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嶺峻：謠言與革命——關于1911年武昌起義的政治傳播學分析
發(fā)布時間:2020-05-23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一、文獻綜述
傳播（包括傳播手段與傳播內(nèi)容）在人類政治生活中占據(jù)重要地位。正因為此，在傳播學確立之初，從傳播角度考察人類政治生活即是傳播學的應有之義。對傳播學有奠基之功的加拿大學者因尼斯（Harold Innis）在《帝國與傳播》一書中即明確指出：“在一個廣泛區(qū)域的組織里，傳播占據(jù)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一個廣泛區(qū)域的有效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有效傳播”。1不過，在因尼斯的一系列著作里，政治傳播學更多地是作為一些原則而被提出的，簡言之，因尼斯所反復強調(diào)的是傳播手段與政治發(fā)展的同步關系，按照其原話，就是：“歷史是一系列被不連貫所分開的時期，每一時期都被占主導地位的媒體形式所分解，這些媒體形式吸收、記錄和傳遞信息使之成為與制度化的權力結構一致的知識體系。”2但作為傳播手段的媒體形式是如何在細節(jié)上影響政治發(fā)展的？對于這個問題，因尼斯并未提供更進一步的微觀研究成果。
在因尼斯之后，雖然政治傳播學研究逐漸細化，但學界更多地還是關注大眾傳播媒體（譬如廣播與電視）與政治發(fā)展（尤其是選舉）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于政治傳播學的另一重要領域——謠言對政治的影響，則是甚少涉及。而從政治實況看，一個政府不管其如何高效，都不可能完全控制該社會的所有傳播渠道。——這便為謠言的產(chǎn)生與傳播打開了方便之門。當然，作為一種重要社會現(xiàn)象的謠言不可能完全淡出西方學者的視線之外，譬如，美國歷史學家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即是一本主要從謠言角度研究清代政治危機的扛鼎之作。然而，從總體上看，從政治傳播學角度研究謠言的成果是非常稀罕且頗多錯誤的。法國學者卡普費雷曾著有《謠言》一書，但其關于謠言的定義即是很難令大多數(shù)讀者茍同的。按照其定義，謠言是“在社會中出現(xiàn)并流傳的未經(jīng)官方公開證實或已經(jīng)被官方所辟謠的信息”。3但這個定義顯然不能解釋在政治史中許多謠言恰好是經(jīng)過官方“證實”的。
總之，謠言作為政治傳播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目前研究成果的質(zhì)與量都不能令人滿意。有鑒于此，筆者擬以1911年10月的武昌首義為個案，對于謠言與政治變革的關系作一初步疏理，并希冀借此喚起學界研究謠言與政治的興趣。
之所以選擇武昌首義作為解剖對象，主要是基于如下兩層考慮：
第一，筆者在本文中所界定的謠言是指：有意或無意之間在一個社會上廣為散布的不直實信息。而從武昌首義看，其爆發(fā)、擴展乃至成功，都可發(fā)現(xiàn)“謠言”的幽靈。
第二，武昌首義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較為成熟的一個領域，關于它的檔案資料與回憶錄皆已公開，研究較易著手；
而從謠言角度研究此問題的論著，目前尚付諸闕如4。
二、謠言與起義爆發(fā)
武昌起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被謠言激發(fā)的一場兵變。
當然，在武昌起義爆發(fā)前夕，中國社會已經(jīng)散布著各種各樣的政治謠言。比較集中的有兩種：（1）預言清朝滅亡。譬如，1911年在陜西就流傳著“不用掐，不用算，宣統(tǒng)不過二年半”的民謠。5而在武漢地區(qū)也傳唱著“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監(jiān)，紅衣滿街走，‘長毛’在眼前”的歌謠。6（2）渲染上層矛盾。譬如，1910年汪精衛(wèi)等人在北京以炸彈暗殺攝政王事泄，而在破案之前北京城內(nèi)流傳的說法則是清廷的內(nèi)部斗爭，“有謂系溥倫貝子謀篡位者；
有謂慶王因與肅王有隙，故為此以害之者；
又有謂（炸彈）系載洵、載濤兩貝勒，自英國帶回者，以包藥之紙，有倫敦字樣也。”7這些謠言從根本上侵蝕著清政府統(tǒng)治的合法性，在這些謠言的刺激下，人們對政府的不滿與輕視日益增長。不過，最后促成湖北新軍嘩變的則是一則與士兵性命悠關的謠言。
1911年10月9日，革命黨人孫武等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趕制炸藥時發(fā)生意外，起義計劃暴露。不過，從后來的處置看，以湖廣總督瑞*（徵，偏旁改為氵）為首的地方政府可能并不想擴大事態(tài)，有兩條線索可為佐證：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劉復基與楊洪勝三人后，盡管進行了簡短的嚴刑逼供，但當夜即將他們予以處決；
