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東：中日崛起的戰(zhàn)略框架比較及其安全互動模式選擇

　　摘要　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日兩國首度在東亞地區(qū)以對稱性的平等強國身份出現(xiàn)。中日兩國戰(zhàn)略環(huán)境對兩國的崛起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因此在崛起的戰(zhàn)略選擇上,兩國既有相同之處亦有不同地方。由于日本以后的戰(zhàn)略選擇方向不明確,因此其不同選擇也就決定了中日間互動安全模式的具體樣式。

　　關鍵詞　中國　日本　崛起　戰(zhàn)略

　　二戰(zhàn)以后,東亞地區(qū)經(jīng)歷了兩個國家、兩次崛起的歷程,即20 世紀60 年代以來日本的重新崛起及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中國的和平崛起。當前,中日兩國的崛起改變了兩國間歷史上一直存在的“一強一弱”的非對稱格局,而首次在本地區(qū)以對稱性的平等強國身份出現(xiàn)。因此,分析中日崛起的戰(zhàn)略環(huán)境,比較兩國崛起的戰(zhàn)略框架,明確兩國關系的定位,探尋維護中國安全的最有利途徑就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一、中日崛起戰(zhàn)略環(huán)境的有利與不利

　　1. 輿論環(huán)境。從當前的大國關系看,中國崛起使得近代以來中國始終處于國際格局中弱勢一極的態(tài)勢開始逆轉,由此,在一些西方國家,“中國威脅論”也就甚囂塵上。例如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曾說過:“一個富裕的中國不會安于現(xiàn)狀,而將是一個具有侵略性的國家,注定要爭取地區(qū)霸權�！盵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言論在一些東南亞國家中也很有市場。因此,如何消弭這些言論就成為中國需要破解的一個難題。對于西方國家來說,中國威脅論”更多的是基于美國學者溫特所謂的“知識(觀念) 結構”的不同。正是有這種不同,所以雙方總是相互猜疑,對對方的動機和意圖也總是做最壞的估計。由于觀念的轉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負面言論短期內也不會消失,由此也增加了中國崛起進程中在國際舞臺上“有所作為”的難度。

　　就日本的輿論環(huán)境看,對日本懷有戒心的主要是二戰(zhàn)時曾遭受過日本侵略的這幾個東亞國家,如中韓朝等。在歷史認識、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這幾個國家是對日本提出批評并對其崛起表示擔憂的主要力量,但目前看其言論似乎曲高和寡。首先,在經(jīng)歷了80 年代初短暫的“日本威脅”后,美國已明確表示支持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特別在“9•11”事件后,美國不僅暗地扶植日本,力促其派兵海外,同時還支持其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其次,由于歷史經(jīng)歷不同,亞太國家對日本的態(tài)度很不相同,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疑慮要相對弱一些。所以,從目前中日崛起的輿論環(huán)境看,似乎中國受到的壓力要更大一些。

