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憶恩：中國外交政策研究：理論趨勢及方法辨析

　　【內容提要】 作者回顧了中國外交政策研究這個次學科與國際關系學幾十年來的互動。作者認為，中國外交政策研究雖然沒有能夠為國際關系學創(chuàng)造自己的理論，但是自身有著多樣化的理論和方法。鑒于當前中國外交政策研究的相對落后，作者建議，中國外交政策研究應該更多地融入到國際關系學這個大學科中去，這不僅有益于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而且也會推動國際關系學的發(fā)展。

　　【關鍵詞】 中國；
外交政策；
理論；
方法

　　本文探討了中國外交政策研究這個次學科在過去的幾十年間與國際關系學這個大學科的互動，重點是理論和方法。傳統(tǒng)的觀點認為，中國外交政策研究脫離了國際關系學。從方法上看，在20 世紀80 年代初期以前，不能將此歸咎于中國外交政策研究本身。那時，中國的決策過程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程度也偏低，它在國際制度中的行為數據也較少。一定程度上，數據來源的不足限制了中國外交政策學者對于研究方法的使用。然而，中國外交政策研究者們同樣負有一定責任。通過對有關中國外交政策研究成果的廣泛調查，我發(fā)現這個研究領域并不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樣孤立于國際關系學之外，或被這個大學科所鄙視。近二三十年里，中國外交政策研究的獨立性突出顯現，同時這個領域降為區(qū)域研究的一種。雖然有跡象表明情況可能改變，中國外交政策研究仍應從吸納國際關系學中的概念、實證指標及方法中得益。中國外交政策研究應更多融入國際關系學這個大學科，原因不僅是它能從中獲益，而是對國際關系學的發(fā)展同樣重要。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多年來的落后主要體現在它不愿意或不能夠為國際關系學“創(chuàng)建”理論，即不能把“中國案例”納入到學科辯論中。本文提出一些問題，希望有助于改善上述狀況。

　　上篇 國際關系理論和中國外交政策——間歇的對話

　　我不想說以往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者們不把自己當做社會科學家，也不是說他們沒有受到國際關系學和社會科學的影響。布魯斯·拉金（Bruce D. Larkin）在其有關非洲意識形態(tài)和革命運動的著作中，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中國外交的影響做過嘗試。彼得·萬·內斯（Peter Van Ness）解釋了中國為何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解放運動。艾倫·懷廷(Allen S.Whiting)試圖對中美蘇三角關系做實證分析。阿姆斯特朗（J. D. Armstrong）使用相似的方法，來檢驗究竟是毛澤東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還是面對國際威脅的安全考慮，更能解釋中國與一些主要發(fā)展中國家的關系。這些學者都在為不同的解釋尋找其有力的實證資料，對不同的解釋進行了批評性的驗證�！≡谀承┣闆r下，中國外交政策的學者們對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都頗為精通，但他們之所以持批判態(tài)度，是因為這些理論沒有提出他們所說的關鍵變量。阿姆斯特朗拒絕接受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的3 個決策模型，就是因為它們（至少是前兩種理性選擇和組織行為模型）無法對受到和沒有受到意識形態(tài)影響的外交政策加以區(qū)分。對于研究馬列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的學者來說，指出意識形態(tài)的解釋力是核心問題。但人們仍相信中國外交政策研究與社會科學并無特殊聯系。這并不是說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從知識學上來看是孤立的。事實上，區(qū)域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研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20 世紀50～70 年代享有較高的學術地位。美國政府和私人基金會紛紛出錢資助區(qū)域研究中心的活動，很多學界名人都是經過培訓的區(qū)域專家。顯然那是冷戰(zhàn)條件下的自然結果�！∽鳛橐粋�研究領域，國際關系學是晚近的學科，還沒有分化出各種派別。20 世紀50、60 年代，國際關系學被不同類型的現實主義者所主導，其中很多人都具有廣泛的區(qū)域（主要是歐洲）知識或者是對外交史的興趣，例如漢斯·摩根索、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亨利·基辛格、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小伊尼斯·克洛德（Inis Claude, Jr.）、卡爾·多伊奇、克勞斯·諾爾（Klaus Knorr）等。他們并不是必然要對區(qū)域知識持懷疑態(tài)度的人。有趣的是，在最早對發(fā)展中的國際關系學的評述里，區(qū)域研究以及地區(qū)制度、軍事戰(zhàn)略和核威懾時代的有限戰(zhàn)爭都屬于國際關系學的重要課題或次領域。早期國際關系理論側重于決策分析。關于決策的假定必然會需要仔細的實證檢驗，這反過來又需要對某些國家的深入了解。這或許導致了國際關系學者對區(qū)域研究的推崇。純粹的、演繹性的形式化理論推導和大數量的多個國家的分析剛剛開始。博弈論多半只是在智庫中被用來分析核問題，直到20 世紀60 年代初才進入國關學界。而量化國際關系理論的最終標志——《沖突解決雜志》（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JCR)直到1957 年才創(chuàng)刊，其最早的幾期并沒有將量化分析作為重點。直到60 年代，這本雜志才舉辦了一次純理論的研討會。

