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允若：“蘇報案”一百年祭

　　20世紀之初，中國報界發(fā)生了震動中外的“蘇報案”。1903年夏，在上海外國租界地區(qū)出版、由章士釗任主筆的《蘇報》，因發(fā)表一系列鼓吹推翻帝制、實現(xiàn)共和的文章，遭到鎮(zhèn)壓。當時民主革命的先驅(qū)鄒容出版了宣傳小冊子《革命軍》，《蘇報》除發(fā)表鄒容為該書寫的自序外，還刊登章太炎寫的《序革命軍》和章士釗寫的《介紹<革命軍>》等文章，加以推薦和宣揚。6月29日《蘇報》又發(fā)表章太炎寫的《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guān)系》一文，駁斥康有為“只可行立憲，不可革命”的主張，并直呼光緒皇帝為“載?小丑”，指責他和慈禧太后都是“漢族公仇”。就在該文發(fā)表的當天，外國租界當局應清朝政府的要求，拘捕了章太炎和鄒容，隨后又查封了《蘇報》。當時清政府極力主張殺害章、鄒二人，但租界會審公廨迫于輿論壓力，初審時判決他們終身監(jiān)禁，第二年又不得不改判章太炎三年、鄒容二年徒刑。屈指算來這件事距今已百年掛零了。

　　這是中國報業(yè)史上一場令人難忘的文字獄。在中國歷史上，封建統(tǒng)治階級為了維護專制統(tǒng)治，從不允許有任何“犯上作亂”的言論出現(xiàn)。他們大興文字之獄，動輒加害敢于說話的文人，此舉尤以明、清兩朝為甚。近代報業(yè)在中國出現(xiàn)以后，封建統(tǒng)治者視之為洪水猛獸，極盡控制、壓制之能事，“蘇報案”的出現(xiàn)正是廣大民眾和進步文人同封建統(tǒng)治者沖突、較量的一個突出事件，也是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字獄實施于報界最早、最為典型的案件。

　　自“蘇報案”以后，中國社會經(jīng)過了多次變革，歷史在不斷前進。可是涉及報界的文字獄卻依然綿綿不絕，甚至不斷推陳出新，大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勢。即使在“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以后，知識界仍然無法擺脫種種精神枷鎖，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寶劍隨時都會掉落下來，把人投入萬劫不復的地獄。從批《武訓傳》、反“胡風集團”，到“反右運動”，哪一項不和報刊有關(guān)、哪一次不讓辦報人無限惶恐、無比顫栗？而在那“大革文化命”的年月，這種文字獄的深度、廣度和烈度，更是創(chuàng)歷史之最、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當然，同樣是文字獄，其表現(xiàn)形式古今以來是大有不同的。一般來說，20世紀中期以前，文字獄的實施者總是明目張膽地維護本階級的政權(quán)和少數(shù)人的私利，表現(xiàn)上很少掩飾，往往是赤裸裸地、直截了當?shù)劓?zhèn)壓或封殺。而20世紀中期以后的情況就比較復雜，各種各樣的文字獄往往都打著“革命”的旗號，用的是“人民”的名義，實施的方法也往往借“群眾”之手，由這樣那樣的“群眾”發(fā)難，把打擊目標淹沒在“人民戰(zhàn)爭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骨子里呢？維護的并不是真正的民情民意，只不過是某些人的個人權(quán)威或私利而已。自命為九五之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這點上一切文字獄的實施者其實都是相通的。

　　內(nèi)在相通而外在相異，這就增添了問題的復雜性。在過去，民主和反民主的營壘分明，一旦出現(xiàn)了“蘇報案”這樣的文字獄，群情激憤，輿論嘩然，于是實施者的圖謀往往不那么容易得逞。而在現(xiàn)代，民主和反民主的營壘相互交混，壓制民主者在口頭上也都掛著“民主”和“人民”。盡管反民主的程序十分明顯，可是一旦假借了“人民”的名義，善良的人們就會默然認可，似乎只要符合那種被說得神乎其神的“人民利益”，舉世公認的、最基本的民主程序和司法程序，統(tǒng)統(tǒng)成了可有可無的“形式”。于是，反民主的“陽謀”就會順順當當?shù)貙崿F(xiàn)，受害者只能引頸就戮，旁觀者只好噤若寒蟬�！皶r光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專制主義也就在一片順從聲中得以長命百歲。其實稍作理性思考就會明白，在現(xiàn)代社會，反民主必然也是反人民的，離開了基本的民主程序和手段，哪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而今隨著歷史的前進，文字獄也在不斷翻新，其形式也越來越具有“時代特點”。比如，媒體的言論觸犯了權(quán)勢者的私利，權(quán)勢者往往避實就虛，來個迂回包抄之勢。言論本身無可非議，他就改而在生活或私人問題上尋找破綻，捕風捉影，給你制造個緋聞或其他丑聞來把你搞臭。政治上無懈可擊，他就改而在經(jīng)濟上尋找突破口，牽強附會，給你弄個貪污受賄之類罪名。再有就是倒打一耙，聲稱你的文字損害了他的名譽，動用各種關(guān)系給你加上個誹謗罪�？傊�，文字之獄，源自文字而又在文字之外做文章，反正叫你因文字而入獄就行。手段并不重要，目的就是一切。只要把你打進十八層地獄，弄你個身敗名裂、妻離子散、再不能犯上作亂，這便是他們的“偉大勝利”。

　　中國報史上著名的文字獄“蘇報案”過去整整一個世紀了，但是“蘇報案”的變種還在中國大地上繼續(xù)繁衍，類似的丑劇還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舞臺上不時上演。什么時候才能讓它逐步消失以至滅跡呢？這是擺在我國幾十萬報人、幾百萬傳媒工作者、幾千萬知識分子面前的一個十分沉重而嚴峻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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