獨斷意志,處于支配和依附鎖鏈弱勢一端的社會群體和個人,包括極權和威權社會中生活在不自由狀態(tài)下的知識分子。

　　黑格爾和尼采都曾用主奴關系來喻說權力兩極的關系。自由的反面便是奴役。奴役是一種人們受制于他人獨斷意志的狀態(tài)。奴役的特性在于脆弱無助或暴露于主子反復無常的意志之下,不可能求助于法律保護自己。即使在事實上沒有干涉或不太可能有干涉的情況下,奴隸仍處于脆弱的狀態(tài),因為主子隨時可能進行干涉。奴隸知道這一點,主子也知道這一點。主子和奴隸可以同時處于不受干涉的狀態(tài),但一個是自由的,另一個則不自由,因為奴隸不受干涉范圍和期限都是由主子安排的。奴隸的受制地位代表了所有各種權力關系,所有各種支配和依附關系,成為一種典型的“受制”生存狀態(tài)。奴隸對其脆弱地位的認識造就了屈服、順從和畏懼,奴隸的反抗因其不自由狀態(tài)而變得隱晦、曲折和曖昧。比起主奴對抗的非常狀態(tài)(公開反抗、起義、造反或革命)來,斯考特更關心它的日常生活表現(xiàn),尤其是那心照不宣的表演性(他稱之為“公開語本”)、創(chuàng)造性潛臺詞(他稱之為“隱蔽語本”)和非政治的政治(他稱之為“外線政治”)。我們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了解斯考特在《統(tǒng)治和抵抗的技藝》中所總結(jié)的下層抵抗理論。

　　一、假戲真做

　　在不能說真話的權力關系中,有權者和無權者都在做戲。日常生活和做戲的界線失去了把持,一切變得真假難分。斯考特對下層群體政治對抗和政治話語形式的研究正是從這一觀察來確立“公開語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隱蔽語本”(hidden transcript)這一對基本概念的。他指出,即使在現(xiàn)代民主制度中,“對權力說真話”也是一種奢侈的理想。在主奴關系分明的社會關系中則更是如此。弱者在權勢面前的偽裝成為普遍的現(xiàn)象。主奴形態(tài)明顯的社會關系包括主子和奴隸,地主和佃農(nóng),殖民地或極權社會中的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等等。主奴權力差異懸殊,這極大地限制了權勢者和無權者雙方在公開政治話語中真實表白的可能,迫使他們彼此心照不宣地作“不真實表現(xiàn)”。權勢政治和下層政治因此都極富表演性。

　　權勢政治和下層政治都離不開公開語本。公開語本指的是“下屬者和統(tǒng)治者的公開交往�！�(2)公開語本不能只看表面。公開語本并不能有效顯示下層群體的真正態(tài)度和意見。表面的恭順合作也許只是掩飾的結(jié)果或者反抗的策略。公開語本是主奴權力社會形態(tài)的主導語本。與之相比,隱蔽語本則是衍生性的,“它的言論、姿態(tài)或行為只是因為與公開語本相一致、相矛盾或相變化方有意義�！�(4-5)公開語本和隱蔽語本都是做戲,但前者是上得臺面的表演,而后者則是不入流的下三濫,前者因此可將后者貶斥為道德敗壞、存心不良、流氓行為、痞子作風,等等。公開語本的四種基本政治作用分別是確認、隱蔽、粉飾和抹黑。

　　斯考特用“五一”、“國慶”這一類的盛大游行來說明公開語本對絕對權力的確認作用。游行的場面和程序所展現(xiàn)的是權力的威嚴和等級。主席臺上的觀禮席位和入場順序必須按預定程式一絲不茍地執(zhí)行,“它所設計的權力和團結(jié)的印象,是為了使黨員、公民和外國敵對分子受到同樣的震懾�！闭故緳嗔φ卟粌H需要把自己放置在權力金字塔的頂端,而且還需要獨占公共舞臺,因此,一切未經(jīng)官方批準的群眾集會必然只能是反公眾的行為,是“暴徒亂民”或者“烏合之眾”的搗亂破壞。(46)

