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恐懼文化”外，什么都不足懼

　　弗蘭克·菲雷迪 著 吳萬偉 譯

　　人類思想和行為是如何被不確定性的魔力窒息的。

　　恐懼在21世紀的意識中發(fā)揮著關鍵的作用。我們好像通過恐懼敘述越來越多參與各種議題。你或許看到這個趨勢在上個世紀就開始出現(xiàn)并逐漸成型，常常被描述為“焦慮時代”。1 但是在最近幾十年，它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明確，因為恐懼的對象清晰顯現(xiàn)出來了。

　　諸如“政治恐懼”“犯罪恐懼”“未來恐懼”等術語的興起證明了當今恐懼文化的意義。我們中的許多人好像通過描述恐懼而認識到我們的經驗�？謶植粏螁问呛痛笏列麚P的災難威脅比如恐怖分子襲擊，全球變暖，艾滋病，或者可能的流感病毒，而是，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還存在日常生活中的“靜悄悄的恐懼”。

　　按照費爾·哈伯德（Phil Hubbard）在2003年的文章“后工業(yè)化城市的日常焦慮：多種多樣的恐懼和厭惡”，周圍的恐懼‘滲透在日常生活的社會空間內’(2)布萊恩·馬蘇米（Brian Massumi）用他的“低級恐懼”概念附和了這個說法。(3)最近一些年，恐懼和焦慮的問題已經被提出和各種不同議題聯(lián)系起來：風險意識的統(tǒng)治地位。(4)城市環(huán)境的恐懼(5),犯罪恐懼(6),他人恐懼(7),通過媒體恐懼放大(8),恐懼作為獨特的文本(9),恐懼對法律的影響(10),恐懼和政治的關系(11),恐懼作為一種“文化”(12),恐懼是否構成“獨特的文化形式”的問題。(13)

　　恐懼往往和具體的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進行考察，本身很少被作為社會學問題來考慮。正如埃里默·漢吉斯（Elemer Hankiss）指出的，恐懼的作用“在社會科學中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彼�說恐懼獲得“哲學，神學和心理分析上的認真的關注，在人類學和心理學上關注就少些，在社會學上關注最少�！�(14)恐懼的這種理論化不足可以被看作不斷擴張的對于風險的文獻。雖然有時候被當作風險的同義詞，恐懼被當作當今風險文獻的過后思想，注意力集中在風險理論而不是對恐懼本身的探索。實際上，在社會學辯論中，恐懼好像已經成為風險辯論的看不見的同伴。

　　但是，風險理論家普遍承認恐懼和風險是密切聯(lián)系起來的。正如狄波拉·勒普頓（Deborah Lupton）在1999年的書《風險》中說風險“已經成為恐懼，焦慮和不確定性的感情的核心。”(15)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在2002年出版的書《民間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提出了類似觀點，他指出‘對風險的反思現(xiàn)在被吸收進不安全，受害者和恐懼的廣泛文化中�！�(16)對新工黨的經濟政策研究一番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政策是用“變化，恐懼和風險”的語言寫成的。(17)

　　在最近一些年關于風險的研究中“恐懼”和“風險”在很多情況下是被互換使用的，但是風險的社會學已經成為重要的不斷增長的研究領域的地方，對恐懼的理論研究仍然發(fā)展緩慢，很不成熟。

　　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或許是對恐懼進行社會學研究做出最大貢獻的人。在他1982年的書《文明過程第二卷：國家形成和文明》（The Civilis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中，埃利亞斯指出恐懼是最重要的一個機制，通過這個機制“社會結構被傳遞給個人心理功能上�！彼�指出“文明的性格”部分是人們的恐懼內在化造成的。這是恐懼的歷史和社會關系的引人注目的重要的觀點。(18)不幸的是，埃利亞斯的觀點沒有結合恐懼的當代經驗進行深入挖掘。實際上，當今作家和思想家傾向于使用‘恐懼’這個詞作為想當然的概念，根本就不需要解釋和闡述。

