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晚清變革的動力與空間

　　因為我們現(xiàn)在講的中國近代史，就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開始。開始清政府也并沒有意識到這種現(xiàn)代化的挑戰(zhàn)的意義，只是覺得又是另外一種傳統(tǒng)的那種敵意，那種蠻族、那種入侵啊、那種挑釁，也只是這樣等閑視之的看待它。而沒有想到這次入侵是帶來中國社會的一個變化，不僅僅是一種政權(quán)，不會是僅僅帶來一種政權(quán)的更替，一種王朝的更替，而是帶來社會結(jié)構(gòu)，社會發(fā)展的一種變化。

　　這個說起來，還要從更早一點的時候說起，就是在乾隆58年，就是1793年，就是在十八世紀中后期的時候，英國工業(yè)革命已經(jīng)完成。資本主義一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商品要打通全世界的市場，它商品要擴張，它就想打開中國的市場。打開中國市場呢，它想和中國通商，因為當時中國實行的是閉關(guān)鎖國政策。所以它當時以乾隆祝八十大壽的名義，派了一個使臣叫做馬格爾尼到中國來，提出要跟乾�。ㄒ娒妫�，要和中國通商。那么中國的反應，就是說我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有，就不需要互通有無。尤其中國覺得，因為長期以來，中國當時對世界的理解或者中國人長期的世界觀，就是中國是華夏中心論。覺得中國是世界之中，中國的文化是最優(yōu)秀的、最發(fā)達的。那么中國周圍的非華夏文明，都是一些蠻夷。當時稱呼把南方叫蠻，北方叫狄，東邊叫夷，西邊叫戎。這都是帶有一種歧視性的稱呼，就是覺得他們應該被中國文明所教化。

　　但英國人還是不死心，因為中國的市場它覺得人口又多，地方又大，市場又大，還是想打通、打開這個市場。所以在嘉慶過了一些年以后，在嘉慶二十一年，就是1816年，又派了一個使臣叫阿美士得來中國，還是要求和中國通商，派駐使節(jié)。那么中國（的反應）也是不同意。

　　后來英國用鴉片，很不道德的用鴉片來打開中國的市場。大家知道，后來又發(fā)動了鴉片戰(zhàn)爭。鴉片戰(zhàn)爭實際上是把中國被迫地拉入到一個現(xiàn)代化的競爭中。所以中國的現(xiàn)代化是一種，尤其在開始的時候，在清朝，在近代，是一種被迫的現(xiàn)代化，是在一種充滿屈辱的條件下來開始的歷程。大家都知道林則徐，林則徐是鴉片戰(zhàn)爭中國一個很有名的將領。大家都知道，不要多說了。但是我們從他的奏折里，可以看得出來當時的一種觀念，這個觀念是什么呢？比如說他的奏折中有一句，他說他準備和英國人打仗，說他“我準備了很多長的竹竿”。大家如果看過英軍當時的圖，他們的綁腿綁得很緊，他認為是他的綁腿綁得太緊了使他們的膝蓋不好打彎。他說“我們準備了很多長竹竿，到時候一捅把他捅倒，他摔倒之后，他膝蓋不能打彎就不好爬起來，這樣我們就很容易打敗他”。但是稍有交鋒，林則徐就馬上感到事情不是這么回事。碰到的這個敵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敵人。他也覺得很奇怪，我們必須了解它。所以他就讓他的一個好朋友，他的幕僚叫做魏源，通過一些華僑，通過搜集了種種的報紙，外國的報紙或者是一些書籍，編了一本書叫做《海國圖志》。

　　在當時來說可以說最詳細的介紹了外國，尤其是西方這些國家的情況的書。包括它的政治制度、科學技術(shù)、武器，包括世界分多少洲，這一類都介紹了。但是這本書在中國，它的命運很悲慘。因為林則徐讓魏源編這本書是為了了解敵人，是為了啟發(fā)中國民眾。但是這本書他編出來之后，卻受到了從上到下的強烈的攻擊。因為當時中國觀念認為中國，剛才說了，是天下的中心。很多人就攻擊他說中國的文化這么優(yōu)秀，你們還去了解、介紹這些蠻夷的書，這本身就是對中國文化的不敬。所以為什么我們后來人，我們把林則徐稱為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這是很了不起的。今天我們看這本書覺得很平常，但當年他們是頂著巨大的壓力，所以這本書當時在中國閱讀的人并不多。但是這本書馬上傳到日本，而日本呢，大家知道一直是以中國為師的，一直是學中國的。這本書傳到日本之后，在幾年之內(nèi)就翻版了25版。相反很多日本人，那些讀書人是通過《海國圖志》來了解到世界大勢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什么樣了。所以這本書對日本的明治維新，起到了相當?shù)淖饔谩Ｒ环N思想的啟蒙。所以這也是中國歷史的悲劇。一本中國人寫的旨在啟發(fā)中國人的書，結(jié)果卻對日本起到了一種啟蒙的作用。大家知道，日本恰恰是通過后來的明治維新國家變強了，從而走上了侵略，主要是侵略中國的道路。這不能不說這是一場歷史的悲劇。

