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學峰：大國崛起與體系戰(zhàn)爭：對兩種理論解釋的質疑

　　[摘要]權力轉移理論和民主世系理論是研究大國崛起與體系戰(zhàn)爭關系問題比較有影響的理論,但兩個理論在邏輯解釋和經驗論證方面均存在缺陷。依據現實主義理論提出的替代性理論解釋具有更強的解釋力,有助于深化對大國崛起與體系戰(zhàn)爭之間關系的研究。

　　[關鍵詞]大國;崛起;體系戰(zhàn)爭;權力轉移

　　世界歷史的進程表明,國家相對力量的發(fā)展和變化是不可抗拒的規(guī)律。歷史學家希羅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在總結古希臘城邦興衰史時曾經指出:“繁華都市的衰亡與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辯地說明了一個結論:好景從來不長久�！盵1](Ｐ 4)在此消彼長、興衰更替的動態(tài)過程中,總有一些大國會依靠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的變革,實現更快的發(fā)展速度,[2](Ｐ 1-2)推動國家實力的迅速發(fā)展,并隨著相對力量優(yōu)勢的逐漸增大,對國際體系力量格局、秩序、行為準則產生重大影響。這一過程就是人們通常所言的大國崛起。

　　與大國崛起相伴隨的往往是國際體系的動蕩和戰(zhàn)爭。扎卡利亞(ＦａｒｅｅｄＺａｋａｒｉａ)指出,綜觀歷史,在國際生活中,像新興大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那樣有規(guī)律或引起混亂的事件并不多。從兩千多年前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到20世紀德國的崛起,幾乎每出現一個新興大國,都會引起全球的動蕩和戰(zhàn)爭。[3](Ｐ 1)

　　大國崛起與戰(zhàn)爭相伴相隨引起了人們的濃厚興趣,也給研究人員留下了深深的困惑:在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的國際體系中,大國的崛起是否必然會導致戰(zhàn)爭?卡爾則把“和平變遷問題”確定為國際關系的核心困境。[4](Ｐ 208-223)為此,許多歷史學家、國際關系學者曾進行過孜孜以求的探索。這些研究以不同的理論根據,從不同的側面,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和假說。本文試圖對其中兩個較有影響的理論提出質疑,進行批判,為下一步研究尋找方向,奠定基礎。

　　一、核武器無法抑制體系戰(zhàn)爭?

　　權力轉移理論是討論大國崛起與體系戰(zhàn)爭關系較有影響的國際戰(zhàn)爭理論,其核心解釋變量是大國相對實力關系變化和崛起國對現狀的評估。該理論認為,體系戰(zhàn)爭源于大國之間增長速度的差異。體系大國的崛起使其與主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逐漸縮小,雙方之間爆發(fā)戰(zhàn)爭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大。[5](Ｐ 61)主導國可能進行預防性打擊,而崛起國也可能出其不意首先發(fā)起進攻。如果崛起國對體系現狀不滿,那么當其實力趕上或超過主導國時,它將明確表示要改變現狀。一旦主導國拒絕這一要求,兩國之間爆發(fā)戰(zhàn)爭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而且這樣的戰(zhàn)爭會相當激烈,因為戰(zhàn)爭將決定體系領導權的歸屬。[6](Ｐ 25)那么,在核背景下,權力轉移理論是否適用,即如果主導國和崛起國都是有核國家,那么當崛起國實力趕上或超過主導國時,雙方是否會爆發(fā)核戰(zhàn)爭?

　　一部分學者認為,在核時代,權力轉移理論的邏輯依然適用。[7](Ｐ 146-152)也就是說,如果崛起國和主導國都是核國家,那么當兩國核力量(連同常規(guī)力量)趨于平衡時,兩國之間不但要爆發(fā)戰(zhàn)爭,而且要爆發(fā)核戰(zhàn)爭,其原因在于不滿現狀的崛起國會借助核能力改變體系現狀,而主導國并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因為其利益是維護現狀。因此,要想保持體系穩(wěn)定,避免核戰(zhàn)爭,主導國必須擁有實施大規(guī)模報復的核優(yōu)勢。如果優(yōu)勢在不滿現狀的崛起國一方,崛起國必然會發(fā)動核戰(zhàn)爭打破現狀。根據上述邏輯,他們運用反事實推理提出,如果蘇聯首先擁有核武器,核大戰(zhàn)早就爆發(fā)了,并預測本世紀中國實力趕上美國時,如果雙方找不到解決分歧的方法,也可能爆發(fā)核戰(zhàn)爭。此外,這些學者還以美國應對蘇聯入侵匈牙利和古巴導彈危機的政策為例來說明主導國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挑起核戰(zhàn)爭。

