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草根民主發(fā)展的政府責任

　　今年，中國將有18個省區(qū)市的30多萬個村民委員會進行換屆選舉，占全國村委會的一半之多。也就是說，半數(shù)農民都將經歷一次選舉。

　　當此之際，政府發(fā)出了強有力的聲音。民政部基層政權司司長詹成付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嚴厲地批評“中國農民素質低，不適合搞民主”的論調，稱之為“懶漢的邏輯”。在他看來，民主素質和民主意識都是在實踐中不斷培養(yǎng)、鍛煉出來的。

　　確實，自1988年6月1日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至今，已有27個省區(qū)市完成了5屆選舉，其余省份也完成了2至3屆。正是一次又一次選舉，逐漸地培養(yǎng)出了農民的民主意識。至少從參加選舉的熱情來說，文化素質較低的農民，實際上可能超過文化素質較高的城市居民。因為，農民切實感受到了，選舉是自己的權利，自己手中的選票與自己的利益有密切關系。相形之下，正如詹成付所說，保障農民行使這種民主權利的制度框架卻有待完善。

　　由于村民的選票非常重要，村委會選舉相當激烈，因此，近些年來，候選人自發(fā)地嘗試了各種各樣的競選手段。這些手段引發(fā)媒體關于“賄選”等問題的討論。但賄選究竟有哪些構成要件，如何查處賄選，法律法規(guī)卻沒有詳盡規(guī)定，這也給了縣、鄉(xiāng)政府以很大自由裁量權，從而在一些地方出現(xiàn)不正當?shù)馗深A村民自治選舉問題。

　　政府已在考慮補救之策。關于賄選，民政部日前下發(fā)的《關于做好2005年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的通知》中特別提到，要認真研究和區(qū)分一般人情往來、候選人捐助公益事業(yè)以及承諾經濟擔保等法律未明確禁止的行為，與直接買賣選票行為的不同。民政部基層政權司司長詹成付更是直接列舉出一些競選手段，明確其不是賄選，包括承諾實施自來水工程、翻修學校等，承諾當選后要做慈善事業(yè)、公共事業(yè)，候選人以自己的私產作為抵押，以表示施政決心。不過，這種意見和個人看法的法律效力終究較低，還需要將其納入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使之具備完整的法律效力。

　　而對于一些縣鄉(xiāng)干部非法干預村民自治選舉、隨意撤換村自治組織成員的行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未予規(guī)定，民政部的上述通知并未提及。而眾所周知，這種現(xiàn)象對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危害更大。

　　對不管哪種選舉糾紛，最好的解決渠道是司法手段。目前，各地法院也都受理過關于村委會選舉的各類訴訟。問題在于，由于全國性法律較為含糊，各省成文法規(guī)又規(guī)定各異，因而，類似的案件不能得到類似的判決結果。針對這種情況，當然可以根據(jù)村民自治制度施行十余年來的經驗，及時修訂全國性立法；
但更便捷的辦法則是嘗試判例制度，由最高法院發(fā)布具有一定拘束力的判例，或由最高法院及時發(fā)布司法解釋。

　　同時，司法應當擴大權利救濟的范圍。關于選民資格糾紛訴訟，法律已明確規(guī)定適用民事訴訟程序，有關選舉或罷免無效、當選無效、是否賄選等訴訟，也可參照適用民事訴訟程序。而對于縣、鄉(xiāng)鎮(zhèn)宣告選舉無效、拒不頒發(fā)委任狀、撤換選舉產生的村委會成員等行為引發(fā)的糾紛，應當允許有關利害關系人提起行政訴訟。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如果在村民的民主權利遭到侵害的時候，司法機構不能提供及時而有效的救濟，那農民的民主權利就是不完整的。民主與司法之間的關系，常常被人忽略。而現(xiàn)有基層司法機關高度地方化，也不利于司法機構公正地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

　　因此，推進草根民主，我們需要更優(yōu)良的法律，也需要更有公正的司法體制。中國從來不缺乏企業(yè)家精神，缺的只是鼓勵和保護企業(yè)家精神的制度框架；
同樣，中國農民中也不匱乏民主的渴望，缺的是真正有效保護農民民主權利的政治框架與司法救濟渠道。農民對民主的渴望是基層民主制度發(fā)育的基本動力，無數(shù)普通民眾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權利、保障自己的利益，會不斷地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嘗試。政府的責任就在于保護農民的這種創(chuàng)新精神，對農民的制度創(chuàng)新實踐進行理性的辨析，通過立法，將農民合理的、有益的創(chuàng)新逐漸變成制度。政府的另一項責任則是以司法手段保護村民的權利，以選舉之訴回應種種選舉違法行為，不管違法的主體是選民、候選人還是上級政府及其官員。

　　民主制度不是生來就十全十美的，民主是一個學習過程。農民、市民需要學習，政府也需要學習。農民的創(chuàng)新精神，立法機構的立法能力，司法機構的救濟渠道，這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構成了基層民主制度深化、擴展的制度框架。（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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