　　大家就可以知道，像這種狀況，這就是當時的氛圍。所以它不可能對這個變革有一個主觀的認識，有一個很自覺的認識。但是隨著太平天國的爆發(fā)，清朝的軍隊，大家知道都被太平天國打敗了，或者說它的政府軍隊沒有什么用處。什么“八旗”、“綠營”啊。恰恰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主要是靠一批漢族地主，或者說是漢族官僚。漢族地主他們的地方武裝，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的什么湘軍、淮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的一個重要的后果，是使?jié)h族地主開始掌握了相當大的權(quán)力，就是清朝的權(quán)力往下移，從它的滿族貴族手中開始轉(zhuǎn)移到漢族的官僚手中。降到了這批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漢族官員的手中。他們這一些人恰恰是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感到了現(xiàn)代化武器的厲害。他們接觸到了西方的現(xiàn)在的船堅炮利，他們覺得中國也應該走上這一條道路，也應該造船、造炮，于是就開始了“洋務運動”。

　　那么這個“洋務運動”，大家現(xiàn)在認為也是一個很平常的事情。造船、造炮、修鐵路，這是哪個政府都應該做的事。但是在當時，這也是個被很多人視為大逆不道的一個事情，也是冒了很大的阻力。所以洋務派每做一件事，都是沖破了重重阻力。比如說要建輪船，要大機器生產(chǎn)，那么中國當時很多頑固派就反對，很有勢力的。認為立國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機器。認為那些機器只是一些奇技淫巧，反而對人心是有害的。尤其這種東西是從外國傳過來的，你學這些東西是以洋人為師，是以洋人為父，就是亂我中華，就是用夷變夏，因為我們稱之為華夏。

　　所以修鐵路經(jīng)過了好多次的爭論，經(jīng)過了非常多次的爭論。大概是從我剛才說的，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提出來的，最后是到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準修鐵路，這時候關(guān)于是否能修鐵路才有一個說法，才批準正式的作為一種國家政策允許修鐵路。在那么緊急的情況下耽誤了二十年，當然這個時候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權(quán)力已經(jīng)非常的弱了，已經(jīng)在逐漸的弱化了。而像李鴻章這一類的地方大員，他們權(quán)力越來越大。他們的權(quán)力大了呢，他們實際上沒有等到中央政府對這個事情有個決斷，是能修還是不能修。他利用他自己的權(quán)力，實際上他們已經(jīng)悄悄地在全國各地，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nèi)之已修了一些鐵路。最明顯比如說李鴻章首先在唐山修了一段唐山到胥各莊的一段鐵路，大概有七十多公里。開始的時候，他修這個是為了運煤，當時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尤其（火車）跑蒸氣要嗡嗡的叫，使當?shù)氐暮芏嗳烁械胶芸膳�。尤其是一些士紳，有勢力的人也堅決反對。所以開始修這些鐵路，他不敢跑蒸氣機車，他要拉煤是用騾在鐵軌上拉著車跑。

