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原：社會轉型與社會學干預方法

　　《論語》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語雖出自圣人之口，但即坊間工匠亦人人俱知，人人踐而行之。譬如某木匠，要施展“刮拉砍鑿”的手藝，做一件家具，那就需要備好諸如刨鋸斧錛之類的家伙，否則手藝便無從施展，家具自然也造不起來。于此而論，“利其器”者，其首要的意義在于要備好工具，選對家伙，定下方法。倘若用錛子去鋸木頭，或者用刨子去鑿榫眼，那必定是不得要領，無法操作。此種理論無疑具有普遍的意義。做木匠活之類的“體力活”是如此，做學問之類的“腦力活”似乎也不能例外。一門社會科學學科，譬如社會學，要想研究一個特定的社會，要想去捕捉和把握紛紜復雜、變幻無常的現(xiàn)實社會生活，備好理論和概念工具，實在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先行準備步驟。特別是當我們面對一個處于大變動之中的社會時，要準備何種有針對性的理論和概念工具，更是顯得格外重要。

　　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經(jīng)濟成就早已為人熟知。在短短的20多年內，中國社會就從一個科爾內筆下的“短缺經(jīng)濟”體制走向了以市場經(jīng)濟為主體的“豐裕社會”,綜合國力大為增強，而且還造就了大部分社會成員相對富裕的生活狀況。所以將此種經(jīng)濟增長稱為“經(jīng)濟奇跡”并不過分。但導致這個“經(jīng)濟奇跡”的“體制奇跡”，迄今為止卻未必為人所深切體察：30年來，我們的政治體制保持了高度的延續(xù)性，幾乎沒有多大的改變。由此造就了這樣一個奇特境遇：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與迅猛發(fā)展的市場經(jīng)濟并存共生、互為促進。兩者的這種密切結合，在人類歷史上似乎還從未出現(xiàn)過。由此出發(fā)，奠基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經(jīng)驗之上的整個社會學的理論邏輯，其實都受到了某種動搖，都在經(jīng)受某種挑戰(zhàn)。

　　“經(jīng)濟奇跡”與“體制奇跡”的并存共生構成轉型期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特點，使得中國社會呈現(xiàn)出不同于東歐、中歐和俄國等其它轉型社會的某些獨具特征。在經(jīng)濟迅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奇跡”卻帶來了一連串出乎意料的社會后果：人們原本以為市場經(jīng)濟會自然而然地帶來的那些社會范疇，例如公民社會或自組織的社會生活等，竟然連一個都沒有實現(xiàn)，現(xiàn)在看來也不會自動地實現(xiàn)。相反，它們全都變成了懸而未決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當查克里巴蒂斷言：市場經(jīng)濟可以和甚至最為傳統(tǒng)的社會安排共生時，他其實不僅道出了100年前加爾各答黃麻業(yè)工人的狀況，也多少道出了100年后中國的現(xiàn)狀。因此，中國的轉型社會雖然身處現(xiàn)當代的時空條件下，但生發(fā)出來的竟然是最古典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塞蘭尼（I. Szelanyi）將面對轉型社會的社會學稱為“新古典的社會學”，自有他的一番道理。

　　當中國的社會學不得不面對由自己社會的制度轉型而生產(chǎn)的“古典問題”的時候，它應當使用什么樣的理論和方法，當然就成為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了。不用說，中國社會學在其恢復重建之初，得到了美國社會學界的巨大幫助，從那里學來了許多手藝，既包括理論，也包括方法。這些手藝使得從社會學以外的行當轉進來、沒有接受過社會學的科班訓練的最初一代的從業(yè)人員，能夠嘗試著開展各種社會調查和社會研究。在學科重建之初，這種學習固然必不可少，就是到了今天，這種學習也還遠遠沒有完結。沒有完結的原因不僅在于美國老師那邊還在源源不斷地生產(chǎn)出各式各樣的新手藝，需要學習，所謂“學無止境”說的就是這番道理；
而且還在于我們自己學藝不精。就是美國老師已經(jīng)傳授的那些手藝，我們也還沒有牢記在胸，駕輕就熟地加以演練運用。比如，問卷調查的手藝，我們就還差得老遠。所以，我們肯定還要接著學習，毫不放松。

