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政治現象學視角下的經濟學

　　政治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為了每一個人的幸福，它還是必需的。

　　現象學的關鍵詞之一，對經濟學家而言，大約是懸置（又譯懸擱）。斯多葛學者們勸告追求幸福的人，為了找到屬于自己的幸福，要懸置一切意見。徹底的懸置只是一種態(tài)度，因為它拒絕有立場——任何立場都需要被懸置。笛卡兒先是“懷疑一切”，也就是懸置了一切意見。其后，他竟然推導出“我思，故我在”。這是一種確定無疑的立場，故而與他一開始的懸置態(tài)度相沖突。這種不徹底的懸置，在三個世紀以后，受到了胡塞爾的批評。

　　問題是，把一切意見或看法都加以懸置，然后呢？黑爾德（Klaus Held）在最近發(fā)表的著作《世界現象學》里給出了一種對胡塞爾晚年意向的解釋，是政治學的。恰好，最近幾年，國內的哲學家們對政治領域的事情產生了濃厚興趣，也把黑爾德作為政治現象學家，于2004年10初，請到北京大學講學。

　　懸置的目的，本來是要達到一種綜觀——把對話中的各方見解綜合成為自己最完整的理解，包括對幸福的理解。所以，回到前蘇格拉底西方思想傳統(tǒng)，就叫“對話的邏各斯”或“分享的邏各斯”。不過經濟學家明白，一個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必須訴諸許多具體的手段。這些手段在經濟學里叫作資源，它們是稀缺的，故而導致人與人之間為獲取更多資源進行競爭。

　　凡競爭，一定是為著某些特定利益的。恰好是“利益”這個語詞，構成我的討論的第二個關鍵詞。它源自拉丁文，在演化為英文“interests”之前，泛指人類的各種興趣——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據赫希曼考證，自15世紀資本主義社會開始生長起，這個語詞的含義就開始變得狹隘起來，現在，它特指物質上的利益，并特指借貸而生的利息。

　　也就是說，利益是追求幸福的手段。我們每個人，為追求幸福，就日益深陷于利益糾纏中難以自拔。可是，這恰好與斯多葛學者們的告誡相悖。我們舍不得懸置“利益”，所以寧肯放棄“綜觀”，遵從狹隘的“意見”。我們全體都如此努力，就把世界拖到胡塞爾所謂的“危機”當中——世界被切割為許多碎片，相互敵對、競爭、固執(zhí)己見。

　　日常生活及其利益糾纏把人們的注意力局限在我們各自所在的局部世界里。我們習慣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因此稱之為“日常生活”，而非“反常生活”。為了能夠跳出這一觀念的巢臼，康德指出，我們需要開發(fā)一種他稱之為“反思判斷力”的能力——從其他人所在的局部世界里，對我們自己所做的判斷加以反思的能力。借了這種擴展的理性能力，我們就可以超越一己之局限，形成某種“綜觀”。按照黑爾德的闡釋，為這種超越提供了思想線索的，是所謂“指引關系”。這些指引關系從我們所處的局部出發(fā)，總是指向其他的局部。凡指引關系從自身指向自身以外的局部，叫“境域”——這是我這篇隨筆里出現的第三個關鍵詞。

　　世界是由全體境域的指引關系構成的網。每一追求自身幸福的個人，從自己所在的境域被指引關系帶到其他境域里，從那里再被指引關系帶到另一些境域里……如此這般，如同建構了人生的“映射”，只不過，這一映射沒有“不動點”——因為，根據假設，生活中并不存在這樣的境域，其指引關系反指自身。仿照伯勞維爾定理的證明方法，我可以宣稱：如果世界及其人生映射是連續(xù)的，那么，世界一定是開放的。因為，若非如此，那么，世界可以被“有限覆蓋”，于是存在至少一個境域，由它發(fā)出的指引關系指向它自身，從而與“境域”的定義相沖突。

　　世界的開放性，意味著我們永遠無法事前就決定我們世界的歷史，不論我們擁有多少智慧、理性和能力。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總會被一些指引關系帶到對任何豐富人生而言依然新鮮的境域里，以致在這些境域里，生活總可以被我們稱為是“創(chuàng)造性的”。按照許多智者的理解，充滿著并且保持著創(chuàng)造精神的生活是幸福的。

　　對一切意見加以懸置，意味著傾聽各種見解，意味著每一種見解都有權利發(fā)出聲音，意味著每一見解由以發(fā)出的境域都欲求在它的指引關系所揭示的方向上超越它自身。全體生命的沖動就這樣編織出它自己的世界歷史。當各種聲音都試圖表達自己所傳達的見解時，我們稱之為“話語政治”。當各種見解都試圖維護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時，我們稱之為“政治”。任何經濟資源的配置，只要是基于政治規(guī)則的，我們就稱之為“政治經濟”。在資源稀缺并且利益沖突的世界里，政治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為了每一個人的幸福，它還是必須的。所以，黑爾德努力要建構政治世界的現象學。他把政治世界的發(fā)現歸功于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介紹過這位杰出的女性思想家，就以這篇文章紀念她辭世30周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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