　　到一八八幾年邊疆的侵略，就是帝國主義俄國侵略。就是說修鐵路運兵是最好的。你必須要運兵快，是以這個理由，（朝廷）覺得在這種情況下才同意修鐵路的。

　　后來辦洋務的人就覺得，需要有洋務的人才搞工程技術(shù)、數(shù)、理、化，就覺得你不能老請外國的顧問，要培養(yǎng)自己的人才。培養(yǎng)自己的人才從哪兒招，根本沒有人愿意學。因為中國傳統(tǒng)的觀念，還是認為只有學孔孟之道，那是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嚴復是很有名的一個人，他曾經(jīng)也是一直想走傳統(tǒng)的功名之路。他父親是一個很有名的醫(yī)生，一個中醫(yī)，但他14歲的時候，他父親突然病故了，一下家里就很窮了。這時候，他才進了福建在福州的洋務派開的船政學堂，去學船，學駕駛船這一類的。當時學這些被人很瞧不起的。當時還是覺得要考科舉，考功名這是正途。所以當時有人提出，他叫容閎，容閎一個遠大的理想，他說最重要的是要派留學生。所以他說服了曾國藩，后來曾國藩說服朝廷，決定中國在1872年派了第一批留學生。那么這個過程也是很曲折、很復雜的。當時沒有人愿意去覺得很可怕，覺得到一個蠻夷之邦，遠離父母之邦是很可怕的。比如說大家都知道，中國建鐵路很有名的詹天佑，他是第一批留美的。但是他怎么去的呢？他家里比較窮，他是廣東人，他有個鄰居姓譚，這位姓譚的鄰居很喜歡詹天佑。他在香港做事，他就對外面比較了解，他一看到有這個事呢，他就跟詹天佑的父親說：“你們家里比較窮，你送他出去多好啊”。并且他說“你要送他出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詹天佑”。在這種情況下才去的。所以他反映出一個人們的思想觀念，對外國完全是采取一種排斥、抵制、恐懼的這種觀念。

　　還有一點，比如說這個時候從中國傳統(tǒng)來說，從它的政府的設置來說，它沒有外交這種觀念。它沒有外交，它只有理藩。因為周圍都是藩屬國，只有理藩。你都是來給我進貢是我的藩屬國，沒有外交。那么在近代不可能，尤其鴉片戰(zhàn)爭之后了，外交越來越多，你不可能不和外國人打交道。按照清朝的祖制，按照中國的祖制，這也是不可能設外交部的。因為它沒有這個觀念，它就臨時的設了一個叫做“五口通商”大臣，是一種兼差。但是你都是一個半殖民地的社會，交往越來越多，你沒有辦法了。這時候在一八六幾年，就成立了總理衙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本來還加了一個字，叫做總理各國通商事務，就想把它限定在我和外國人打交道，我只限定是通商。只是和你通商，我和你沒有政治上的往來。就是還要表示我是一個天朝上國，盡管它已經(jīng)被打成那樣，還要表示我是通商。它選擇設立總理衙門，當時給它定的是比六部要低，給它選的房子也都是非常，就是它辦公的地點，也是比六部都要破爛的地方。但是實際上它不知道到總理衙門以后，各種各樣的事情都歸總理衙門管，實際上總理衙門后來它的權(quán)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大。因為在近代中國和外國人打交道越來越多，就是說它的權(quán)力實際上是越來越大。

　　開始的時候，（朝廷）它想外國人你不就是辦各種各樣的事情嘛，各種事情打交道，我在地方上設立兩個職務。在南京設立叫做南洋大臣。在天津設立一個北洋大臣。就是外交上很多外國人的事務，我都讓你在地方上，你跟他們打交道別到中央來，我中央不跟外國人打交道的。實際上它不知道，它設立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之后，實際上恰恰使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權(quán)力越來越重，尤其是北洋。北洋離政府又近，離中央又近，所以我們后來說北洋軍閥。慢慢在不知不覺中，北洋變成了另外一個權(quán)力的中心，（朝廷）它就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也就是說對時勢它認識的不是很清楚。所以這也是反映出了整個對外是一種抵制，尤其（朝廷）它把很多觀念性的東西比實際的東西看得更加重要。比如說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時候，大家知道圓明園都被燒了，咸豐皇帝也跑了，最后讓（言斤）新和外國人談判。談判的時候他就提出來，包括賠款什么割地這一類，他都覺得不高興，但是可以接受。但是外國人在北京駐公使這一點，是萬萬不可能，萬萬不可接受。