　　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按照菲金和韋拉（J. Feagin & H. Vera）的說法，美國社會學的那一套基于“工具實證主義”原則而發(fā)展起來的定量研究技術，源起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成熟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而在那個時期，美國社會的社會框架也大體上趨于穩(wěn)定。菲金和韋拉分析了“工具實證主義”產(chǎn)生的若干原因：先是羅伯特·帕克，而后是拉扎斯費爾德等對社會學提出了“科學化”和“規(guī)范化”的要求、美國政府在二戰(zhàn)前后出于研究的需要而為社會學設置了大量的職位，還有各種公立和私人基金會對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問題的財政支持。但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恐怕應當說是美國社會的社會框架趨于大體穩(wěn)定，社會上很少再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沖突和運動，現(xiàn)有的社會安排逐步地凝固下來，完成了定型化的過程。穩(wěn)定的社會框架為開展精致、細密的定量調查提供了基本的條件。換句話說，“工具實證主義”得以迅速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時的美國的社會結構，已經(jīng)具備了客觀的條件，允許對它進行非常“科學化”、“定量化”的測量和研究了。

　　若從這個角度出發(fā)來看問題，我們對當今急劇變遷之中的中國社會結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立足于 “工具實證主義”基礎之上的細密科學測量，特別是基于“工具實證主義”的原則而提出研究問題，不能不心懷疑慮。在我看來，要把握大的社會框架的變動，定量的測量方法固然是一種方法，但肯定不是唯一的方法――甚至不是最適合研究基本的社會安排、社會制度和群體結構都處于劇烈變遷之中的社會的研究方法。在面對轉型社會的時候，我們很可能還需要借助其它的理論和方法。在這里，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是需要“抽象力”，而按照米爾斯的說法，則是需要“社會學的想象力”。

　　法國的社會學家柯爾庫夫在介紹“新社會學”時，提出社會學總是在一系列的“成對概念”（paired concepts）的爭論中進展的。本系一位唐姓學生在作業(yè)中提出，“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就是這樣的一對概念。在我看來，情況確實如此。自古典時期以降，社會學家們總是沿著將這對概念處理成“二律背反”的道路前進。一般來說，社會學總是強調“結構”對“行動”的制約作用。當杜伊斯伯里說出那句名言：“經(jīng)濟學都是關于人們是如何選擇的，而社會學都是關于人們是如何不能選擇的”時候，他實在是一語道破了社會學總是強調從“社會結構”出發(fā)來看待人們的“社會行動”的基本學科特點。但與此同時，也有另一些社會學家在強調社會行動的主導作用，并且試圖在此前提下溝通“社會行動”與“社會結構”。例如，沿著韋伯傳統(tǒng)前進的社會學家，多半會強調“社會行動”的作用；
而新馬克思主義取向的社會學家，則格外看重“實踐”。

　　我在這里借助于柯爾庫夫和唐姓學生的看法，提出“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這對概念，并非旨在單純從理論上探索兩者的關系，而是力圖從社會生活實踐的角度出發(fā)，突出“行動社會學”（Sociology of Action）及其特有方法對研究中國轉型社會的意義。在我看來，社會學家們時而突出“結構”，時而突出“行動”，似乎并非純粹的理論偏好使然。一般說來，在社會框架穩(wěn)定時期，社會學家努力發(fā)掘的多是“結構”對“行動”的支配和制約作用：探究貌似自由的行動背后存在隱秘的、深層的結構支配機制，發(fā)現(xiàn)制度和規(guī)范如何經(jīng)由各種途徑而被“內化”為人的行為動機�，旣悺さ栏窭�斯所謂“制度是如何思維的”已將這條思路的基本特點陳述得淋漓盡致。不過，什么事都由例外，至少在兩種情況下，社會學會轉而強調“行動”的作用：第一，即使在社會框架基本穩(wěn)定時期，當頻頻出現(xiàn)社會運動時，社會學家會強調“行動”的作用；
第二，在社會轉型期，當人們力求改變基本的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也不可能像其在穩(wěn)定時期那樣嚴格地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提供基本社會生活秩序之際，這時，社會學會更多地看到“行動”的意義和作用。

