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籬笆里的水——“文化競爭力”與城市發(fā)展
發(fā)布時間:2020-06-02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最近兩三年,政府和經濟界都明顯地表現(xiàn)出對文化的重視,各地政府紛紛制定“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一位有名的企業(yè)家在一次演講中甚至斷言:對一個想要長久生存的企業(yè)來說,文化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文化受到重視的幾個原因
為什么文化忽然被如此重視了呢?我想,大概是有這么幾個原因:
其一,是出于“經濟理性”。前幾年,很多媒體都宣傳中國將成為“全球制造中心”,但開心的笑容還沒有完全褪掉,就發(fā)現(xiàn)了更大的不愉快:一件來樣加工的襯衫,工人辛辛苦苦地干,小老板跑進跑出,最后卻只拿到總售價的10%。如果算上資源消耗、環(huán)境污染、勞工問題等長期的社會成本,其實是大大地得不償失。可外國資本,別的不說,光是以品牌、設計這些無形之物,就至少能拿售價的40%!
原來文化有這么大的“含金量”,當今世界,竟是它最能賣錢。難怪十年前,克林頓在還沒有當總統(tǒng)的時候就到處吆喝“知識經濟”,布萊爾也起勁地在英國推廣“創(chuàng)意產業(yè)”。人家早明白了這一點,中國怎么能不急著“接軌”呢?
其次,是出于對國家安全的擔心。加入了WTO,文化市場的大門只要打開一條縫,外國的文化產品就一窩蜂地擠了進來。好萊塢大片、歐美歌星、韓劇……在這里,損失的可不僅是市場的份額,也是意識形態(tài)的份額;
受威脅的不僅是經濟安全,更是思想和政治安全。怎樣使中國的文化產品能夠有競爭力?能夠守住國內的文化市場?這就要重視文化。
其三,是國際競爭的危機感。能源消耗這么高,經濟效益這么低,這樣的粗放型經濟勢必難以為繼;
賣出去的都是原材料,是勞動密集的產品,可在文化和高科技領域幾乎全是只進不出,如此下去,怎么得了?中國是人口大國,卻不是人力資源的大國。經過這么多輪的改革,大學擴招,大學畢業(yè)生很多,但創(chuàng)新型人才卻十分稀缺。
第四,國際競爭的新內容。從晚清以來,中國一直被外人看成貧弱之國,這些年來,這種感覺有了改變,現(xiàn)在第一次發(fā)現(xiàn)“咱也有錢了!”豪氣油然而生,也是十分自然。出國旅游的多了,花錢多了,甚至外國的很多地方建設都不如我們中國。最明顯不同的是,現(xiàn)在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前我出國會被別人當成日本人,總對我說日語,但這十年來對我說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了。前不久我去了伊斯坦布爾,那里大街小巷的人都會說兩句中文,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到中國的國家地位在世界上越來越重要。那么,我們怎樣才能真正成為世界上的一個大國——不僅是擁有巨大的市場,不僅是口袋腰包更鼓,而是真正一個大國。惟其是要當大國,我認為更需要民族精神的支撐。以文化的弱小,決不能成就經濟和政治的強大。
對文化不能狹隘地重視
“文化競爭力”這個詞以前是沒有的,中國以前也不這么來理解文化,但這個詞把如今國人對文化重視的特點,非常清楚地表述出來,下面的問題就是,我們怎么來看這樣一種對文化的重視?
