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昊：雷海宗之死

　　從1962年春天開始，雷海宗便拖著疲病之軀往來于自家寓所、病院與南開大學主樓之間，為歷史系高年級學生講授“外國史學史”，那時的雷先生“嚴重貧血，全身浮腫，步履維艱”。盡管如此，但能夠重返講臺，能將“有限的余生和滿腹學識獻給人民”，對于自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來被剝奪了教學與研究權利的雷海宗而言，已是莫大的欣慰，精神日漸飽滿，較以前有所振奮�？墒牵�此時的他畢竟重病纏身，精神雖健，亦有竟時，人終究不能只靠精神支撐。早年留給學生們深刻印象的那個博聞強記，“講課安詳、生動、流暢”，“手持粉筆，常常連卡片也不帶，年代記得特別清楚，隨講隨把公元紀念、人名、書名等寫在黑板上”的揮灑自如的雷先生，現(xiàn)在卻不得不依靠拐杖、三輪車兩樣工具，每當上課的時候，“一步一步地挪動著雙腿，吃力地坐到講臺后的一把椅子上”。

　　1962年間的雷海宗，這個被病痛折磨得神形頹萎的“小老頭”，最終將他那痛楚滿身的形象深深的留在了學生們的記憶深處。雷海宗，一個曾經名動士林的史學名家，自20世紀30年代便在學界嶄露頭角。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以“戰(zhàn)國策”學派主將聞名的雷海宗更是以其獨特的形態(tài)歷史觀、文化史觀及對中西歷史的深邃理解而聲震史林。如此成就的雷海宗，晚年生活卻不甚如意。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在華北區(qū)的清華大學被改為多科性的高等工業(yè)學校，原來實力較強的清華文科遭到裁并。是年，雷海宗被調入南開大學歷史系。說起來，令南開人略有些氣短的是，雖然雷先生終老于南開，但是先生的學術成就及其輝煌卻著著實實地寫在清華和西南聯(lián)大的歷史上了。

　　院系調整的利弊得失雖有定論，然檢討之聲依然不絕，反正結果是喜憂參半的。不過，不能否認，解放前，一些有著悠久且優(yōu)良辦學傳統(tǒng)，獨特且鮮明學術特色的大學已是風光不再，神采頓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損失了一批已經與學校鑄成“血肉聯(lián)系”的著名學者。一個有著穩(wěn)定且具特色校風、校格的高等學校，必然擁有一個較為相對穩(wěn)固的學者群體，盡管這些知識人的學術、學科背景不盡相同，但因較長期地服務于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學校，自然而然地融為一個“意氣相近、脾性相投”的群體，從而逐漸形成了較為相近的精神底色，一個學校的多姿風貌正是依憑著這些學人而真實和鮮活的體現(xiàn)出來的。這些學人有如一個個色彩、質地相近的珠玉，串連在一起，便是一款名貴的寶器，整體及各部件都具連城的價值。可一旦各類寶器被參雜交錯，各色珠玉被弄得璣珠散落，即便再被參差相連起來，那件物品也只能是華彩斑斕而已，“珍貴”可能就談不上了。從這一意義上講，雷海宗是屬于清華的，他的學術生命基本中止于他的清華時代。話雖如此，但珍異之器，亦必有奪目之光。與鄭天挺先生一樣，雷先生之于南開，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他對于南開歷史學科的建設和發(fā)展起到過至為關鍵的作用。雷、鄭二人移硯南開，頓使南開史學研究風氣丕變，學術風貌煥然一新，此是不爭之論。

　　當然，有時看似“合情合理”的歷史邏輯卻有違歷史人物的個人心意，一如錢理群先生所言，在我們的歷史視野里，只有歷史事件而無人，或者有歷史偉大而無普通人，有群體的政治而無個體的心靈世界。雷海宗來南開時的心境已不可考，但此行總讓人感覺有一絲“發(fā)配”的意味。以當時流行的政治觀來思量此事，覺得讓資產階級史學權威讓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倒也是件合乎情理的事情。當初，鄭天挺離京赴津時，曾有過一番思想上的斗爭，“我在思想上頗有波動。第一，我五十多年基本在北京生活，熱愛北京。第二，我中年喪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們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樣，過孤單的生活。第三，我多年從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學，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單位的清史資料浩如煙海，絕非其他地方所及”，雖有此種想法，但也深知“如果當時我提出任何要求，會引起許多不同反映的”，遂愉快成行。當時的雷海宗，想必也是如此心情。

　　按理說，雷先生在知天命之年調入南開，年雖半百，而學術生命實乃甫入“壯年”，如若能假以時日，輔以和諧理想的學術環(huán)境，勢必能使自身學問更為精進，也必能造就出卓然的學術成就。后學及親友常�？畤@先生滿腹學識無人領受，雷氏衣缽托付無人。人們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所表露出來的惋惜之情，雖在情理之中，但也在意料之內。此乃人事，豈是天意！