那么在歷次爭論之中，反對者總是把一個技術(shù)性的問題，上升到一個道德的層面，上升到這是違反了孔孟之道，這是使人心變壞。就是說在這種爭論之中，中國人有一種泛道德化傾向，總是喜歡把技術(shù)問題上升為道德的問題。這樣使他反對的人，在道德上居于一種劣勢。而洋務派，他（們）恰恰沒有建構(gòu)自己的理論體系。他（們）只能居于防守的位置。他（們）覺得這件事情必須去做，但是你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你還是按照孔孟之道。他（們）確實又說不過一些頑固派，所以他（們）采取了一種回避爭論的方式。就是說我只管做。但是碰到一些重大問題，在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你還是沒法繞過去的。所以洋務派后來提出來一個綱領，一個口號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么這個口號，我就是講一種理論，它在不同的背景中它的作用是不同的�！爸袑W為體、西學為用”這個口號，它在開始的時候，它是為了反對頑固派，是針對頑固派的進攻來談的。但是我們也要講到，等到維新派登上舞臺的時候，提出不僅要學習外國的科學技術(shù)，還要學習外國的政治制度的時候，這時候“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又成了反對維新派的一種口號。所以它一個理論在不同的背景中，它是有不同的作用。這也是我學歷史的時候，經(jīng)常使我感到這一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總之洋務派可以說是為中國近代化奠定了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基礎。但是由于“洋務運動”它本身有個弱點就是官辦企業(yè)。官辦企業(yè)，由于官僚化管理，它不按照經(jīng)濟成本，包括貪污腐化盛行。但是實際上“洋務運動”，它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它的矛盾已經(jīng)積累得很深了，只需要一個外在的一個偶然事件，就能夠把它給破壞掉或者使它破產(chǎn)。這個事件就是“甲午戰(zhàn)爭”�！凹孜鐟�(zhàn)爭”大家都知道，中國軍隊被日本打得特別的慘，那么強大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而這次“甲午戰(zhàn)爭”，使中國人一個大的驚醒在哪里呢？就是覺得，因為中國人從來是看不起日本的，從文化上、從國土、人口都是看不起日本。但是中國卻被日本打得那么慘，這時候促使一些中國人開始反省，“洋務運動”可能還是不行，還需要有另外一種什么東西。這時候維新，我們后來稱之為維新派，就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而這個維新派恰恰是相對而言，是當時讀書人中比較下層的，是體制內(nèi)最邊緣的一群人�？梢哉f這個社會變革的動力呢，，從前的權(quán)力，從清朝滿清貴族中央的手中下降到漢族的地方封疆大吏的手中，現(xiàn)在社會變革動力這個角色，開始由體制內(nèi)最邊緣的一批知識分子來充當這個角色了。中國被日本打敗之后，他們就開始反省。尤其像康有為，這時候一批新人就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以康、梁為代表的新人就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反復的宣揚實際上就一點，為什么中國被日本打�。烤褪且驗槿毡舅�搞了明治維新，實行了君主立憲。所以康有為他們就寫了一些文章，要學習日本。所以這點在當時也是要更大的勇氣。因為被日本打得那么慘，反而提出要學習它，這個也是被人指為什么賣國啊，什么很多很多的反對意見。

　　所以維新派就提出來變法。所謂的變法，就是指政治制度要有變化。就是認為洋務派光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是不行的，政治制度也要變。當康有為在1898年通過種種關(guān)系，種種歷史的因緣機會，他打動了光緒皇帝。光緒皇帝決定支持康有為進行變法的時候，這時候維新派，事實上他們是看到了阻力很大。他們在變法沒有實施以前，宣揚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什么的。但是在真正要實行的時候，他們采取的策略，提出來具體做法還是非常溫和的。當時實際上他們內(nèi)部的討論知道，是應該廢除科舉考試，辦新式學堂。但是覺得現(xiàn)在如果提出這個，肯定要遭到天下讀書人的反對的，所以沒敢提出來。