　　本文的目的就是考察恐懼在當今時代包含的各種因素，包括恐懼是如何起作用的，如何辨認當今恐懼文化中的主要因素。大衛(wèi)·加蘭（David Garland）在2001年的書《控制文化：當代社會中的犯罪和社會秩序》中談到犯罪恐懼時說‘我們的恐懼和反感，我們的常識敘述和理解已經確定了文化由文化劇本維持和再生產出來的文化事實�！�

　　文化劇本（cultural scripts）的概念幫助揭示了恐懼的感情。文化劇本傳播感情的規(guī)則，以及那些感情表達的意義。個人根據(jù)環(huán)境和自己的性格解釋和內在化這些規(guī)則，同時總是受到規(guī)則的重大影響。正如埃利亞斯指出的，‘激發(fā)或者遏制個人的恐懼和焦慮的強度，種類和結構從來不是完全取決于他的本質的’，相反，它們‘總是被決定了的，最終被他與別人的關系的歷史和實際結構所決定了的�！�(19)

　　所以恐懼的影響是被人們所處的環(huán)境決定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構造的結果。(20)恐懼是由本我，自我與他人的相互關系決定的，也受到指導人們如何回應對自身安全的威脅的文化劇本的影響。所以在當今社會要把握恐懼就需要對文化影響進行評估。不是把恐懼作為明確的感情，想當然的概念，我們應該探討附著在恐懼上的意義，以及控制經歷和表達恐懼的方式的規(guī)則和風俗習慣。

　　社會學家需要問如下的問題：在他們考察當今恐懼的時候，‘感情事件的意義可能是什么？(21)感情歷史最深刻的研究之一指出我們必須區(qū)分‘社會的集體感情標準’和個人的主觀感情。(22)當然，個人的感情經歷是恐懼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必須試圖把恐懼作為社會現(xiàn)象來進行理論分析。影響我們管理和表現(xiàn)感情的文化模式也影響經歷感情的方式。

　　比如，經驗告訴我們恐懼的強度不是直接與具體威脅的客觀本質成比例。厄運，不幸和對個人安全的威脅不能直接產生恐懼。相反，我們對具體情形的反應是通過文化模式的媒介傳播的，他們應該如何反應，如何感受。

　　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在1979年進行的開創(chuàng)性的感情社會學研究中，描述我們應該如何回應“感情規(guī)則”的這些非正式的期待。(23)這些感情規(guī)則影響行為，它們指導我們應該害怕什么，我們如何害怕它。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說“人們用已經成為他們日常行為和思想的一部分的感情和行為模式處理危險和與其有關的恐懼�！�(24)但是把焦慮的反應改變?yōu)榭謶诌�需要社會；
力量的干預，這個社會力量我把它稱為“恐懼企業(yè)家”（fear entrepreneurs）(25)

　　正如社會學家戴維·阿什德（David Altheide）提出的“恐懼不是自然發(fā)生的，它是社會構造的結果，然后被那些試圖從中獲益的人操縱。”(26)盡管恐懼的這個社會構造觀點傾向于刺激對自身興趣的作用，在這個程度上恐懼企業(yè)家利用恐懼以便獲得一些直接的利益。它強調人類機構在制造恐懼方面的作用是對恐懼是天生的或者純粹心理上的特征的觀點的有用的反駁。

　　因此，恐懼的意義和經歷被文化和歷史因素不斷約束。比如，饑荒的歷史恐懼和今天的強大的肥胖恐懼就非常不同。(27)社會曾經把對上帝的恐懼或者對地獄的恐懼的意義和當今對環(huán)境污染或者癌癥的恐懼非常不同�？謶植⒉豢偸蔷哂胸撁嫫焚|。16世紀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認為恐懼是實現(xiàn)個人自我和文明社會所必不可少的東西。(28)對霍布斯等人來說，恐懼可以被看作對新事物和大變革的相當有道理的反應。對于個人來說，恐懼也不總是被看作負面的感情。正如戴維·帕金（David Parkin）在1986年的文章“對于恐懼的擔心”中指出的，到了19世紀的時候，恐懼的情感還與“尊重”“敬畏”“崇敬”聯(lián)系在一起。比如“敬畏上帝”在文化上受到稱贊和尊重的。相反，當今敬畏上帝的行為在當今流行的文化看來是非常不自然的。