　　展示權力和行使強制暴力的效能是一樣的,但成本卻低廉得多�！爸灰�拿捏得當,”斯考特說,“展示權力能造成確實具有權力和有決心行使權力的效果,比真的動武經(jīng)濟實惠許多。”(48)與動真格的暴力相比,展示權力比較文明,比較有風度。權力展示是表演,其觀眾不僅是權力震懾對象,而且也是權力擁有者。反復展示的權力能使權力擁有者覺得他真的很了不起。權力展示能起到長自己威風,滅敵人志氣的作用。所以,“某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或者“叫階級敵人嚇破膽,”這類豪言壯語并非只是小兒科的唬人招數(shù)。它們其實是行之有效的政治公開語本戲碼。

　　公開語本的第二個政治作用是隱藏。斯考特用法國作家熱奈(Jean Genet)《屏幕》里的故事做例子,對之加以說明。故事中,阿拉伯勞工殺了他們的歐洲工頭,發(fā)現(xiàn)他平日的大肚子原來是用布墊出來的,并不象他假裝的那么孔武有力。歐洲工頭的小把戲當然只能騙騙鄉(xiāng)下人,但是斯考特關心的是行為的象征意義：“只要控制了公開舞臺,當權的對付底下人,就能把自己裝扮成任何摸樣。這種騙術就叫宣傳。”(50)因此,當權的必須與老百性保持相當?shù)木嚯x,做出深藏不露的樣子。偶然發(fā)一道深奧莫測、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指示,給人一種一句頂一萬句的感覺。

　　權力主角需要隱藏,權力的運作也需要隱藏,這樣才能顯示權力的穩(wěn)定團結(jié)。南斯拉夫作家德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新階級》一書中用一個例子說明后臺操縱與前臺儀式化表演之間的關系。德吉拉斯寫道,在鐵托時期的南斯拉夫,“重大的國家大事是在親密的飯桌上、獵場上或兩、三個人的密談中決定的。黨代表大會、政府會議或議會,其作用只不過是代為宣布或裝飾門面而已�！�(12)國家社會出了重大的事情,即使民間已經(jīng)傳得沸沸揚揚,不到官方宣布的時候,也是不能公開議論的。冤假錯案不到官方平反的時候,都仍是正確的決定。于是出現(xiàn)了斯考特所說的“雙重文化”現(xiàn)象：“官方文化充滿了粉飾之辭、沉默和陳詞濫調(diào)。而非官方文化則有其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學和詩歌,自己的刻薄話,自己的音樂,自己的幽默,自己的小道消息�！�(51)

　　公開語本的第三、四個作用其實是同一個作用的兩個方面,就是凡事粉飾或冠冕堂皇。餓死人是“自然災害”和“蘇俄逼債”的結(jié)果,失業(yè)是“待業(yè)”或“下崗”,學校關門、學生下鄉(xiāng)是“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粉飾的要義不在說什么,而在為什么能這么說。斯考特認為,這是“因為統(tǒng)治者對公開知識的壟斷是得到受制者公開認可的。當然,受制者也沒有別的辦法。但是,只要沒有人公開質(zhì)疑這種壟斷,它也就無須提供解釋說明,無須負任何責任。”(53)

　　戲是演給觀眾看的,觀眾對戲的反應,信或不信,放在心里或做在面子上,都直接關系到戲的成敗。對統(tǒng)治者來說,最理想的當然是受制者心悅誠服地感覺到統(tǒng)治權力的穩(wěn)固。退而求其次,也得讓受制者覺得,即使不心悅誠服,順從也比不順從好。公開表示的順從,不相信但卻做出相信的樣子,將觀眾反應預先納入權力演示,這才是權力公開語本的精隨。斯考特指出：“有效地展示順從,再加上對偶爾不順從行為警戒性的懲處,便能使權力關系演示得有聲有色。”(66-67)