　　對于那些被錯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來講，1957年是個“六月飛雪”之年。在那些以言落難的學人中，以性格而論，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性格太沖、太硬，每每顯得頭角崢嶸，剛健有余而圓融不足之人；
再就是性格偏于溫和，謙和有度，遇事則忍，多少帶有些“懦弱”味道的人。雷海宗不是一個棱角分明之人，他性情平和、謙恭，任勞任怨，不自私亦不自大，為人處世恰到好處，當屬后者。在妻子眼中，他“品德高尚，好學，虛懷若谷，遇事皆先人后己，熱情幫助他人”；
在學生的眼中，他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學人。他律己極嚴，終身踐履先人后己的原則”。即便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鳴大放中，雷海宗也沒有對當?shù)烙羞^一句過激的怨言，更無尖刻的批評。就是在風雨將至的前夜，他還在《人民南開》上撰文，表達對于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衷心擁護。在《對整風運動現(xiàn)階段的體會》中，他簡述了幾年來自己思想改造的軌跡及學習體會，尤其對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的那段“我們的事業(yè)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yè)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領導我們事業(yè)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講話記憶尤深，并視其為自己幾年來“工作的指針”。雷氏此篇文字頗有模仿當時流行話語的痕跡，對于鳴放期間一些學人的過激行為也提出了批評，并表明自己的立場�！案鹋彗�那種殺氣騰騰、團結反革命的言論，從最輕的方面講，顯然是要抹殺共產黨的領導，要脫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再如儲安平的‘黨天下’的言論，等于否定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另外也有一些說法，雖然不如此突出，雖然口口聲聲仍然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但敵我不分的氣味是很容易嗅到的。對于跑到敵人方面去的思想，我們必須與它劃清界限；
對于模糊不清的思想，我們必須適當?shù)靥岢雠�評”，“我們要深深記取：黨就是我們，我們就是黨。盡管我們不是黨員，我們要知道我們每人和我們子孫切身利益都是與黨存在血肉相聯(lián)的”。其實，從這種模式化的文字中，不難看出一個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態(tài)度及世界觀的明顯變化。這變化是否是其內心活動的真實反映，可能還需要些時日觀察、判斷，但無可置疑的是，雷海宗這番表白是出于對黨領導建設事業(yè)的真心擁護和對國家的熱愛。就像毛澤東所說，“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愛國的，愛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愿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確實，解放后的雷海宗一直是“積極改造思想，參加各項運動。通過教學和研究，力求為新中國文教事業(yè)貢獻自己的力量”。

　　歷史的不幸有時就在翻覆手之間。如此一個好人，一個態(tài)度溫和，政治立場堅定的雷海宗竟在“反右派”運動中翻身落馬，聞之很是讓人覺得詫異。不過，雷海宗早年的學術背景和經歷已經注定了他在一個新時代中的學術和人生的命運。教育主管部門將其調任南開大學，其實已將一個信號透露出來。當年雖被“發(fā)配”離開政治中心，但卻不能躲過政治風暴的襲擾。1957年夏，雷海宗之所以會被拋出來“祭旗”，其來有自。從根本上講，無非是要借此機會對雷海宗多年來的資產階級史學思想的做一次徹底的清算。雷氏一生在學術方面的得失自不必一一詳說，但有一點就是他的學術觀念和思想是與后來取得學術話語領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派不盡相同，甚至是完全相左的。

　　與民國時代相對多元化的思想界相異，新中國的思想領域已是馬列主義取得了絕對的話語權力，并且不容許受到絲毫的挑戰(zhàn)。從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必須脫胎換骨，要將個人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世界觀徹底改造為無產階級的，必須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做出明確的價值判斷。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xiàn)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或者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或者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共產主義世界觀就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它不是任何別的階級的世界觀。我們現(xiàn)在的大多數(shù)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以此觀點劃分，雷海宗當然屬于資產階級這一家，而且這樣一個聲名顯赫的資產階級史學權威，在解放前就曾以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相違的文化史觀聞名于世。雖然，解放后的雷海宗在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之后，覺得找到了真理，發(fā)現(xiàn)了新的世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使其恢復了“青年時期的熱情”，但在當?shù)勒哐壑兴�的世界觀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所以必須改造。如此看來，對其資產階級史學思想進行清算，只不過是時間早晚而已。