　　事情進一步復雜化，因為被用來描述恐懼的詞匯和短語從文化和歷史上是具體的這樣一個事實。當今，我們討論恐懼是某些非具體的，分散的，密切聯(lián)系在個人的治療觀。在她2005年出版的關于恐懼文化史的研究中，喬安娜·布爾克（Joanna Bourke）指出最近的“把恐懼通過治療革命轉變成焦慮”的重要性。(29)關于“風險”的焦慮，或者感覺到“壓力”或者“創(chuàng)傷”或者“脆弱”非常清楚地顯示當今的個人化的治療詞匯影響到我們對恐懼的敏感性。

　　當代恐懼文化

　　在一場關于文化影響人口的辯論的重要文章中，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指出“人們對于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了多少文化這個問題上差別是很大的�！�(30)但是使用文化的行動本身，人們“學習了如何做或者成為某個種類的人�！�

　　斯威德勒指出這個“自我形成”連續(xù)呼吁更廣泛的文化的象征性資源。她注意到“通過象征經驗，人們學會欲望，情緒，思想習慣，和感情，沒有人能夠按她自己愿望創(chuàng)造出來的�！彼枷牒透星榈倪@些習慣影響個人認識自己經驗的方式，以及他們如何看待威脅，如何對威脅做出反應。正如諾貝特·埃利亞斯指出的，‘羞恥，戰(zhàn)爭恐懼，敬畏上帝，內疚，懲罰恐懼，喪失社會地位，被他自己感情沖動克服的人的自我恐懼的強度和形式取決于“他的社會的結構和他在這個結構中的命運�！�

　　威脅是通過文化觀協(xié)調的。今天文化的角色比從前時代更加強大。按照斯德芬妮·格魯普（Stefanie Grupp）在她的文章“恐懼文本的政治含義”中說，個人恐懼是通過媒體形成的，越來越少是直接經驗的結果�！�恐懼越來越少地被親身經歷，越來越多地在扭曲的和抽象的層次上感受到�！�她的結論說。她還暗示“一直存在著普遍的從讓人恐怖的生活到帶有讓人恐怖的媒體的生活的轉變�！�(31)

　　這個觀點得到阿什德的呼應，他說“大眾文化已經成為推動恐懼文本的主要因素。”(32)即使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好像也抓住了這個趨勢。在2001年10月的一次采訪中，當被問到“為什么西方媒體這么反人性，本拉登回答說‘因為它給歐洲和美國人的心理灌輸恐懼和無助的情感。”法學理論家克里斯托弗·古澤利安（Christopher Guzelian）說恐懼的這個間接方面是當今恐懼文化最顯著的特征。他相信‘美國電子時代’的大部分恐懼是傳遞給社會的‘風險信息’（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結果。他的結論是‘風險交流，而不是個人經驗造成了當今恐懼的一大部分�！�(33)

　　但是，當今恐懼的影響不能被作為媒體力量的直接結果。個別化的真正動力學意味著恐懼被破碎的原子化形式經歷。這就是為什么恐懼很少被作為集體的不安全感所經歷，這正是從前時代的特征。這種從集體恐懼到個人恐懼的轉變被南·埃林（Nan Elin）很好地抓住了，此人在1999年的書《后現(xiàn)代都市化》（Postmodern Urbanism）中說我們當今感受到的恐懼不再是“危險性種類”的恐懼了，而是恐懼已經“回到家里”，變成私人的東西了。(34)恐懼的敏感性被用孤立的方式內在化，比如作為犯罪恐懼，或者非常乏味的對生活總體上的“周圍的恐懼”（正如哈伯德描述的）。哈伯德說這是一種恐懼，“要求我們警惕地監(jiān)督我們生活的每一個乏味的瑣事，因為即使平凡的行為現(xiàn)在也被看作內在具有風險和危險性很大的事情。”(35)