　　因此，在我們這個大轉型的時期，運用“行動社會學”的觀點及其特有的方法來研究變動著的社會結構，特別突出地解釋行動者的主動作用，應當說，是非常有意義的。

　　論及“行動社會學”，特別是歐陸傳統(tǒng)的“行動社會學”，首推阿蘭·圖海納的理論和方法。誠然，圖海納提出“行動社會學”，其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目標直指所謂西方后工業(yè)主義的“程序社會”（programmed society）,在理論上則是針對各種各樣的“結構主義”進行批判，并且企圖在這種批判中彰顯“行動者的主體性”：在1950年代針對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針對阿爾杜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則針對布迪厄的“結構再生產(chǎn)理論”。顯然，系統(tǒng)地論說圖海納的整個理論和方法并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在這里只是挑選出我認為對研究轉型社會最有意義的三個觀點，加以簡單的提示。這三個觀點全都根本不同于傳統(tǒng)的社會學。

　　第一個觀點是對“社會”的不同的理解。與帕森斯主義將“社會”理解成一系列規(guī)則、技術、功能和適應環(huán)境的反應方式不同，圖海納要求實現(xiàn)“從社會到社會行動”的過渡，并且把“社會行動”理解為“社會自身的某種歷史質”（historicity）的體現(xiàn)。按照圖海納的界定：“‘歷史質’即社會根據(jù)其文化模式，并且經(jīng)由沖突和社會運動來構建其自身實踐的能力”。圖海納由此恢復了曾經(jīng)被結構主義消解為無的歷史主體的概念和意義。

　　第二個觀點是對“社會學研究方法”的不同理解。按照圖海納的觀點，社會學家不再是社會生活的外在的旁觀者，而是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只有通過能動的干預手段，介入社會生活，社會學家才能形成關于行動者本身的真切知識。但是，如丟比和韋維爾卡所說，這種特殊的社會研究方法，即“‘社會學干預’（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方法，并不僅僅是一套收集數(shù)據(jù)的技術……不能與其理論基礎分開……因為它是由關于社會行動、社會和社會學家的角色等一系列概念所保證的”。圖海納認定：社會學研究社會行動者之間的關系，但是，這些關系并非輕易可見，它們確實是被秩序和支配掩飾起來。社會學的主要問題，

　　就是使這些關系浮上表面，從而不再受到各種社會慣例范疇的擺弄。因此，這就預設了社會學家的積極干預。

　　通過積極的社會學干預，撥開覆蓋在社會關系上面的支配和習俗，通過設法重建行動者所處的社會情景和社會關系，向行動者以及研究者展示這些關系的本相和實質，這就是社會學干預的意義所在。此外，圖海納還為社會學干預設定了四個基本原則，即（1）與社會運動本身建立面對面的直接接觸；
（2）超越意識形態(tài)話語；
（3）將運動置放在一個情景中，通過與運動雙方對話，突顯所爭奪的社會和文化目標（cultural stake）；
以及（4）研究者的兩種功能：激勵者和秘書，其將對行動者的觀察轉化為社會行動理論范疇并腳還給行動者，以增強行動者的能力。

　　第三個觀點是對“社會學知識”的不同理解。圖海納的“行動社會學”理論，以及“行動社會學”特有的方法即“社會學干預”，徹底改變了社會學知識的性質。生產(chǎn)社會學的知識從此不再是社會學家的專利。在這里，社會學知識不是在社會學家的書齋里撰寫出來的，而是在社會學家和社會行動者的互動中生產(chǎn)的出來的。知識是兩者共同的產(chǎn)品。

　　圖海納發(fā)展出“行動社會學”及“社會學干預”，本意是探討資本主義“后工業(yè)社會”條件下的社會運動。但毫無疑問，對他的基本思路加以適當調適，就應能夠運用于研究中國的轉型社會。做出這個判斷主要根據(jù)是：當前的中國社會正處于大轉型時期，而社會轉型期意味著各種社會行動者透過自己的能動行動，改變社會的制度安排，重建基本的生活秩序。在這樣的歷史時段，行動者作為歷史主體的巨大的能動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對于這種能動性，只有從“行動社會學”的視角出發(fā)，才能加以深刻體察和把握。