　　2. 地緣環(huán)境。從地緣結構看,中國屬于陸海復合型國家。因此,如果中國處理不好陸防與海防的關系,就可能既遭到陸權國的欺凌又受到海權國的侵犯。另外,地緣政治理論認為,如果力量相近的國家隔得越遠,它們的安全感就越大;力量相近的國家隔得越近,它們之間的安全感就越小。[2 ]而中國在地緣上就恰恰與多個大國為鄰,因此,隨著中國的崛起,周邊國家的安全疑懼心理也就可想而知。尤其對中國不利的是大國一多,受到的牽制也就越多,甚至在特定條件下會形成四面受敵的窘境,如20 世紀60 年代中國的處境就是這樣,毛澤東曾形象地將這種局面比作“夾肉面包”。[3 ]日本的地緣位置則有效地擺脫了這個困境,首先,日本是島國,可以不必費心處理陸防與海防的關系,只需專心搞好海防即可;其次,日本可以創(chuàng)造“島國效應”。美國學者莫德爾斯基認為,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要成為真正的強國,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就是要具有“安全保障剩余”( security surplus) ,即居有島國或半島國的地緣位置,從而具有進可攻、退可守的戰(zhàn)略自主性。這在國際政治理論上被稱為“島國效應”。[4 ]雖然現(xiàn)在遠程導彈的出現(xiàn)使這種效應不斷弱化,但戰(zhàn)爭畢竟不能“離岸”進行,所以島國的優(yōu)勢還是存在的。由是觀之,似乎中國崛起的地緣環(huán)境也較之日本更為惡劣,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卻也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的地緣環(huán)境對我們有利的一面。首先,中國的地緣結構可以使之成為海陸大國間縱橫捭闔的獨立政治空間。例如在70 年代,基辛格打出“中國牌”,曾引起勃烈日涅夫的恐慌;進入90 年代,中俄戰(zhàn)略協(xié)作伙伴關系的發(fā)展又使美國感到害怕。有鑒于此,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一方面應具有戰(zhàn)略方面的靈活性,避免任何可能出現(xiàn)的地緣政治抗衡與競爭危及中國;另一方面,也可根據(jù)國際形勢的發(fā)展兼顧利益原則,有重點的發(fā)展對外關系,但要著眼于多邊推進。其次,中國周邊強國環(huán)伺也可以增進我國的“進化力”,這是達爾文生物學及市場經(jīng)濟教給我們的一個原理。如果一個大國在某一地區(qū)獨霸一方,其周邊都是小國弱國,那總有一天這個國家會走向遲暮。而“與狼共舞”并能夠生存下來的國家則往往充滿活力,其地緣位置促發(fā)的相互競爭也是一重要因素。

　　3. 文化環(huán)境。中國文化從總體上可歸結為三個特性,即整體性、中和性和差序性。所謂“整體性”,即強調“天人合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這無疑是與當前的全球化及我國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相應的。所謂“中和性”主要體現(xiàn)為中庸之道,即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適度合理性,因此在矛盾解決方面強調協(xié)商。中國文化的整體性與中和性使得中國尊重多樣性,強調和平共處,這也為中國和平崛起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所謂“差序性”是由費孝通先生“差序性同心圓”概念引申而來。這種“差序性”可能會使中國強調“夷夏之防”,從而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另外,如果將這種“差序性”加于百姓則可能使國內政局不穩(wěn)。令人欣慰的是最近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以人為本”的理念,表明中國政府消除這種差序性的決心,由此也增加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民心凝聚力”。

　　日本文化的特色更多地體現(xiàn)為一種“島國文化”,這種文化使得日本具有居安思危意識,從而能夠奮斗上進,這無疑對日本崛起是有利的。但有的時候,島國文化也可能使日本對安全問題過于敏感,對周邊國家任何事關安全的活動都風聲鶴唳,從而滯阻日本與他國關系的發(fā)展。另外,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還將日本文化歸為一種“恥感文化”,這種文化使得日本有一種“善變的倫理”[5 ] ,在國家發(fā)展中,如果一種戰(zhàn)略方針失敗,他們可能迅速拋棄這種方針,由此使得日本崛起具有靈活性。但另一方面,這種文化也使得日本過于自信,這種自信“是愿意干起任何工作而不顧自己的能力是否差距很遠的思想基礎”。[6 ]在這種文化理念中發(fā)展也可能使日本崛起具有刻板性,從而延緩其崛起的速度。

　　二、中日崛起戰(zhàn)略框架的相同與不同

　　所謂戰(zhàn)略“, 泛指重大的,帶全局性的或決定全局的謀劃,戰(zhàn)略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達到這一歷史時期所規(guī)定的主要目標以前基本上是不變的”。[7 ]所以,我們這里也就不準備比較中日崛起過程中在具體領域所采取的策略措施,而是對那些事關兩國崛起的總方針、總計劃進行分析。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對兩國的戰(zhàn)略框架作如下比較:

　　1. 關于相同點:

　　(1) 兩國都經(jīng)歷了“韜光養(yǎng)晦”的歷程。20 世紀80 年代末,鄧小平在對世界形勢、中國國情進行了全面分析基礎上明確提出“韜光養(yǎng)晦”策略。其原因主要基于這樣幾個方面考慮:首先,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共產(chǎn)主義運動在全球陷入低潮,因此,如果中國像前蘇聯(lián)那樣“處處爭強”,只能遭到國際反共勢力的敵視與遏制;其次,就是中國國情特有的“大國小國雙重性”。說中國是大國,即人口多,塊頭大;說中國是小國,即綜合國力人均量小,經(jīng)濟效益低。正因為我國國力有限,所以也就制約著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作用。無論是國際維和、國際救援還是國際開發(fā),我國所能投入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從當前看,盡管我國提出“和平崛起”,但實施“韜光養(yǎng)晦”的策略基礎并沒有改變。因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仍應堅持這一策略,如鄧小平所指出的“越發(fā)展越要謙虛”。[8 ]

　　就日本來看,日本的“韜光養(yǎng)晦”更多的是自我約束與外部強制雙重作用的結果。二戰(zhàn)后,美占領軍當局對日本進行了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改革,由此,日本的內政外交也進入一個“冬眠期”。在內政方面,以吉田路線為指引埋頭發(fā)展經(jīng)濟;在外交方面,則堅持“三不原則”。同時,日本對有損其“韜光養(yǎng)晦”策略的行動還主動進行抑止,如1958 年,聯(lián)合國秘書長要求日本向聯(lián)合國黎巴嫩監(jiān)督團派遣自衛(wèi)隊成員,被日本政府拒絕。1961 年,日本駐聯(lián)合國大使松平康東主張派自衛(wèi)隊參加聯(lián)合國對剛果的行動,遭在野黨反對,池田首相責令其收回發(fā)言。所以,從日本戰(zhàn)后戰(zhàn)略的發(fā)展軌跡看,有學者提出日本是在用一種“煮青蛙”方式實現(xiàn)崛起,即“采取一種逐步使國際社會習以為常的方式,在化解國內外阻力的過程中,以低調追求高目標”。[ 9 ]因此,日本也被人稱作戰(zhàn)后“韜光養(yǎng)晦”最成功的國家。

　　(2) 兩國都力圖在崛起中“有所作為”。對中日兩國來說,“有所作為”不等于“全面作為”,而更多地體現(xiàn)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色彩。就中國看,中國的“有所作為”主要建立在這樣一些理念思考之上:首先,中國是一個大國,她既是人口大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同時在經(jīng)濟、科技、軍事方面又有一定實力。鄧小平指出:“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么樣也算一極�！盵10 ]這句話點明我國在多極格局中的地位與作用。說明中國是世界上一個有份量的國家,應該而且能夠有所作為。其次,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其實,隨著中國的崛起,國力的強大,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也與日俱增�？梢哉f,在亞太地區(qū),任何地區(qū)重大問題,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是難以獲得滿意解決的,例如,朝鮮核問題、地區(qū)恐怖主義問題等。因此,中國應認識到自己崛起的使命,積極參與亞太安全事務,倡導建立亞太安全機制,以此維護本地區(qū)的繁榮與穩(wěn)定。

　　對日本來說,能夠在國際上有所作為一直是其孜孜以求的目標。其實,早在20 世紀60 —70 年代,隨著日本經(jīng)濟實力的增強,其有所作為的思想就不斷萌生,到80 年代終于將其付諸實踐。其表現(xiàn)一是積極插手亞太安全事務,如倡導建立亞太多邊安全機制,參與朝核六方會談等;二是將軍事力量派出海外,如從“9•11”事件后的《反恐怖特別措施法》到伊拉克戰(zhàn)爭后的《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別措施法》,日本的舉措清楚不過地表明了這一點;三是力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聯(lián)合國一直被日本視為能在國際上有所作為的主要場所,因此,徹底調整安理會的組成就成為日本實現(xiàn)突破的一個重要步驟。日本前駐聯(lián)合國大使波多野敬雄曾為此直截了當?shù)卣f:“沒有日本參加的安理會缺乏可信性�！盵 11 ]