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順藤摸瓜進而將革命黨人趕盡殺絕，按常理應該繼續(xù)套取被捕革命黨人的口供。其二，在事發(fā)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徵，偏旁改為氵）即向中央政府報告案件經(jīng)過，并為有關人員邀功請賞，大有巨浪過后復歸太平的意思。8但一則謠言將事態(tài)再次引入白熱化。
這則謠言便是：清政府正在捕殺革命黨人。
從現(xiàn)在掌握的諸種材料皆可以證明，在寶善里事件之后，瑞*（徵，偏旁改為氵）采納了多數(shù)新軍軍官的建議，準備銷毀繳獲的花名冊，對軍隊中的革命黨人不予深究。9但令人饒有興味的是，這種柔性處理結果無法告知廣大士兵，從而使上述謠言的流傳有了可能。
回過頭來考察這則謠言的傳播，不難發(fā)現(xiàn)謠言所特有的簡化原理在這則謠言的流傳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所謂簡化原理，是指在謠言傳播過程中，傳播者根據(jù)自己的感受對謠言進行分類從而避免問題的復雜性。1947年，兩位美國心理學家曾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先向一個被試者演示一個幻燈片，內(nèi)容是一輛老式的無軌電車，電車上畫有一幅風景畫；
然后，讓該被試者向一個沒有看過幻燈片的被試者盡可能逼真地描述風景畫，然后再讓后面這個被試者向另一個人描述，這樣一直傳下去�！Y果，最后那個人把一個原來很逼真的描述變成了：‘這幅畫上有一輛有軌電車，它身邊有兩個男人正在爭論。其中一個是黑人。就這些�！�10事實上，在寶善里事件之后，“清朝政府正在大量捕殺革命黨人”的謠言也經(jīng)歷了一個被簡化的過程。
首先，這則謠言源于革命黨人的一種猜測。當1911年10月9日上午，寶善里據(jù)點發(fā)生爆炸之后，共進會首領孫武等人縱火滅跡未果，在逃脫之后，孫武猜想“名冊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轉瞬即交給清吏，將來必定按名冊捉拿”。11這時的核心是“清政府可能按繳獲的花名冊捉拿革命黨人”。
其次，當天，彭、劉、楊三位革命黨人被捕，并于當晚遇害。這時，謠言已演變?yōu)椤扒逭诎从袩o長辮捉拿革命黨人”，因為遭難的彭、劉、楊三位革命黨人皆曾剪去長辮。而在1911年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革命黨人、同樣已經(jīng)剪辮的30標排長張廷輔被捕。盡管這是彭、劉、楊被處決后僅有的一次逮捕行為，但更加證實了謠言的真實性。
最后，甚至有人說官員們正在編制所有漢族士兵的花名冊，將以革命黨罪名逮捕并懲罰所有湖北新軍的漢族士兵。12由于在1910——1911年間，湖北新軍中曾刮起一股“剪辮潮”，剪辮的漢族士兵尤多，所以將“捕殺剪辮士兵”的謠言簡化為“捕殺漢族士兵”，其實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
從“按繳獲的花名冊捕人”，到“捉拿沒有留長辮的士兵”，再到“另編名冊，懲罰所有漢族士兵”，不能看出，謠言所涉及的范圍愈來愈廣了。根據(jù)專家較為樂觀的估計，“到1911年7月，在總數(shù)約1萬7千名的湖北新軍中，……總計有組織的革命黨人將近2000人，經(jīng)過聯(lián)系而同情革命的約4000人”。13也就是說，在湖北新軍中，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傾向于革命外，絕大多數(shù)士兵還是處于游離觀望狀態(tài)。而壓垮駱駝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則是這則涉及到眾多漢族士兵身家性命的謠言。
美國學者彼德·布勞曾經(jīng)對權力下過一個比較寬泛的定義，他認為，所謂“權力”，就是“個人或群體將其意志強加于其他人的能力，盡管有反抗，這些個人或群體也可以通過威懾這樣做，威懾的形式是：撤消有規(guī)律地被提供的報酬或懲罰，因為事實上前者和后者都構成了一種消極的制裁�！�14事實上，在武昌起義爆發(fā)之前，清政府的權力也是建立在這種威懾的基礎之上，然而，上述謠言的傳播則使這種威懾失去了效力，——因為威懾的前提是“服從要比不服從更好”，而“清政府正在捉拿漢族士兵”的謠言則意味著“不管你是否服從，只要你剪了辮子，甚至只要你是漢族士兵，你都可能受到懲罰”，這便使服從清政府的權力失去了任何意義。
總之，一個政權不管如何殘暴，只要它想延續(xù)其權力，它都必須明告或暗示被統(tǒng)治者：服從的代價比反抗的代價要小。否則，便可能將被統(tǒng)治者逼入類似陳勝、吳廣在秦朝末年所面臨的“大澤鄉(xiāng)困境”——服從必然走向死亡，反抗或有一線生機。具體到1911年的武昌起義而言，盡管湖北地方政府并無將新軍士兵逼反之意，但瑞*（徵，偏旁改為氵）等人又無法將不予深究的真實意圖告知全體新軍士兵（這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害怕朝廷的責難，另一方面是因為低估了謠言的作用），所以最后在湖北新軍士兵的心理中造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大澤鄉(xiāng)困境”，從而導致軍隊的大規(guī)模嘩變。
