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巖：兩種國學與思想爭論的三重境界

　　自從５月２９日人大校長紀寶成向媒體宣布人大組建國內(nèi)高校首個國學院以來，“國學”即成為學術界及公共輿論關注、爭論的焦點。雖然自由派知識分子中也有人支持國學，但抨擊、非難的聲音大多來自自由派陣營，其理據(jù)也主要是源于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
在爭論中反對之聲最高的袁偉時，更被一些人尊為南方自由派的領袖人物。因此，人大彭永捷提出了“自由主義者為何頻頻狙擊儒學？”的質問。

　　人們奇怪，標榜寬容多元的自由主義為什么會對國學頻出重手。其實，思想爭論很正常，自由主義的標榜寬容與它對其它學說的窮追猛打并不矛盾。自由主義的寬容，體現(xiàn)在它主張一種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多元并存的思想、政治格局，在認同這種格局的前提下，思想者還可能與不同思想在三個層次上發(fā)生碰撞、沖突。

　　首先，作為思想者個人來說，一般會形成一個核心觀念，并以此為中心來結構化自己的思想體系。不管思想者贊成什么樣開放、兼容的外在體系，就觀念體系本身而言，都是排斥異質的。任何思想如果危及核心觀念的中心地位，都會遭到猛烈抨擊。這種思想之間的自然碰撞，是思想爭論的最普遍形式。

　　對于已經(jīng)形成流派、結成陣營的思想體系來說，還有一個話語主導權誰屬的問題，即由哪一種思想掌握話語主導權，行使對其它思想進行評判的權力，而不是被其它思想所評判。即使在開放、多元的格局中，話語權也不可能是平等的，總有一種思想體系居于主導。例如，自由主義支持的就只是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多元格局，而不是其它思想主導下的多元局面。為了這種話語主導權，主張溫和、兼容的思想也可能與其它思想爭得死去活來。

　　一定的思想學術往往還對應于一定的政治主張，一旦關涉現(xiàn)實政治，思想爭論就會變得更殘酷，更具你死我活不相容特性，由不得你費厄潑賴。在中國語境下，政治之爭往往不便明言，只能隱于思想爭論背后。正是由于涉及現(xiàn)實的政治主張，自由派對國學的打擊才毫不手軟。

　　這就涉及到當前國學界對國學的兩種認同。一種觀點認為，國學主要是一種學術知識體系，它包括諸子百家等傳統(tǒng)文化，儒學只是其中一個單元，雖然是很重要的單元；
實際參與人大國學院運作的學者似乎多持此一觀點。另一種觀點認為，國學主要是一種精神文化體系，雖然諸子百家均在其中，但它有自己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是以儒學為核心的；
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蔣慶、陳明。

　　如果國學僅僅只是第一種，它不會激起如許波瀾，思想爭論將止于第一層次。學術知識意義上的國學，并不對應于特定的政治主張，不會與其它學說發(fā)生政治層面的沖撞。即使在話語權層面，在現(xiàn)代語境下，這種國學應該也沒有謀求話語主導權的自信，而只是希望覓得公共言論的一席之地，因此在這方面的沖突也不會太激烈。

　　自由派的警覺和激烈顯然是針對第二種國學，但他們顯然也弄錯了批評的對象。此次人大國學院的實際運作者，大多只是第一種國學的認同者，自由派往往要求自己的批評者區(qū)分他們內(nèi)部的不同支流，但輪到自己出手時，同樣不分青紅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當然，自由派的過度反應其實也是一種話語權反應。自覺掌握了話語主導權的自由派要對思想界的“異動”作出評判，規(guī)范其它流派的表現(xiàn)：現(xiàn)在出來的雖然只是第一種國學，誰知道是不是玩韜光養(yǎng)晦？一旦任其坐大，第二種可能就要乘勢噴薄而出了；
不行，必須先敲警鐘--這就是衛(wèi)道士心態(tài)。

　　為什么說第二種國學會引致話語權的全面爭奪并將戰(zhàn)火引向政治層面？這要從第二種國學的自洽性說起。沒有人否認國學應該包括諸子百家在內(nèi)的一切傳統(tǒng)文化，但第二種國學要求儒家在其中占據(jù)核心主導位置，它如何來論證自己的這種主張呢？從學術精神價值而言，諸子百家各有其長，至少儒、佛、道三家難分軒桎，法、兵、醫(yī)諸家也各擅勝長。儒家在歷史上的顯赫地位是政治權力賦予的，由于儒家在政治層面具有特殊的穩(wěn)定功效，因此被歷代政權賦予道統(tǒng)正位。所以，儒學要在今天的國學中占據(jù)特殊主導位置，就必須重回權力支持的道統(tǒng)正位，謀求重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理論。