　　說到雷氏晚年的學術，似無太多的評論可言，這倒非是其學術的含金量不比往日，而是他晚年所寫的一些篇什，恰是后來其以言獲罪的證據(jù)，想來叫人不忍提及。其實，學術政治化是那個時代的一大特點，即便是雷海宗自己會積極改造思想，參加各項運動，努力跟上政治形勢。可一旦討論起學術來，他還是一本那“深植于一己學術和道義方面的自信”，依然發(fā)表有違時論的見解和觀點。1957年4月間，《人民日報》編輯部在天津邀請十位教授參加關于進一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問題的座談會，就是在這次會上，雷海宗發(fā)表了那篇著名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發(fā)展停滯”的講話。4月21、22日的《人民日報》對座談會發(fā)言做了刊發(fā)，并以編者按和編者注的形式指出“雷先生認為社會科學需要不斷發(fā)展，而為了發(fā)展社會科學，這就需要反對教條主義，這個意見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雷先生認為列寧對于馬克思主義只是‘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馬克思主義‘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這卻是違反了事實”，“雷海宗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編輯部對雷氏發(fā)言如此重視，顯然是希望由此引起各界的進一步討論。4月22日，雷海宗致函《人民日報》，對于座談會發(fā)言予以解釋，“我對‘注’中的話完全同意，我也是認為最近62年來，結合革命運動的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是不斷地在發(fā)展的，我只是愿意提出過度忽視了最近62年以前的人類歷史幾千年的經驗教訓的進一步研究”。同時，將其在天津另一座談會上的主旨大致相同的發(fā)言稿附錄于信后，作為補充解釋。其實，雷氏所言主要針對的是如何發(fā)展社會科學這一具體的學術問題，并非探討形而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問題。他所要批評的其實是一個現(xiàn)象，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社會科學，但從1895年后，教條主義者們對社會科學發(fā)展的趨勢和狀況不做了解和調查研究，不去搜集掌握新的材料和成果，安于馬恩所取得的成果，致使新社會科學發(fā)展停滯，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要進行“補課”。

　　本來一個人落于紙面上的文字，不同的讀者讀后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座談會的講話不能像寫論文那樣嚴密，“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些發(fā)言里看出知識界的一些思想動態(tài)和他們迫切關心的一些問題”。在雷氏此番“宏論”引起討論后不久，6月2日他又在天津各社會科學學會學術講座上作了《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的講演，盡管雷氏在這篇文章中已經開始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和解釋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但在學理層面，他依舊沒有遵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觀念來考察世界史，到頭來這還是篇與時論相違的學術文章。在“反右派”運動如火如荼的開展起來后，恰是這三篇文字成了支支擊中雷氏要害的利箭。7月，南開大學的“反右派”斗爭開始后，傅筑夫、李寶震等知名教授紛紛落馬。這個月的下旬，中共中央宣傳部也給天津市委下達了批雷的最后通諜，直至8月14日，雷海宗終于被第一次公開點名批判，批判焦點當然就是他在4月《人民日報》座談會上的講話。16日，《天津日報》報道天津市科學聯(lián)合會擴大會議消息，“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被重點批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8日，《天津日報》開始發(fā)表一些著名教授的文章，“全面地從理論上批判雷海宗”。19日，《天津日報》繼續(xù)發(fā)表長文批判雷海宗的觀點。21日，《天津日報》再次發(fā)表長篇理論文章批判雷海宗。25日，《天津日報》繼續(xù)刊發(fā)一些著名教授的文章，對雷海宗展開批判。31日，《天津日報》報道“南開大學歷史系學生批判雷海宗”。半個多月連篇累牘，朱墨交加，批判運動來勢洶洶。此外，天津的《歷史教學》也是大塊文章劈面而來，批判之聲不絕于耳。

　　9月初，在天津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雷海宗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9月13日，批雷的各類文字、各種會議再次泛濫，《天津日報》以整版篇幅刊發(fā)一些著名人士在市人代會上批雷、批傅（筑夫）的言論�，F(xiàn)在再來看當年的批雷文字，其實也不過大同小異，而鼓噪者亦均不過是“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對一個人的講話、文章任意刪節(jié)、曲解以達到批判的目的，也是學術政治化另一種走向。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和無限上綱的大段理論是當時批判文字的最大特點！“披著史學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蘇反共政治經驗的老牌右派分子”、“二十年來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老牌右派分子”、“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就是要從理論上推翻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之類的修飾語也多出自知識人之口、之筆，真可謂“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在當時政治氣氛日趨緊張的情勢下，此類文字足以將人打入“另冊”。