　　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20 世紀70、80 年代，國際關系學發(fā)展為一個專業(yè)的領域，對學者的“身份”和“合法性”具有明確的標準，盡管比較有限。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并沒有經歷這樣的整合就發(fā)展成為一個公認的次領域，它仍然或多或少是中國學的附屬品。很少有學者是全職研究中國外交政策，又同時與國際關系領域保持著聯系，艾倫· 懷廷和金淳基（SamuelKim）是例外。結果，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從國際關系理論中分離出來，作為一個子領域進展緩慢，這方面的學者面臨著就業(yè)困難。在美國，既受過國際關系理論的訓練，又全職從事中國外交政策的寫作和教學，并且是政治學系在職人員的不超過15 個；
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研究性高校為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專業(yè)的學者提供職位，或為中國外交政策研究設立職位，如密歇根大學（現職位空缺）、斯坦福大學（現職位空缺）、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得克薩斯大學、康奈爾大學以及麻省理工學院。中國外交政策研究似乎陷入了進展緩慢的惡性循環(huán)。如今專門從事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和教學的人寥寥無幾。國際關系學關于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供應不足，對中國外交政策案例的需求偏低�！∝撁嬗绊懖⒉粌H限于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國際關系專家們同樣很少去閱讀有關中國的案例并將它們納入到知識建設中去。與超級大國或歐洲的案例相比，國際關系專業(yè)本科教材按照傳統(tǒng)并沒有多少涉及中國外交政策的內容。這可能是因為很多國際關系學者認為中國案例很難獲得，門檻過高，或者這些國際關系學者根本就沒有超越跨大西洋世界和歐洲向外看的欲望。在20 世紀80~90 年代，曾經有學者試圖填補這一空白。例如，由于對漢學及其與國際關系理論分裂的狀況不滿，金淳基和熊玠（James Hsiung）曾編過一本著作，金淳基主編的系列叢書始終把建立與國際關系學的“橋梁”作為目標。[1]但這種情況少之又少�！�

　　美國的國際關系雜志中涉及中國的文章類型是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孤立于國際關系之外的另一個指征。我對社會科學引用索引中的文章進行了有關題目和提要的關鍵詞的3 次搜索。在3 種不同類型的文章中，搜索涉及的某個國家或地區(qū)名稱，例如美國、歐洲(涉及歐洲或英、法、德)、蘇聯/俄羅斯、中國或日本。先用關鍵詞“國際關系學+國別”進行搜索，接下來搜索關鍵詞“國際關系理論+國別”，最后，在美國的三大國際關系雜志（《國際研究季刊》、《國際安全》、《國際組織》）中搜索某個國家。這里的假設是這些雜志中所有的文章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關于國際關系學的。結果顯示，在3 次搜索中，涉及中國的文章大大少于美歐，僅多于日本。在三大雜志中，少數文章在標題中提到了中國�？紤]到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大西洋歐洲中心特征，這一點不難理解。只有在《國際安全》雜志中，涉及中國的文章數目超過了蘇聯/俄羅斯和日本。而在《國際組織》雜志中涉及中國的文章比例最小。總的數據顯示，關于中國問題和國際關系理論發(fā)展的興趣始終很小�！∥野延嘘P中國的文章進一步分為中國問題專家和非專家的文章兩大類。這么做是想測試一下，看看是否是中國問題專家們自己不能或不愿意面向國際關系理論的讀者寫作。結果表明，《國際安全》上68%的與中國有關的文章都是中國問題專家所寫，而《國際研究季刊》和《國際組織》的數字分別是33%和38%。這一差別是有道理的，因為與另兩種雜志相比，《國際安全》更側重于政策分析，因而沒有理論方面的負擔。簡而言之，數據證明，中國問題專家的研究始終孤立于國際關系研究之外�！�

　　今天，這種情況正在發(fā)生變化。例如，這3 本國際關系雜志上幾乎所有與中國有關的文章都是在近15 年以來發(fā)表的�！秶�際安全》上相關的35 篇文章都是1992 年以后發(fā)表的�！秶�際研究季刊》上的12 篇文章中只有1 篇是在20 世紀90 年代以前（1987 年）出現的，而《國際組織》上關于中國的8 篇文章中只有2 篇是在90 年代以前（1966 年）刊登的�！秶�際安全》的數據表明，在安全研究和政策研究領域，對“中國崛起”的興趣正在上升。這個解釋對《國際研究季刊》和《國際組織》同樣適用�？傮w看，有關中國的文章在最近10～15 年中出現的頻率在穩(wěn)步增加。另外，在非亞洲問題的國際關系理論專家中對于中國的興趣似乎也在上升，這從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學作品包含的中國章節(jié)可見一斑�！�

　　對中國外交政策研究的檢視可以發(fā)現，作為一個次研究領域，它并不欠缺理論方法上的多樣性。包括我在內，人們普遍抱怨的是長期以來它被孤立于國際關系學理論之外。的確，國際關系理論中很多研究方法都繞開了中國外交政策研究領域（量化研究是例外）；
通常，中國外交政策研究沒有嘗試進行國家間的比較并進而歸納出一般性的理論。也就是說，它沒能成為理論的“制造者”。[2]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領域完全沒有理論和方法。如以今天國際關系學的視角反觀這一領域，會發(fā)現它其實有著豐富的理論。我們可以做出如下的歸納：　

　　1. 歷史、歷史的記憶和認同。近來，國際關系學界對歷史的記憶和認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目前有一種認識是，人們所屬的社會階層是由于那些為了使社會分工固定下來而虛構出的觀點才得以形成并強化的。這些過程能夠幫助解釋國際關系理論中一些基本思想的起源，例如權力政治、種族沖突、民族主義和規(guī)范性壓力。在中國外交政策研究領域，很多文獻都專注于這些問題，如中國歷史遺產的多樣性是如何影響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政策興趣和選擇的？這些遺產包括了從戰(zhàn)國時期到“中央王國（Middle Kingdom）”綜合癥，再到朝貢制度以及屈辱的世紀。這方面的成果包括費正清（John Fairbank）、馬克· 曼考爾（MarkMancall）、艾倫· 懷廷以及最近的彼得·格里斯（Peter Gries）和威廉·卡拉漢（WilliamCallahan）的相關研究�！�

　　2. 古典現實主義。這是一個有著眾多不同分支的理論，它強調了審慎的國家面對魯莽的國家時（后者受意識形態(tài)左右），將采取理性行為獲得權力和保障本國安全。雖然在中國外交政策領域并沒有哪項研究能成為這個理論的代表，但是很多研究可歸在這一范疇下，它們認為中國安全政策多少是出于對外部環(huán)境中的威脅和不確定性的理性的和戰(zhàn)略性的反應。

　　3. 結構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國際物質權力的分布（兩極化）限制了國家結盟的選擇。對于理解為什么理性的國家會與其他國家結盟而與一個支配性大國或者國家聯盟進行均勢對抗，意識形態(tài)、歷史和國內政治只是第二位的因素，邁克爾·恩-奎因（MichaelNg-Quinn）的闡述極為清晰。約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也認為，中國在20 世紀50 年代采取“一邊倒”的政策主要是由當時的兩極體系決定的，他認為意識形態(tài)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并不大，很多時候它都會被短期的經濟和安全利益所壓倒。結構性理論的另一個分支是迪特默提出的戰(zhàn)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理論。雖然他對國家動機的假設與結構現實主義不同，但其理論仍被認為是一個結構模型，理由是他認為國家會根據三大主要力量（major players）的互動來追求關系交換的最大化。　

　　4. 新古典現實主義�，F實主義的這一分支起源于某些現實主義者對結構現實主義的不滿。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態(tài)度的變化與國際結構無關，而是由國內的觀念因素所決定（如意識形態(tài)）。國家對國際結構發(fā)出的“信號”做出反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間經過觀念和信仰體系的過濾。國家利益可以隨著維持現狀和修正態(tài)度的延續(xù)不斷變化，盡管對這些利益的追求會受到相對權力的制約。那些長期或可能被貼上東方新古典主義標簽的中國外交政策研究的學者們有柯慶生、研究中印沖突的約翰·加弗（John Garver）、艾弗里·戈爾德施泰因（AveryGoldstein）、約瑟夫·卡米萊里（Josph Camilleri）以及邁克爾·亞胡達（Michael Yahuda）。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陸伯彬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全面論述，綜合了“新現實主義和國際利益分析的方法”，據我看來，也算是新現實主義的視角�！�

　　5. 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革命思想。在毛澤東去世前，關于中國外交政策的多項研究集中在毛澤東的世界觀和他的思想如何界定國家外交政策中的利益及其實現方式上。這方面的重要成果包括約翰·吉廷斯和阿姆斯特朗的著述。他們的焦點在毛澤東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如何導致權力政治行為。格雷格·奧列里（Greg O’Leary）認為，馬列主義的分析方法是中國外交政策行為有意義的指南，而不是現實政治事后的辯護。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變化通常被看做是對戰(zhàn)略威脅和機遇做出的反應（例如1969～1972 年對美國打開大門），但可以更好地理解為是對全球資本主義變化的馬列主義策略。近來，陳健對毛澤東時期中國的外交史進行了重要研究，對這一文獻進行了巧妙的總結。[3]如他所說，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向所有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挑戰(zhàn)，意味著它要質疑和否認“國際關系準則”的合法性，因為在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看來，這些都是西方提出來的、對中國有敵意的。[4]金淳基對毛澤東世界秩序的思想和中國加入聯合國進行了研究，指出中國的參與改變了雙方。聯合國得到了合法性，支持規(guī)則重新分配的聲音也更為強大，至少在初期。中國開始了一個從“體系改革者”向“體系維護者”轉變的緩慢過程。

　　6. 威懾理論。1949 年以來，與其他大國相比，中國更多地卷入了軍事沖突。一直到最近的10 多年，中國經濟對其他主要經濟體的重要性才得以顯現。因此，大多數的中國外交政策研究仍是對中國使用武力的條件和后果的探討。這部分文獻或明或暗借鑒了有關威懾、強制和危機信號等方面的著作。艾倫·懷廷最早對中國的“威懾等級論（calculus ofdeterrence）”進行了研究。最近，柯慶生對過去中國使用武力背后的“機遇窗口(windows ofopportunity)”邏輯及其對海峽兩岸穩(wěn)定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其邏輯表明，一個軟弱的中國仍可能及早使用武力，因為將來的軍事和政治條件可能會更不利。如果中國對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產生懷疑，那么這種窗口邏輯(windows logic)就會更為突出�？聭c生的著作豐富了威懾理論，它研究了一個困難的問題，即國家間是如何同時可信地發(fā)出威懾信號（阻止一個國家對本國的攻擊）和保證信號（向那個國家保證，如果它不使用武力，其基本利益就不會受到挑戰(zhàn)）。在這兩者之間保持平衡，既是中國使用強制政策也是美國采取對華威懾政策的關鍵�？聭c生對冷戰(zhàn)期間亞洲中蘇力量遏制的研究，引用了威懾理論和結盟理論�！�

　　7. 社會化理論和社會學習。這一理論關注的是利益的國內和國際的觀念根源。這些利益并沒有界定，而是通過社會化過程（勸說、社會影響、模仿）建立。這些利益并不是國家在國際權力體系中地位的反映，也不是那些固有的或固定不變的國家利益。沈大偉（DavidShambaugh）在其著作《美麗的帝國主義者》（1991）中揭示出，晚至20 世紀80 年代末，馬列主義的分析方法仍根植于中國的美國問題專家之中，結果是對個性的揭示很少，對角色的社會化分析居多。但另一方面，哈羅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和米歇爾·奧森柏（Michel Oksenberg）有關中國加入國際經濟組織的重要著作則表明，這些組織尤其是那些直接負責處理與它們關系的人的社會化程度有助于解釋中國對這些組織承諾的持續(xù)性。　8. 建構主義。從概念上與社會化和學習相關，建構主義是國際關系中一種新的分析模式。它的核心問題是，社會互動如何構建群體內部的認同，后者反過來又用于界定朋友、敵人以及國際關系中的機構利益。認同還能夠確定可接受的外交政策的操作范圍。戴維斯·鮑勃羅（Davis B. Bobrow）、史蒂夫·陳（Steve Chan）、約翰·克林根（John A. Kringen）的著作暗示了認同的約束作用（以所謂“民族文化”的形式）。然而，建構主義當時并未出現在國際關系領域。雅各布森和奧森柏關于中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互動的著作，也提示了被建構主義者稱為社會化的過程，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專家與中國負責發(fā)展政策問題的專業(yè)人士間的互動，有助于發(fā)展的新定義和市場化思想的擴散。隨著建構主義進入國際關系學，中國外交政策的少數學者在其著作中使用了建構主義的概念。例如，寇艾倫（Allen Carlson）研究了中國領導人對主權觀念的理解，主權的某些因素在中國是如何改變的以及中國主權實踐中的靜態(tài)與動態(tài)如何影響到主權規(guī)則在中國以外的力量。我最新的研究題目是，中國參與國際組織是如何改變（或不改變，取決于案例本身）利益和合法性行為的概念的。這個研究關注的是社會化的微觀過程：模仿、社會影響和說服。　

　　9. 國內政治。大量不同的中觀理論都可以歸于國內政治的名目，如官僚政治、政治文化、領袖爭端解決機制、機制類型和外交政策以及政治經濟學等。在中國外交政策研究領域，學者們常常對國內政治學解釋抱有濃厚的興趣：外交政策對國內要素的要求，如西蒙斯（J.D. Simmons）、柯慶生；
派系主義，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國內官僚結構和利益以及對外開放的過程(崔大維)；
組織興趣和對外經濟政策（李侃如、奧森柏）；
政治認知文化（戴維斯·鮑勃羅、史蒂夫·陳、約翰·克林根）；
國內無秩序和對外關系，如泰勒·弗拉瓦爾（Taylor Fravel）對國內社會政治條件和中國解決邊境爭端的研究；
民族主義和外交政策方面，有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斯坦利·羅森（Stanley Rosen）的作品。這些研究存在的問題是，怎樣證明國內政治因素帶來外交政策的變化。即使數據豐富，這也很難做到。此外，由于中國的決策缺乏透明度，因而一些成功的案例研究（如柯慶生、 李侃如、奧森柏和崔大維）需要依靠新的檔案資料及相關行為者的大量訪談。理論的多樣性在一定程度上還伴隨著方法的多元化。很明顯，有一些工具應該可以更多地使用，但研究設計仍然是一個問題�！�

　　10. 北京學(Pekingology)。這種方法是通過對公開聲明、圖片和其他文本進行仔細的分析，從中得出對外交政策重要的、微妙的理解，這也是馬列主義政權的“深奧溝通(esotericcommunications)”。由于中國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外交多數屬于話語而不是每天具體的行動，這個方法還是有效的。尤其是在研究中蘇爭端時，這個方法要比單純地關注行為互動（例如，僅僅通過跟蹤貿易和科技互動趨勢，無法揭示出兩國在20 世紀50 年代末的緊張局勢）更能及時地發(fā)現中蘇間的緊張局勢。但是，隨著馬列主義話語重要性的下降，外交政策專業(yè)化導致了真正的部門間接觸的增加，加上學者們開始使用其他材料來進行決策評估（內部文件、決策者訪談等），北京學的效用也在下降�！�11. 內部文件和外部檔案的利用。內部資料對于重新評估中國外交政策中的傳統(tǒng)智慧是非常有用的。例如，《毛澤東建國以來的文稿》一書的出現，導致了對毛澤東的20 世紀50年代東亞外交目標重新評估的著述出現。威爾遜中心有一個國際冷戰(zhàn)史的項目，其中有關50 年代毛澤東與蘇聯領導人互動的資料為尋找中蘇爭端的根源以及更為精確的時間提供了詳盡佐證。在理解中國對美、日友善的深層次考慮方面，已經解密的美國和日本的檔案資料也被證明是有價值的。還有一種東西特別有價值，即最近剛開放但很少有人挖掘的蘇東檔案�，F在，人們甚至可以看到中國的少量檔案。中國外交部公開了20 世紀50 年代以來的一些材料，看起來對于理解中國在日內瓦和萬隆的多邊外交是有意義的�！�

　　12. 行為數據（定性的和定量的）。如上所述，在很多方面，中國外交政策研究的早期話語十分重要。在中蘇爭端中，宣傳的交鋒有其自身的效果，與國家可觀察到的行為無關。這種以話語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研究的分析重點，其弱點在于它無法驗證意圖或傾向與行動之間聯系的假設。如果在假設的意圖與實際行為之間不存在明顯的一致性，就很難看出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領導人僅僅在做宣傳；
在領導人和那些處理中國外交政策日常事務的人員之間是否存在著分裂；
或者，國際或國內環(huán)境的制約是否妨礙了重點的落實。艾倫·懷廷對中國威懾性外交的研究以及彼得·萬·內森對革命原則與對世界革命運動的實際支持之間差異的研究，都強調了思維對于決定意圖和行動之間關系的重要性，而不是實踐驗證的困難。隨著中國在20 世紀70 年代尤其是80 年代加入到國際組織中去，出現了一種全新類型的數據，即中國在參加過程中的行為“事件”或行動，例如投票（或沒有投票）、政策承諾等。金淳基或許是第一個認識到并且利用這種行為數據的學者。這就為更有效地驗證通過北京學方法獲得的意圖與國家在一系列問題上（而不僅局限于與大國的關系）的行為之間的關系打開了大門。但是，直到雅各布森和奧森柏對中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研究，通過使用中國在這些機構中的談話和其他表現，意圖-行為的聯系才變得更易于驗證。此后，對于意圖-行為以及決策細節(jié)的更富有揭示性的著述，實際上都來源于對中國在國際安全和經濟組織中行為的研究�！�

　　13. 訪談。與中國決策者座談的機會為中國外交政策研究的政策過程注入了新的內涵。它使得中國外交政策研究能夠深入下去：高層決策的結構和專家的作用，例如鮑大可（DoakBarnett）、沈大偉、葛來儀（Bonnie Glaser）的研究；
技術問題的決策（如貿易、發(fā)展、軍控）；
官僚政治如何影響中國外交政策；
議程設定和問題界定如何制約政策制定以及形象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偏好，等等。當然，訪談這種方法也有它的問題，比如有意的隱瞞，或采訪者可能暗示受訪者什么是“有用的”或“正確的”答案。在中國外交政策研究中，人們通常很少關注那些有助于進行高質量采訪的技巧�！�

　　14. 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是從大量的文本中提取出有限的內容和含義的一種有效辦法。雖然這種方法在中國外交政策研究領域使用得較少，卻有良好的效果。懷廷、廖（KuangshengLiao）、加弗、鮑勃羅、寇艾倫、米勒（Miller）、江憶恩和斯塔克曼（Stockmann）都使用了內容分析的方法來系統(tǒng)地跟蹤外交政策信號，從外部世界發(fā)現其隱含的解釋�，F在，人們用更強大的分析軟件來做第一步分析：在一個文本內部或不同文本之間，檢查詞的共現（co-concurrence）、重點和含義的自發(fā)性群組（emergent clusters）之類�！�

　　總之，中國外交政策研究中理論和方法的多樣性整體來看不算差，但這并不是說這個次領域可以脫離國際關系學的理論和方法。事實證明，在多數情況下，中國外交政策研究顯得比較簡單，過分依賴于單一的方法。

　　下篇 國際關系學與中國外交政策研究——何以相得益彰？

　　國際關系學應當與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結合起來。我的理由有以下3 點：其一，它對中國外交政策研究有益。國際關系中的理論視角和結論能成為解析中國外交政策實質的指針。其二，它能幫助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者，自覺實現解釋性推理（explanatory inferences）的最大化。其三，國際關系理論將從中獲益。

　　如前所述，近一時期，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已從其他領域吸收了可觀數量的理論�？蔀楹芜�要提結合的問題？它涉及兩類知識的貫通：一是以政策為目標的知識，二是減少無知的知識�！敖Y合”既關系到政策領域，也關乎中國學研究。比如，中國崛起時的表現將會是維持現狀還是傾向于變革？到哪里尋找這類指標？[5]當代中國外交的主要特征是否能夠用比中國“帝國論”或者“后殖民主義論-極端主權論-民族國家論”更好的解釋？回答這個問題，先應找出這兩種外交政策的衡量指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然后尋找支持或反對的證據。這些指標以往多來自中國案例之外，如帝國如何影響美國或歐洲國家對外政策的文獻，或有殖民地歷史的國家案例。

　　中國外交政策中缺乏研究的很多題目都可借助國際關系中的概念和指標，如歷史記憶的作用、民意的作用、國際規(guī)范結構對于限制外交選擇的作用、討價還價行為和信號使用的特征、中國領導人對于武力使用風險的厭惡或接受程度、中國雙邊和多邊政治關系相互依存的效果等等。中國外交政策研究還可以獲益于對研究設計和多元化主義的更多關注。清晰的假設驗證，展開決定性試驗，仔細選擇案例以實現解釋力的最大化，對有效性和可靠性等基本問題的關注都是必需的。這并不是說要采取一種教條主義的實證主義方法來解決問題。在社會科學的研究設計中，并沒有什么一定要達到的絕對標準。事實上，現有關于這些標準的必要性和有用性的爭論仍在繼續(xù)。這種開放性還應該延伸為一種意愿，即承認方法論選擇背后所隱藏的或它所體現出的意識形態(tài)假設。

　　作為研究對象，中國有它的優(yōu)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政權類型、領導人類型、威脅、地理等因素在多數時間里都可以被視為常數。在中國案例中，可以觀察到基本發(fā)展戰(zhàn)略（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重大變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或是權力分布變化和中國周邊環(huán)境對外交政策的規(guī)范性影響。深入下去，還可對中國外交政策研究進行分類的國別比較。從規(guī)模、政權類型、歷史、意識形態(tài)和地理因素看，中國可被視為多種類型的國家：一個大國、一個馬列主義國家、一個轉軌的經濟體、一個發(fā)展中國家、一個東亞國家、一個核大國等。與類似國家比較，有助于理論的證實或證偽。作為大國，假使中國的行為與其他大國的行為相似，中國案例就會成為大國行為理論的重要證據。反之，若中國的大國行為不同于他國，就可對傳統(tǒng)理論做出修正�！�

　　在這個次領域，各種方法的使用應更大膽。20 世紀80 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快速加入國際組織，產生了大量可供分析的行為數據。在標準的量化數據庫中，可以找到有關中國行為的諸多數據。新的統(tǒng)計技術——例如矢量自回歸(vector autoregression)——可用來驗證過去幾十年內中美關系的安全困境。新的電子文本（中文學術期刊、新聞媒體報道、國際組織的公開聲明等）為使用以計算機為基礎的文本分析（CATA）技術提供了方便，它可以從大量的文本中篩選出那些可能揭示潛在世界觀、因果聲明（cause-effect statements）、政策偏好的或是可能成為與他國合作利益下降的早期預警機制的話語格式�，F有的問題是，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領域采用的方法不多。當然，對某些研究問題來說，特定的方法可能是惟一選擇。例如對于現今決策問題，訪談有關決策人可能是僅有的辦法。通過訪談得出的結論，應與通過文本分析和行為數據進行比較。假使不同的方法得出了不一致的結論，那我們就應質疑傳統(tǒng)思路。　

　　現在說明國際關系學應與中國外交政策研究結合的第三個理由：國際關系理論將從中獲益。長期以來，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者似乎對創(chuàng)造理論不感興趣，他們對國際關系理論貢獻很小。當然也有例外，如迪特默和金淳基關于認同的理論就被中國外交政策研究之外的領域所接受。懷廷和哈斯的研究盡管沒有直接運用中國外交政策來發(fā)展理論，卻是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專家對理論做出貢獻的例證。近期，柯慶生與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合作的著作以相似的脈絡對“連鎖囚犯型（chain-ganging)”和“推諉責任型（buck-passing）”同盟進行了研究，這是大國間同盟行為研究中引用頻率最高的著作之一。然而，中國外交政策研究者們可以做得更好。沒有理由相信中國問題與當前國際關系理論的主要爭論無關。畢竟，根據對大國的界定，中國占據了1949 年以來國際體系大國時期的20%。[6]國際關系理論的建構忽略這樣一個重要大國的案例是說不過去的�！�

　　國際關系中對政策權衡（policy trade-offs）問題仍有爭論。決策者們面臨著相互競爭的“國家利益”，其中一個屬于領土或政權安全問題，而其他的利益（諸如經濟發(fā)展、內部合法性、個人心理的安穩(wěn)、地位和形象等）也不得不加以考慮，有時后者的分量超過前者。對在什么條件下某些利益會壓倒超過另一些利益，目前國際關系學界還缺乏了解。有些人關注物質結構，有些人關心規(guī)范結構；
有些人側重國內政治動機，有些人強調國內經濟考慮，還有些人看重主體間互動的規(guī)范。在這些方面，中國的決策者與其他國家沒有太大差別。有時，出于規(guī)范或立場考慮，他們寧可受一些損失。因此，中國外交政策可以成為實證檢驗這些不同理論假設的一個有用的“參考”�！�

　　國際關系的另一個熱點問題是關于領土問題在解釋國家間（以及國家內部）沖突的作用。中國是如何確立領土的象征價值的，與其他國家有什么相似或不同，可以為國際關系的爭論增添新成分（根據MIDS 的數據，在一個國家新成立后的10～15 年中，與政策或政治制度的爭端/沖突相比，領土爭端占有主導地位）。中國、印度和蘇聯的情況均如此。這說明，在研究新成立國家間的領土問題上存在共同的方法——或許會為了國內和國際合法性的目的顯示對于邊界的主權控制。與其他國家的比較研究對于界定歷史的記憶、政權時間和意識形態(tài)會如何影響領土的估價同樣有用。就經濟發(fā)展水平和獨立國家的時間而言，印度是一個很好的對照。通過中國與印度的比較，可以驗證不同的殖民歷史或政權類型是如何導致軍事沖突的。中國案例還可以提供大量的有關長期敵對國家的研究數據。不同時期的中蘇關系、中美關系都可以被劃分為長期敵對的雙邊關系，它們之間軍事沖突的發(fā)生頻率大大超過了一般雙邊關系中預期的或平均的暴力水平。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長期敵對國家是最應該為國際體系中的戰(zhàn)爭和沖突負責任的國家關系。[7]相互敵對的過程會增加國家間的不信任感、惡意的安全困境以及軍事化對外政策的傾向。將中國有關的案例納入到復雜細微的研究，無疑有助于對長期敵對國家之起因、生存和解體的研究�！�

　　民意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亦是外交政策比較和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命題，它在各種版本的“民主和平論”中也是一個要素，現有的多數文獻都以美國為背景。目前爭論仍在繼續(xù)：民意是約束了領導者還是被領導者所操縱？什么樣的民意起作用？它如何依國家和社會力量的不同而變化？在中國外交政策分析中，這方面的研究很不夠�，F在中國的領導人對民意的敏感性正在增加。仍不清楚，民意是如何影響決策過程的，這一影響如何根據它所感知的合法性程度、輿論的動員和分化程度以及領導人之間的政治斗爭程度而發(fā)生變化。中國的對美政策還不像對日政策那樣，便于了解這3 個條件是否成立。對美國以及美國人的公眾態(tài)度尚未達到像對日本和日本人民那樣。這方面有豐富的命題，對于國際關系中“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內有關公眾成本的爭論十分有益�！×硪粋�命題是，與國際組織的互動如何精確地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F有文獻涉及國際組織如何約束國家選擇（通過物質激勵和反激勵、決策的變化、國內利益集團相對實力的變化等）。它還探討了外交家、戰(zhàn)略家、決策者的社會化過程。中國案例將有助于這一分析。多數情況下，中國案例是一個“難啃”的問題，因為你很難預測社會化的影響。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的著述、安·肯特（Ann Kent）對于中國與國際制度（如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麥艾文（Evan Medeiros）即將出版的有關中國不擴散政策的著作，將會填補某些空白�！�

　　國際關系中另一熱點問題是經濟相互依存和沖突之間的關系�？档碌囊粋�基本假設是，相互貿易的國家會避免開戰(zhàn)，盡管這個假設很難證明。現在，這個假設有了許多修正：整體經濟的開放性要比雙邊貿易更重要；
貿易更可能在盟國之間進行，而不是發(fā)生在信任水平較低的國家之間；
相互依存的類型很重要，貿易依存不如投資依存對國家更有約束力，因為貿易損失的成本要小于投資損失。發(fā)現另一個市場比較容易，可一旦把資金投入到一個領域，你就會留下來等待利潤；
只有當國家預期對方的政策有敵意但未來的貿易不會終止的時候，相互依存才能減少沖突發(fā)生的可能；
只有當國家的領導人關注社會福利（如歐洲或北美國家）時，相互依存才能減少沖突。但對更追求現實政治、認同國際關系相對收益論的那些國家來說，相互依存不一定減少沖突；
只有當國家間貿易處于優(yōu)惠貿易協(xié)定（制度）的背景下時，貿易相互依存才能減少沖突。中國是驗證這些不同假設的很好案例。不僅中國與其主要政治對手（美國和日本）的雙邊經濟關系在不斷加深，中國經濟的整體開放性也令人矚目。對于研究經濟相互依存如何以及為什么可以限制尖銳的政治沖突，海峽兩岸的關系同樣是極佳的案例�！�國際關系中另一個研究不足的問題是水、能源和環(huán)境資源的短缺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在中國外交政策領域，崔大維和畢建海（Bi Jianhai）提出了一個“資源饑餓國家”的外交政策概念。[8]這個概念為當今不穩(wěn)定的中美關系提供了第三個基本假設，另兩個分別是結構性權力轉變論和中國臺灣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對資源的需求促使中國與被美國認為是恐怖主義或地區(qū)不穩(wěn)定來源的國家（例如伊朗和蘇丹）發(fā)展政治關系。人口統(tǒng)計學與外交政策也是國際關系中一個較新的領域。它超越了以往關于人口過剩和資源消費對于國際關系影響的爭論。支持伊拉克戰(zhàn)爭的一個觀點就是，擔心那些自由的、對社會厭倦的年輕男性會皈依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引發(fā)沙特阿拉伯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內部爆炸。一旦沙特阿拉伯倒下了，伊拉克將會成為美國權力新的、更加世俗化的基地。此外有一個假設是近期對于中國和印度大量的過剩男性人口進行研究后得出的。這些類型的男性人口可能會成為國內社會沖突和超民族主義的根源。我認為在中國基層進行調查和人種學研究可能要比在沙特阿拉伯更自由一些，中國案例將會有助于驗證這一觀點有無根據。還有一個問題是人口老齡化及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不少發(fā)達國家正在開始擔心經濟負擔以及公共支出和移民政策之間的權衡。中國和其他國家（如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給中國帶來了相關的外交政策問題，其影響之一就是中國國內將會開始展開“大炮與黃油孰先孰后”的爭論。到目前為止，這場爭論尚未展開。在日本，減少由于人口老齡化而帶來的經濟重負同樣也需要放開移民政策，勞動力的來源之一就是中國。但中國移民的大量流入將會帶來新的問題，即保護這部分海外人口的利益是否會成為對外政策的麻煩（像菲律賓那樣）？　

　　體系規(guī)范的演進也是國際關系學新的課題。反對殖民主義、奴隸制和人權濫用的規(guī)范為什么以及如何在國際體系中擴散？同樣的問題還適用于那些支持自由貿易、不擴散、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的規(guī)范。這些規(guī)范是如何相互抵觸或強化的？理性主義和物質主義的解釋并不能充分說明問題。在規(guī)范擴散、受阻或強化的過程中，大國扮演了什么角色？這里，中國應對新出現的國際規(guī)范的做法可以為不同的假設提供驗證：從理性主義的權力和物質利益假設，直到關于社會化的觀點。在一些情況下，中國積極支持現存的規(guī)范，因而在其強化和存在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如關于主權和反殖民主義的規(guī)范）；
在另一些情況下，中國又認可它過去強烈反對的一些規(guī)范（如市場化和自由貿易）；
還有一些時候，中國外交向新出現的規(guī)范發(fā)出了抗議（如人道主義干預）。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在規(guī)范上的立場對這些規(guī)范在地區(qū)或全球的成敗產生非同小可的影響。金淳基和寇艾倫就中國對主權的理解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但更多的努力應該是去解釋不同規(guī)范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之間的變化�！�

　　海外人口研究與外交政策理應成為一個次研究領域。對印度海外人口的研究表明，旅居海外的人才可以通過投資的流動、管理技能和政治偏好來影響國內政治。在印度案例中，這些偏好常常屬于政治和經濟上的保守派（或古典自由主義）。對于中國來說，后毛澤東時代的人才流失以及海外留學生和商人回國會對中國的國際關系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除了崔大維之外，很少有人對此做研究。崔大維認為，中國領導人相信，留學生回國后對于綜合國力的發(fā)展是重要的。目前還不清楚，這些海外人口會在外交決策過程中帶來什么樣的政治和經濟偏好。是否如一些人所說，海歸學者會比國內的學者更具民族性？那些在大中國區(qū)（GreatChina）和西方經濟中游刃有余的中國企業(yè)家們在外交政策方面有著什么偏好？即使不考慮他們偏好的內容，這些新精英們是否有表達他們偏好的渠道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是他們的渠道僅限于其專業(yè)領域？肖恩（Shain）和巴斯（Barth）的假設是，海外人士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取決于海外人士穿透政策過程的能力以及（反過來）國家左右這些海外人士的能力�！�

　　彼得·卡贊斯坦認為，地區(qū)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重要單位。多數國家間的一體化過程（社會、政治、經濟和認同），都出現在地區(qū)層面。[9]我們可以將這個觀點進行更加細致的分析，探究地區(qū)一體化是否是受到國家內部地區(qū)自身的推動。在全球化和經濟力量分散的時代，國家內部的地區(qū)正在形成自身的外交政策偏好，正在尋求更大的自主權來追求它們的目標。中央政府管理國內關系的能力有著什么樣的意義？遺憾的是，國際關系中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極少，只有東歐的一些國際關系專家注意這個問題。中國是很適合進行案例比較研究的地方。例如，中國沿海省份的政治和經濟領導更加關注海峽兩岸的沖突，盡管迄今為止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有限。　

　　種族觀念與外交政策是國際關系學另一個很重要但研究不夠的問題。從大國歷史看，種族主義有巨大的影響力。帝國時代的歐洲和美帝國主義，部分就是建立在虛構的、令殖民主義正�；�的種族等級之上的。證據表明，從各國決策者及其人民的文化認同可判斷出那些國家的軍事力量和競爭力。頗有爭議的是，冷戰(zhàn)期間，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其他人根深蒂固的種族觀念降低了他們對與亞洲國家開展深入的多邊安全合作的支持。國際關系理論普遍回避了種族與外交政策的問題。[10]這里，中國案例同樣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檢驗：探討在什么條件下種族主義態(tài)度會影響外交政策。例如，我們知道中國精英和大眾對日本的憤怒，常常用種族或民族語言來表達。這與對美國和美國人的態(tài)度不同，后者橫跨了不同的社會、經濟、人口、年齡和教育背景。外交決策者到底多大程度持有這種觀念，這種態(tài)度如何約束了外交政策的制定，無疑都值得探討�！�

　　外交政策比較分析作為國際關系中的一個次領域，有時還聚焦于領導者和決策過程。不同的性格類型、高層決策不同的規(guī)則和程序以及不同的決策類型是如何影響國際關系中對合作與沖突的不同定位的，這方面的學說已相對成熟。[11]在中國外交政策研究中，人們過于關注個別領袖（尤其是毛澤東）對政策結果的影響，但并沒有很好地做比較研究。驗證有關領袖假設所需要的信息應非常詳細。現有的多數文獻都是關于美國或歐洲決策者的。不過，人們正在從中國、蘇聯以及歐洲國家檔案庫的解密文件中，越來越多地了解到毛澤東的決策風格。

　　結 論

　　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如今面臨的問題既有需求方面，也有供給方面。國際關系學對中國外交政策研究較低的需求導致前者對后者的供給不足。一方若發(fā)生變化，會給對方產生積極影響。隨著對中國案例的理解衍生出的理論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廣泛，供給的增加應該會提高中國外交政策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價值。國際關系學對中國外交政策的需求動力不可能誕生于國際關系學內部。一些著名國際關系學者對中國的興趣與日俱增，親自前往中國進行短期訪問，與受訪人交談等等，然而這些努力尚未構成深入探索所需的工具。因此，那些掌握這些工具或正在獲取這些工具的人，有責任加強中國外交政策與國際關系學相關性的研究，促進這方面需求的增加。用中國問題專家熟悉的話說，現在是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在國際關系學中“發(fā)揮使命”的好機會；
或者，借用國際關系學類似的術語，到了中國外交政策學者成為“思想創(chuàng)造者”的時候了。

　�。ㄖ袊�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郎平譯）

　　[1] Samuel S. Kim and James Hsiung, eds., China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New York: Praeger, 1980;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iu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2] 例外是，艾倫·懷廷在20 世紀50 年代與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合作過一本國際關系教科書；
洛厄爾·迪特默（Lowell Dittmer）提出了戰(zhàn)略三角理論；
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對國內動員和外部沖突、中蘇集團的威懾以及為什么防衛(wèi)能力并不必然解決安全難題的研究成果；
陸伯彬（Robert Ross）對東亞地理與和平的研究；
崔大維（David Zweig）對兩級博弈和開放政策的研究；
江憶恩對戰(zhàn)略文化和社會化理論的研究。

　　[3]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Chen Jian, “A Response: How to Pursue a Critical History of Mao’s Foreign Policy,” China Journal, Vol. 49, January 2003, p.138.

　　[5] See Jason Lyall, Paths of Ruin: Why Revisionist States Arise and Die in World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0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5-56.

　　[6]在“戰(zhàn)爭關聯（correlates of war）”項目中，將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作為冷戰(zhàn)時期的主要大國。

　　[7]有關長期敵對國家的研究概要，參見Gary Goertz and Paul F. Diehl, “Rivalries: The Conflict Process,” in John Vasquez, ed., What Do We Know about War,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pp.197-217; Frank Whelon Wayman, “Rivalries: Recurrent Disputes and Explaining War,” in John Vasquez, ed., What Do We Know about War, pp. 219-234。

　　[8]David Zweig and Bi Jianhai, “The Foreign Policy of a ‘Resource Hungary’ Sta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5.

　　[9]Peter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 Robert Vitalis, “The Graceful and Liberal Gesture: Making Racism Invisible i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29, No. 2, June 2000, pp.331-356; Errol Henderson, “Racism and Models of War: Apply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sis to Africa,” Philadelphi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August 28-31, 2003.

　　[11] Margaret G. Hermann and Charles Hermann, “Who Make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How: An Empirical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4, December 1989, pp.361-387; Paul A. Kowert and Margaret G. Hermann, “Who Takes Risks? Daring and Caution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5, October 1997, pp.611-637; 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 (and Women): Restoring the First Imag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107-147; Joe D. Hagan, “Domest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War Pronenes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8, No. 2, October 1994, pp.18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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