　　盡管公開的順從是權力演示追求的效果,但它畢竟和心悅誠服的積極認同有所不同。因此斯考特指出,“區(qū)別奴隸和主子各自的公開語本便十分重要�！�(67)奴隸對自己和別的奴隸的恭敬順從后面藏著什么,多少是知道的。不過,對于他的主子和別的主子的“權力、自信、團結(jié)和堅強決心”后面是否也藏匿著什么,就不那么清楚了。奴隸在日常生活中處世行事的分寸,全靠揣摩主子是否真的厲害來拿捏。斯考特指出,只要奴隸吃不透主子的虛實,他就不敢不恭敬順從,“這就是為什么統(tǒng)治者一定會小心監(jiān)察公開語本,不讓其露出絲毫分裂和脆弱的破綻,讓那些本來蠢蠢欲動、想要抵抗的家伙得了便宜�！�(67)正是由于統(tǒng)治者陣營的些微分歧也會削弱其公開語本的震懾力,內(nèi)部的叛徒要比外部的敵人更可惡萬分,對叛徒的懲戒也就歷來比打擊敵人更為嚴厲無情。

　　主子為了維護公開語本的至尊,需要對奴隸參演公開語本的方式保持高度戒備。奴隸必須唯唯諾諾,誠惶誠恐,習慣而成自然。順從講究的就是分寸,不足則露出不服的叛逆痕跡,過之則有故作夸張的諷刺之嫌。公開表現(xiàn)的順從行為“可能是幾乎自動的儀式和習慣動作,也可能是精心盤算,想得些好處;可能是成功的偽裝,也可能是真心誠意地敬重長官�！�(24)主子總覺得奴隸天生不老實,一有機會就翹尾巴。有時候奴隸說得越好聽,主子就越疑心。“由于受制群體的基本生存策略就是在支配權力下爭取獲得主子的好印象,”斯考特寫道,“所以統(tǒng)治群體中的精明成員總能看出受制者行為中有做戲的成分�！�(3)受制群體公開語本行為必有做戲成分,但是在不同權力關系中的程度卻有所變化。斯考特的結(jié)論是:“統(tǒng)治和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權力差別越大,權力越專橫,受制群體的公開語本也就越刻板程式。換言之,權力越有威脅性,表演面具也就越厚重�！�(3)

　　二、真假難分

　　和諧詳瑞、萬民同心的公開語本,其實只是表象。它與其說是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分享共識的場所,還不如說是他們相互斗智角力的地方。但是,由于公眾話語受統(tǒng)治者支配,被統(tǒng)治者的反抗很難在公眾話語中留下痕跡。他們的反抗往往只能以與公開語本不同的隱蔽語本形式出現(xiàn)。隱蔽語本是衍生性的話語,它的意義取決于與公開語本的關系,或一致,或抵觸,或接近,或疏離。區(qū)分隱蔽語本和公開語本,不是為了確立前者的“真”和后者的“偽”,也不是為了說明前者的“自由”和后者的“必要”。區(qū)分這二者,是為了強調(diào)“隱蔽語本的產(chǎn)生,它的觀眾和權力限制,都是和公開語本不一樣的。只有充分考量隱蔽和公開語本之間的差異,我們才能審度統(tǒng)治對于公開話語的影響�！�(5)

　　隱蔽語本是一種面具語本。不僅下層受制群體使用隱蔽語本,上層權勢群體也一樣使用隱蔽語本。“和下層人的隱蔽語本一樣,權力精英的后臺話語也是衍生性的,它的姿態(tài)和言論與公開語本的表面文章形成一致、矛盾或變化的關系。”(10)統(tǒng)治形式不同(奴隸主、君王、極權統(tǒng)治者,等等),公開表演戲碼就不同,其具有特征的后臺操作也相應不同。凡是操縱前臺表演的后臺操作都可以說是權勢群體的隱蔽語本,這些后臺操作不僅包括閉門協(xié)商、內(nèi)定協(xié)議、防止泄密、統(tǒng)一口徑、懲處內(nèi)奸等等,也包括暗中利益輸送、特權分配、收買分化下層群體頭面人物、特務警察統(tǒng)治等等。

　　和權勢群體的隱蔽語本不同,下層群體的隱蔽語本不是公開語本前臺表演的后臺操作,而是反抗策略和技藝的形成和運用場所。這種反抗并不是直接對抗的造反或革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不一定具有與官方話語針鋒相對的理念、理想或信仰。它是自發(fā)的、隨機的和零碎的。正如斯考特最初從馬來農(nóng)民反抗中發(fā)現(xiàn)的那樣,這種抵抗幾乎無例外地避免與權勢者正面沖突,幾乎無例外地在外圍或暗地里進行。它與權勢者公開語本的關系并非一直處于敵對狀態(tài)。這是因為公開語本表現(xiàn)的是統(tǒng)治者意欲創(chuàng)造的自我形象,如果這種形象對下層有說服力,它必須包含對下層需要的某種讓步。權力精英的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總是以代表被統(tǒng)治者的利益來說話的,并以此來爭取來自下層的支持。下層群體隱蔽語本與權勢者公開語本的關系,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于權勢語本爭取下層群體是否成功。斯考特就下層群體的隱蔽語本相對于官方公開語本的衍生性質(zhì),討論了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四種關系。