　　低層次的恐懼和風險好像泛濫和抓住了人們的想象力。但是恐懼的更加個人化這個發(fā)展的真正意義是現(xiàn)在人們感受恐懼的高度個人化的，甚至風俗化的方式。正如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指出的，后現(xiàn)代性把現(xiàn)代性的恐懼私人化了�！�由于恐懼私人化，不剩下任何希望，人類理性及其在地球上的代表，將讓人類被人引導旅行，肯定最后進入一個安全的，讓人舒服的避難所�！�(36)

　　約翰·基恩（John Keane）讓人們注意到恐懼私人化的另外一個方面。也就是當今越來越明顯的傾向要把個人的恐懼轉變成公共的恐懼。恐懼私人化鼓勵對于自我的內化傾向。根據(jù)一項有趣的研究，當公眾人物被采訪關于他們面對的個人風險時，他們傾向于表達“危機，恐懼和焦慮作為自我產生的，個人問題，‘個人傳記’的產品�！�(37)

　　恐懼本身作為問題

　　關于當代風險意識的公眾辯論的經常性問題是當今社會是否比從前更可怕了。有些人相信當今的“恐懼嚴重性和本質”和過去的不同，因為“恐懼看來似乎無處不在”。(38)對于犯罪恐懼的研究主張日常生活中的恐懼一直在增加。在南·埃林看來:‘恐懼因素當然在增加，體現(xiàn)在上鎖的汽車，防盜門和安全系統(tǒng)的增加，所有年齡層和收入團體的門戶和安全社區(qū)的受歡迎程度，以及公共場所加強巡邏，更不要提新聞媒體傳遞的無休止的危險報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39)

　　但是，恐懼數(shù)量和強度的增加是很難測量的，因為恐懼的意義本身也是在不斷變化的。正如安德魯·托德（Andrew Tudor）指出的，這就是為什么‘簡單引證流傳在我們文化中恐懼的廣泛程度是不夠的�！�(40)托德說我們必須記住‘恐懼概念的后現(xiàn)代特征是獨特的，如果和其他時期和其他社會對比的話�！�認識當代恐懼的社會文化本質的起點是強調恐懼的本質和意義而不是其數(shù)量和程度。

　　恐懼常常被說成是當代社會的確定性文化心態(tài)。但是恐懼通過發(fā)布健康警告，風險管理，媒體故事等機構化不應該被解釋為恐懼數(shù)量增加的證據(jù)�；蛟S是，或許不是。我們也不能根據(jù)現(xiàn)在的證據(jù)得出結論人們比從前感受恐懼更強烈了。當今恐懼的重要角色只是說明它充當了我們用以解釋不同經驗的框架。

　　當代文化的恐懼顯著地位也顯示恐懼本身作為問題的。最近一些年，尤其是作為風險理論的結果，恐懼已經變成客體化。阿蘭·亨特（Alan Hunt）指出‘風險文本把焦慮變成客觀主義問題’(41)結果，恐懼越來越被看作自動的自發(fā)的問題，因此，恐懼變成超越具體指代內容的文本，被用來作為普遍的傾向。(42)

　　當代恐懼的一個獨特特征是它好像有個獨立的存在。在這方面，它和1940年和1950年討論和理解社會焦慮的方式相似。(43)但是當時的焦慮被看作彌漫在社會上的看不見的情緒，而當今的恐懼好像存在一個客觀的形式，清楚地作為社會問題辨認出來�？謶直旧�，而不是我們感到恐懼的事情成為我們時代的獨特問題。