三、謠言與起義擴大
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軍起義之后，11日上午3日即切斷了電報、電話線路，15革命黨與清政府都是在揣測中做出各種決策，這便給謠言的傳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出于求生的本能，革命黨人在起義發(fā)動之后，必定要夸大革命力量，以打消中間分子對政府的恐懼心理，從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于是，關于革命黨聲勢如何浩大的各種謠言便紛紛出臺。這類謠言又分兩種。第一種是為了說服動搖者的隨機性謠言。譬如，當黎元洪詢問革命黨人“所恃為援者何處”時，革命黨人遂編造出“京山劉英已集十萬眾，三日可到漢”的謠言16。第二種是為了威懾清政府的計劃性謠言。譬如，當湯化龍等人獲得清政府的密電碼后，即以瑞*（徵，偏旁改為氵）的名義向外發(fā)電，“力述革命黨勢焰甚盛”；
此外，湯等人還在武昌四處演說，以“某省已陷，某軍同黨”等說法“借維眾心”。17
應該承認，革命黨人的謠言攻心戰(zhàn)是相當成功的。經(jīng)過革命黨人有意無意的制造，當時坊間甚至流行著一則富有戲劇性的謠言，據(jù)當時的報紙記載：
“督署火起后，瑞*（徵，偏旁改為氵）出走，革軍都統(tǒng)黎元洪曾遇之，瑞欲自匿，黎忽舉槍問曰：公欲成名乎？（謂殉城而死）欲全命乎？瑞聞而泣下，俯首乞免，黎竟笑而縱之曰：公且去，毋溷吾輩事，瑞乃狼狽遁去�！�18
盡管這則消息屬于毫無根據(jù)的無稽之談，但它卻暗含著的兩個信息則是革命黨人十分需要的。首先，像黎元洪這樣的高級軍官都加入了革命陣營；
其次，以瑞*（徵，偏旁改為氵）為代表的清朝地方官員極其無能。這兩層含義無疑都可以壯大革命黨人的聲勢。
相對于革命黨人的謠言攻心戰(zhàn)，清政府在對輿論的掌握與控制方面明顯處于下風。這也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其一，清政府始終無法了解革命黨人的實情。
自1911年10月10日起義正式爆發(fā)之后，武昌與處界基本斷絕了消息，直到一個星期后，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的記者莫里循還在向總部抱怨：“因為與漢口的電報業(yè)務中斷，很難得到確切的消息。”19不過，外國記者還是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武昌起義的一些實情。比較起來，清政府在信息的獲取方面更為缺乏。當起義爆發(fā)時，清內(nèi)閣即電問新任命的湖廣總督袁世凱：“駐鄂陸軍營隊眾多，未必全與匪通，何至無一用命者？”20顯然，在信息來源上，除了地方官員的報告，清朝中央政府并無其他管道。而一旦地方官員有意或無意隱瞞實情，中央政府便只能在想當然中決策。最為荒唐的一個例子是，當時閩浙總督松壽聽到一則謠言——革命黨人在新加坡制造軍艦，并已駛抵澳門，于是松壽要求海軍部派軍艦到福州、廈門一帶“以備不虞”，而當海軍部向內(nèi)閣請示辦法時，皇帝的朱批只是“知道了”。21對于消息的真?zhèn)尉谷徊荒苤靡辉~。
其二，清政府始終不能掌握社會輿論的主動。
在當時清政府往還的電文中，充斥著“人心浮動”的詞語。在各種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北京城內(nèi)是“人心惶惶，米價飛漲”，人們紛紛到銀行擠兌套現(xiàn)，以致“市面買賣非現(xiàn)銀不可”。22為了收拾人心，清政府又是下罪己詔，又是派宣慰使，最后甚至答應改組皇族內(nèi)閣，立即實行立憲，但仍沒有將社會輿論引向?qū)ψ约河欣囊幻妗＿@中間的關鍵原因還是在于清政府已經(jīng)失去了當時介于政府與大眾之間的紳士們的支持。根據(jù)政治傳播學的一般原理，在廣播與電視這類大眾傳播工具出現(xiàn)之前，信息在社會上層與下層之間的流動都要經(jīng)過“輿論領袖”（opinion leaders）的中介作用,在近代西方，這些人一般是指“教師、官員、社區(qū)領袖、杰出商人、職業(yè)領袖等”。23而在清朝末季的中國，這些輿論領袖的功能便由那些紳士們承擔。但在皇族內(nèi)閣與鐵路國有雙重政策的打壓下，當時的紳士頭面人物已大多對清政府由失望變成絕望了。
揆諸史實，在武昌起義發(fā)生之后，清政府的決策并非完全藥不對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譬如，在1911年10月19日的上諭中，清政府反復向下屬強調(diào)：“如搜獲逆黨名冊，立即銷毀，毋得稍事牽連，致滋擾累�！�24其目的還是不要將革命黨人逼入上述“造反成本低于服從成本”的“大澤鄉(xiāng)困境”。不過，由于清政府自身已失去公信力，他唯一的選擇便是依靠紳士領袖出面勸說，從而讓民眾了解并認可自己的懷柔政策。但饒有興味的是，清政府任命的那些作為宣慰使的紳士領袖，如江蘇的張謇、浙江的湯壽潛、湖南的譚延闿卻先后加入了革命黨的陣營。據(jù)說，當湖南的新軍士兵聽到譚延闿亦發(fā)表反清革命的演說后，紛紛歡呼：“譚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25