　　2. 關于不同點:

　　(1) 中國是獨立崛起,日本是附屬崛起。這一點也許是兩國實現(xiàn)崛起在策略選擇方面最大的不同。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主要受到這樣一些因素的影響:首先,結盟的歷史教訓。20 世紀50 年代中蘇結盟使得中國喪失了許多戰(zhàn)略主動,也促使我國對社會主義的發(fā)展模式進行了深入思考,由此形成“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2 ]的基本結論;其次,大國的必然要求。要在國際社會成為有影響力的國家,獨立自主是一個基本的素質要求,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中國本來是個窮國,為什么有中美蘇‘大三角’的說法? 就是因為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13 ]再次,中國主權觀的邏輯選擇。由于建國前經(jīng)歷過長達一百多年半殖民半封建統(tǒng)治的歷史,因此,中國對得來不易的主權格外珍惜。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時也曾為此深有感觸地說:“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盵14 ]對于當前日本搭車的做法,許多人認為是二戰(zhàn)戰(zhàn)敗日本自釀的一杯“苦酒”,但如果我們深入分析,卻可以發(fā)現(xiàn)內中原因并不僅基于此�？v觀日本近現(xiàn)代史,日本追求大國地位的歷程有著驚人的相似,即都是“與強者為伍”從而附屬崛起。近代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中曾經(jīng)指出:“為今日謀之,已不能猶豫等待鄰國之開明而共同興亞矣。莫如脫其伍與西洋文明之國共進退。”雖然這里福澤主要闡明的觀點是“脫亞”,但作為一個后發(fā)型國家,搭上西方文明的快車,從而實現(xiàn)跨越式發(fā)展卻也是福澤“脫亞論”的題中應有之意。另外,1900年日本與西方列強組成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時任日本內閣陸軍大臣的桂太郎在闡明政府的對外方針時說:“要掌握霸權首先要尋找線索,那就是要加入列強的隊伍。而要想加入其隊伍,必須支付一定的保險費,外交上最佳方案莫過于盡可能派出少量兵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附于列國之驥尾,占據(jù)不失為其伙伴的位置�！盵 15 ]這番話可以說是日本附屬外交戰(zhàn)略的一個鮮明寫照。所以,正是在這一戰(zhàn)略指導下,一戰(zhàn)前,日本以歐為師,并充當了當時世界霸主英國的盟國;而二戰(zhàn)后則是寧肯“低人三分”也要實現(xiàn)“入美”。

　　(2) 中國崛起是以維持體系的面目出現(xiàn),而日本更多的是以挑戰(zhàn)體系的面目出現(xiàn)。中國歷來是一個行“王道”而非“霸道”的國家,中國和平崛起的內涵之一就是中國為和平而崛起,也即中國不是現(xiàn)行體系的破壞者,而是一個積極參與者、維持者,表現(xiàn)有三:首先,在安全理念上,中國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例如中國與許多國家建立的不同形式的伙伴關系,中國與周邊國家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就是這種觀念的體現(xiàn);其次,在國家發(fā)展模式問題上,“我們主張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fā)展模式多樣化”;[16 ]再次,在建立國際政治經(jīng)濟新秩序方面,中國也不是要徹底打破舊秩序,而是推動建立新秩序。目前,中國正在通過融入國際社會、按國際規(guī)則辦事的方法,提高我們的“參政議政”能力,在此過程中,實現(xiàn)建立新秩序的目標。對于日本來說,雖然從發(fā)展策略上,日本善于與強者為伍,但一旦實現(xiàn)崛起,挑戰(zhàn)現(xiàn)行體系就成為其進一步的戰(zhàn)略選擇。例如,在19 世紀末,以歐為師而崛起的日本通過甲午戰(zhàn)爭對已搖搖欲墜的“天朝禮治體系”完成最后一擊。后經(jīng)過幾十年的謀劃與準備,日本實行了對國際體系的第二次挑戰(zhàn),然而這次挑戰(zhàn)卻在美國原子彈的轟炸聲中土崩瓦解。到20 世紀80 年代,重新崛起的日本對“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 的挑戰(zhàn)似乎更加兇猛。在政治上,石原慎太郎與盛田昭夫聯(lián)合喊出“日本說‘不’”;而對美國挑戰(zhàn)最為嚴重的還是貿易領域,當時美國學者弗羅斯特在給國會的一份報告中聲稱“美國已成為日本的種植園,木材托運者,糧食種植者,去換取高技術附加值產(chǎn)品”,[17 ]這雖不免夸張,卻反映出美國人對“日本威脅”的恐慌。所以80 年代美國出籠的“超級301 條款”幾乎就是專門針對日本的。然而進入90 年代“, 日本神話”終于復歸“泡沫”,風行一時的“日本威脅”迅速瓦解并消失。