　　從前，社會是把恐懼和清楚認定的威脅聯(lián)系在一起：恐懼死亡，恐懼某個具體的敵人，恐懼饑餓等。威脅被定義為恐懼的對象。問題不是恐懼的感情，而是我們感到恐懼的東西：死亡，疾病或者饑餓。今天，許多人認為恐懼這個感情本身就是威脅了。考慮一下恐懼犯罪的辯論吧�，F(xiàn)在的恐懼犯罪被看作嚴重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和犯罪的真實行為區(qū)分開來的。正如加蘭注意到的“犯罪恐懼已經被看作問題本身，和實際犯罪和懲處非常不同的。特殊的政策已經被開發(fā)出來旨在降低恐懼程度，而不是減少犯罪�！�(44)實際上，犯罪恐懼好像被認為是比犯罪本身更廣泛的問題。(45)

　　非常不清楚的是當統(tǒng)計數(shù)字指出犯罪恐懼增長或者減少時到底測量了什么。正如克里斯·哈勒（Chris Hale）建議的，被測量的東西好像不是犯罪恐懼而是別的東西，或許被稱為“現(xiàn)代生活的不安全感”或者“生活質量”或者“混亂的感覺”或者“都市不安”等準確。(46)

　　但是，這個試圖量化文化心態(tài)的過程意味著犯罪恐懼變得客觀化，因而獲得自身的力量。其客觀化可能變成“生活事實”，這個能幫助恐懼反應合法化，如果不是鼓勵恐懼的話。

　　當今，公共焦慮和關心被往往當作能夠影響人們的健康和幸福生活的物質因素來討論。當代醫(yī)療文化的許多人聲稱壓力和恐懼可能增加心臟病，癌癥和慢性肺病的風險。(47)在英國，通過手機進行的所謂健康影響的調查結論現(xiàn)在被認為是回應當代健康恐懼的模式，尤其是那些與環(huán)境健康有關的恐懼。移動電話獨立專家小組（The Independent Expert Group on Mobile Phones(IEGMP)“領先公共焦慮”結論是移動電話不對健康造成可知的健康威脅，但是認為焦慮被激起僅僅通過移動電話的存在本身，需要認真對待，因為公眾恐懼本身可能危害健康。(48)

　　人們對于健康的焦慮總是潛在地變成主要的問題。醫(yī)學社會學家費爾·斯特朗（Phil Strong）寫了關于“懷疑的傳染性”可能造成嚴重的公共衛(wèi)生問題。(49)但是，只是到了最近恐懼才被作為疾病的自動原因來討論。

　　當我們見證了恐懼的自動化后，問題就變成了不僅僅是什么造成了恐懼，而是恐懼的潛在消極后果是什么了。這可以導致集中在管理恐懼感情的策略上，為了抵消它們的破壞性影響，而不是集中在問題的根源上。如果人們擔心他們的健康處于危險中，那么這個恐懼常常被看作實際上對健康造成風險。(50)美國和英國的法律制度已經把這個恐懼觀點內在化了，法院在朝著賠償人們恐懼感情損失的方向走，即使在沒有看得見的實際威脅的時候。正如古澤利安注意到的，在過去“驚嚇”也就是對具體事件的反應，得到賠償，但是現(xiàn)在恐懼某些可怕的事情可能發(fā)生也被看作要求賠償?shù)睦碛伞?51)

　　恐懼自動化與風險作為獨立變量的觀點有關。當今的風險交流被這樣的觀點告訴了，“恐懼本身是風險，必須成為制訂風險管理政策的一部分�！�(52)恐懼轉變成為風險伴隨著把風險轉變?yōu)樨撁娼涷�。諸如“良好的風險”或者“值得冒的風險”引人注目地在當今辯論中缺席。風險甚至沒有被當作中性的東西，相反總是和期待人們感到恐懼的負面后果聯(lián)系起來。