　　第一種是迎合權力精英自我形象要求的下層話語,這是最安全的,也是一種徹底接受控制的下層話語。例如權力精英要營造一種極具關懷的父母權威形象,下層話語就將它歌頌得比爹娘還親。第二種是與權力精英自我形象針鋒相對的下層話語,它是危險的,因此也必須是隱蔽的。奴隸對主子的怨憤和詛咒,只能在私下表示,絕不能讓主子知道。農(nóng)民對地主的仇恨,老百姓生活在軍人或警察統(tǒng)治下的恐懼和憤怒,也一樣不能流露。第三種下層話語處于第一、第二兩種之間,它時而公開,時而隱蔽,與統(tǒng)治精英玩的是捉迷藏、“胡調(diào)”和“搗漿糊”的游戲,雖不絕對順從,但也沒有直接威脅。第四種下層話語則由隱藏突然轉(zhuǎn)化為公開,由私下的憤懣爆發(fā)為公開的反抗,由日常生活的對抗演變?yōu)闅v史性的反叛。它是精英權力最直接、最可怕的威脅。

　　統(tǒng)治權力必須以被統(tǒng)治群體的恭順、服從的行為來驗證其有效存在。斯考特指出:“比起統(tǒng)治者來說,戲本和舞臺指示對下層群體的要求要遠為嚴格�！�(28)下層群體表現(xiàn)恭順和服從必須達到純熟自然的程度。這當然需要無數(shù)次反復方能純熟自如,幾如天性。受制者不僅需要學習正確的言語表情,還要克服因強行自我克制而產(chǎn)生的叛逆心理,“如情不自禁的發(fā)怒,冒犯,出言不遜,甚至暴力相向�！毖菔竟ы樀木o張情緒使得身處下職成為極不愉快的感受。在此情況下,“地位越高者,越容易將這種不愉快的感受轉(zhuǎn)嫁給下屬。他們對下屬傲慢無理,因此成為一種松弛自我的方式。”(29)

　　在宮廷文化和官場文化傳統(tǒng)深厚的社會中,等級層次間的恭順和傲慢表演特別程式化和規(guī)范化,形成了“下屬對上司絕對正確表示的體制性語言�！�(31)象開口必稱官職或必稱“某老”、“某長”一類的行為,斯考特稱之為“權力禮儀”。下層的群體處于權力禮儀的底層,形成美國黑人思想家杜博伊斯所說的“雙重意識”：“雙重思想、雙重義務、雙重社會等級的雙重生活,它必定產(chǎn)生雙重語言和雙重理念,使得(奴隸)又要討好又想反抗,又想裝好人又想挺而走險�！�(44)

　　下層群體的反抗,若不是造反或起義,往往只被視為“刁術”而非真正的抵抗形式。而這些卻正是斯考特關心的抵抗形式。他關注弱勢群體的日常生活抵抗形式,是因為在漫長的歷史中,下層群體的抵抗很少有機會成為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這種行動如果不是自殺性的,也是很危險的。正是由于下層弱勢群體日常生活抗爭的政治意義十分曖昧,這些反抗行為常常被當作下層人有待解決的“心理”、“道德”或“犯罪”問題,而非具有壓迫性的權力體制問題。偷竊、說謊、歐斗、破壞公物這一類行為往往被簡單地看作是當事人缺乏道德教養(yǎng)、性格乖張、有犯罪傾向所致,看成是應由道德教育、心理輔導或懲制犯罪來解決的個人問題。然而這一切很可能只是假象,或者是偽裝的結(jié)果。