　　這當然會引致關于思想話語權和國家政治前途的激烈爭論，但引發(fā)爭論并非壞事，更不證明這種主張就不合理。批評者有一認識誤區(qū)，以為儒家要求重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就是主張原封不動回到古代，原汁原樣的禮教又要復辟。實際上，除極個別原教旨主義者外，大多數(shù)當代儒家都主張依據(jù)現(xiàn)代性改造儒學，使其符合新的時代需要。遺憾的是，當代儒家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蔣慶就持原教旨主義立場，而其他代表人物也并沒有以足夠明確的態(tài)度將自己與蔣慶區(qū)分開來，反而更多強調(diào)彼此的共同性。從處于起步階段的儒家復興運動的弱勢處境來說，這種做法可以理解；
其它流派如自由派在這一點上更不堪，他們的激進部分更強大，其他人也更不愿意與激進者區(qū)分立場，因為后者據(jù)有強大的“道義資源”。但是，這種含糊在借勢的同時也必然增強普遍的誤解。筆者認為，在現(xiàn)代市場社會，當代儒家的主流如果不與“言必稱圣人”的原教旨主義劃清界限，就難有真正的復興、壯大，這不僅僅是因為外部阻力，更因為原教旨主義必然使儒學內(nèi)部的現(xiàn)代化改造徒勞無功。

　　必須承認，要求儒學重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即政治儒學是可欲的，它至少可以作為當代中國政治前途的諸多選項之一。確實，這樣的儒學或儒教必然謀求政府支持，如果成功必然致其它學說于不平等位置。但是，世界上又哪里有真正平等的思想氛圍？不說在西方民主國家政府同樣干預思想文化，美國中央情報局更自覺承擔文化部的職能；
即使撇開政府因素不談，大多數(shù)市場社會中傾向于資本利益的思想學說總是能夠獲得比傾向于勞動者的思想學說多得多的資源，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不能說其它的不平等都不可避免，唯獨儒家的不平等應該避免。當代儒家的主流呼吁政府支持，但反對思想專制，即主張由儒家主導的多元化思想格局。

　　政治儒家縱然有其存在理由，但國學沒必要與之重合，國學可以保持一種更開放的結構。即使國學不以儒家為核心價值取向，它仍然是中國的，它在世界文化中仍然是獨特的、可以被區(qū)別開來，它仍然有自己獨有的精神文化元素。只是這樣一種開放體系，未必表現(xiàn)為一種嚴謹?shù)慕Y構性，而是表現(xiàn)為內(nèi)含多元的非線性特征，這又有什么不好呢？國學為什么一定要成為一件結構主義的作品？它應該更宏大、更包容，才能有更好的適應性和生命力。

　　在最近發(fā)生的“鄭家棟事件”中，自由派代表人物徐友漁對國學派建言：如果你們珍惜自己的事業(yè)，對之有長遠打算，那么一定要保持低調(diào)，力戒鼓噪；
首先而且長期埋頭做學問，把對中國大陸傳統(tǒng)文化的補課工作做好，至于那些微言大義、事業(yè)理想，等以后再說--話說得很好，但真要做到極不容易，至少自由派自己就遠遠沒能做到。國學固然需要補課，自由主義在中國需要補的課更多。當下中國大多數(shù)自由主義者憑的只是信念、熱情，問他們在中國應該如何實現(xiàn)他們的政治主張，實行的后果會如何，如何應對各種可能的負面效應，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茫然不知所以，但他們“鼓噪”那些“微言大義、事業(yè)理想”的勁頭比誰都足。對此，人們不能不疑問：他們的信心從何而來？許多人根本就不關心事后的成敗利弊，只是埋頭起勁向著理念方向“鼓噪”，驅策他們言行的，究竟是理性，還是神性？

　　“鄭家棟事件”并沒有令國學或儒家蒙羞，否則，世界上所有的學問、學說早就應該被羞得抬不起頭來。真正不帶觀念或利益偏見的學者都會支持當今國學及儒家的復興，原因無它，在這個現(xiàn)代性充斥的時代，國學及儒家的精神元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之道，損不足而補有余；
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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