　　三、中日崛起的互動安全模式選擇

　　要考察中日崛起的互動安全模式,須把握以下三個因素:一是中國因素。在當前及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大國小國雙重性”的現(xiàn)實國情估計不會改變,因此,中國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這個大局也不會動搖。由此,在對外安全層面,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共處就成為必然的邏輯選擇。因此,中國因素可作為三因素中的不變量。二是美國因素。當前,一極霸權結構是國際安全格局的真實寫照,美國希望通過它的“全球介入”來保持各地區(qū)的權力均衡。作為東亞地區(qū)最具影響力的外部力量,美國因素對于中日互動安全模式選擇必然產(chǎn)生影響。所以,美國因素可作為三因素中的中間變量。三是日本因素。對于日本來說,追求大國地位與作用是確定無疑的,但其走向大國的戰(zhàn)略選擇卻是不確定的。因此,日本因素可作為三因素中的自變量。當前擺在日本面前有三條道路,而日本的不同選擇也就決定了今后中日安全互動模式的具體樣式。

　　1. 如果日本最終選擇“帝國霸權”道路,那依據(jù)美國在本地區(qū)力量的消長,中日安全互動可呈現(xiàn)兩種狀態(tài),即仲裁約束模式與兩強對立模式。要形成仲裁約束狀態(tài),首要的一個前提就是美國仍在本地區(qū)擁有超強的地位,至少應有超越中日兩國之上的力量。從美國亞太安全戰(zhàn)略的走向看,由于中日兩國是其在東亞的主要競爭對手,所以如何操作中日這對雙邊關系從而使自己居于主導地位就成為美國決策層費盡心思謀劃的重點。而一旦日本妄圖突破“在美國可控制范圍內”的底線,美國為平抑強權就會擔任仲裁約束者的角色,如1899 —1921 年的中日關系大體上處于這種狀態(tài),拆除英日同盟及通過九國公約都是美國對日本仲裁約束的體現(xiàn)。此外,要形成兩強對立狀態(tài),也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即美國在本地區(qū)的力量已降于日本之后或由于某種原因美國從東亞全身而退,對中日之爭隔岸觀火(當然今后出現(xiàn)這種狀況的可能性不大) ,如1931 —1941 年的中日關系大體上是這種模式。應當說,這種模式是中國最不愿意見到的,同時也是對中日兩國損害最大的。