　　通過風險管理，恐懼被制度化，恐懼反應被進一步鼓勵，和文化上的認可。

　　自由漂流和恐懼的原始特征

　　帕金抓住了當今恐懼的變幻無常。他說恐懼的概念發(fā)生了轉變，從‘包含尊敬’到‘原始的恐懼’。他描述前者是‘制度化控制的恐懼’，而‘原始的恐懼’具有自由漂流和無法預測的特點。(53)布爾克聲稱這個朝向更加‘模糊不清的焦慮狀態(tài)’是因為看得見的威脅減少為早期時代戰(zhàn)爭帶來的身體存在。(54)但是，正如我前文所說，恐懼私人化可能是當今恐懼這么隨意性和流動性的原因。

　　在當今社會，恐懼是難以預測的，自由流動的。它是容易消失的，常常因為不固定，沒有附著在任何具體的威脅上面。所以，恐懼當今可以自由地從一個問題轉移到另外一個問題，中間沒有任何隨機的邏輯上的聯(lián)系。當2002年6月南方浸禮會領袖杰里文斯（Reverend Jerry Vines）宣布穆罕默德是‘魔鬼纏身的戀童癖患者’，真主安拉帶領穆斯林進入恐怖主義，他不過是利用了恐懼敘述的自由流動特征。給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抓住了當今文化中的兩大恐懼因素：戀童癖和恐怖主義。(55)把戀童癖和恐怖主義隨意聯(lián)系起來就同時放大了兩者的讓人恐懼程度。同樣的，不斷宣稱這個那個颶風，水災或者其他自然災害是全球變暖的癥狀，影響人們的感受和對這些事件的恐懼。

　　當今恐懼有自由漂浮的動力學。它可以附著在各種各樣的事件和現(xiàn)象上。想象一下恐怖主義的恐懼。自從9-11之后，這個恐懼就不斷擴大幾乎涵蓋了現(xiàn)代生活的各個方面�！�公司必須重新考慮風險的定義，認真對待一年前科幻作家想象的場景的可能性’，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說。(56)9-11過后的5年里，從前被認為非常正常的危險已經變成了與恐怖分子活動有關的特別威脅。所以我們不再擔心核電站造成的日常的危險，我們還擔心它被恐怖分子用來作為對付我們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

　　人生越來越多的領域被看作恐怖分子的目標的事實，建筑物，電站，經濟等，與恐怖分子增長的能力沒有多少關系，相反，它反映了關于恐懼和恐怖活動的相互競爭聳人聽聞的勢頭。

　　今天的自由漂浮的恐懼被對于變化和不確定性感到緊張的文化所維持，這個文化不斷預測最糟糕的可能后果。這種我和其他人稱之為“恐懼文化”傾向于把人類經驗和行為看作對我們的安全造成潛在風險的事情。因此，任何一個可以想象到的經驗都被改變成為需要管理的風險。加蘭寫到“風險的上升”，也就是風險文本和風險文獻的爆炸性增長。他注意到這些文獻之間的聯(lián)系除了“風險”這個字外沒有別的任何東西。(57)

　　風險把本來沒有聯(lián)系的經驗結合在一起的事實本身突出說明了當今人們情緒的不穩(wěn)定�？謶�，像風險一樣，已經成為想當然的概念，甚至是一種表達困惑和疑問的文化矯情。對于法國社會理論家弗朗索瓦·艾華德（Francois Ewald）來說，讓人恐懼的和預防性的文化的興起獲得了“因果關系的危機”的加強和支持，對待行為和影響之間關系的不確定性的感受。艾華德說預防行為制度化“鼓勵人們考慮最壞的假設（被認為是嚴重的和無可挽回的后果）在任何正式的決定中）”這種通過恐懼的棱鏡看待不確定性的趨勢，因而預測最糟糕的可能后果的情況可以被理解為“因果關系的危機”。

