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錯怪了亨廷頓？！

　　那個提出了“文明沖突論”的美國教授亨廷頓，據(jù)說在去年的“9·11”事件之后觀念變了，他不再認為文明之間只能是“沖突”而不能合作，至少，文明之間可以展開對話、進行交流，可以在相互了解和理解中緩解隔閡創(chuàng)造共識。他在去年9月——也就是在“9·11”事件甫一發(fā)生的時候，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指出絕不能把“9·11”事件視作為文明間的沖突，否則就是把暴力組織、恐怖組織當成了伊斯蘭教的體現(xiàn)，那么，世界將再也沒有和平安寧可言。

　　其實主張不同文明之間展開對話、建設(shè)文明間的共同性，乃是亨廷頓的一貫主張。在這方面，不能不說，這個世界對他是有誤解的，他對文明沖突的剖解及其前景，的確有些悲觀，人們顯性地看到他悲觀的一面，于是就把這一面，當成了他觀點的全部。然而這對亨廷頓看起來不太公平。亨廷頓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作為一個注重傳統(tǒng)、心懷國家利益、關(guān)切西方文明前途的人，不錯，他是有自己的既定立場的，他的立場決定了他的理論有為既定國家和群體利益考量的成份�？墒莿e忘了，他畢竟同時還是一位以追求客觀性為律令的學者，作為一名學者，他不能不探索事物的本相，或者按照東方佛家哲學的話來說，是要做到“如實”。他的“文明沖突論”，因此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為著“沖突”而來，為什么要關(guān)注“沖突？“反者道之動”，這句古老中國格言，也許能很好概括亨廷頓的心結(jié)。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序言中，開宗明義，他說，“我強調(diào)沖突的危險，正是要為文明對話創(chuàng)造條件，加強文明對話的重要性”——換句話說，只有看到?jīng)_突，才能真正實現(xiàn)合作。我們不能說這種認識沒有道理，它大概更合乎歷史的本相，今天的歐洲已經(jīng)在朝著舍卻傳統(tǒng)的民族國家、而向超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方向邁進了，上千年來、上百年來不同國家、不同種族在同一塊土地上的打打殺殺，才是關(guān)鍵性的推動力，終于促使歐洲國家們痛定思痛，想方設(shè)法發(fā)明創(chuàng)造出了制宜沖突之途和相互合作之道。

　　我們似乎也可以說，亨廷廷的真正關(guān)心，不妨也有不同文明的共存與合作。可是，他對合作途徑的理解，卻又與通常的觀念截然不同。一般說來，人類融合的道路在于消除文化差異，如果不同的文明之間，實現(xiàn)了同一沒有了分別，那么，人類大同的局面不就到來了嗎！道理實在是這樣的，可是，文明與文化差異，真的如人們一廂情愿的那樣，想消除就能消除？亨廷頓考慮到了這一點，因為他看到：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人類歷史進程，隨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現(xiàn)代化，并沒有相應(yīng)迎來人類間沖突的弱化，相反，現(xiàn)代化激發(fā)了民族自覺，民族主體性的增長又帶來本土文化意識的復蘇。相伴生活方式的全球統(tǒng)一的卻是文化認同的分裂，這是現(xiàn)代性的真實場景，我們能認為不同國家、民族間合作的擴展，能通過消滅文化差異此一路徑嗎？亨廷頓給出了解答：此路不通。而且，越是試圖循此路徑而行，可能的結(jié)果，不是減緩文化差異與文明沖突，而是起到相反作用，他的“文明沖突論”，也由此而來，一年前的“9·11”事件，正是對此作出了注腳。

　　既然文化差異難以消除、無法通過消除文化差異來達成人類融合，那么，國家間關(guān)系的改善、整個人類的融合，道路又在何方？悲觀主義者亨廷頓也有著不明朗的樂觀：建設(shè)文明間的共同性。他提出了不同文明相處的三個原則：避免原則——在“即將到來的時代，要避免文明間大戰(zhàn)，各核心國家就應(yīng)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沖突”，這“是在多文明、多極世界中維持和平的首要條件”；
共同調(diào)解原則——主張的則是核心國家要通過相互談判，來遏制或制止不同文明的國家間或集團間的斷層線戰(zhàn)爭；
共同性原則——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維護和平，“各文明的人民應(yīng)尋求和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實踐。”我們看到了另一個亨廷頓，避免原則和共同調(diào)解原則，都還是防守性的，是為防止文明沖突擴大化而設(shè)，然而第三個原則即共同性原則，則就直接意圖于建設(shè)了，建設(shè)”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實踐”，這當然是對單純“沖突”的突破。

　　我們可能只能循著亨廷頓所設(shè)計的路徑小心翼翼地前進，存異求同，這也滲透了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精神與智慧。這一工作事實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存異，另一就是求同。僅有差異，自然難以避免彼此隔膜、相互敵視，在個性之外，我們同時還要尋找建設(shè)共同性。文化的共同、價值觀念的共同，是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之間、不同族群間開展交流、走向和合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建設(shè)共同性，當然是很困難的，所以深昧于歷史無奈感的亨廷頓，在這個問題上極為謹慎。然而謹慎歸謹慎，對此抱有一些樂觀，卻也并非就不可行。人類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之間，其實也如數(shù)學上所講的“最大公約數(shù)”一樣，往往存在著共同的化約因子，而并不是只有差異而無共同，否則人類就不會是象現(xiàn)在這樣，在存在沖突與戰(zhàn)爭的同時還存在友誼與合作。且不說人類各種文明的起源，是可能來自于古老時期的“大流散”；
二三千年前古希臘、古印度、古中國分別在地球各地創(chuàng)造各自文明的時候，據(jù)現(xiàn)在的考證，它們之間也是有交流的，何況一般來說，這一被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稱作為“軸心時代”的時期，幾種古典文明之間，存在著基本理念上的藕合；
還有，現(xiàn)在被錯綜復雜的恩恩怨怨糾纏不休的幾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也是由同一個源頭所發(fā)端，它們共亨了許多遠古傳說與信條。

人類的不同文明之間存在共同性，可以化約出相通的因子，這在今天的文明研究者們看來，不僅是一個信仰，而更是一種事實。

　　文明間的共同是人類的善緣，為實現(xiàn)更多合作，我們應(yīng)致力以求的，因此不是去消滅差異，而是要尋找文明間的“最大公約數(shù)”。文明間的共性被發(fā)掘得越多，不同的國家、族群、文明實現(xiàn)和解合作的空間，也將越大，因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對立與沖突，也就越可能被更大程度地控制。

　　然而我們的工作又不能到此為止。“9·11”事件使人們看到這個世界的分裂，并不比以往為輕，在一個新的世紀里，人類間的關(guān)系緊張，仍然窮窮未已，它無疑在說明著另外一個事實：今天，人類間的文化差異，可能還遠遠大于文化共同，也就是說，不同文化之間的“最大公約數(shù)”，還不足以使處在不同文化的人群，基本實現(xiàn)化干弋為玉帛。如何面對和處理這樣一幅場景呢？它在告誡人們還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要不斷創(chuàng)造出人類間交往的新知識，開辟出更多的共同知識空間，擴展“最大公約數(shù)”。近年來東亞知識界不斷擴大交流層次、意圖創(chuàng)造共同知識空間的努力，無疑就有這方面的意義，它是非常值得提倡推廣的一種意識。（《經(jīng)濟觀察報》200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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