　　下層群體日常抵抗往往包含兩種偽裝,一為簡單偽裝,一為復雜偽裝。簡單的偽裝是私下行為,可分為偽裝消息和偽裝信使兩種。偽裝消息往往是在下層群體圈內(nèi)進行,圈內(nèi)人對偽裝的消息心知肚明,以欺瞞他們共同的外人為樂。正話反說,反話正說,從暗語、切口到嵌體詩,都可用來做假裝的手段。偽裝信使則是一種更為直接的抵抗形式。匿名信、恐嚇信、傳播小道消息、傳播關于某大人物的壞話或笑話、流言蜚語、神巫預言等等都是常見的偽裝信使形式。斯考特認為,在下層人不具言論自由的社會中,流言蜚語其實是一種“偽裝的民主聲音�！�(140)傳言者不留下姓名,但傳言的對象卻是有名有姓。挖苦笑話某要人的流言蜚語之所以能傳起來,是因為不斷有人覺得傳言有意思。人們常說的“流言止于智者”,其實并不準確。有意思的流言需要有想法的人才能流傳,有想法的人大概都會流傳有意思的流言。這也就是許多政治笑話難以禁絕的緣故。

　　復雜的偽裝形式不只見于私底下的個人行為,而且還顯現(xiàn)在一定范圍內(nèi)公開的民間或大眾文化之中。斯考特指出,對于這類民間或大眾文化來說,“公開表現(xiàn)的條件是它有相當?shù)碾[晦和曲折,可以作兩面不同的閱讀,其中一面是不招惹當局的,這一面也許有些乏味,但卻因此留下了一條全身而退的后路�！�(157)除了隱晦和曲折,這類民間或大眾文化存在的另一個條件是不與統(tǒng)治性的公開語本正面沖突�！懊耖g文化的曖昧和多義,只要它不直接與統(tǒng)治者的公開語本對抗,就能營造出相對獨立的自由話語領域來。”(157)

　　斯考特所說的隱晦曲折和避免沖突,在三種常見的民間或大眾文化中都有所表現(xiàn),它們分別是遁世文化、口頭文化和痞子文化。循世文化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是宗教。斯考特指出：“‘下層人’的宗教信仰暗含著對他們?nèi)碎g命運的抗議。他們的不滿孕育了教派的精神,他們憑籍這一精神設想最終要乾坤倒轉(zhuǎn),夷平人間的富貴等級,光大團結(jié)、平等、互助、忠誠、簡樸和熱忱�！�(157)遁世因素也廣義地存在于一些非宗教性的大眾文化形式中。例如武俠文藝就可以寄寓某種與現(xiàn)世秩序相左的另類向往,表達對現(xiàn)存社會的不滿。武俠世界中的人敢說敢當、恩怨分明,是非價值黑是黑,白是白,對現(xiàn)實世界的茍且偷生、是非不分、忠奸難辨,形成了具有理想色彩的批判。

　　口頭文化的主要形式是市井流傳的笑話、傳言、歌謠、順口溜。下層文化的遞送人一般是處于權力體制邊緣的市井小民、飯夫走卒,也包括一般市民社會的成員�？陬^文化是德賽都(M. De Certean)所說的那種寄生性日常大眾文化的典型形式,它利用現(xiàn)有的公開語本,在其夾縫中尋求自己的聲音。有這樣一首說“干部四化(話)”的順口溜：“說大話,編瞎話,領導面前說拜年話,關鍵時刻聽領導話�！彼�寄生在公開的關于四化的時政話語之上,以調(diào)侃嬉戲的非嚴肅面目出現(xiàn)。對它玩的那種游戲,德賽都曾如此評說：“種種玩對方的游戲及挫敗對方游戲的方式……都可以讓人看出(下層群體)巧妙頑強的抵抗行為。這些群體沒有自己的空間,不得不在現(xiàn)存權勢和代表控制下活動�！薄沧�4〕這些下層群體玩的“有啥玩啥”的把戲,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為了讓世界不至于太不能忍受,“以保存一點起碼的自我感覺。”〔注5〕口頭文化具有不完全的偽裝信息的特征,它的多義性允許權勢集團從積極方面去解釋它的善良動機�？陬^文化更具有偽裝信使的特征,同一則政治笑話或順口溜往往有不同的版本,在流傳中不斷經(jīng)歷集體創(chuàng)作,誰也不知道誰是最初的作者。