　　庫特·瑞茲勒（Kurt Riezler）在研究恐懼心理的初期嘗試中，類似地注意到因果關系的觀念對于人們對威脅做出反映的方式上的影響。“以前被認為是想當然的，現(xiàn)在被認為受到威脅了”就是瑞茲勒描述‘起因被不可救藥地糾纏住的情景�！�(58)

　　因果關系的問題與人們試圖解釋不幸災難的方式有關。諸如“是否因為上帝？”“還是因為自然？”“還是人類自身錯誤？”等問題對于我們如何理解災難，如何對付災難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因果關系的困惑容易造成猜想，流言和相互猜忌。結果，事件常常表現(xiàn)出難以理解的色彩，好像是人類無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脆弱性的新身份

　　涂爾干（Durkheim）早就說過“我們恐懼誰，恐懼什么，我們如何表達我們的恐懼，如何采取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是什么樣的人�！�(59)

　　今天，恐懼自動化對于我們如何看待和理解自我的身份有重要的含義。我們成為沒有具體內容的威脅的對象的想法產生了普遍“處于風險之中”的概念。這個“處于風險之中”的類別的出現(xiàn)割裂了個人行為和危險可能性之間的傳統(tǒng)聯(lián)系。(60)“處于風險中”不再僅僅是你遭遇危險的可能性，而且是關于你是什么樣的人的問題�！疤幱陲L險中”已經成為個人的固定屬性，就像你的手腳的尺寸一樣。政府官員常常把整群的人歸結為處于風險中的一類人。

　　處于風險中的概念鼓勵了我們稱之為“讓人恐懼的主觀性”的出現(xiàn)。按照尤爾里奇·貝克(Ulrich Beck)的說法，‘風險社會發(fā)起的運動表現(xiàn)在“我害怕”這句話上。因此貝克說‘焦慮的共同性取代了需要的共同性’,在此過程中，恐懼成為影響和形成我們身份認同的東西。

　　處于風險中顯然給予個人消極的和缺乏獨立性的角色。越來越多的，有人被確定為處于風險中就被看作永遠處于脆弱性的狀態(tài)。這告訴我們如何看待我們面臨的威脅。作為比喻，脆弱性表達了社會缺乏對付變化，做出選擇或者克服困難所需要的感情和心理資源。

　　‘脆弱性’現(xiàn)在被看作多數(shù)人的自然狀態(tài)。作為標簽，它被用來描述社會中的整個全體。官員和社區(qū)團體現(xiàn)在常常使用最近創(chuàng)造的概念‘脆弱團體’。脆弱團體的概念并不意味著心理學上最痛苦的人或者經濟上拮據(jù)的少數(shù)民族。相反，我們每個人都在這個或那個方面被看作脆弱的人。最著名的是兒童，顯然被看作脆弱的人�！按嗳鮾和�”概念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多數(shù)文獻里，這個概念被看作兒童時代‘相對來說不言自明的共存關系，根本不需要正式的說明’，‘兒童被看作脆弱的個人，不管是從生理上還是不成熟的其他方面來看都是如此。’而且，這種脆弱狀態(tài)被作為內在本質來描述。它是“被認為個人的基本屬性，兒童身份和人格的基本特征，可以從他們的想法和行動中辨認出來，或者通過他們的外貌看出來�！�(61)

　　不是只有兒童被定義為脆弱的群體。女人，老人，少數(shù)民族，殘疾人，窮人等都是如此。實際上，如果把專家和政策制訂者確定的脆弱群體全部加起來，就構成全體人口中的100%了。