我要說的是,這樣的重視太狹隘。
一,這是從國家、而非社會的角度來看待文化,就好像漁夫在河里圍一圈籬笆,他的注意力就在籬笆里面,別的遠遠近近的事情,都不在他的視野之內;
而文化其實像長江黃河,源遠流長,和周圍的水、岸、人,都密切相關,不能這樣圈起來理解的。
二,這是從狹隘的現(xiàn)實功利的角度來對待文化,仿佛是要將籬笆里的河水盡數(shù)舀出,澆鑄成長槍大刀,披掛上陣。把文化看成這樣一種“競爭力”,就會伸出許多的手,想方設法去“抓”文化。
今天最能體現(xiàn)“抓”這個詞的是“抓教育”。說實話,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全民重視教育,可是這個重視,好像是把教育、文化看得如同化肥水泥,以為只要造廠房、招工人,大把的錢投進去,進口設備、嚴加管理,文化的產量就會節(jié)節(jié)高升,那就大錯特錯了。今日大學校園里,以增產水泥化肥的方式來抓學術的風氣日益盛行:數(shù)目字管理,所有的激勵措施都歸結到錢……我真是擔心,這樣下去,究竟是在促進學術,還是破壞學術?也許若干年后,除了開會、評獎、爭項目、發(fā)文章、當博導,教授們不知道還有什么學術了。
文化有形也無形,它有現(xiàn)實功利的價值,更有超越功利價值的價值。你可以抱著功利的意圖去“抓”文化,但先要大體知道什么是文化,說得通俗一點,抓文化的人,自己得稍微有一點文化。
文化與國家“生死攸關”
目前這一輪對文化的重視,雖然狹隘、功利,但畢竟是將文化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它針對的是個與中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現(xiàn)代中國何以立國?晚清以來許多思想家對于這個討論一直沒有斷過。所謂“立國”,并不只是說沒有被別人瓜分,或者街面平靜,人民能過日子,而是說國家有立場,人民有尊嚴,社會蓬勃向上,對整個世界有較大的正面影響力。立場、尊嚴、社會活力從哪兒來?離不開文化。
從這個角度看,晚清以來許多思想家強調立國要有高標準,是有見識的。
中國的國土面積決定了中國必然對世界起著非常大的影響。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能否成功地建立現(xiàn)代國家,立國,關鍵的一條,就是看它能不能在價值系統(tǒng)、審美情趣、人際交往模式等各個層面,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現(xiàn)代文化,并由此發(fā)展出適合自己的社會制度、經濟結構和一般生活秩序?特別要說明,一,這是“現(xiàn)代“的文化,不是抱殘守缺、專制野蠻的老一套;
二,這是與自己文化傳統(tǒng)的根底相連的文化,不是從別處搬來的無根之花。
從整個世界的情況來看,這個“立“并不容易,F(xiàn)在,我們終于正面意識到文化的重要,知道它和國家是生死相關、輕蔑不得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好事。
如何看待創(chuàng)造“現(xiàn)代文化”
從立國的高標準來重視和發(fā)展文化,不僅僅當成是一種競爭力,這并不容易。
舉城市發(fā)展的例子來看,要創(chuàng)造中國自己的現(xiàn)代文化,困難和要緊之處在哪里?
我是上海人,最近20年,眼看著一種標準化的都市空間模式,一步一步抹掉上海原有的各種街區(qū)空間。比如四川北路、南京路、淮海路和外灘,原來各有各的特點,可現(xiàn)在呢,這些地方都擠滿了差不多模樣的商廈和辦公樓。
你出上海,到附近的大中城市走一圈:蘇州、南京、無錫……凡是大興土木改造過的中心城區(qū),都是一副高樓、商廈的都市臉孔。
再走遠一點,看看太平洋西岸從北到南的大城市:東京、漢城、孟買、悉尼……你還是會遭遇類似的空間:參差林立的高樓和商廈,高架路如水泥巨蛇般蜿蜒起伏。好像一群高樓掉在蛇堆里。借用歐美城市研究的概念:單一的城市(urban)模式,抹掉了各不相同的城市(cities)風貌。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歷史,都以自己不同的地理、經濟、人文和政治條件,成就了獨具特色的城市風貌。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這段時期一些不同的城市的獨特性并沒有因西洋城市的影響而變得單一,反而變得更不一樣。
現(xiàn)在到上海要看上海老建筑的外國人很多,特別是那些搞建筑的人。他為什么要到上海來,是因為在上世紀20年代、30年代,上海建造新式的建筑住房的時候,一方面是吸收了很多西方國家的樣式,但是那個時候中國的工程師把自己的東西加了進去,所以外國的建筑學院的學生們在上?吹降慕ㄖ,是他們在自己國內看不到的,比他們自己國內的建筑要豐富得多,因為外來的東西有了,自己本來的東西也還在。
文化與生活以及城市規(guī)劃
我們如何看待今天這樣的生活?全世界無數(shù)的人都在問這個問題。
美國曾做過幾個大的社會調查,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就是調查美國人的生活質量。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的生活質量相比以前六七十年代他們的生活質量,是提高還是下降?有幾個基本的指標,一個是購買力。不是錢的數(shù)量多少,而是你這個錢可以買多少東西;
第二個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
第三個是信息量,這里的信息量不是指信息的數(shù)量,而是指信息的來源。