　　不難看出,權力轉移理論是典型的現實主義理論,使用的分析工具則是理性選擇。本文力圖采取相同的理論范式和分析工具,結合經驗證據,對權力轉移理論的上述論斷提出批判。現實主義理論假定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主要分析單位,其特征是理性的單一行為體。所謂理性是指從前提推斷出結論的能力。在決策方面,就是行為體面對兩個或兩個以上政策方案時,能夠根據現有信息,選擇最有效和最合適的政策,以實現預期目標或獲得最大價值。[8](Ｐ 92)在現實主義看來,國家理性是實質理性,即不要求對行為體的復雜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動有詳細的了解,國家的利益目標是由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實力位置決定的。一旦利益目標確定,國家會依據成本-收益計算,選擇能最大限度實現利益目標的手段。還需指出的是,國家具有實質理性并不是說國家的決策永遠正確,只要行為體能把手段和目的聯系起來,并有意識地選擇自己認為最有效的手段,它就是具有實質理性的決策者。[8](Ｐ 93-94)

　　依據現實主義的理論假定,我們可以推知主導國、崛起國(不論對現狀滿意與否)都是具備實質理性的國家,兩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實力位置決定了各自的核心利益,分別是維持現狀(維持霸權地位)和改變現狀(建立有利于本國利益的新的體系安排)。顯然,發(fā)動核戰(zhàn)爭是國家實現利益目標的手段之一,所以要驗證權力轉移的推斷成立與否,其關鍵問題是考察發(fā)動(不發(fā)動)核戰(zhàn)爭能否服務于一國的核心利益目標。權力轉移理論認為,主導國不會發(fā)動核戰(zhàn)爭,原因是維護體系現狀是其最大利益,而不滿現狀的崛起國會發(fā)動核戰(zhàn)爭,因為它要改變現狀,謀求本國更大的利益。

　　仔細推敲,我們可以發(fā)現上述推理存在著自相矛盾的地方:既然雙方都是理性行為體,崛起國可以通過核戰(zhàn)爭改變現狀謀求最大利益,為什么主導國在核心利益面臨巨大威脅(體系現狀難以維持)時不能采用同樣的手段呢?權力轉移理論雖沒有明確說明,但其潛在的解釋邏輯卻很清楚,那就是核戰(zhàn)爭具有極大的破壞性且難以控制,有可能徹底破壞體系現狀,從而極大地損害主導國的核心利益,所以具備實質理性的主導國不會選擇首先核武器,發(fā)動核戰(zhàn)爭。如果上述推理成立,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具有實質理性的崛起國發(fā)動核戰(zhàn)爭,冒本國遭到嚴重破壞,甚至體系不復存在的危險,它圖的是什么?我們承認,改變現狀是崛起國的核心利益,但選擇一個可能葬送自己、消滅本國利益目標的手段去實現自己的利益,崛起國還是具有實質理性的行為體嗎?由此可見,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假設明顯違背了其理論假定,邏輯上難以成立。

　　此外,現實中也存在著與假設不符的重大反例。例如,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蘇聯在歐洲地區(qū)部署了重型多彈頭戰(zhàn)略導彈和多彈頭中程導彈,導致全球戰(zhàn)略平衡和戰(zhàn)區(qū)戰(zhàn)略平衡發(fā)生了有利于蘇聯的傾斜,但蘇聯并沒有發(fā)動核戰(zhàn)爭,盡管它明確表示,如果核戰(zhàn)爭迫在眉睫,它會采取先發(fā)制人的第一次打擊戰(zhàn)略。[9](Ｐ 362-363)

　　綜上所述,不滿現狀的核大國崛起后會發(fā)動核戰(zhàn)爭這一假設并不成立,這不僅因為假設存在著重大經驗反例,更為關鍵的原因是假設明顯背離了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假定,即從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假定出發(fā)不能邏輯地推導出理論假設。從分析過程看,這一邏輯矛盾產生的根源在于研究人員在推理時把國家對現狀不滿偷換成了國家不具有理性。

　　二、民主制度可以抑制體系戰(zhàn)爭?