　　12月初，歷史系再次開會集中討論如何“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是時的師生皆以為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問題“在歷史系尤其顯然必要。長期來，雷海宗在歷史系教師和學生中系統(tǒng)地散布了他的反動觀點，影響極其惡劣，因此必須在政治上粉碎雷海宗的反黨陰謀后，徹底肅清他的反動學術思想”。為此，當時的系領導們擬定了一個為期兩年的“批判計劃”，“其中以批判雷海宗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為重點，一共十五項題目，內容包括破資本主義和立社會主義兩個方面”，題目分為“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和資產階級歷史學的根本分歧”、“批判雷海宗的反動歷史觀”、“蘇聯(lián)歷史科學成就”、“新中國歷史科學的成就”等，這些都貫穿著一個主題，就是對雷海宗“反動學術思想的斗爭”。同時，還有人提議，“這項工作中必須貫徹群眾路線，把對雷海宗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評，形成一個群眾性的批判運動，既有專人準備，又有群眾的廣泛參加，使每個人都投入到斗爭中去”。（《歷史系確定了兩件大事》，《人民南開》1957年12月23日）群眾性的批判運動，那種場面想來必定是讓人不寒而栗的。就在被定為重點批判對象后，“大約過了兩個月后，系里叫他做檢討，不知寫了多少次，直至罵得自己一無是處，方能通過。他的身體時漸虛弱，但有的會他必須參加，有一次他暈倒在會場，三輪車把他送回家中”。從那時起，雷海宗便不斷要“割肉飼虎”，而且還是親眼看著自己血淋淋的肉被批判者，甚至是被自己大肆噬咬、咀嚼，他最終陷入了批判與自我批判、否定與自我否定的循環(huán)之中。后來，為了對新生進行階級教育，學校安排新生旁聽批判雷海宗的大會，“會上，有教師和高年級的同學做批判發(fā)言。因發(fā)言者南腔北調，再加上聲嘶力竭，也聽不清講些什么。然而，會場那嚴肅的氣氛，情緒的激昂，震天的口號聲，真有刺刀見紅的感覺”，“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離得太遠，看不清人的模樣，只聽他說：‘我叫雷海宗，反蘇反共二十多年……’”

　　1957年的夏天，暑熱也許不足為奇，而陣陣襲來的“政治寒氣”卻攝人心魄。被劃定為“右派分子”對于雷海宗精神上的打擊最烈，一夜之間，促膝而談的舊友皆割席退避，形同路人；
師友、弟子也大都冷面相對，甚至變得面目猙獰。夫人張景茀多年后還清晰記得“天津市內開反右大會，會上海宗被劃為右派分子，會后他回家進門時彎著腰，十分沉痛的對我說‘對不起你’。這突如其來的惡訊，對他打擊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兩馬桶之多，他躺倒了，從此無人敢進我們家門。當時，我能向誰求援，又有何人敢來幫助我們”，此種痛苦是外間人所難以感受得到的，惟有雷氏夫婦二人“終日默默相對，食不甘味，寢不安眠”，完全陷入向隅的孤寂和痛苦之中。雷海宗曾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fā)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而在這樣一個氛圍中，想必他更是感同身受。

　　雷氏的生命雖然終結于1962年的12月25日，但是他的全部學術生命在1957年夏便終結了。被中止教學和研究，這一點恐怕最讓雷海宗傷心，郁結于胸中的苦悶無處排遣，必然久積成疾，最終抑郁而終。“反右派”運動是何等的驚心動魄，書里書外，白紙黑字，口頭流傳多有記載，不必重復。只有一點，這次運動對于知識人的精神打擊最為沉重。比起那些被發(fā)送去勞動，甚至囚禁的“右派分子”來說，雷海宗還算幸運，畢竟只是受到降職降薪的處罰。雷氏當年的“戰(zhàn)國策派”老友林同濟此時也難逃“右派”的命運，“受到公開批判和羞辱之后，大多數(shù)的親戚朋友也都躲著他。他受到降級處分，而且不能再教莎士比亞，在這種處境下，莎士比亞可是他唯一的精神安慰”。（林同奇：《“我家才子，一生命苦�？蓢@！”——與同濟一起的日子》）就在雷先生去世的1962年，林先生孤身一人搬進上海市區(qū)內的一套公寓，“蜷縮一角，茍延殘喘”。兩位“戰(zhàn)國策派”學人的晚年遭際竟如此相似，不禁叫人感慨系之。

　　不過，多少讓人感到些許安慰的是，在雷氏被難之前，也曾有楊志玖先生為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發(fā)展停滯”一說仗義執(zhí)言；
在其遭難之際有人拒絕落井下石，以一句“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師”直迕當?shù)溃?br>在病中除妻子在側陪護外，尚有弟子王敦書陪侍左右，并最終由敦書先生陪送雷先生走盡生命的最后一程，讓人還能感到人世間的一絲暖意。2002年，在雷海宗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南開大學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召開研討會并編輯書冊，充分肯定了雷氏一生的學術成就，褒揚了他愛國敬業(yè)的事跡。然而各色對先生為學為人的高調評價，均可用潘光旦先生1950年贈給雷海宗夫婦的一句詩來總結，那就是“不爭兩字見平生，全部工夫鑄史成”。這是雷先生一生真實的寫照。其實，現(xiàn)在的紀念者大都也是當年歷史的親歷者，讀起他們的回憶文章，還是感覺有些史事較為晦澀，不提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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