　　痞子文化沒有明顯的固定形式。說它是“痞子”,是因為這種文化無法用通常的大眾和精英的區(qū)別去理解它的“內(nèi)在”性質(zhì)。它游離在這些區(qū)別之外。痞子文化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流行極廣的王朔作品最具代表性。從公開語本的角度看痞子文化的生產(chǎn)和傳播者,無非“是些不三不四、不登大雅之堂的令正人君子目不忍賭的盜男娼女,是一些無視人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guī)范、無視社會法紀和社會公德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是一些放浪形骸、放蕩不羈的混世魔王和極端的享樂主義者,……是一些社會渣滓�！薄沧�6〕

　　但是以斯考特所分析的下層群體語本去看痞子文化,定然是另一番景象。都市浪男浪女游戲人生,紙醉金迷,燈紅酒綠,聲色犬馬,自我放任,構(gòu)成了現(xiàn)代都市型的“嘉年華”。嘉年華,正如斯考特所說,“為下層文化正話反說,反話正說,嬉笑怒罵,插科打諢,把社會束縛拋到一邊提供了一個剖析社會秩序的特殊分析角度�！�(173)正是在這嘉年華氣氛中,痞子可以用嬉笑怒罵“來把‘褻瀆’轉(zhuǎn)化為暗示性的褻瀆�！�(152)當痞子說“五四青年讀書演講會”是“褲襠里拉胡琴的扯蛋,”或者說被閹者是“無產(chǎn)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的時候,他褻瀆的不只是某一場“五四青年讀書演講會”或馬克思的某一句名言,直接褻瀆后面的暗示性褻瀆(官方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的偽善)才是其政治隱蔽語本的鋒芒所在。

　　三、政治太極拳

　　斯考特的弱者抵抗學說對當今廣具影響的意識形態(tài)控制理論,(“霸權”說或“錯誤意識形態(tài)”說)提出了質(zhì)疑。意識形態(tài)控制理論可分為僵硬的和彈性的兩種。這兩種理論都強調(diào)社會權力關系中的強勢群體控制意識形態(tài)以及弱勢群體受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控制。它們的區(qū)別在于,前者強調(diào)統(tǒng)治集團用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迫使被統(tǒng)治者參與,并不斷再造統(tǒng)治他們的社會制度;后者則強調(diào)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僅在于使被統(tǒng)治者相信現(xiàn)存的社會為自然合理。(73-74)前者要使下層群體覺得現(xiàn)有的社會秩序合理美好,后者則要使他們覺得現(xiàn)有的社會秩序即使不好也不容改變。前者將現(xiàn)狀合理化,以達到高程度控制;后者將現(xiàn)狀自然化,以達到最低限度控制。

　　斯考特認為,在這兩種意識形態(tài)控制理論中,弱勢群體都是被動地受強勢群體牽制,全無反抗的意愿和途徑。然而,各種下層群體反抗的歷史實例卻證明,弱勢群體公開接受統(tǒng)治者為他們描述的合理現(xiàn)實,并不等于他們成為喪失了能動主體意識的傻瓜。盡管他們?yōu)榱吮Ｃ�而在權力面前裝傻,但自有其精明的想法。斯考特指出,不論公開舞臺顯得多么和諧,強勢統(tǒng)治并不能徹底控制弱勢群體。反抗依然存在,問題是如何發(fā)現(xiàn)反抗。這種反抗并不限于游行、抗議、示威等公開斗爭的前臺戲碼,而是表現(xiàn)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哪怕是明顯接受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的行為之中。

　　老百姓罵昏君貪官,盼明君清官,把現(xiàn)實政治的劣跡和弊病歸因于個別下層官吏的腐化或欺上瞞下,歸因于在上者的誤聽匯報或不通下情。在意識形態(tài)批判者看來,這些百姓想法是不知不覺受了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但斯考特認為,這些看上去缺乏斗爭覺悟的行為其實都可能是下層人用來反抗的戲碼,是他們運用的“外線政治”。他們一方面以此來表示自己循規(guī)蹈矩,對在上者愛民如子、為人們服務的愿望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則以“請愿”、“申訴”或“反映情況”來表示實際的不滿。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可能暗示,若在上者不接受請愿或申訴,難免自己會變成不滿的對象。斯考特指出,請愿和申訴包含了恭敬和失控的雙重含義:“絕望的申訴可能混合了兩種相互沖突的成分,暗含的暴力威脅和恭順的說話語氣�！�(96)正因如此,上訴往往成為動亂的先聲。