　　2. 如果日本尋求“權力均衡”道路,那依據(jù)中美關系的親疏,中日互動安全也可呈現(xiàn)兩種狀態(tài),即競爭追求模式與聯(lián)盟均勢模式。所謂競爭追求模式,即兩個國家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競爭者,利益集中于第三國,兩個國家形成“情敵式”的競爭追求關系。如果日本在崛起中僅僅追求均勢,那么一旦美國因為策略的考慮加強了中美關系,日本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在均勢架構中已處于“被邊緣化”的危險,故此,日本有可能如20 世紀70 年代那樣跟隨美國“追求”中國。但另一方面,如果日本真的作此選擇的話,其在東亞的戰(zhàn)略優(yōu)勢地位就會蕩然無存,對本地區(qū)的主導權也只能拱手交給中國,這是日本所不愿意見到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更有可能倒向另一個夙敵俄羅斯,而“適度地發(fā)展與俄國的關系,不僅在近期內能夠制衡中國的崛起,而且從長遠看,也有可能平衡美國的影響,從而收到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的效果”。[18 ]當然,如果中美關系并未強化,甚至有所疏遠,那聯(lián)盟均勢就成為中日間必然的邏輯選擇,而這正是當前中日關系的寫照。冷戰(zhàn)后,中美關系起起伏伏,波折不斷。而日本對中國的崛起也是深懷疑慮,如2004 年底日本政府推出的新《防衛(wèi)計劃大綱》中,中國被日本列為其周邊安全環(huán)境中的不穩(wěn)定因素之一。故此,近年來,日本一方面擴大了日美合作的范圍,另一方面則加強或改善了日臺關系、日俄關系、日印關系等,其借重這些雙邊關系制衡中國的意圖由此可見一斑。

　　3. 如果日本尋求“和平發(fā)展”道路,那既會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亞太國家的歡迎,同時也代表了新時期日本的發(fā)展希望。在日本看來,目前的全球化時代使得亞太地區(qū)除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軍事和政治安全外,還出現(xiàn)了諸如分離主義、恐怖主義活動、海洋資源糾紛、環(huán)境污染、非法移民等潛在的安全隱患,很難確定在什么情況下由哪一方引發(fā)沖突。因此,僅僅依靠日美同盟是無法達到維護本地區(qū)安全目的的。在這種背景下,日本謀求“綜合安全保障戰(zhàn)略”。很顯然,沒有其他亞太國家參與,其綜合安全保障戰(zhàn)略是難以實施的,由此也決定了中日友好的必要。如果此時中美關系和諧,那中日間就會形成“合作協(xié)調”模式。應當說,這是中日互動安全最理想的一種狀態(tài)。當然,目前中日關系也時常受到諸如歷史認識、領土糾紛等不和諧因素的沖擊,從而變得極不穩(wěn)定。所以,中日間要真正使“合作協(xié)調”模式成為兩國間主導的安全合作模式還任重而道遠。

　　注釋：

　　[ 1 ] 　王文峰:“現(xiàn)實主義的反思”,載《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02 年第12 期,第36 頁。

　　[ 2 ] 　Stephen M.Walt ,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 Ithaca ,N. Y.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 —28.

　　[ 3 ] 　蘇格《: 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版,第364 頁。

　　[ 4 ] 　George Modeslski ,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 Comp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Vol. 20 ,1978.

　　[ 5 ] 　[美]本尼迪克特《: 菊與刀》,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年版,第210 頁。

　　[ 6 ] 　同上,第198 頁。

　　[ 7 ] 　《辭�！�,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 年版,第1523 頁。

　　[ 8 ] 　《鄧小平文選》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版,第320 頁。

　　[ 9 ] 　《日本問題專家:日本“煮青蛙式”走向軍政大國》,載《法制晚報》2004 年9 月7 日。

　　[10 ] 　同[8 ] ,第353 頁。

　　[11 ] 　孫承:“論日本充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載《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01 年第8 期,第28 頁。

　　[12 ] 　同[8 ] ,第3 頁。

　　[13 ] 　同[8 ] ,第311 頁。

　　[14 ] 　同[8 ] ,第331 頁。

　　[15 ] 　武寅:“熱戰(zhàn)冷戰(zhàn)溫戰(zhàn)——國際大背景下的日本政治走向與中日關系”,載《日本學刊》2002 年

　　第4 期,第4 頁。

　　[16 ] 　江澤民《: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人民網(wǎng)2002 年11 月17 日。

　　[17 ] 　[美]邁克爾•格林與帕特里克•克羅寧:《美日聯(lián)盟:過去、現(xiàn)在與將來》,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

　　年版,第282 頁。

　　[18 ] 　俞正梁《: 大國戰(zhàn)略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版,第236 頁。

　　作者為青島大學法學院講師。來源：《國際觀察》2005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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