　　莫德爾斯基的“民主世系”(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ｌｉｎｅａｇｅ)理論提出,民主世系國家之間的體系權力轉移可以避免體系戰(zhàn)爭。[10](Ｐ 216-217)其核心觀點是現代世界體系中,一定時間內,總會出現一個或幾個國家,成為民主發(fā)展的榜樣。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國家之間構成了一個文化繼承體系,傳遞著社會、政治和經濟組織方面的知識,并將其作為范例擴散到國際體系中。17世紀以來,民主世系國家的次序依次是荷蘭-英國-美國。

　　民主世系國家之間的體系權力轉移,其對抗相對會溫和些,其原因有三:一是衰弱的霸主發(fā)現新霸主與自己政體的相似,繼承并改進了本國已有的體系制度安排,因而頗感欣慰,從而降低了對抗強度;二是衰弱的主導國通過金融投資、貿易、移民和政治思想移植對新主導國產生影響,這種角色強化了“欣慰”因素的作用。第三,衰弱的霸權要維護其建立的現狀,所以更關注那些最具威脅的挑戰(zhàn),而將與世系國家內的沖突放在較次要的位置。而現實往往是,主導國家最后因維持現狀耗盡了實力,為世系內的新主導國接替領導地位創(chuàng)造了機會。

　　仔細推敲上述理論邏輯,我們會發(fā)現其中存在著較明顯的缺陷。首先,理論的核心邏輯難以證偽。理論強調,主導國與崛起國的制度相似性,使主導國感到“欣慰”,從而降低了對崛起國的敵對強度,但這一假設很難證偽,即怎樣衡量“欣慰”的表現呢?如何確定是“欣慰”起了作用呢?如果說對抗程度低就反映了“欣慰”,那么理論的邏輯不就成了循環(huán)論證了嗎?

　　其次,理論沒有明確區(qū)分體系層次變量和單位層次變量對主導國政策選擇的影響。體系結構會對國家產生結構壓力。盡管結構因素不能總是決定國家政策選擇的結果,但僅用單位層次上的變量說明主導國的決策動因而忽視體系變量,我們就無法確定體系層次變量是否發(fā)揮了作用,更無法確定單位層次的變量與體系層次變量哪個更為重要。[11](Ｐ 473)

　　再次,經驗驗證缺乏說服力。理論并沒有說明判斷對抗“溫和”與否的標準。如果以盡量避免采取武力衡量,荷蘭和英國的海上霸權轉移是通過三次戰(zhàn)爭完成的,而且頭兩次戰(zhàn)爭都是荷蘭發(fā)動的,[12](Ｐ 37)看不出制度相似性帶來的“欣慰”發(fā)揮了作用;英國視美國對其威脅較小也并非出自兩國制度的相似性。如果以權力轉移期間,雙方之間沒有爆發(fā)體系戰(zhàn)爭衡量,英美雖沒有成為體系戰(zhàn)爭的對立雙方,但都卷入了體系戰(zhàn)爭,而理論卻無法令人信服的說明,如果沒有德國的兩次挑戰(zhàn),英美是否還能實現和平的權力轉移。

　　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決定了主導國不會心甘情愿的接受崛起國對自身權力地位的沖擊,更不可能主動的將領導權拱手讓給崛起國。也就是說,主導國容忍、接受崛起國權力的擴張并不能由自身的好惡決定,更不是一個自主自愿的過程,而取決于客觀環(huán)境和壓力變化,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崛起國對主導國核心利益的沖擊程度。主導國實力一定的情況下,崛起國的權力擴張對主導國的核心利益沖擊越小,主導國對崛起國接受程度越高,其奉行合作性戰(zhàn)略的可能性越大,兩國也越有可能實現戰(zhàn)略關系的緩和。二是主導國遏制崛起國的能力�，F實主義認為,國家的能力塑造意圖,相對能力的變化必然會對國家的政策趨向產生直接的影響。[11](Ｐ 473)只有主導國確信無力遏制崛起國權力擴張時,它才會被迫接受崛起國的崛起,奉行合作性戰(zhàn)略,進而降低對抗的強度。導致主導國遏制能力下降有兩個原因:一是能力資源下降,這主要取決于本國的發(fā)展速度;二是能力分散,其分散程度主要取決于國際體系結構:相對于兩極格局,多極格局下,主導國需要應對的戰(zhàn)略矛盾更多,實力分散程度相應也越高。