四、余論
根據(jù)因尼斯的觀點，一個社會的政治體系應與傳播體系相適應。在清朝末年，隨著電報與報紙在中國的廣泛引入，從理論上講，清政府具有了更好的控制輿論與鞏固權力的傳播手段。但由于內(nèi)外兩層因素的影響，這種理論上的優(yōu)勢沒有并化為現(xiàn)實中的勝勢。從外部因素看，由于外國媒體在治外法權的庇護下，往往能輕易沖破清政府的新聞封鎖。26而從內(nèi)部因素看，由于紳士階層同情甚至支持革命，在缺乏大眾傳媒的情況下，輿論領袖又不肯合作，清政府便不可能將其收拾人心的舉措傳諸民間。于是，在各種謠言的侵蝕下，其崩潰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當然，從武昌首義的歷史看，制造與傳播謠言并不是革命黨人的專利，清政府官員也在多種場合利用謠言來應變。譬如，在武昌起義爆發(fā)之初，湖廣總督瑞*（徵，偏旁改為氵）即“派人分途散播謠言，謂清廷已派大兵南下，革命黨不日即可消滅”27。而率湖北新軍入川鎮(zhèn)壓保路運動的端方為防止部下嘩變，也捏造了“武漢于某日為官軍克復，宜昌于某日亦為薩軍（薩鎮(zhèn)冰率領的清朝海軍——引者）收回”的謠言。28但從總體上看，革命黨人的謠言攻心戰(zhàn)術更為成功。這中間的原因自然不僅僅是革命黨人制造的謠言更有技巧，主要還是因為當時國人普遍同情并支持革命，渴望革命黨人取勝的心情自然更易于讓他們接受對革命黨人更為有利的各種謠言，換言之，到革命范圍擴大之后，他們想知道的已經(jīng)成為他們希望出現(xiàn)的。據(jù)親歷革命的黃炎培先生事后回憶：
“（武昌起義爆發(fā)后）上海息樓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發(fā)生了大影響。望平街左右相望的報館，家家大玻璃窗外，張貼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眾擠得滿滿地在探聽，一個捷報到來，鼓掌狂歡；
一個報告失敗，認為這家報館受清廷指使，誣勝為敗，群眾極度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轟砰轟地立刻打得粉碎。從此報館不但不敢在門首披露失敗消息，特別不敢在報上披露。”29
正是在這種心理支配下，革命黨人制造的一些非常離譜的謠言，也能被廣大民眾所接受。譬如，當清軍攻下漢口與漢陽后，武昌城內(nèi)一片混亂，不得已，革命黨人通過《大漢報》在半日之內(nèi)連出6份號外，偽稱“他省戰(zhàn)勝、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毫無根據(jù)的消息，結果“人心稍安，士氣復振”，以致武昌童謠皆唱：“大漢報真?zhèn)�巧，見了他膽大了�！�30
當政府的公信力喪失殆盡的時候，有利于革命黨人的謠言已經(jīng)不需要刻意傳播，便能不脛而走了。
【注釋】
1 H. A.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7.
2 Paul Heyer, Communications and History: Theories of Media, Knowledge, and Civilization,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8, p.115.
3 [法]卡普費雷：《謠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頁。
4 通過對中國期刊網(wǎng)的檢索，1994年以來中國學術界以謠言為題的個案研究只有兩篇，其一為龔敏的《試論法國大革命時的謠言》（載《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其二為顧吉辰的《論后周末年的一場政治謠言——兼論趙匡胤上臺》（載《學術月刊》1994年第4期）。龔敏的論文完全抄襲了高毅所著的《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景梅九：《罪案》，《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4期。
6 轉引自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頁。
7 黃斗寅：《庚戌年謀炸載灃別紀》，丘權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選輯（續(xù)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頁。
8 詳見《瑞*（徵，偏旁改為氵）報告破獲漢口俄租界革黨組織電（1911年10月1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一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68頁。
9 （美）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17頁。