　　另外呢，他們沒有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他們想走一個迂回曲折的道路。他們想從行政改革入手，逐漸逐漸地從行政改革，看以后能不能走上一種政治體制的改革。但就行政體制的改革，本身也是非常困難的。大家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是有自己的利益的。當你要侵犯這個利益的時候，這是很困難很困難的。結(jié)果光緒皇帝一宣布要裁撤多少部門，要減多少官員，這些官員一下子都到慈禧那兒去哭訴，使矛盾就激化。這些官員呢，都站在反對維新的這一邊。所以就是這一點，也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知道是從6月份開始變法的，搞了一百天。我們稱之為“百日維新”�！鞍偃站S新”開始的時候，慈禧沒有表態(tài)。因為她也采取一種觀望，既沒有表示支持，也沒有表示反對。但是她采取了三個政策，這個政策后來看來是很關(guān)鍵的，是很重要的。第一，她革除了光緒的師傅翁同和的職務，革職回家。翁同和又是光緒的師傅，當時又兼了好幾個職務。他的權(quán)位很重，他跟康有為的關(guān)系又很好。因為當時皇帝是不能見四品以下官員的。光緒和康有為之間很多來往，主要是靠翁同和在從中傳。那么慈禧把他給免職回家。另外呢，以后又規(guī)定了二品以上的大臣受新職，要到慈禧面前謝恩。因為這時候，大家恐怕也都知道慈禧，因為她已經(jīng)歸政了，已經(jīng)宣布是光緒皇帝親政了。皇帝親政，按照道理應該到皇帝那兒去謝恩。那么她讓官員到她那兒謝恩，實際上是給官員一個暗示，給所有的官員，那關(guān)系很明顯的，就是說盡管皇上親政了，實際上權(quán)力是在我這兒。第三點，她任命她的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去管理這三支軍隊，就是京城的三支軍隊歸他總管。

　　后來由于雙方的矛盾越來越激烈，最后就導致了9月21號所謂的，我們稱之為“戊戌政變”。就是慈禧從頤和園回宮把光緒抓起來，那么廢除所有的新法。慈禧一句話就把光緒問的沒話可說。她說：“按照你這么說，我們的祖宗之法就不能使國家強盛，難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這個在中國是非常厲害的一種問法。中國總是這樣，你要說要學習外國的一種東西，他就說我們祖宗的或者誰誰誰的，我們傳下來的什么難道就不行？“戊戌政變”之后，把新法盡廢了，“戊戌維新”失敗。但是“戊戌維新”失敗之后，它有兩個后果或者說三個后果吧，這是比較值得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大家知道“戊戌維新”派，這些人實際上權(quán)力不大，但我覺得造的聲勢很大。能有那么大的聲勢，跟他們辦報，梁啟超聲名就是那時鵲起的。辦時務報，時務報報紙論政。這使中國人第一次意識到，報紙對政治有那么大的影響。所以后來的革命黨人、留學生就開始報紙論政，辦各種刊物。報紙論政，這是中國一個（特點），對中國后來有很大影響，通過報紙論政。第二呢，從康有為開始搞維新運動的時候，一直到1898年，在這兩、三年間，他知道光靠一個皇帝是不行的，首先要發(fā)動民眾。當時他所謂的民眾，主要還是指一些讀書人。要改變讀書人的觀念，就組織了各種各樣的學會。有學法律的、算學、還有等等，當時中國人的知識觀，還沒有分化的觀念，覺得只要從西方來的都統(tǒng)統(tǒng)稱之為西學。有算學會，就是學算術(shù)的。了解一下算學會，什么物理啊，學物理的各種各樣的學會。大概在這兩、三年之中吧，就有幾十個，大概有七、八十個這種學會。這種學會呢，雖然后來都被禁止了，但是使知識分子或者使民間知道什么叫做結(jié)社，結(jié)社自由。使中國從傳統(tǒng)的民間社會，開始向現(xiàn)代的公民社會轉(zhuǎn)變。從政治的方面來說，這兩項結(jié)構(gòu)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們剛才講了，維新派是體制內(nèi)的知識分子、讀書人。實際上（清政府）它把體制內(nèi)的推到體制外去了。等于說清政府，實際上我們從后來看，他又喪失了一次機會。就是說他改革的空間，存在的空間又進一步大幅度的縮小。那么這時候變革的動力，就從體制內(nèi)的知識分子轉(zhuǎn)移到體制外的，后來我們稱之為革命黨人的孫中山和一些會長為首的。當一個社會的變動，由體制內(nèi)轉(zhuǎn)到體制外的時候呢，那么這個變動要發(fā)展起來，就不是一般的改良或者改革，而是一場要爆發(fā)革命，就是要把統(tǒng)治者推翻掉。

　　實際上兩年之后，就爆發(fā)了“義和團運動”。這種“義和團運動”，它有很深厚的原因，當然最直接的原因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傳教士深入到中國的鄉(xiāng)村，他在中國的鄉(xiāng)村傳教的過程中，有教民和當?shù)剞r(nóng)民的利益上有沖突，和當?shù)厥考澙�益上有沖突，和文化觀念上有沖突，基督教和中國傳統(tǒng)的儒教文化有觀念上的沖突，這種種沖突就使民間實際上早早地就開始了一種反洋教運動。

