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

　　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已經歷了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高速增長。尤其是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基本上保持了一個較平穩(wěn)的接近百分之十的年平均增長速率（按經濟普查后調整后的增長數字計）。一個大國經濟體能保持連續(xù)近30年高速增長，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驚人的和了不起的事。在不斷向前延伸著的人類歷史發(fā)展長河中，如果說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在世界上還有什么經濟奇跡的話，那么，毋庸置疑就是已經持續(xù)了近30年的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了。

　　近些年來，盡管國際上不乏有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建立在沙灘之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無力持續(xù)、中國正面臨金融和環(huán)境危機等等各種各樣的預言，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包括筆者本人）也曾一度根據近幾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國內消費一直疲軟這一現(xiàn)象對中國能否保持這個高速增長多久存疑，然而，令國際、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和觀察家跌破眼鏡的事實卻是，中國經濟這些年來持續(xù)下來的高速增長的勢頭卻一直不減。最近來自官方的統(tǒng)計數據表明，在前三年中國經濟連續(xù)超過十個百分點增長速度的基礎上，200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己經達到10.9%，以至于有的國內外有專家和機構估計，2006年全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又將會超過10％。

　　中國經濟這近30年的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fā)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的動力機制是又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分析視角，并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

　　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fā)生的，但并沒能說明這些現(xiàn)象是到底如何發(fā)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主要是出口）均是推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么為什么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后兩個因素）同時發(fā)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fā)展水平的發(fā)展中國家——并沒有出現(xiàn)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就目前的中國的經濟格局而言，投資和出口已經占到中國總GDP的80%以上，且2006年第二季度，固定投資和出口均比去年同期均增長近30%，這無疑是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又將超越10%的主要貢獻因素。即使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依然存在：為什么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么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于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并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中國家——并不只有中國，采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么，為什么只有中國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yè)績？

　　看來，要對就發(fā)生在當代、就發(fā)生在我們身邊近30年的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做出一番令人信服的解釋，確實是個蠻費腦筋和思量的理論問題�，F(xiàn)象和事實就在那里，但要解釋現(xiàn)象，要說明事實產生的背后道理，并不是一件簡單的“理論事”。要對中國近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有一個真正到位的理解，我們似有必要從另一個層面來思考問題，甚至有必要跳出純經濟理論的思維巢臼，從其他方面來探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社會和文化原因。任何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一旦發(fā)生，既會產生簡單的理解和復雜的解釋，也常常會引發(fā)各種各樣的奇談怪論。下面，我們就先回顧一下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解釋中的三種“奇異觀點”，然后看能否從中整合出一條令人信服的綜合解釋思路。

　　解釋之一：中國人智商高

　　面對破解近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理論解釋上的種種謎局，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最近給出了一種新的解釋：在世界上，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