　　歷史事實也表明,19世紀末和20世紀,英美實現戰(zhàn)略緩和,關鍵原因在于美國對英國的核心利益未構成威脅以及英國基本失去了遏制美國的能力。19世紀英國的主要對手遍及全球:亞洲有俄國,西歐、非洲,先有法國、后有德國,北美和中美洲則是美國。在英國決策者看來,西歐和亞洲一直更為重要;北美總是位居次席或第三位的戰(zhàn)場。因此,在英國對手的排位中,美國的位置要低得多。19世紀末,德國對英國在歐洲的利益和全球海上優(yōu)勢的威脅越來越大,極大分散了英國的注意力。兩害相權,英國認為德國的威脅更為巨大,而且是能夠應對的威脅,因此最終把焦點集中在德國而非美國上。[10](Ｐ 329)20世紀初,同樣的原因還導致英國積極支持專制政體的俄國復興實力。

　　19世紀后半期,美國和德國逐步崛起,工業(yè)能力先后超過英國,英國的經濟霸權逐漸喪失,在工業(yè)、商業(yè)、殖民地、海上領域面臨著越來越強的競爭壓力。由于相對能力優(yōu)勢喪失,19世紀90年代前后,英國不得不先后向崛起的德國和美國做出讓步,緩和對抗強度。[12](Ｐ 281)但英國對美國的緩和更加堅決,并最終實現了戰(zhàn)略緩和,其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美國相對于英國的實力優(yōu)勢更大。1900年,美國占世界制造業(yè)產量的相對份額是23.6%,英國為18.5%,而德國僅為13.2%。1910年,美國的相對份額升至32%,而英國則降至13.6%,德國的份額僅略高于英國為14.8%。[12](Ｐ 245)美國的地理優(yōu)勢則彌補了其軍事上的劣勢。19世紀50年代美國領土橫跨兩洋之后,英國就已清楚地意識到,不但對美國進行軍事遏制難以實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難以抵御其對英國海上貿易、殖民地加拿大或西印度群島的進攻。[10](Ｐ 206)此外,多極結構下,英國要應對的敵國較多,能力資源被迫分散,進一步削弱了其遏制美國的能力。

　　上述研究表明,民主世系理論的假設難以證偽,變量選取缺乏有效的控制,經驗驗證上也缺乏說服力,不能有效的解釋大國權力轉移過程,沒有爆發(fā)戰(zhàn)爭的原因,而作者根據現實主義基本理論推導出替代性理論假說則可以對英美之間的和平轉移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釋。

　　三、小結: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理論批判的目的是為新的理論發(fā)現奠定基礎。權力轉移理論提出假說,認為體系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向主導國有可能發(fā)動核戰(zhàn)爭。本文較充分地說明了該假說的虛假性,但并沒有證明另一假設為真,即核背景下崛起的核大國與主導國之間可以避免戰(zhàn)爭。在核大國崛起過程中,核武器的存在對崛起國與主導國之間安全矛盾的演變及其最終解決方式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體系主導國家是否會利用核優(yōu)勢,介入常規(guī)戰(zhàn)爭,壓制崛起大國的實力擴張?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研究問題。

　　在對民主世系理論的批判中,我們找到了能夠較為充分解釋英美之間實現體系和平轉移的變量,即崛起國對主導國核心利益的沖擊程度和主導國遏制崛起國能力。但這一理論框架能否解釋其他體系主導國家與崛起國關系的演變,還有待于進一步嚴密的邏輯解釋和扎實的實證研究。尤其是在核背景下,即崛起國與主導國都是核國家的情況下,這一理論解釋是否適用,尚需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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