　　這個時候慈禧，她也急于想尋找一種能夠抗衡外國人的力量。就是說義和團，（慈禧）她就覺得有可能能行。最后她就派了一些官員去考察義和團。結(jié)果（官員）回來就含含糊糊跟慈禧就講，大概是可以，反正他就含含糊糊地講了。那么慈禧就認為義和團果真是非常厲害，我們現(xiàn)在又可以抵擋外國人的這個東西（武器），所以就決定支持義和團。

　　義和團這種民眾運動一得到政府的支持，它就越來越極端，它發(fā)展也很迅速，它就越來越極端。它就到北京，后來它就提出來，它的口號叫做扶清滅洋，提出來把洋鬼子分作多少等。他說的洋鬼子不但包括外國人，包括當時一些學新學的學生，包括戴眼鏡的呀，什么用火柴的呀，這些通通是要屬于打殺之列。并且他們提出來，他們還沖到宮里去搜了一下光緒，沒有搜到。完了還提出來要把康有為（抓回來）。因為大家知道“戊戌政變”之后康有為、梁啟超都跑了，都跑到外國去了。提出要把康有為，什么要抓回來。

　　這時候呢，就發(fā)生了后來的八國聯(lián)軍血洗北京。義和團表現(xiàn)得非常英勇啊，但是終究抵擋不住八國聯(lián)軍。

　　我覺得最值得反思是什么，慈禧在八月中就匆忙從北京逃跑，逃到西面去了，往西安那邊逃。在路上的途中，她就下了一道命令，說官兵也要絞殺義和團。她說這一切的罪過，她都推到義和團身上了，認為就是這幫拳匪作亂。她就把責任都推到義和團身上，并且讓官兵協(xié)助外國軍隊一起來絞殺義和團。

　　我覺得義和團真正的悲劇，我覺得在于團民很英勇，反侵略、反帝這是很正義的。一個非常正義的行為，卻被清朝統(tǒng)治者中最腐朽的勢力所利用了，這點也是很大的悲劇。但恰恰就是由于經(jīng)過了當時叫做庚子義和團事件之后，清朝政府都逃跑了，在逃跑的途中或者在回來的時候，這個時候它才想起來，在各種壓力之下，清朝政府才決定要實行新政。實際上這是1898維新的時候應該做的事情，它到這時候，它的統(tǒng)治的合法性已經(jīng)要大打折扣了，經(jīng)過義和團事件之后，八國聯(lián)軍占領北京，它的統(tǒng)治的威望各方面已經(jīng)很低的時候，這個時候它才提出來要實行新政。實際上它搞得也是非常的緩慢，后來別人認為幾乎是一個幌子。

　　這時候?qū)嶋H上，中國的新的社會階層也在不斷地發(fā)展壯大，主要是工商階級。中國的工商業(yè)一直在發(fā)展，發(fā)展得還很快。另外新式知識分子在興起，盡管也還有科舉制度的（阻力），但是去外國留學的人啊，新式知識分子已經(jīng)越來越多了。這些新式知識分子，尤其在日本的多數(shù)都是革命黨或者傾向革命，這個時候就掀起了立憲運動。而立憲運動，它情緒高漲當然有很大的原因，其中還有一個原因是從前注意不夠的，就是日俄戰(zhàn)爭對這個立憲運動有相當大的影響。因為日俄戰(zhàn)爭，大家知道是日本和俄國為了爭奪中國東北，在中國東北進行的一場戰(zhàn)爭。是1904年2月開始打的。這個戰(zhàn)爭可以說是中國的恥辱，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但是這場戰(zhàn)爭一開始打的時候，這個中國的立憲派，就是主張立憲的人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和那些學生主張立憲的人就斷定，都在判斷，他們斷定日本將勝。但是那些清朝統(tǒng)治者他認為俄國將勝。因為日本進行了君主立憲，而俄國是君主專制。這不是人種和人種之間的戰(zhàn)爭，是兩種制度之間的戰(zhàn)爭。一個優(yōu)秀的制度，總會打敗一個落后的制度。到1905年5月最后有分曉，日本戰(zhàn)勝了俄國。一下子使人們，噢！看來這不是人種和人種之間的戰(zhàn)爭，是兩種制度的戰(zhàn)爭。這也是近代以來，從西方侵略以來，黃種人打敗了白種人。人們說為什么能打��？就因為日本的制度比俄國的制度要先進。這時候很多人開始覺得，中國要強大、要進步也要立憲。