　　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林恩教授的這一解釋，決非是他一時的突發(fā)奇想，而是經由他30年多年學術研究和理論探討而得出的一個自然結論。作為一個心理學教授，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林恩教授就已經開始從劣生學（Dysgenics）和優(yōu)生學（Eugenics）的分析視角，研究了各種族的平均智商與各國的經濟表現(xiàn)的之間的關聯(lián)關系，并在1991年的專著《奇跡經濟的秘密：一些國家對競爭和貨幣的不同態(tài)度》一書中對此做了初步論述。在1996年出版的《劣生學》和2001年出版的《優(yōu)生學》兩部著作中，林恩教授初步奠定了他對人類社會發(fā)展動態(tài)考察的理論框架，并在2002年出版的《智商與國民財富》一書中，林恩教授進一步把各國的經濟表現(xiàn)和發(fā)展水平與各民族的平均智商水平聯(lián)系起來了，并從而發(fā)現(xiàn)，一個民族的平均智商與這個民族的國家與社會的發(fā)展水平正相關：那些民族的平均智商高的國家，其經濟發(fā)展水平也一般較高。尤其是在其2006年出版的新著《種族的智力差異：一種進化分析》一書中，林恩教授提出了他的較為成熟的理論分析框架。在對這部著作的自我介紹中，林恩教授指出，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出版以來，已經有無數的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對為什么一些國家富裕、一些國家貧窮做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但結果并不令人十分滿意，因而他決定另辟蹊徑，從一個民族的智商高低與該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的關聯(lián)關系來做出自己的一些理論解釋。在收集研究了130個國家的智商測試資料后，林恩教授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他們擁有全世界最高的智商，平均值為105，高于歐美白種人近5個百分點，更高于世界上的其他的人種。基于這一發(fā)現(xiàn)，林恩認為，歐美白種人智商高，所以歐美國家先行富強起來；
日本人和韓國人智商更高，所以隨后也發(fā)生了日本和韓國的經濟起飛；
而中國人智商最高，不但香港、臺灣和新加坡的經濟已經相當發(fā)達，而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也是遲早遲晚的事。不久前，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記者的一次采訪中，林恩教授更明確的指出，這些年中國經濟的持續(xù)高速增長，與中國人的高智商幾乎完全相關。他說：“一旦中國引入市場經濟，中國經濟便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是因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過去被僵化的經濟制度束縛住了。市場經濟解放了中國人的智慧、能量和創(chuàng)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眾智商較低的國家和地區(qū)，盡管一直實行市場經濟，經濟增長卻很緩慢，甚至完全沒有經濟增長�！�

　　不管林恩教授的這一研究視角是否是有意獨辟蹊徑，或者說還有失偏頗（譬如他的這一研究進路難能解釋這么聰明的中國人卻沒有像歐美民族國家那樣在近代率先經濟起飛這一歷史史實），但至少現(xiàn)在看來他的解釋不無道理。在世界各國和各地均有成千上萬的成功華人企業(yè)和各界成功的華人人士的大量事實，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佐證他的這一觀點。再說，除了中國近代落后（這一歷史史實有著復雜的文化的、制度的、傳統(tǒng)的和歷史的原因而需要專門的學術研究和理論解釋）外，還很難想出其它任何理由來證否林恩的這一斷言。

　　解釋之二：中國人精明的經商精神

　　在反思近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時，筆者前兩年也提出過一些自己的理論猜測，那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高速增長，可能與華人的精明、勤勉和堅忍不拔的商業(yè)精神（business spirit）密切相關。

　　在2002年發(fā)表在《新財經》雜志第12期上的一篇題為“經濟增長、體制轉型與文化精神”的專欄文章中，筆者就曾初步梳理了近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深層文化原因，從中得出了一個初步的理論猜測：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江南和東部沿海地區(qū)的民營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可能與明清以來（甚至自宋代以來）江南民間工商業(yè)自發(fā)繁榮的歷史傳統(tǒng)有關，或者說與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qū)的民間社會所承傳并遺留下來了一種歷史的經商文化精神密不可分。當時筆者還猜測到，這種中國大陸江南地區(qū)和沿海地區(qū)的商業(yè)文化精神，可能與海外華人——尤其是南洋諸國的華人——所獨有的工商業(yè)經營精神同宗同源，或者說類似于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在那篇專欄文章中，筆者還曾指出，盡管四分之一多個世紀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既有政策導向、體制轉型和制度變遷方面的原因，也有資源稟賦、后發(fā)優(yōu)勢，外資流入，人力資源充足、市場容量大、國際環(huán)境較合宜等方面的有利條件，但這些體制因素、要素稟賦和環(huán)境條件并不能完全解釋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最終原因。在那篇專欄文章中，筆者還曾提出了以下兩點理論斷想：“第一，市場秩序本身有其內在的自發(fā)力量和自身發(fā)展邏輯，因而給定一定的資源和社會條件以及政府允可的自由空間，市場本身會孕育出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
第二，在全球化加速進行的當今世界格局中，中國人的精神素質以及現(xiàn)存的中國文化精神，在發(fā)育和擴展市場方面，絕不比任何其他族群或西方文化精神差和遜色——如果不是說更好的話�！�

　　2003年，在訪問印度一周歸來后，有感于中國和印度這四分之一多個世紀在經濟表現(xiàn)上的巨大差異，筆者也曾寫過一篇“文化精神、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見《國際經濟評論》第7－8期合刊）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又進一步指出，除了商業(yè)誠信外，文化精神與市場秩序，進而與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經濟增長快與否的一個更為直接的作用鏈條，可能是通過商業(yè)精神（business spirit）來傳遞的�；�于這一認識，筆者曾進一步猜測到，在20世紀末的二、三十年中，印度的經濟增長之所以落后于中國，中國一些內陸省份和地區(qū)之所以落后于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qū)，就在于前兩者中，大多數人相對匱乏這種商業(yè)精神和（生意）經營意識。

　　在2004年，山東省社會科學界的一些學者曾對廣東、浙江、江蘇、上海以及山東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做了一些綜合比較研究，并為此出版了一部學術專著。在為這部學術專著所撰寫的代序言“從傳統(tǒng)齊魯農耕文化到現(xiàn)代商業(yè)精神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一文中（曾發(fā)表于《東岳論叢》2004年的6期），筆者又進一步指出，在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廣東、浙江、江蘇、上海幾個省市較中國內陸和北方省份率先發(fā)展，從某些方面應該歸結為數百年來江浙一帶的“吳越文化”和珠三角一帶的“嶺南文化”中所承傳下來的民間商業(yè)精神。根據一些同仁的理論研究，筆者在那篇文章曾指出，盛行于江浙一帶的吳越文化和人文傳統(tǒng)，歷來有重商輕農的突出精神特征，這使得江浙人機智敏捷，精于商道，并富于開拓和冒險精神。這種文化傳統(tǒng)中的現(xiàn)實精神遺產，與現(xiàn)代市場經濟中的企業(yè)家精神和商業(yè)意識，基本上是相符的或言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一方面，廣東珠三角一帶之所以從近代以來就一直是一個商業(yè)貿易比較發(fā)達的地區(qū)，與嶺南文化中的“崇利”和“重商”的文化精神也密不可分，或者說是一種同生現(xiàn)象。具體說來，嶺南文化精神中的多元性和重商傳統(tǒng)，開放性與開拓精神，兼容性與善于變通，反傳統(tǒng)與敢為天下先，以及追求感觀享樂、直觀務實并具有冒險精神等品格，實際上與廣州、潮州以及泛珠三角地帶近代以來的工商繁榮是互相促進且密不可分的。自近代以來，在珠三角地區(qū)地區(qū)，人們逐利之廣，上至官僚地主，下至士子農人。這就導致了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qū)人們的經商活動十分普遍，以至于“崇利”的商品價值觀滲透到嶺南社會的各個角落。在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的市場化進程先于全國其他省份，這本身就是一個例證。另外，廣東的經濟結構這些年來不斷向多元化、市場化方向發(fā)展，說來這也正是目前經濟學界所常說的一個持續(xù)的“市場深化”過程。由此看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商品經濟和市場秩序率先在廣東興起并不斷向外“輻射”和“擴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只不過是在逐漸“消融”了計劃經濟時期政府行政控制機制對自發(fā)市場秩序擴展束縛之后，在珠三角地區(qū)所承傳和遺留下來的這種嶺南文化中的商業(yè)精神自然張揚和發(fā)揮其自然功能的一個現(xiàn)實表現(xiàn)和歷史結果。