　　脆弱性意識深深扎根于當今的人們心里，很容易忽略這樣一個事實：相對來說它是最近才出現(xiàn)的概念。‘脆弱團體’首次使用是在1980年代，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把兒童的問題通過脆弱性的比喻來框架的趨勢首次出現(xiàn)在80年代，但是實際上在90年代才真正興起。(62)研究成果的作者調查了主要的參考文獻數(shù)據(jù)庫BIDS,發(fā)現(xiàn)在1986年到1998年超過800篇文章是關于脆弱性和兒童之間關系的。作者說‘盡管這個階段的前4年每年脆弱性和兒童關系的文章不足10篇，但是從90年代以后，都有大幅度增長每年超過150篇�！�他們相信這個數(shù)字低估了采用脆弱性討論兒童問題的趨勢，因為它沒有考慮到關于這個話題的非學術界的文獻。

　　對于報紙數(shù)據(jù)庫（LexisNexis）的調查證明了學術研究的研究成果。它顯示‘脆弱團體’是新近創(chuàng)造的術語。《紐約時報》的分析文章顯示這個詞匯在1980年代首次使用，在1973年到1979年期間該報的文章中沒有提到脆弱團體的術語。同樣的情況也出現(xiàn)在英國。在1980年代中期前，‘脆弱團體’的說法很少使用。它被廣泛使用是在1985年到1987年。

　　更有意義的是，1980年代末期‘脆弱的’開始被用來指人的內在身份。脆弱性不再被看作來自具體事件中的東西，比如貧窮，而是被看作個人的內在品質。這個轉變被新出現(xiàn)的“脆弱者”抓住了。人們在很多問題上是脆弱的這個想法轉變成使用“脆弱者”這個名詞體現(xiàn)了當今時代使用v-word增長所表現(xiàn)出來的無助感和脆弱性意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脆弱性成為一種思想狀態(tài)，而不是具體威脅的關系的描述。

　　脆弱性作為身份的出現(xiàn)與前文談到的首次出現(xiàn)在1980年代的恐懼客觀化有關。突出的威脅和風險意識是“被作為意料之外的脆弱性的折磨來經歷的，”艾華德說。他的說法“脆弱這個術語是新創(chuàng)造出來的”對認識當前恐懼身份非常重要。從這點往后，恐懼不再是感情，也成為身份構造的重要組成部分了。國際勞工聯(lián)盟的一個報告非常好地抓住了這點，它警告“工作車間的恐懼”。報告的作者之一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說“除非工作車間的恐懼被徹底改變，否則脆弱的人將變得更加脆弱�！�(63)這里我們看到即使工會的支持者自我意識到地把其成員描述為“脆弱者”。

　　通過脆弱性的概念，恐懼意識開始被看作存在的正常狀態(tài)。人們主觀性的這個泄氣地位的反面是外在力量對個人自我的威脅的鼓氣。在當今的公共辯論中，個人的所謂脆弱性和無力感與我們面對的挑戰(zhàn)的可怕威力形成強烈的反差。通過不斷夸大人類面臨的風險，污染，全球變暖，災難性流感，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各種健康威脅，甚至個人選擇的局限性好像都被當今不確定性所無情控制了。

　　脆弱性的身份是恐懼自動化的反面。

　　結論

　　從社會學上正確理解恐懼要求對這個感情通過當今文化世界觀傳播的方式更進一步的研究。我們必須處理不僅是恐懼的感情，以及引起恐懼反應的威脅，而且是造成讓人恐懼的主題的因果關系危機。正如前文所說，21世紀恐懼文化越來越被作為本身的力量而正�；�。在這樣的情況下，恐懼成為人們用來認識世界和對世界做出反應的工具。

　　這個觀點和美國前總統(tǒng)羅斯福在1933年就職演說中的名言“除了恐懼本身什么都不足懼”實在有天壤之別。羅斯福盡力向公眾保證把恐懼的影響降低到最小是可能的，必要的。他對未來有個積極向上的展望，一個自信的社會將把恐懼放在一個合適的地方。但是今天，政治家們更可能勸告公眾對什么事到要恐懼，包括恐懼本身。

　　原文注釋：

　�。�1）May, R. (1950) The Meaning of Anxiety,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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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自：“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the ‘culture of fear’ itself”by Frank Furedi

　　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article/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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