　　清政府實際上它的立憲也是一拖再拖，一拖再拖。但是國內(nèi)的這些立憲派等不及了，就不斷地發(fā)動和平請愿，發(fā)動了立憲運動一次又一次。在這個立憲運動強大的壓力之下，清政府在1911年的5月8號，它出臺了一個就是表示它要搞立憲改革。它成立了一個實行內(nèi)閣制，但是出現(xiàn)了一個皇族內(nèi)閣。這個內(nèi)閣由十三個人組成，十三個人中有七名都是皇族的成員，所以人們后來就把這個內(nèi)閣稱之為皇族內(nèi)閣。它完全違背了皇族成員不能入閣當國務大臣的最基本的原則。實際它一宣布這個名單，別人就知道，清政府還是不愿意，清廷也不愿意放棄一點權(quán)利。

　　大家知道就是在1911年秋，它是春天宣布皇族內(nèi)閣的，1911年的秋天呢，就爆發(fā)了“辛亥革命”。比如說當時有一個鐵路政策，說鐵路從前是民營的，民間有很多股份什么的，（清政府）它提出來鐵路要收歸國有。收歸國有，那從前那些民眾當然不干，因此在很多地方都發(fā)起保路運動。保路運動在四川那個地方，保路運動搞得更加轟轟烈烈一些，清政府反而鎮(zhèn)壓。在這種狀況之下，它不是安撫反而是鎮(zhèn)壓，就爆發(fā)了“辛亥革命”既“武昌起義”。所以一個小小的這個，一下子清政府垮臺，就證明它的基礎已經(jīng)很脆弱很脆弱了。一個導火線就足以使這么一個大王朝轟然倒塌。

所以從鴉片戰(zhàn)爭到它倒塌這七十年我們看到，縱觀晚清史的時候，清政府每當還有一線希望，還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時候，清廷它總是拒絕變化。而當時機已經(jīng)消失了，沒有機會的時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迫的變革，結(jié)果就總是越來越被動。這個階段做上個階段要做的事情，別人還是不滿，這個形勢還是不能滿足。它又拖、拖、拖，拖到最后沒有辦法了又做上個階段應該做的事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總是被迫的變革，被迫變革就很被動了，最終是垮臺。

　　現(xiàn)在有一種觀點或者有很多人覺得，清政府不會改良，不會妥協(xié)，說中國如果走上改良之路恐怕就很好。問題是我們看晚清史，就好像改革、改良或者妥協(xié)，總要有一方做妥協(xié)。我們看到清政府在它有力量的時候，它從來不做妥協(xié)，并且它對最開始的改革，它總是用最強硬的手段來對待改革者。所以與其說下層太過激，不如說上層太頑固。它拒不變化，所以我們就覺得，當一個社會發(fā)展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它的這個統(tǒng)治者，它不變，它被動，它不主動變革，它只是被動應付的時候，它能應付與一時，但是最后它要付出總的代價。

　　主持人：謝謝雷教授，緊接著我們看一下網(wǎng)上網(wǎng)友對您的提問。

　　第一位網(wǎng)友叫“永遠的電子商務”。他說在整整一百前，清朝進行了一場蔚為壯觀的法制大改革，為的是盡快接近現(xiàn)代法制，讓西方社會按照承諾取消“領事裁判權(quán)”。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又在進行基本類似的法律文件大匯查，為的是仍然是要融入國際社會，躋身世界貿(mào)易組織。我發(fā)現(xiàn)一百年里有許多這樣的類似和重復，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一百年里在社會制度上一直徘徊不前？這是一個問題。另請雷老師講一講，鴉片戰(zhàn)爭后的所謂“五口通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是不是相當于現(xiàn)在的“經(jīng)濟特區(qū)”，屬于改革開放的先頭兵？

　　雷頤：這兩個問題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個問題。我覺得歷史在某種程度，起碼在中國這一段歷史好像是在重演。比如說又是從特區(qū)，我們知道從八十年代初設立，也是從南方的幾個小地方開始設立的。但是它有一個最根本的不同，這次是主動開放，而那一次是被迫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不同。當然了，由于中國長期實行，就是從49年以后又有一段時間，由于有外在的客觀原因，包括帝國主義的封鎖，有內(nèi)在的主觀原因，對外國的看法，那種什么階級斗爭呀，什么帝國主義，這種看法，這兩種因素結(jié)合起來，使中國又有一個幾十年的閉關(guān)鎖國狀態(tài)。那么現(xiàn)在又要和國際接軌，確實面臨著很多問題。很多問題都要和國際接軌，起碼從形式上可以說有某些類似，但是我覺得有個根本的不同，這次是主動的，那次是被動的。