比較下來,美國現(xiàn)在的生活質量跟六七十年代相比是下降了,購買力有一點點的提高,但是可自由支配的時間急劇減少,最使美國人痛心的是他們的信息來源急劇減少。
波蘭一群年輕的經濟學家為此提出“零度發(fā)展”理論。他們估計,如果50年后,波蘭人能在食品、水、空氣、住房、聽覺環(huán)境、人均綠化面積和藝術這7個方面保持今天的水平,就是了不起的發(fā)展。
如果你覺得現(xiàn)代西洋的都市生活——最大規(guī)模地聚集社會資源,去最大幅度地增加財富——是最好的,人人都應該追求,那么,你自然會覺得,我應該面向外面的資本,而不應該面向當?shù)厝说纳,外面的錢來了,本地的一切都會變好。這表現(xiàn)在城市發(fā)展規(guī)劃上,城市“硬件”的大部分努力是為了吸引外來人的眼球,各種“軟件”——例如政府機關的辦事效率的提高,也主要是為了吸引更多的錢流進來。
可是,這是無知?鐕Y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潤,今天把工廠從芝加哥搬到上海,明天可以搬去成都,再搬去河內,這就像電影《妻妾成群》里的丈夫,永遠是“喜新厭舊”。如果城市把自己看作妻妾之一,為了吸引對方而改變自己,那么,改變得越成功,就可能離被拋棄的時候越近。
舉一個離中國比較近的不同的例子:印度南部的卡拉拉邦,這里幾乎沒有都市,但一般的人民的平均壽命、識字率和書報的擁有量,遠遠高于孟買那樣的大都市。
如何在都市的環(huán)境里不降低、甚至進而改善人的生活質量,是一件極具挑戰(zhàn)意味、現(xiàn)在遠沒有把握的事情。
如果我們對文化,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種競爭力,不知道這關乎立國之本,是不可能作出好的城市規(guī)劃和社會發(fā)展規(guī)劃的。
惟其是要當大國,我認為更需要民族精神的支撐。以文化的弱小,決不能成就經濟和政治的強大。
現(xiàn)場互動
提問:我女兒是做經營管理的,我覺得她的文化底蘊不深,聽了你的講座我覺得應該多學中國文化。想問一下怎么讓文化和經營管理連接起來?
王曉明: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是某公司打來的,請我給中層干部講一課。我后來知道,公司老總是因為發(fā)現(xiàn)外商和他們談生意,總會扯一些中國的事情,《紅樓夢》啊,孔子什么的,而自己的員工都不太懂。
我想,如果我們的文化跟經濟活動跟企業(yè)管理是這樣一種純實用關系的話,那就糟透了。
美國的大學教育有一個時期是非常專業(yè)化的。后來,芝加哥大學校長提出一個看法,他說,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年輕人,對現(xiàn)代社會缺乏認識,不能夠勝任做一個現(xiàn)代的美國人。因此他要改革大學的課程。他開出的書單有200本,從希臘時期的經典,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到馬克思的《資本論》。他認為這些偉大的經典凝聚了幾千年來對人類基本生活的理解,一個年輕人在大學里好好地讀過這些書,進入社會時他會理解現(xiàn)代社會,會勝任現(xiàn)代社會對他的要求。這一做法在當時引起了美國學生家長的憤怒,我送孩子進來,將來是要出去賺大錢的,你光學這個怎么行。
這個事情爭論了很多年,到現(xiàn)在達成了一個共識,F(xiàn)在美國第一流的大學,本科的頭兩年全部學這些,第三第四年才教專業(yè)。它的意思是:美國的大學是教你怎么做人,而不是教你怎么謀生,謀生是以后的事情,做人才是根本的事情。
提問:請就當前網(wǎng)絡語言等對祖國語言和文化產生的影響談一些看法。
王曉明:說到語言的問題,章太炎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大意是:要滅掉一個國家,先要讓這個國家的人民不知道自己的歷史;
你要滅掉一個國家的人民,就要先把這個國家的語言滅掉。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說要把中國語言滅掉,不可能,但是他也有一個辦法可以把中文滅掉,就是讓中文從一個非常豐富的復雜的語言,變成一個粗糙、亂七八糟只能夠表達日常生活的語言。
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今天的語言的問題,文字的問題,非常嚴重。我覺得一個好的語言需要兩種東西互相配合,一是本身非常規(guī)范,二是能不斷地規(guī)范新的語言,創(chuàng)造出新的語言來。由這兩者經常地配合,語言就能不斷地擴展和豐富。
提問:請談談你對現(xiàn)今大學校園文化的看法?
王曉明:現(xiàn)代社會通行的規(guī)則是市場規(guī)則,所以按照市場的邏輯來安排自己的生活,你只要進入社會,就會受到社會生活本身對你巨大的壓力,要求你按照市場的邏輯來走。但一個社會如果僅僅按照市場的邏輯來走的話,一定會出問題,一定需要另外的力量來平衡,所以在大學里應該更重視文化,這樣年輕人受到豐厚文化的滋養(yǎng),進入社會以后,可以和社會壓力做一個比較平衡的調整。如果大學的氛圍也是跟社會一樣,那大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現(xiàn)在竟然有老師為了迎合同學,在課堂上說,你們讀什么書?你們只要考取什么證件什么證書就可以了。我想大學課堂出現(xiàn)這樣的老師,就把今天的大學校園文化破壞得非常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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