　　斯考特指出,下層外線政治的另一表現(xiàn)還可能是借向上層中的某一派輸誠來反抗上層的壓迫。即使這樣的反抗失敗,他們也可以宣布自己是過于忠誠方才上當受騙。(99)文化大革命中不少造反人士惡斗平時盛氣凌人的老干部,出氣解恨,臨了說是出于樸素的階級感情,緊跟領袖,上了四人幫的當。對于這種做法,在上者即便明知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也使不出十分的懲戒手段。

　　下層群體的外線政治具有隱蔽性和偽裝性,這是它久久遭批判理論研究忽視的根本原因�，F(xiàn)有的意識形態(tài)控制理論之所以不適用于下層群體的外線政治和隱蔽語本,與它的取證來源和取證方式的局限有關。首先,意識形態(tài)控制理論是從公開的來源取證的,而下層群體的日常抵抗形式則是隱蔽的。這些抵抗形式本來就不在公開的戲碼中留下痕跡。斯考特說:“當奴隸和其它下層群體從事意識或物質(zhì)抵抗的時候,他們要的就是不被察覺。他們越成功,其行為就越不會出現(xiàn)于公開擋案�！�(87)其次,對那些官方或精英關于下層群體的記載,意識形態(tài)控制理論不應不加批判地采納。斯考特指出,研究者應當記住,這些記載僅是“統(tǒng)治精英的自我寫照�！�(18)為了展示其統(tǒng)治效果,統(tǒng)治者總是在生產(chǎn)“一種官方說法,以證明人民對其統(tǒng)治心悅誠服,熱烈響應。在通常情況下,受制者不公開表示其反受制,才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86)

　　斯考特的外線政治理論對時下的一些大眾文化理論提出了質(zhì)疑。在觀察大眾文化所反映的所謂民意時,注意取證來源和取證方式具有特殊的意義。從表面上觀察民意,如當前中國的“民眾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總是能在公眾記錄中找到觀察者想找的證據(jù)。正如斯考特所說：“統(tǒng)治的過程總是在生產(chǎn)證明意識形態(tài)控制似乎確實有效的證據(j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77)另一方面,異見的隱蔽語本則很少有,或干脆沒有公開記錄。研究者只從公開記錄和公開語本求證,難免不和官方的民意監(jiān)察者一樣,被弱者的把戲給耍了。

　　斯考特的外線政治還對獨尊中產(chǎn)階級的“公眾空間”理論提出了挑戰(zhàn)。斯考特清楚地顯示,反對派話語實踐遠不只限于市政廳辯論,因此并不是人人都能在自由空間安全地陳述反對意見的。哈貝瑪斯所說的那種理想話語環(huán)境對于那些無名的下層人--貧困農(nóng)民、失業(yè)下崗者、盲流、無業(yè)游民和“痞子”--是很遙遠的。人們之所以可以對這些人任意說三道四,無非是因為這些人沉默無聲。在公眾空間中,沉默的“園領”和“無領”們根本不被看作是行動的主體者,他們只是有待觀察的社會問題,有待解決的社會麻煩,有待醫(yī)治的社會弊病。

　　作為對意識形態(tài)批判和公民政治的補充而不是否定,斯考特的外線政治和隱蔽語本理論是很有價值的。它關注的是,在意識形態(tài)批判和公民政治的人權環(huán)境形成之前,在權力統(tǒng)治很嚴酷野蠻的狀況下,下層群體處于何種抵抗狀況。由于下層抵抗的情況特殊,它的普遍意義就必然有限,其運用也必須視具體條件而定。如果社會中絕大多數(shù)成員享有公開表示意見的言論權利,那么便不宜過高估計隱蔽語本的對抗政治意義。在運用隱蔽話語理論時尤其需要區(qū)分下層群體的抵抗技藝和鮮有此意義的反公共道德或犯罪行為。在這二者之間存在許多灰色地帶。統(tǒng)治集團總是利用這個灰色地帶把具有政治意義的下層反抗貶斥為非道德或犯罪行為。在審視這一灰色地帶時,一方面要避免輕易放棄這片爭奪之地,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采取“凡是他們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這種態(tài)度。