　　主持人：好，下面的發(fā)言機會留給現(xiàn)場觀眾。

　　觀眾：您好，老師我知道您對歷史積累特別深厚，然后我知道厚積薄發(fā)嘛，也非常贊同您今天的所有觀點。就是說我想知道你對現(xiàn)實的思考，對將來的判斷是什么。就是說比如說對中國現(xiàn)在，這個問題可能比較大，因為我覺得歷史，學習歷史的話，不可能就是光為了研究歷史，扎進頭去肯定要拔出頭來。

　　雷頤：我覺得學習歷史的一個好處就是，這個歷史容易培養(yǎng)出來有一種歷史感。當你碰到現(xiàn)實的一些問題的時候，也就會有一種觸發(fā)，也會有一種感想。那么對于中國現(xiàn)在的現(xiàn)實，我覺得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我覺得就是說在社會結(jié)構(gòu)吧，在社會結(jié)構(gòu)上最大的一個變化，我覺得是從前這個黨、國家、社會高度一體的一個社會，就是沒有社會，可以稱之為。只有國家、有政府，每個人都屬于一個單位這種結(jié)構(gòu)，正在變?yōu)橐粋�有市民社會，或者有公民社會的一個狀況，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甚至比起具體的政治變革來說，我覺得這個公民社會的建立是更加重要的。或者說公民社會是一個良好政治制度、政治體制的基礎。這是一個大的判斷上。我覺得隨著今后的經(jīng)濟改革，這個市場經(jīng)濟實際上是為公民社會提供的一個基礎。有可能為未來的一個政治體制改革奠定了一個，打下了一個根基。但是具體什么改，怎么改？也是各種因素在那兒互動的結(jié)果。但是從中國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到現(xiàn)在來看，這個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的矛盾恐怕是越來越明顯，它產(chǎn)生的弊病會越來越多。也就是說你是把各種弊病、矛盾積累到很遠很遠以后，沒準有個更大規(guī)模的爆發(fā)，那時怎么辦？還是通過一種政治體制的改革不斷地消解矛盾、化解矛盾。這個我覺得，現(xiàn)在實際上就是面臨這種選擇的時候了，包括人們對反腐敗，尤其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腐敗，對吧。腐敗現(xiàn)象這么嚴重，實際上跟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是有密切關(guān)系的。也就是說，如果再沒有明確的政治體制上的變革的話，那么整個改革的成果，以后究竟會不會被這種腐敗的東西所吞噬掉了，這都很難講。

　　主持人：好，那這位同學呢，可能他還覺得您沒有明確的回答他的意見，他的問題。有一個方法讓您做一個選擇題，他主要是想問您未來的態(tài)度是樂觀的呢？還是什么？這樣選擇您對未來的態(tài)度。您帶著歷史感講了過去，衡量現(xiàn)在，然后您對歷史的態(tài)度呢？第一個選擇是樂觀的。第二是悲觀的。第三是喜憂摻半的。

　　雷頤：第三。

　　主持人：我估計是選第三。

　　好，節(jié)目馬上就要結(jié)束了，結(jié)束之前您也知道，我們的通例是我問一個問題，您只用一句話回答。不能說第二句。我的問題是：您花了這么長時間給我們講晚清改革，您是帶著歷史感給我們講的，您到底的意圖是什么呢？

　　雷頤：到底的意圖。我就是說，如果用一句話中國老話其實就是幾個字，叫做形勢比人強。

　　主持人：形勢比人強。您再解釋一下，我以為您說是形勢逼人。

　　雷頤：形勢比人強，比人要強。

　　主持人：是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是嗎？

　　雷頤：到時候形勢讓你，就是你愿意改也得改，不愿意改你就被動地也得改�；蛘哂弥袊�一句老話，叫做形勢比人強。用一句古希臘的諺語叫做，愿意的，命運領著走。不愿意的，命運推著走。

　　主持人：謝謝您，謝謝，深刻！

　　來源:鳳凰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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