　　除了上述一些理論猜測之外，現(xiàn)在還應該補充指出的是，在考慮與近些與年中國高速經濟增長密切相關聯(lián)的華人的精明商業(yè)精神時，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推動經濟增長的經商精神，不僅僅只體現(xiàn)在正在不斷崛起和忙碌經營著的大大小小的中國民營企業(yè)家身上，而且也體現(xiàn)在國有企業(yè)、外資、臺資和港資企業(yè)所雇用的華人經理人和管理者身上。正是因為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在中國大陸地區(qū)涌現(xiàn)并建立起來各類大中小企業(yè)，在這些類企業(yè)中有無數精明能干企業(yè)家和經理人，在這些企業(yè)家和經理人身上充滿了精明的經商之道和敬業(yè)的商業(yè)精神，貼著“中國制造”品牌的商品，才會像一波又一波的大潮一樣，不斷涌向全世界各地，充滿了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中的高、中、低擋商店的貨架，變成了世界各國各界人士吃、喝、穿、住、用、行以及娛樂、健身和體育活動的必需品。從這個理論視角來反思中國經濟近30年的高速增長，問題似乎變得如此簡單明了：沒有千百萬中國大陸各類企業(yè)中的企業(yè)家、經理人和推銷員的精明的從商之道和勤勉的商業(yè)精神，沒有數億中國勞工所稟有的那種“craftsmanship”，中國制造的產品會如此“打敗天下無敵手”？

　　解釋之三：二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型塑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市場制度環(huán)境

　　從制度變遷的理論視角來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高速增長，國內、國際學術界已經有大量的理論文獻和研究專著了，故這里似無須贅言。筆者這里只是想簡略提一下著名制度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的一些最近的見解。

　　今年年初，在與五常先生的一次聊天中，我問及他如何看待中國經濟高速經濟增長的原因，這位老牌的制度經濟學家竟脫口說出了這樣的話：“那還用說！當下中國的市場經濟的制度是最好的。幾千年來都沒有這樣好過！古今中外也沒有這樣好過！”當時聽到這話，我還有點不大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生怕自己聽錯了。當時我想，這個多年來因主張私有產權制度而頗遭國內官方媒體非議的制度經濟學家，怎么會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直到來哈佛前不久，五常夫婦請我和拙荊吃飯，在餐桌上他幾乎又完全重復了這么一段話，我才開始相信五常先生真得是這樣認為的�，F(xiàn)在想來，這一判斷并非是五常先生的一時意氣之見，而是他近幾年在中國大陸各地實地觀察和理論思考所得出的一個非常自然的邏輯結論。譬如，大約在去年某個時候，在談到美國智囊機構“傳統(tǒng)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華爾街日報》聯(lián)合發(fā)布的年度經濟自由指數研究報告在十多年中均把香港的整體自由經濟指數列居全球之首、而中國大陸總是排在第100位之后時，五常先生就大不以為然，大聲怒斥道：“這完全是胡說八道！胡說八道！”五常先生還補充道，香港的經濟自由指數排名第一，但這些年香港的經濟增長幾乎停滯了；
中國大陸大陸的經濟自由指數被排在100位之后，但每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卻是世界最高的！根據這一事實，五常先生反問道：“他們不是在胡說八道是什么？！”接著，五常先生還提出了有點也令人有點驚異的他的獨到判斷：目前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他還多次以上海出租車司機24小時才“交更”（換班），以及浙江民營企業(yè)雇用外地勞工的常規(guī)做法為例，來說明為什么他認為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的見解。把近些年五常先生的一些見解串起來看，他得出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是古今中外最好的見解，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盡管對此筆者目前仍然存疑。