　　即使在基本公民權利(言論、結(jié)社、集會、出版)受到嚴重限制的社會中,斯考特所不贊成的意識形態(tài)控制理論其實仍具有重要意義。強調(diào)隱蔽語本不應就此低估意識形態(tài)批判的作用。把自發(fā)的、即興的、漸進而全隱蔽的反抗當作最有效的社會變革的說法與歷史并不符合。否定有目的、有變革理念的集體性行動則更是民主社會改革所不能承受的高昂代價。古特曼(Matthew C. Gutman)曾指出,斯考特的抵抗理論有反智主義的民粹主義傾向,很容易在社會變革激進和保守的爭論中站在保守的一邊。尤其是應當避免將隱蔽抵抗的“微觀政治”與公眾社會的“宏觀政治”(如民主、人權)對立起來。盡管局部的求變要求和行為甚為重要,但將此作為社會變革的唯一有效模式則是錯誤的。〔注7〕凱利(Robin D. G. Kelley)指出:“有組織或無組織的集體行為能改變和轉(zhuǎn)化隱蔽語本,給它的行為者注入自信、希望甚至理念,加深他們在隔離場所初步形成的團結(jié)意識,使他們更好地理解支離破碎的‘生活經(jīng)驗’。換言之,集體行為不只是能揭示隱蔽語本,它還能轉(zhuǎn)化隱蔽語本�！薄沧�8〕將普遍的對腐敗和特權的痛恨,轉(zhuǎn)化為民主和法制的要求,就是這種轉(zhuǎn)化的一個例子。凱利還對社會權力結(jié)構(gòu)的“上層”和“下層”區(qū)分提出了質(zhì)疑�！沧�9〕“下層人”到底有多下層?對誰而言是下層?在復雜的社會等級中,下層人的利益是否就那么一致?普通“老百姓”一面對“當官的”有反感,一面又看不起“外來盲流”。那些欺侮阿Q的人,自己就是受趙太爺欺侮的弱者。這其中多重復雜的隱蔽抵抗又該怎么來看待和分析?

　　隱蔽語本固然有反抗的意義,但它對于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控制的安全閥作用也不可低估。隱蔽抵抗與非道德或犯罪行為間的灰色地帶常常給統(tǒng)治集團很大的便利。他們可以借掃黃或打擊罪犯一類的名義鎮(zhèn)壓政治異己,也可以從容化解和利用許多太極拳式的外線政治行為。他們可以允許“上訴”,允許“民告官”,甚至還可以專門開設民眾上訪的機構(gòu),讓媒體報道“民告官”勝訴的案例。他們完全不必害怕這種行為的隱蔽語本抵抗作用。

　　象這樣若即若離地參與官方公開語本,不僅會使隱蔽抵抗和積極合作之間的區(qū)別變得愈加模糊,而且還會在事實上加強官方公開語本的再生能力。這也正是為什么葛蘭西特別注重意識形態(tài)控制復雜機制的原因。斯考特提出隱蔽抵抗理論,原先是要挑戰(zhàn)葛蘭西的意識形態(tài)控制理論,但它的展開卻讓我們看到,結(jié)合這兩種理論要比分離它們更有助于揭示社會弱者的生存處境,也更有助于理解他們特殊抵抗的社會功效。

　　注釋：

　　1.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此小節(jié)括號中的書頁號皆出自此書。

　　2.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此小節(jié)括號中的書頁號皆出自此書。

　　3.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Arts of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此小節(jié)及下文括號中的書頁號皆出自此書。

　　4. M.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8.

　　5. Stanley Cohen and Laurie Taylor, Escape Attempt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sistance to Everyday Life (London: Allen Lane, 1976), p. 12.

　　6. 張德祥、金惠敏:《王朔批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年, 第18頁。

　　7. Matthew C. Gutman, "Ritual of Resistanc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2: 2 (1993): 74-92, pp. 79, 77-8, 80.

　　8. 9. Robin D. G. Kelley, "An Archaeology of Resistance," American Quarterly 44: 2 (1992): 292-98, pp. 273,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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