10 （美）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頁。
11 李春萱：《辛亥首義紀事本末》，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二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6頁。
12 （美）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18頁。
13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頁。
14 （美）彼德·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頁。
15 （英）計約翰：《辛亥武昌戰(zhàn)守聞見錄》，載《近代史資料》總72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頁。
16 熊秉坤：《武昌起義談》，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頁。
17 轉引自楊天石：《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發(fā)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52頁。
18 袁廟祝*（魚+它）：《辛亥革命徵信錄》，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2頁。
19 （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nèi)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里循書信集（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762頁。
20 《宣統(tǒng)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內(nèi)閣總協(xié)理大臣寄湖廣總督袁世凱上諭》，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頁。
21 《宣統(tǒng)三年九月初九日海軍部大臣載洵等奏折》，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300頁。
22 《宣統(tǒng)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御史史履晉奏折》，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7頁。
23 Michael Roskin, Robert Cord, James Medeios, Walter Jones,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97, p.167.
24 《宣統(tǒng)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上諭》，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頁。
25 （美）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43頁。
26 據(jù)給事中蔡金臺的奏折：“此次亂起，郵部禁阻交通，民部禁止報載，皆為軍事正當辦法。第禁令不及于洋報，轉使匪黨得藉以施其煽惑。而民間反因警廳之禁，滋疑而信謠。”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1頁。）
27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中）》，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影印版，第43頁。
28 湖北革命實錄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上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頁。
29 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回憶辛亥革命》，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4頁。
30湖北革命實錄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上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頁。（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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