　　圖海納為“社會學干預”方法設計了一整套的程式�！伴_放會議”和“封閉會議”是兩個基本的環(huán)節(jié)。在每一個干預過程中，這些會議都要舉辦多次。在這些會議上，社會行動者被邀請到場，并且就他們面對的社會問題及他們的基本訴求加以討論�！胺忾]會議”主要是行動者自己的討論，但有社會學家在場記錄并導引討論的進程�！伴_放會議”則引進了各種各樣的“對話者”，并且就相關問題與行動者進行討論。這些“對話者”都是行動者在其社會運動中所面對的人物。在我看來，干預的這個環(huán)節(jié)其實更為重要，這是一個在純凈形態(tài)下重建行動者的社會關系，并且導引行動者撥開意識形態(tài)迷霧，重新審視和反思這種社會關系的過程。在“開放會議”中，行動者經(jīng)過討論，經(jīng)過一系列的認知活動，獲得對這些關系的新的知識并且借以提升自己的行動能力。

　　自“社會學干預方法”創(chuàng)立25年以來，雖然依然遭到英語世界主流社會學的漠視，但在英語世界以外，它已經(jīng)被相當廣泛地運用于很多社會生活領域的研究之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我看來，重要的還不是圖海納設計的這一套程式，而是“社會學干預”方法所包含的那些基本的原則。

　　首先，它主張通過對行動者的積極干預來生產(chǎn)社會學知識，這一點已經(jīng)獲得許多社會學家的認同。例如，布洛維在闡述其“擴展的個案法”時就指出：社會關系只有在受到擠壓時才會暴露出來。他主張：研究者進入和退出田野工作，實際上都是一種“干預”。在我看來，這就指出了社會學家在研究工作中，要完全避免干預、保持純粹的客觀主義立場或“工具實證主義”立場，實際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不如把干預變成一個自覺和能夠控制的研究手段，借助它去積極地獲得社會生活的知識。其次，它把社會學知識從社會學家的書齋里解放出來，明確表明社會學知識的最終目標是為了提升行動者的行動能力，這是難能可貴的。實際上，就此而論，社會學干預的方法與1920年代以前的“芝加哥學派”，與簡尼·亞當斯和杜波伊斯這些現(xiàn)今已經(jīng)被美國社會學遺忘了的人物的學術活動，與現(xiàn)在已經(jīng)日漸式微的“行動主義”的社會學傳統(tǒng)，以及與當代“解放社會學”，都具有某種血緣關系。第三，由于它把社會行動者的地位提高到空前的程度，因此，特別適合于研究在基本的社會框架發(fā)生變動之際的人類社會，從行動者的角度去觀察規(guī)范、安排、制度的變化和生成的過程。一句話，它可能更適合于轉型社會的研究。最后，由于它拒絕“物化”研究對象，對所有的社會行動者都表示出應有的尊重，因此更適合對底層民眾的研究。

　　我自己近年來所做的工作，就是嘗試著將“行動社會學”及其“社會學干預”方法，運用于對中國轉型社會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我認為中國轉型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在現(xiàn)當代時空條件下，生產(chǎn)出頗為古典的社會學問題，而其中之一就是“社會從何而來”的問題。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古典的問題。我試圖通過接續(xù)“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傳統(tǒng)來界定“社會”的意義，一方面接續(xù)波拉尼傳統(tǒng)，從與“自我調節(jié)的市場”的關系中界定“能動社會”的產(chǎn)生，另一方面接續(xù)葛蘭西傳統(tǒng)，從與“國家”的關系中界定“公民社會”的產(chǎn)生。華北鄉(xiāng)村箱包工業(yè)雇傭的農(nóng)民工和都市運動成為我研究這兩個領域的具體案例或入手點，而運用的方法則是“社會學干預”。我希望透過這個方法的使用，發(fā)現(xiàn)那些為主流社會學方法所難以發(fā)現(xiàn)的社會運作機制，從而豐富轉型社會學的理論內涵。當然，在這個研究的過程中，對圖海納版本的“社會學干預”方法也進行了相應的修正和改變，不過，這已經(jīng)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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