　　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中所逐漸形成且不斷變遷著的市場體制中的制度安排的觀點，在五常先生的這一見解中得到了如此顯得有些“極端”的印證。事實上，這一觀點也早已被我的同事和好友張軍教授以一種不同的視角表達出來了。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這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于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這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于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近善近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chuàng)新空間”的真正意思。把張軍與五常先生的看似代表兩個極端但實際上又精神相通的見解疊加在一起來考慮，現(xiàn)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在四分之一多個世紀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正是千百萬智商甚高且有著精明商業(yè)頭腦和勤勉經商精神的中國企業(yè)家，充分利用了中國社會轉軌過程以及中國與國際商業(yè)慣例（如WTO貿易規(guī)則）接軌過程中的所閃現(xiàn)出來的制度縫隙、體制空擋和歷史際遇，以一種看似靈活的甚至有些“不甚規(guī)范”的經營策略，“謀劃”了自己企業(yè)的成長，并進而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這才最終導致中國發(fā)生了近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換句話說，轉型中的中國市場體系，不是沒有其自身內在的運轉邏輯和制度之道的，恰恰相反，正是在一種相對靈活、不甚規(guī)范甚至有些紊亂的市場秩序中，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奇跡般地發(fā)生了。也許這就是五常先生所理解的當下中國有“古今中外最好的市場制度安排”的真正意思？

　　一點結論

　　對中國經濟近30年高速增長內在原因和發(fā)生機制的上述三種解釋，乍看來互不相干，且就任一見解單獨來看，均似乎均有一種“盲人摸象”之嫌。但是，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lián)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干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lián)并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yōu)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fā)現(xiàn)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yè)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yè)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yè)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yè)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擋”，來不斷發(fā)展自己的企業(yè)，創(chuàng)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yè)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yè)慣例和規(guī)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xiàn)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chuàng)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并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伙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并壯大了自己的企業(yè)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chuàng)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guī)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yè)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yè)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guī)則”的創(chuàng)造者。

　　中國經濟已經連續(xù)高速增長近30年了。對于這一歷史奇跡的發(fā)生原因，一些老外總是看不懂；
對于我們這些“身在廬山之中”的經濟學人而言，對此也大致是霧里看花，所知甚少。中國經濟在市場化過程中高速增長著，在中國市場化過程中也不斷出現(xiàn)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國有企業(yè)仍然常年大面積地虧損，銀行呆賬壞賬企高不下，股市數年熊市萎縮（盡管近來稍有起色），外資則抱怨在中國賺錢越來越難，一些國際大公司的高級CEO則不斷哀嘆在中國做生意時履行合約甚難，就連那民營企業(yè)的老板也常常說這兩年日子不好過……�？墒牵�就是在這種種社會問題中，中國經濟就是每年按10％上下的速率在增長著，——這就是事實！面對這事實，我們雖然不能采取老黑格爾的“存在就是合理的”那種聽之任之的態(tài)度，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卻必須切實意識到，在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在一個急遽進行著制度變遷的轉型經濟中，無意識參與并自發(fā)地演進著市場秩序和博弈規(guī)則的無數企業(yè)家、政府官員和社會各界居民，是有著自己生活哲學和行動邏輯的，從而當代中國社會也有著她自身的運作機理。再說，市場經濟這尊“神”一旦給請了出來，已經沒有任何組織和個人有把“牠”重新收回到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理論魔瓶”中去的那般神力和能量了。因此，盡管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路途上可能會有曲折，甚至可能會有段段回程路，并可能出現(xiàn)這樣或那樣的社會問題，我們卻沒有理由不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前景審慎樂觀�；氐搅侄鹘淌诘囊娊馍蟻恚�有著世界最高智商的中國人，既然能用自己的產品打遍天下，也自然有能力創(chuàng)生并演化出適宜未來市場擴展的博弈規(guī)則與制度安排�，F(xiàn)在惟一的值得探討的話題似乎是，面對這浩浩蕩蕩且不可逆轉的市場深化的大趨勢，政府將要做些什么和應該做些什么？一個附帶的問題或許是，面對中國社會的急遽轉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政府作用定位上的種種困惑，中國的各界知識分子又將如何定位自己？

　　已經行駛在高速經濟增長軌道上的中國社會，正在奔向何方？——或許這個問題本身就不成為一個問題？或許這問題在當下還是一個無須擔憂的問題？

　　韋森于2006年8月21日凌晨初識于哈佛大學

　　（本文摘要發(fā)表于《了望•東方周刊》2006年第35期，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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